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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不同材料铸成的活宁，以这些活字印成书，就是活字本。不同活字本之间的区分是根据它们所用的不同材料。据文献记载，金属活宁曾有铜、锡、铅，非金属的有术、瓷，泥等等。
铅活字现在最普遍，这百多年间印的书都是铅印的。但是有许多人一直以为，现代印刷用的活字，是19世纪时，西洋传教士飘洋过海带到中国来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从文献上看，我国明朝弘治末年就已铸铅为字。清道光问的文献也记载有人一直铸铜、铅为活字用来印书。但可惜的是，没有实物留传下来，只见于文献记载。
锡活字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宋末元初，即有人铸锡为活字用来印书。但由于那时没有生产出好的油墨配合，所以常常将书印坏。明代也有锡活字的有关记载。到了近代，大约是道光时，有个美国人叫卫三畏，据他记载，广东佛山有位姓唐的人，铸造锡活字用来印彩票。后来又印了一部大书，即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共一百二十大册。卫三畏与姓唐的人有来往，还得到他的一些锡活字，所记应该是可靠的。但此书不知何处有藏，也属实物未见。
瓷活字古人写作“磁”，这种用瓷活字排印的书，实物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铸字的人是位山东人，叫做徐志定，雍正元年中过举，还做过知县。康熙末年他造了瓷活字，用来印了同乡张尔歧的两部书，一部《周易说略》，一部《蒿庵闲话》。前者藏中国书店，后者藏北京图书馆。前者无锡图书馆也藏有一部。
泥活字的有关记载，最早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文中详细记下了宋代毕升如何铸造泥活字并用来印书。但此后文献上就很少有关泥活字的记载。一直到了清道光十年，苏州人李瑶在杭州借钱印书，书名是《南疆绎史勘本》，只印了八十部。此书封页背后有“仿宋胶泥板印法”一行文字，凡例中也说明这书是按照毕升活字法排版造成。第二年，李瑶又用泥活字印了一部他自己编辑的书，《校补金石例四种》。
差不多与李瑶同时，有安徽泾县人翟金生造泥活字，他用泥活字印成的书有《泥板试印初稿》，薄薄只有六十四页一小册。又印有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初集》五册，还印有《水东翟氏宗谱》。这三种书流传到了今天，但极其稀见，谁有一部，可称宝中之宝。总而言之，这些活字版，不是未见实物就是实物稀少。传到今天还有较多实物的活字本，主要是铜活字和木活字。
铜活字印书始于明代华燧的会通馆。大概是弘治三年，他首次用铜活字印成《宋诸臣奏议》五十册，印的质量较差，第一次，也难免。但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他先后大约印了十四种书，每本书的中缝下端印着“会通馆活字铜板印”。华燧的叔父华理，用铜活字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华燧的侄子华坚也用铜活字印书，华坚所印的书，每卷卷末都有“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
与华氏齐名也差不多同时的，有个叫安国的富商，他比华氏家族更富有，也喜欢用铜活字印书，一共印了九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现存国内惟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安国的堂号叫桂坡馆，所印成的书质量较高，校勘也精。明代铜板，以华氏、安氏两家最著名，可算做领军人物。其余各地用铜活字印书还有不少，如常州印有《艺文类聚》，苏州五云溪馆印《玉台新咏》，版心上方有“五云溪馆活字”，南京张氏印有《开源天宝遗事》，卷首有“建业张氏铜板印行”，浙江印《诸葛孔明丛书》，福建芝城印《墨子》，白纸蓝印，卷八末页有“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铜板印”，福建游榕印《太平御览》，有“宋板校正，闽游氏铜板活字印一百部”。可见当时以铜板印书蔚然成风。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风流云散，成了一现的昙花。
