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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尔维娅·普拉斯是美国自由派诗歌代表人物之一，本文通过介绍其后期作品《蜜蜂组诗》，浅谈了她笔下的“蜜蜂”式女性世界，在分析其创作脉络和创作风格的基础上，讨论了普拉斯对于女性世界的关注和对女性处境的同情与忧虑。
关键词：西尔维娅·普拉斯 蜜蜂组诗 女性世界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1962年2月11日清晨，西尔维娅·普拉斯为孩子们准备了早餐之后，拧开煤气自杀身亡。作为自白派中最有才华最年轻也是最早自杀的女性诗人，她的死引起了媒体对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进一步关注，当然的，人们也会把她的作品与女权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从笔者的视角来看，这种“相关”是自发的无助的甚至是具有深切孤独性的。《蜜蜂组诗》虽然不是万千读者最关注的普拉斯的诗歌作品，却可以帮助读者从她惯常的家庭诗（Domestic Poetry）写作形式中，读出这种有特色的“蜜蜂”式女性风格表达的端倪。
《蜜蜂组诗》包括《养蜂集会》（The Bee Meeting）、《蜂箱送到》（The Arrival of the Bee Box）、《蜂蜇》（Stings）、《蜂群》（The Swarm）以及《饲养蜜蜂过冬》（Wintering）五首。该组诗完成于她和丈夫——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离婚之后，并最终收录于特德整理出版的她最有影响力的诗集《爱丽尔》（Ariel）。伴随着这部诗集的成功，普拉斯的艺术才华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更多的评论者企图从她后期作品中探究她与特德·休斯的婚姻关系，以期进一步找到她自杀的情感证据以及性格渊源，这些评论者当中，也包括了她曾经深爱的丈夫。组诗完成之后，普拉斯曾致信她的母亲，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天才的作家，我正在完成我一生中最好的诗。”由此可见，作者本身对于这组诗的情有独钟。从整体风格来看，这组诗体现了普拉斯在诗风上由激烈、极端的自我毁灭式风格最后转向一种平静且充满希望的新美学风味，也正是由于这样，包括特德·休斯都如此评价道：“与此同时，她的诗歌却在暗中减轻对抗。很多诗保留下来，或许由于她每写成一首短诗，那抽筋似的努力都打破了一些诡谲的界限。那些诗名副其实，完全比得上已经被刊发的。但她清楚，这并不是她所愿。”然而我们不难看出，特德·休斯是不能真正理解普拉斯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整理《爱丽尔》的时候，把《蜜蜂组诗》放在了诗集的中间部分，而没有按照诗人的本意，放在诗集末尾作为压轴之作，普拉斯自己的安排寓意十分明显，就是要熬过“属于女人的冬天”（《饲养蜜蜂过冬》），接着步入来年春天的温暖。但在1965年出版于英国和一年之后出版于美国的这个诗集中，读者并没有看到按照普拉斯的意愿编排的顺序，他把她描写自杀的几首诗放在诗集的最后，用以表明诗人的自杀和她的这些诗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评论界的某种风潮。
在《蜜蜂组诗》中，诗人一如既往地将生活与经历的痕迹表达在了诗歌里。普拉斯的父亲奥托是一位知名的昆虫学家，著有《大黄蜂及其生活方式》一书。所以在幼年的普拉斯看来，她的父亲是一位精于养蜂的“养蜂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蜜蜂”成为之后诗人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意象之一。而真正接触蜜蜂的机会，则来自她与特德·休斯新婚后结识的邻人养蜂者。在《养蜂集会》一首中，普拉斯写道：
“现在他们给我戴一顶时髦的白色意大利草帽/一块黑面纱配我的脸，把我造就成他们的一员/领我走向修剪整齐的树林，排成一圈的蜂箱。”
这样看似平和甚至是田园的描写穿插于诗歌中，让我们读出诗人在回首往事时的矛盾心理，有刻骨的孤独，也有那些明媚如春的希冀。