关于其中的原因，人们一般只泛泛而谈。比如说铜活字当时未能制作字模，即字范，一字一刻既费工又费时，且价格昂贵，不是富豪经营不了，又讲活字易看不易存、排版又易错乱等等。但是具体到明末这段时间，就没人讲得清。在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个人的很有见解的观点。他是我国著名的藏书家赵远方先生。他藏书的质和量都很高，高得连康生都知道，于是借“文革”之机让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的不少东西归为已有。“文革”后，他的书辗转都到了北京图书馆入善本部收藏。善本部主任李致忠先生曾在《书品》杂志上撰文讲到过赵先生的藏书。《文献》1985年第1期《跋北图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一文中提到的金刻本，就是赵先生捐的。而且赵先生搜罗明铜活字本很有名，黄裳说，是北方最有名的此类书的藏家。明铜活字本他收集了有十九种，不说一网打尽，也八九不离十了。他于1952年将其中的十七种捐给了北图，自己留下了万历铜活字本包大炣著《越吟》和弘治、正德间铜活字本《杜审言集》。《杜审言集》有赵先生朱笔手跋三通，其后跋即论明铜活字印书兴盛之因。跋云：“凡铸铜活字，用铜必多，非富家不办。明初铸钱尚不继，何有于活字。其时商贾富家，旧者已破，新者未兴，亦无若大资力也。至弘、正之间，商力渐充，海上交易亦盛，而产铜日旺，故嘉靖初曾补铸九朝之钱，足征铜富。活字之兴，恰在其时，固有由也。阙后征榷日繁，铜产更减，万历矿税苛政，安、华二家其能免乎?故木活字代之而起也。即一活字之兴衰，亦可见上下之争矣。清代乾隆毁铜活字，亦此故也。无悔题。”无悔是赵先生的号，其书斋亦号“无悔斋”。我觉得赵先生论明铜活字兴衰的见解十分精当。
清代的铜活字书不多，官刻的有康熙末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星历考原》、《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几部有关天文、数学、音乐的书。而最著名的，是雍正年间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共一万卷，完成于雍正四年，又一说为六十六部。每部五百二十五函，共五千二十册，分开化纸和黄纸两种印本。书印好后，除赏给皇亲贵戚和权臣势要，以及赐给修《四库全书》时进呈图书超过五百部的藏书家每人一部外，库存就差不多光了。整部传到今天，极为罕见。不过我倒见过一部，是中国书店收的。后来给了中医学院。此书清末同文书局用石印法印过一些，曾用来颁赐各国使臣。所以，常有外国图书馆认为他们那里收藏了铜活字的《古今图书集成》，其实都是石印的。中国书店除了有那套全的，还有不少零本的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卖过，二百元一本。 清代民间用铜活字印书最早的是顺治年间的吹藜阁。印的书是《文苑英华律赋选》，书名页与目录下有“吹藜阁铜板”一行字，比《古今图书集成》还早出版四十年。此外民间还有咸丰年间徐隆兴等人的《毗陵徐氏宗谱》三十册，据知这是家谱中惟一的铜活字印本，但国内已无存，现存日本东洋文库。同是咸丰年间，还有《妙香阁文稿》《诗稿》《水陆攻守成略秘书》等，都是用铜活字排印的。但相对来说，最出名的常被人提及的，是福建福州人林春祺印的书。林春祺为造铜活字，一共花了二十多万两银子，费去二十年光阴，造成各体铜活字四十多万个。所印书有顾炎武《音学五书》，但传本中现仅存Ⅸ音论》和《诗本音》两种十二册。《音论》卷首有林春祺自作《铜板叙》一文，讲造铜板字的原因和经过。书名页反面印有“福田书海铜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珍藏”。每页版心下方又有“福田书海”四字。此外，林春祺又印有《军中医方备要》一书。
大约嘉庆年间，有位驻守在台湾的满洲武官，用铜活字排印了一部《圣谕广训》，字画精美，传本稀见。清代的铜活字书，流传到今天的还有一部陈梦雷的《松鹤山房诗集》。
下面谈木活字。据考证，宋代即已发明木活字，但因那时工艺尚不成熟，未用以印书。真正开始用木活字印书并有文献为证的，还得算元初科学家王祯。王祯写了部书，叫《农书》，因为字数太多不好印刻，于是他请人刻了三万多个木活字。但因这时江西已经有人把他的《农书》用雕版的方法刻了出来，所以就用这套活字印了王祯著的另一部书《旌德县志》。王祯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把这次刻字、锯字、修字、取字、排版及印刷的流程，写了一篇文章，名《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后面，是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还先后被译为多种外文流传至国外。元代的维吾尔族也造过木活字，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了几百个，但被伯希和弄走了，现在国内只剩下五个，保存在历史博物馆。
明代木活字本较为流行，目前有书名可考的约一百多种，但多为万历印本，弘治以前的极少见。
真正盛行的，还是清朝。雍正时，内府木活字朱墨两色套印的《谕旨》称《朱批谕旨》，用开化纸精印，内容虽无可观，而版本价值却高。记得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提过，他去旧书店，看到整部上百本的《朱批谕旨》堆在地上无人问津，心想其实若有有心人将谕旨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看看统治者施行的统治策略和方法，这书还是有点用的。可见民国年间这书不大有人认。清代最有名的官刻木活字本，是乾隆时武英殿刻的。起因是乾隆帝根据一个叫朱筠的大臣的意见，让人从《永乐大典》中缉出一部分罕见的宋元古书，重新印刷发行。为了出书既快又好，具体经办人金简提出用木活字印刷，乾隆帝同意了，于是就有了一大批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印了总共一百三十八种。但其中有四种是未造活字前的雕版印刷，所以如果以活字来说，应是一百三十四种。每种用连史纸印五部至二十部，在宫里各处陈设。竹纸印三百部，宫外发行售卖。现在能看到的，大都是黄色竹纸的。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武英殿聚珍版一出，天下纷纷响应。各地方官署衙门，各书局书院，纷纷以木活字排印书籍，私人用木活字印书，更是风起云涌。比如最早的《红楼梦》两次印本，程甲本和程乙本，就都是用木活字排印的。特别是清末，用木活字排印家谱，仅光绪一朝流传至今的就有三四百种之多。现在书店中偶尔也能看到。再流传较多的，就是小说、鼓词之类的书。当时京师有不少书坊，印了不少这类东西，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聚珍堂，专以木活字排印小说，有十几种。
但是要特别提一句，清代木活字书印得较多，也只是相对前代的木活字书来说。与雕版相比，木活字印书还是少得多。有人做过统计，著名的查版本的工具书《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共著录历代书籍七千七百四十八种，其中活字印本，指各种活字，只有二百二十余种，只占雕版的百分之一。解放后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共著录历代善本一万一千多部，其中活字印本，也是包括各种活字，只有一百五十余部。它的稀少可想而知。
至于一书在手，如何区分它是雕版还是活字，往往是从版式、字体、墨色、断版几个方面人手。