在组诗的五首诗歌中，诗人的叙述和抒发角度也是一直在变化的。《养蜂集会》中的“我”，仅作为一个蜜蜂的初识者以及养蜂的门外汉，她初来乍到，并发出质询，“在桥头迎接我的这些人，是谁？是同村居民/教区长、产婆、教堂司事、蜜蜂代理商。”这些迎接者分别象征了婚姻、生育和死亡，这几乎包含了普拉斯生活中可能的全部，对于此，她是无力抵挡的，“身穿无袖连衣裙，我无遮无挡/而他们都戴手套、穿防护服，为何没人告诉我？”“我像鸡脖子一样赤裸，难道没人爱我？”他们在微笑着点头，而“蜜蜂们嗅不到我的恐惧、我的恐惧、我的恐惧。”这种恐惧的表达意象，普拉斯又寄托在一个“黑衣人”身上。而这个黑衣人，则是综合了普拉斯生活中的多个男人形象——祖父、父亲和丈夫。在她之前的诗歌《黑衣人》（The Man in Black）中，“而你/从这些白色的石头/之间，迈步走出，穿着/无光泽的黑大衣，黑鞋/黑头发，最后你站定/像远处岛尖上那不动的/漩涡，把石头，天空/把一切铆固在一起”，这样的对于禁锢的恐惧，从侧面表达了普拉斯女权思维的萌芽以及侧面的表达。这种“铆固”在她看来是窒息的不可接受的，却也是无法挣脱和超越的东西。如果说从诗人的名作《巨神像》（The Colossus）中，我们读到了她对父亲的挚爱与敬仰——“父亲啊/你的一切/像古罗马广场一样简洁而具历史感”，而现在《蜜蜂组诗》中的黑衣人，除了恐惧，再也不会让诗人感到任何的神圣与庄严了。“他们的微笑与嗓音一直在变/我被领着穿过一片豆田”，这种变幻不定和无法自主的东西让诗人感到了焦虑，从较高层次上来看，我们能够读到诗人对于当时的女性世界尚不理想的生活秩序的某种担忧和关注，这种对于整体的关注以及对于个体处境的同情交织在她后期的诗歌里。
《养蜂集会》是对诗人之前生活的写照，也同时准确表达了她创作时的精神状态。无论在生活、写作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之前的普拉斯都受到了自己周围男性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她在解释这种影响的时候说，“我嫉妒男人的积极主动性，嫉妒男人的自由：既有事业又有性和家庭生活，然而一旦进入婚姻，家庭就成为女性世界的全部……”这种嫉妒也暗含了某种渴望，她渴望摆脱男人的控制，但又无法确定自己声音的分量。《蜂箱送到》一诗中，“我”已经成为了“养蜂人”，而她与蜜蜂世界的关系，依然不是完全融入的，她和它们，依靠一个“蜂箱”隔离，“蜂箱”在这里被作者赋予的象征意义，恐怕就是她眼中女性主宰的社会，一个彻底排除男性权力的社会，统治者为雌蜂，工蜂与雌蜂交配之后都要死去，“箱子锁着/它很危险/没有窗子，所以我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只有一个小小的栅格，没有出口”，这样的“蜂箱”，在诗人眼中也是充满了未知因素。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吗？当然不是。因为诗人紧接着又说，“我如何才能把它们放出去？/最令我抓狂的是那噪音/那么多听不清的音节/好像一群罗马愚民/单个地看，很小，可是聚集一起，天呐！”这是无奈，也是一种不满。“箱子，只是暂时的”——诗歌最后的这一句，让我们看到了普拉斯的落寞与忧郁，也看到了她对身边女性世界的严重不满意。生活里与诗人最亲近的女性当然是她的母亲，在《令人不安的缪司》（The Disquieting Muses）和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母亲的形象是给女儿带来压抑的形象，而母亲温暖美好的教育也成为女儿理想最终幻灭的缘由之一；同时，与丈夫特德·休斯关系密切的女性也成为普拉斯发泄愤怒和不满的对象，比如休斯的姐姐和后来与休斯同居的女友。对于后者，普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与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已嫁过两个丈夫，她多次堕胎，已经不能再生孩子了。她正是我要摈弃的那类不孕女人中的一份子。”综合来看，普拉斯对男权世界已不抱任何幻想，她也不是女性世界的绝对支持者。这样的处境令女诗人无处藏身。 于是，到了后来的《蜂蜇》一诗，诗中的角色定位是近乎混乱的，有“养蜂人”、“工蜂”和“蜂后”，诗人认同于哪一个呢？本诗主题可说是压迫与解放以及死亡仪式。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或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的批评都倾向于对主题进行如此阐释。“我空手，搬递蜂窝/那白衣男人微笑着，空手/我们的粗布护手整洁可爱/手腕处的开口是百合怒放。”这是看似和谐的“养蜂人”之间的关系，然而紧接着诗人又说，“他与我之间/有一千个干净的蜂巢相隔”，这种陌生和距离感又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她与丈夫的关系；“我站到有翅膀的/毫不神奇的女性纵队里/蜜的苦力/我可不是苦力/尽管多年来我吃的是尘土/用我的浓发擦干餐盘。”——这里从“工蜂”角度叙述的抗争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绝对的且充满执拗的表达；而在诗歌后段诗人从“蜂后”角度的表达，更是将诗歌推向了高潮，“她们是否嫉恨我/这些只会忙忙躁躁的女人/她们的新闻只是绽开的樱桃与苜蓿？”蜂后是衰老而脆弱的，新的处女蜂会推翻她取代她。这样的三种角度都是无奈而充满了孤独感的选择。现实中的蜜蜂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众多动物王国的一员，处在其它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的包围之中，而现实中普拉斯的世界也是如此，婚姻之后，她要面临自己不佳的健康状况、照顾新生儿的不眠之夜、对丈夫不忠的不断怀疑以及自己苦痛的写作计划，多重角色都让她无法继续负担，她的蜜蜂世界的孔洞也日益增大，直到最后的瓦解。
如果说《蜂蜇》一首是整个《蜜蜂组诗》的高潮，那么诗人真正的觉醒和有力量的表达，是体现在《蜂群》这首诗中的。“有人正在我们小镇射猎什么——/沉闷的枪声响彻周日的街道/妒忌能大开血戒/它能制造黑色玫瑰/他们瞄准何人射击？”这是超越了个人感受之外的诗句，诗人期望能与蜜蜂世界里的其他女性成员完成某种沟通，是呼吁也是警告。“砰！砰！它们应声而落/分崩离析，落向一簇常青藤。”——这是可能的命运，更是作者在用生命发出的呼告，要警惕这个“蜜蜂”式女性世界的分崩离析，普拉斯在这个时候，已经跳出小我，将个人的情感命运与整体的情感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饲养蜜蜂过冬》作为整组诗的收尾，在表达上趋于了平静。这是一种寄托了某种希望的反思。“这个时节，蜜蜂必须撑下去——它们/如此迟缓，我几乎认不出它们/士兵似地列队/向糖浆罐移动/索赔我取自它们的蜜。”“冬季，属于女人/那位妇人，静静地织着毛线/在西班牙胡桃木的摇篮旁/身体是寒冷中的球茎，喑哑得不能思索。”过冬的时候，蜜蜂世界里不再有忙碌。诗人养蜂收获的蜂蜜，被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中间，对蜜蜂们而言，现在是坚持下去的时候。寒冷近临，“它们聚成一大团/黑色头脑对抗着所有的白。”这些都是温暖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望，距离来年的春天，到底有多么遥远呢？
普拉斯深切地了解，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蜜蜂”式的女性世界若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与解放，需走一条艰难而漫长之路。春天暂时还只能“体味”，尚不能充满乐观地去“迎接”，《蜜蜂组诗》的表达，既有冷静的质询，也有激烈的斗争；既有理性的反思，也有超越个人的呼吁；既有温暖的探访，也有犀利的讽喻。她说的话，不仅仅是给自己听或是给周围的人听，她在对整个女性世界进行着体验和关注。虽然她的女权主义尚不自觉且充满了消极意味，然而我们却能从她孤独的空洞状呐喊中听到一个瘦弱的歌者那倔强的呼告——女性世界里的绝对支撑，还是来自女性自身。
参考文献：
[1] Steven Gould Axelrod,Sylvia Plath:The Wound and the Cure of Word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2] Susan R.Van Dyne,Revising Life:Sylvia Plath''s Ariel Poems[M],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