活字版本书的版式，其栏线四角，也就是横线竖线拐角连接的地方不严丝合缝，总要或多或少地断开。界格行线两端与栏线也互不衔接。界行边上，有时有墨落在下面，有时，有特殊的双线和肥条，而刻本没有上述这些现象。
活字版的书口，上下栏线比较整齐。刻板书，书口为书版缩涨或版心大小不一致，结果造成上栏栏线不齐。装订时是齐下栏不管上栏。活字本则无此现象。买书多了，一部书拿在手里不用翻书，一看书口栏线，就知是不是活字本。
再有，活字本的行格界线为拼排，拼排不可能非常平整，受墨时就会不均，因此行格界线时有时无。同时活字本在界行内没有文字抬头的现象。所谓抬头，就是文中凡涉及到帝王的某些文字皆顶格另起一行，以示尊敬。不过这不是说活字本就可以无视皇权，只是活字本将这类词语如“帝曰”“圣主”“圣上”等等统统排在边栏外边，雕印本则一律在界行之内，单起顶格。
从字体、刀法上看，活字本最明显的特征是排字时行气不整齐，倾斜歪扭。我有部木活字板的《儿女英雄传》，有不少地方的文字，一路一溜歪斜就下来了，也许因为是坊刻本，比官刻本、家刻本排得更草率，因此木活字的这个特征倒更明显。再有，假如书中有个别文字排倒了，脚朝天，头朝地了，这书就肯定是活字。只有活字才可能将字排倒了。木刻本是先写稿后雕刻，谁也不可能将字倒着写。
还有就是字体大小不一致，笔画粗细不同。这也是活字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活字是每字一刻，而且出自众手。所以不整齐不规划。雕版往往是一人手写上版，所以字体大小基本均匀。最后的重要一点，就是活字的笔画绝不会交叉。因为活宇每字独立，排印时一个一个往上摆，所以上下字之间的笔画绝不可能有交叉。
再从着墨上看。无论是活字还是雕版，印时都是印工在木板上刷印。印工刷印时手轻手重会直接在书页上体现出来。活字书页的墨色，往往体现为有时上重下轻，有时下重上轻。因为活字行与行之间有空隙，左右刷没法儿刷，所以上下刷。而雕版印书，印工往往是从左到右，或从右向左刷，因而书页上就会出现墨色左轻右重或右轻左重。不过一般来说，活字版本本身的特点就是排字很难非常平整，着墨面自然凹凸不平，所以印出来墨色轻重不一，是它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而雕版本身是很平整的，印工只要不是手艺太差就不会印的花花搭搭。所以与活字版的墨色相比，雕版书的墨色大体都是轻重均匀，墨色一致。再从断版、裂版上看，活字和木刻之间有一最明显的不同。活字本是活字印书，印完了，这些活字也就拆散了印别的。再印再排，排完再拆，所以它不会有什么断版、裂版、初印、后印以及大花脸之类的问题。而木板不然，它就是一块块雕好的木板子，外部风吹日晒，内部热胀冷缩，再加上磕磕碰碰，很容易就裂了、断了。于是就有了初印、后印的区别。如果将残损的板片再一修补，印出来自然墨色深浅不一，字体大小不同，于是大花脸也就出来了。这就是它和活字本的根本区别。
鉴别木活字本和雕版书差不多就是上面这些。
但是乾隆时期的聚珍版丛书需要单说。因为聚珍版丛书并不是只有武英殿这种木活字本，当时及后来外省纷纷以雕版进行翻刻，如苏州、杭州、江西和福建、广东，前面三地翻刻的开本比武英殿的要小，容易识别。但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刻本和武英殿本惟妙惟肖，识别就有了困难。如何鉴别，权威的看法是，第一，字体。武英殿本字体方正、生动，字体结构疏朗，笔画粗细均匀。而刻本字形不够方正，或肥或瘦，笔画呆板，刻锋毕露。第二，墨色。武英殿本墨色普遍浓淡不一，笔画有的清晰有的不清晰，但光泽感强。而翻刻本缺少光泽感。第三，文字的排列。武英殿本的文字排列不太整齐，横向看，错落感较明显。而翻刻本文字排列则比较整齐。第四，纸张。武英殿本使用太史连纸和竹纸。广东翻刻本则用黄色的山贝纸和白色的本漕纸。福建翻刻本虽然也用竹纸，但武英殿的竹纸较厚，帘纹较窄，约半公分宽。而福建的竹纸较薄，帘纹较宽，约一公分。第五，文字与界行的重合。武英殿本的文字常与边栏或界行重台，压线出现的情况较多。翻刻本因是雕版，因而绝不会有这类问题。不过据我看过的一些武英殿本的感觉，是第三点，即文字排列不整齐和第五点，即文字常常压线出线，这两种情况并不普遍。我所见的一些，文字排列横向看去，并无明显的错落感，也没见有压线出线的现象。所以我想这两点恐怕并不是普遍的规律。