[3] 丁珊珊：《女性写作和西尔维亚·普拉斯》，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4] 李嘉娜：《西尔维亚·普拉斯：用生命锻造黑色艺术》，《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 林玉鹏：《西尔维亚·普拉斯诗中的生命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储艳，女，1978—，安徽淮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英语教育，工作单位：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西尔维娅·普拉斯 蜜蜂组诗 女性世界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1962年2月11日清晨，西尔维娅·普拉斯为孩子们准备了早餐之后，拧开煤气自杀身亡。作为自白派中最有才华最年轻也是最早自杀的女性诗人，她的死引起了媒体对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进一步关注，当然的，人们也会把她的作品与女权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从笔者的视角来看，这种“相关”是自发的无助的甚至是具有深切孤独性的。《蜜蜂组诗》虽然不是万千读者最关注的普拉斯的诗歌作品，却可以帮助读者从她惯常的家庭诗（Domestic Poetry）写作形式中，读出这种有特色的“蜜蜂”式女性风格表达的端倪。
《蜜蜂组诗》包括《养蜂集会》（The Bee Meeting）、《蜂箱送到》（The Arrival of the Bee Box）、《蜂蜇》（Stings）、《蜂群》（The Swarm）以及《饲养蜜蜂过冬》（Wintering）五首。该组诗完成于她和丈夫——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离婚之后，并最终收录于特德整理出版的她最有影响力的诗集《爱丽尔》（Ariel）。伴随着这部诗集的成功，普拉斯的艺术才华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更多的评论者企图从她后期作品中探究她与特德·休斯的婚姻关系，以期进一步找到她自杀的情感证据以及性格渊源，这些评论者当中，也包括了她曾经深爱的丈夫。组诗完成之后，普拉斯曾致信她的母亲，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天才的作家，我正在完成我一生中最好的诗。”由此可见，作者本身对于这组诗的情有独钟。从整体风格来看，这组诗体现了普拉斯在诗风上由激烈、极端的自我毁灭式风格最后转向一种平静且充满希望的新美学风味，也正是由于这样，包括特德·休斯都如此评价道：“与此同时，她的诗歌却在暗中减轻对抗。很多诗保留下来，或许由于她每写成一首短诗，那抽筋似的努力都打破了一些诡谲的界限。那些诗名副其实，完全比得上已经被刊发的。但她清楚，这并不是她所愿。”然而我们不难看出，特德·休斯是不能真正理解普拉斯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整理《爱丽尔》的时候，把《蜜蜂组诗》放在了诗集的中间部分，而没有按照诗人的本意，放在诗集末尾作为压轴之作，普拉斯自己的安排寓意十分明显，就是要熬过“属于女人的冬天”（《饲养蜜蜂过冬》），接着步入来年春天的温暖。但在1965年出版于英国和一年之后出版于美国的这个诗集中，读者并没有看到按照普拉斯的意愿编排的顺序，他把她描写自杀的几首诗放在诗集的最后，用以表明诗人的自杀和她的这些诗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评论界的某种风潮。
在《蜜蜂组诗》中，诗人一如既往地将生活与经历的痕迹表达在了诗歌里。普拉斯的父亲奥托是一位知名的昆虫学家，著有《大黄蜂及其生活方式》一书。所以在幼年的普拉斯看来，她的父亲是一位精于养蜂的“养蜂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蜜蜂”成为之后诗人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意象之一。而真正接触蜜蜂的机会，则来自她与特德·休斯新婚后结识的邻人养蜂者。在《养蜂集会》一首中，普拉斯写道：
“现在他们给我戴一顶时髦的白色意大利草帽/一块黑面纱配我的脸，把我造就成他们的一员/领我走向修剪整齐的树林，排成一圈的蜂箱。”
这样看似平和甚至是田园的描写穿插于诗歌中，让我们读出诗人在回首往事时的矛盾心理，有刻骨的孤独，也有那些明媚如春的希冀。