以上就是有关活字本流传发展及如何鉴别的大致情况。
铅活字现在最普遍，这百多年间印的书都是铅印的。但是有许多人一直以为，现代印刷用的活字，是19世纪时，西洋传教士飘洋过海带到中国来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从文献上看，我国明朝弘治末年就已铸铅为字。清道光问的文献也记载有人一直铸铜、铅为活字用来印书。但可惜的是，没有实物留传下来，只见于文献记载。
锡活字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宋末元初，即有人铸锡为活字用来印书。但由于那时没有生产出好的油墨配合，所以常常将书印坏。明代也有锡活字的有关记载。到了近代，大约是道光时，有个美国人叫卫三畏，据他记载，广东佛山有位姓唐的人，铸造锡活字用来印彩票。后来又印了一部大书，即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共一百二十大册。卫三畏与姓唐的人有来往，还得到他的一些锡活字，所记应该是可靠的。但此书不知何处有藏，也属实物未见。
瓷活字古人写作“磁”，这种用瓷活字排印的书，实物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铸字的人是位山东人，叫做徐志定，雍正元年中过举，还做过知县。康熙末年他造了瓷活字，用来印了同乡张尔歧的两部书，一部《周易说略》，一部《蒿庵闲话》。前者藏中国书店，后者藏北京图书馆。前者无锡图书馆也藏有一部。
泥活字的有关记载，最早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文中详细记下了宋代毕升如何铸造泥活字并用来印书。但此后文献上就很少有关泥活字的记载。一直到了清道光十年，苏州人李瑶在杭州借钱印书，书名是《南疆绎史勘本》，只印了八十部。此书封页背后有“仿宋胶泥板印法”一行文字，凡例中也说明这书是按照毕升活字法排版造成。第二年，李瑶又用泥活字印了一部他自己编辑的书，《校补金石例四种》。
差不多与李瑶同时，有安徽泾县人翟金生造泥活字，他用泥活字印成的书有《泥板试印初稿》，薄薄只有六十四页一小册。又印有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初集》五册，还印有《水东翟氏宗谱》。这三种书流传到了今天，但极其稀见，谁有一部，可称宝中之宝。总而言之，这些活字版，不是未见实物就是实物稀少。传到今天还有较多实物的活字本，主要是铜活字和木活字。
铜活字印书始于明代华燧的会通馆。大概是弘治三年，他首次用铜活字印成《宋诸臣奏议》五十册，印的质量较差，第一次，也难免。但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他先后大约印了十四种书，每本书的中缝下端印着“会通馆活字铜板印”。华燧的叔父华理，用铜活字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华燧的侄子华坚也用铜活字印书，华坚所印的书，每卷卷末都有“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
与华氏齐名也差不多同时的，有个叫安国的富商，他比华氏家族更富有，也喜欢用铜活字印书，一共印了九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现存国内惟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安国的堂号叫桂坡馆，所印成的书质量较高，校勘也精。明代铜板，以华氏、安氏两家最著名，可算做领军人物。其余各地用铜活字印书还有不少，如常州印有《艺文类聚》，苏州五云溪馆印《玉台新咏》，版心上方有“五云溪馆活字”，南京张氏印有《开源天宝遗事》，卷首有“建业张氏铜板印行”，浙江印《诸葛孔明丛书》，福建芝城印《墨子》，白纸蓝印，卷八末页有“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铜板印”，福建游榕印《太平御览》，有“宋板校正，闽游氏铜板活字印一百部”。可见当时以铜板印书蔚然成风。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风流云散，成了一现的昙花。
关于其中的原因，人们一般只泛泛而谈。比如说铜活字当时未能制作字模，即字范，一字一刻既费工又费时，且价格昂贵，不是富豪经营不了，又讲活字易看不易存、排版又易错乱等等。但是具体到明末这段时间，就没人讲得清。在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个人的很有见解的观点。他是我国著名的藏书家赵远方先生。他藏书的质和量都很高，高得连康生都知道，于是借“文革”之机让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的不少东西归为已有。“文革”后，他的书辗转都到了北京图书馆入善本部收藏。善本部主任李致忠先生曾在《书品》杂志上撰文讲到过赵先生的藏书。《文献》1985年第1期《跋北图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一文中提到的金刻本，就是赵先生捐的。而且赵先生搜罗明铜活字本很有名，黄裳说，是北方最有名的此类书的藏家。明铜活字本他收集了有十九种，不说一网打尽，也八九不离十了。他于1952年将其中的十七种捐给了北图，自己留下了万历铜活字本包大炣著《越吟》和弘治、正德间铜活字本《杜审言集》。《杜审言集》有赵先生朱笔手跋三通，其后跋即论明铜活字印书兴盛之因。跋云：“凡铸铜活字，用铜必多，非富家不办。明初铸钱尚不继，何有于活字。其时商贾富家，旧者已破，新者未兴，亦无若大资力也。至弘、正之间，商力渐充，海上交易亦盛，而产铜日旺，故嘉靖初曾补铸九朝之钱，足征铜富。活字之兴，恰在其时，固有由也。阙后征榷日繁，铜产更减，万历矿税苛政，安、华二家其能免乎?故木活字代之而起也。即一活字之兴衰，亦可见上下之争矣。清代乾隆毁铜活字，亦此故也。无悔题。”无悔是赵先生的号，其书斋亦号“无悔斋”。我觉得赵先生论明铜活字兴衰的见解十分精当。
清代的铜活字书不多，官刻的有康熙末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星历考原》、《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几部有关天文、数学、音乐的书。而最著名的，是雍正年间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共一万卷，完成于雍正四年，又一说为六十六部。每部五百二十五函，共五千二十册，分开化纸和黄纸两种印本。书印好后，除赏给皇亲贵戚和权臣势要，以及赐给修《四库全书》时进呈图书超过五百部的藏书家每人一部外，库存就差不多光了。整部传到今天，极为罕见。不过我倒见过一部，是中国书店收的。后来给了中医学院。此书清末同文书局用石印法印过一些，曾用来颁赐各国使臣。所以，常有外国图书馆认为他们那里收藏了铜活字的《古今图书集成》，其实都是石印的。中国书店除了有那套全的，还有不少零本的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卖过，二百元一本。 清代民间用铜活字印书最早的是顺治年间的吹藜阁。印的书是《文苑英华律赋选》，书名页与目录下有“吹藜阁铜板”一行字，比《古今图书集成》还早出版四十年。此外民间还有咸丰年间徐隆兴等人的《毗陵徐氏宗谱》三十册，据知这是家谱中惟一的铜活字印本，但国内已无存，现存日本东洋文库。同是咸丰年间，还有《妙香阁文稿》《诗稿》《水陆攻守成略秘书》等，都是用铜活字排印的。但相对来说，最出名的常被人提及的，是福建福州人林春祺印的书。林春祺为造铜活字，一共花了二十多万两银子，费去二十年光阴，造成各体铜活字四十多万个。所印书有顾炎武《音学五书》，但传本中现仅存Ⅸ音论》和《诗本音》两种十二册。《音论》卷首有林春祺自作《铜板叙》一文，讲造铜板字的原因和经过。书名页反面印有“福田书海铜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珍藏”。每页版心下方又有“福田书海”四字。此外，林春祺又印有《军中医方备要》一书。