在组诗的五首诗歌中，诗人的叙述和抒发角度也是一直在变化的。《养蜂集会》中的“我”，仅作为一个蜜蜂的初识者以及养蜂的门外汉，她初来乍到，并发出质询，“在桥头迎接我的这些人，是谁？是同村居民/教区长、产婆、教堂司事、蜜蜂代理商。”这些迎接者分别象征了婚姻、生育和死亡，这几乎包含了普拉斯生活中可能的全部，对于此，她是无力抵挡的，“身穿无袖连衣裙，我无遮无挡/而他们都戴手套、穿防护服，为何没人告诉我？”“我像鸡脖子一样赤裸，难道没人爱我？”他们在微笑着点头，而“蜜蜂们嗅不到我的恐惧、我的恐惧、我的恐惧。”这种恐惧的表达意象，普拉斯又寄托在一个“黑衣人”身上。而这个黑衣人，则是综合了普拉斯生活中的多个男人形象——祖父、父亲和丈夫。在她之前的诗歌《黑衣人》（The Man in Black）中，“而你/从这些白色的石头/之间，迈步走出，穿着/无光泽的黑大衣，黑鞋/黑头发，最后你站定/像远处岛尖上那不动的/漩涡，把石头，天空/把一切铆固在一起”，这样的对于禁锢的恐惧，从侧面表达了普拉斯女权思维的萌芽以及侧面的表达。这种“铆固”在她看来是窒息的不可接受的，却也是无法挣脱和超越的东西。如果说从诗人的名作《巨神像》（The Colossus）中，我们读到了她对父亲的挚爱与敬仰——“父亲啊/你的一切/像古罗马广场一样简洁而具历史感”，而现在《蜜蜂组诗》中的黑衣人，除了恐惧，再也不会让诗人感到任何的神圣与庄严了。“他们的微笑与嗓音一直在变/我被领着穿过一片豆田”，这种变幻不定和无法自主的东西让诗人感到了焦虑，从较高层次上来看，我们能够读到诗人对于当时的女性世界尚不理想的生活秩序的某种担忧和关注，这种对于整体的关注以及对于个体处境的同情交织在她后期的诗歌里。
《养蜂集会》是对诗人之前生活的写照，也同时准确表达了她创作时的精神状态。无论在生活、写作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之前的普拉斯都受到了自己周围男性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她在解释这种影响的时候说，“我嫉妒男人的积极主动性，嫉妒男人的自由：既有事业又有性和家庭生活，然而一旦进入婚姻，家庭就成为女性世界的全部……”这种嫉妒也暗含了某种渴望，她渴望摆脱男人的控制，但又无法确定自己声音的分量。《蜂箱送到》一诗中，“我”已经成为了“养蜂人”，而她与蜜蜂世界的关系，依然不是完全融入的，她和它们，依靠一个“蜂箱”隔离，“蜂箱”在这里被作者赋予的象征意义，恐怕就是她眼中女性主宰的社会，一个彻底排除男性权力的社会，统治者为雌蜂，工蜂与雌蜂交配之后都要死去，“箱子锁着/它很危险/没有窗子，所以我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只有一个小小的栅格，没有出口”，这样的“蜂箱”，在诗人眼中也是充满了未知因素。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吗？当然不是。因为诗人紧接着又说，“我如何才能把它们放出去？/最令我抓狂的是那噪音/那么多听不清的音节/好像一群罗马愚民/单个地看，很小，可是聚集一起，天呐！”这是无奈，也是一种不满。“箱子，只是暂时的”——诗歌最后的这一句，让我们看到了普拉斯的落寞与忧郁，也看到了她对身边女性世界的严重不满意。生活里与诗人最亲近的女性当然是她的母亲，在《令人不安的缪司》（The Disquieting Muses）和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母亲的形象是给女儿带来压抑的形象，而母亲温暖美好的教育也成为女儿理想最终幻灭的缘由之一；同时，与丈夫特德·休斯关系密切的女性也成为普拉斯发泄愤怒和不满的对象，比如休斯的姐姐和后来与休斯同居的女友。对于后者，普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与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已嫁过两个丈夫，她多次堕胎，已经不能再生孩子了。她正是我要摈弃的那类不孕女人中的一份子。”综合来看，普拉斯对男权世界已不抱任何幻想，她也不是女性世界的绝对支持者。这样的处境令女诗人无处藏身。 于是，到了后来的《蜂蜇》一诗，诗中的角色定位是近乎混乱的，有“养蜂人”、“工蜂”和“蜂后”，诗人认同于哪一个呢？本诗主题可说是压迫与解放以及死亡仪式。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或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的批评都倾向于对主题进行如此阐释。“我空手，搬递蜂窝/那白衣男人微笑着，空手/我们的粗布护手整洁可爱/手腕处的开口是百合怒放。”这是看似和谐的“养蜂人”之间的关系，然而紧接着诗人又说，“他与我之间/有一千个干净的蜂巢相隔”，这种陌生和距离感又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她与丈夫的关系；“我站到有翅膀的/毫不神奇的女性纵队里/蜜的苦力/我可不是苦力/尽管多年来我吃的是尘土/用我的浓发擦干餐盘。”