大约嘉庆年间，有位驻守在台湾的满洲武官，用铜活字排印了一部《圣谕广训》，字画精美，传本稀见。清代的铜活字书，流传到今天的还有一部陈梦雷的《松鹤山房诗集》。
下面谈木活字。据考证，宋代即已发明木活字，但因那时工艺尚不成熟，未用以印书。真正开始用木活字印书并有文献为证的，还得算元初科学家王祯。王祯写了部书，叫《农书》，因为字数太多不好印刻，于是他请人刻了三万多个木活字。但因这时江西已经有人把他的《农书》用雕版的方法刻了出来，所以就用这套活字印了王祯著的另一部书《旌德县志》。王祯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把这次刻字、锯字、修字、取字、排版及印刷的流程，写了一篇文章，名《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后面，是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还先后被译为多种外文流传至国外。元代的维吾尔族也造过木活字，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了几百个，但被伯希和弄走了，现在国内只剩下五个，保存在历史博物馆。
明代木活字本较为流行，目前有书名可考的约一百多种，但多为万历印本，弘治以前的极少见。
真正盛行的，还是清朝。雍正时，内府木活字朱墨两色套印的《谕旨》称《朱批谕旨》，用开化纸精印，内容虽无可观，而版本价值却高。记得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提过，他去旧书店，看到整部上百本的《朱批谕旨》堆在地上无人问津，心想其实若有有心人将谕旨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看看统治者施行的统治策略和方法，这书还是有点用的。可见民国年间这书不大有人认。清代最有名的官刻木活字本，是乾隆时武英殿刻的。起因是乾隆帝根据一个叫朱筠的大臣的意见，让人从《永乐大典》中缉出一部分罕见的宋元古书，重新印刷发行。为了出书既快又好，具体经办人金简提出用木活字印刷，乾隆帝同意了，于是就有了一大批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印了总共一百三十八种。但其中有四种是未造活字前的雕版印刷，所以如果以活字来说，应是一百三十四种。每种用连史纸印五部至二十部，在宫里各处陈设。竹纸印三百部，宫外发行售卖。现在能看到的，大都是黄色竹纸的。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武英殿聚珍版一出，天下纷纷响应。各地方官署衙门，各书局书院，纷纷以木活字排印书籍，私人用木活字印书，更是风起云涌。比如最早的《红楼梦》两次印本，程甲本和程乙本，就都是用木活字排印的。特别是清末，用木活字排印家谱，仅光绪一朝流传至今的就有三四百种之多。现在书店中偶尔也能看到。再流传较多的，就是小说、鼓词之类的书。当时京师有不少书坊，印了不少这类东西，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聚珍堂，专以木活字排印小说，有十几种。
但是要特别提一句，清代木活字书印得较多，也只是相对前代的木活字书来说。与雕版相比，木活字印书还是少得多。有人做过统计，著名的查版本的工具书《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共著录历代书籍七千七百四十八种，其中活字印本，指各种活字，只有二百二十余种，只占雕版的百分之一。解放后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共著录历代善本一万一千多部，其中活字印本，也是包括各种活字，只有一百五十余部。它的稀少可想而知。
至于一书在手，如何区分它是雕版还是活字，往往是从版式、字体、墨色、断版几个方面人手。
活字版本书的版式，其栏线四角，也就是横线竖线拐角连接的地方不严丝合缝，总要或多或少地断开。界格行线两端与栏线也互不衔接。界行边上，有时有墨落在下面，有时，有特殊的双线和肥条，而刻本没有上述这些现象。
活字版的书口，上下栏线比较整齐。刻板书，书口为书版缩涨或版心大小不一致，结果造成上栏栏线不齐。装订时是齐下栏不管上栏。活字本则无此现象。买书多了，一部书拿在手里不用翻书，一看书口栏线，就知是不是活字本。
再有，活字本的行格界线为拼排，拼排不可能非常平整，受墨时就会不均，因此行格界线时有时无。同时活字本在界行内没有文字抬头的现象。所谓抬头，就是文中凡涉及到帝王的某些文字皆顶格另起一行，以示尊敬。不过这不是说活字本就可以无视皇权，只是活字本将这类词语如“帝曰”“圣主”“圣上”等等统统排在边栏外边，雕印本则一律在界行之内，单起顶格。
从字体、刀法上看，活字本最明显的特征是排字时行气不整齐，倾斜歪扭。我有部木活字板的《儿女英雄传》，有不少地方的文字，一路一溜歪斜就下来了，也许因为是坊刻本，比官刻本、家刻本排得更草率，因此木活字的这个特征倒更明显。再有，假如书中有个别文字排倒了，脚朝天，头朝地了，这书就肯定是活字。只有活字才可能将字排倒了。木刻本是先写稿后雕刻，谁也不可能将字倒着写。
还有就是字体大小不一致，笔画粗细不同。这也是活字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活字是每字一刻，而且出自众手。所以不整齐不规划。雕版往往是一人手写上版，所以字体大小基本均匀。最后的重要一点，就是活字的笔画绝不会交叉。因为活宇每字独立，排印时一个一个往上摆，所以上下字之间的笔画绝不可能有交叉。
再从着墨上看。无论是活字还是雕版，印时都是印工在木板上刷印。印工刷印时手轻手重会直接在书页上体现出来。活字书页的墨色，往往体现为有时上重下轻，有时下重上轻。因为活字行与行之间有空隙，左右刷没法儿刷，所以上下刷。而雕版印书，印工往往是从左到右，或从右向左刷，因而书页上就会出现墨色左轻右重或右轻左重。不过一般来说，活字版本本身的特点就是排字很难非常平整，着墨面自然凹凸不平，所以印出来墨色轻重不一，是它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而雕版本身是很平整的，印工只要不是手艺太差就不会印的花花搭搭。所以与活字版的墨色相比，雕版书的墨色大体都是轻重均匀，墨色一致。再从断版、裂版上看，活字和木刻之间有一最明显的不同。活字本是活字印书，印完了，这些活字也就拆散了印别的。再印再排，排完再拆，所以它不会有什么断版、裂版、初印、后印以及大花脸之类的问题。而木板不然，它就是一块块雕好的木板子，外部风吹日晒，内部热胀冷缩，再加上磕磕碰碰，很容易就裂了、断了。于是就有了初印、后印的区别。如果将残损的板片再一修补，印出来自然墨色深浅不一，字体大小不同，于是大花脸也就出来了。这就是它和活字本的根本区别。
鉴别木活字本和雕版书差不多就是上面这些。
但是乾隆时期的聚珍版丛书需要单说。因为聚珍版丛书并不是只有武英殿这种木活字本，当时及后来外省纷纷以雕版进行翻刻，如苏州、杭州、江西和福建、广东，前面三地翻刻的开本比武英殿的要小，容易识别。但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刻本和武英殿本惟妙惟肖，识别就有了困难。如何鉴别，权威的看法是，第一，字体。武英殿本字体方正、生动，字体结构疏朗，笔画粗细均匀。而刻本字形不够方正，或肥或瘦，笔画呆板，刻锋毕露。第二，墨色。武英殿本墨色普遍浓淡不一，笔画有的清晰有的不清晰，但光泽感强。而翻刻本缺少光泽感。第三，文字的排列。武英殿本的文字排列不太整齐，横向看，错落感较明显。而翻刻本文字排列则比较整齐。第四，纸张。武英殿本使用太史连纸和竹纸。广东翻刻本则用黄色的山贝纸和白色的本漕纸。福建翻刻本虽然也用竹纸，但武英殿的竹纸较厚，帘纹较窄，约半公分宽。而福建的竹纸较薄，帘纹较宽，约一公分。第五，文字与界行的重合。武英殿本的文字常与边栏或界行重台，压线出现的情况较多。翻刻本因是雕版，因而绝不会有这类问题。不过据我看过的一些武英殿本的感觉，是第三点，即文字排列不整齐和第五点，即文字常常压线出线，这两种情况并不普遍。我所见的一些，文字排列横向看去，并无明显的错落感，也没见有压线出线的现象。所以我想这两点恐怕并不是普遍的规律。
以上就是有关活字本流传发展及如何鉴别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