——这里从“工蜂”角度叙述的抗争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绝对的且充满执拗的表达；而在诗歌后段诗人从“蜂后”角度的表达，更是将诗歌推向了高潮，“她们是否嫉恨我/这些只会忙忙躁躁的女人/她们的新闻只是绽开的樱桃与苜蓿？”蜂后是衰老而脆弱的，新的处女蜂会推翻她取代她。这样的三种角度都是无奈而充满了孤独感的选择。现实中的蜜蜂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众多动物王国的一员，处在其它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的包围之中，而现实中普拉斯的世界也是如此，婚姻之后，她要面临自己不佳的健康状况、照顾新生儿的不眠之夜、对丈夫不忠的不断怀疑以及自己苦痛的写作计划，多重角色都让她无法继续负担，她的蜜蜂世界的孔洞也日益增大，直到最后的瓦解。
如果说《蜂蜇》一首是整个《蜜蜂组诗》的高潮，那么诗人真正的觉醒和有力量的表达，是体现在《蜂群》这首诗中的。“有人正在我们小镇射猎什么——/沉闷的枪声响彻周日的街道/妒忌能大开血戒/它能制造黑色玫瑰/他们瞄准何人射击？”这是超越了个人感受之外的诗句，诗人期望能与蜜蜂世界里的其他女性成员完成某种沟通，是呼吁也是警告。“砰！砰！它们应声而落/分崩离析，落向一簇常青藤。”——这是可能的命运，更是作者在用生命发出的呼告，要警惕这个“蜜蜂”式女性世界的分崩离析，普拉斯在这个时候，已经跳出小我，将个人的情感命运与整体的情感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饲养蜜蜂过冬》作为整组诗的收尾，在表达上趋于了平静。这是一种寄托了某种希望的反思。“这个时节，蜜蜂必须撑下去——它们/如此迟缓，我几乎认不出它们/士兵似地列队/向糖浆罐移动/索赔我取自它们的蜜。”“冬季，属于女人/那位妇人，静静地织着毛线/在西班牙胡桃木的摇篮旁/身体是寒冷中的球茎，喑哑得不能思索。”过冬的时候，蜜蜂世界里不再有忙碌。诗人养蜂收获的蜂蜜，被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中间，对蜜蜂们而言，现在是坚持下去的时候。寒冷近临，“它们聚成一大团/黑色头脑对抗着所有的白。”这些都是温暖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望，距离来年的春天，到底有多么遥远呢？
普拉斯深切地了解，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蜜蜂”式的女性世界若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与解放，需走一条艰难而漫长之路。春天暂时还只能“体味”，尚不能充满乐观地去“迎接”，《蜜蜂组诗》的表达，既有冷静的质询，也有激烈的斗争；既有理性的反思，也有超越个人的呼吁；既有温暖的探访，也有犀利的讽喻。她说的话，不仅仅是给自己听或是给周围的人听，她在对整个女性世界进行着体验和关注。虽然她的女权主义尚不自觉且充满了消极意味，然而我们却能从她孤独的空洞状呐喊中听到一个瘦弱的歌者那倔强的呼告——女性世界里的绝对支撑，还是来自女性自身。
参考文献：
[1] Steven Gould Axelrod,Sylvia Plath:The Wound and the Cure of Word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2] Susan R.Van Dyne,Revising Life:Sylvia Plath''s Ariel Poems[M],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
[3] 丁珊珊：《女性写作和西尔维亚·普拉斯》，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4] 李嘉娜：《西尔维亚·普拉斯：用生命锻造黑色艺术》，《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 林玉鹏：《西尔维亚·普拉斯诗中的生命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储艳，女，1978—，安徽淮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英语教育，工作单位：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