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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月17日，芷兰雅集艺术月谈第29讲邀请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先生主讲，主题为艺术品投资的风险分析。刘尚勇先生从1983年就已经进入文物收藏市场的工作中，常年从事文物艺术品经营、出版及鉴定工作。
艺术品拍卖行业以前不太讲风险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开始讲?因为从电视到报刊，说了太多一夜暴富的故事，大家忘记了风险。其实，在从事艺术品投资的过程中，风险始终伴随我们。
在2009年的时候，艺术品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我们遇到了亿元时代的行情，把市场推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如果在亿元或者是千万元、百万元行情时买下一件艺术品，实际上已经有风险伴随着你。过去不讲风险，是因为确实风险小于收益。在过去的30年里，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到2009年，艺术品投资其实没有什么风险。那时候流行“捡漏说”。其实，在这30年中买到的任何艺术品都是捡漏，因为价钱便宜，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哪怕买到的是假的都没有什么风险，假的也是假的价钱，真的就是真的价钱，相对来说风险小，收益大。
到了亿元行情以后，情况发生了翻转，去年秋拍的时候市场已经有了一点寒意，这是市场给大家的提示：风险可能已经大于收益。
交易机会的风险
过去30年是我们百年不遇的购买文物艺术品的最好时机，是非常好的交易机会。这种机会在人类历史上应该也不多。“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艺术品都变成了垃圾，变得一文不值，社会文化价值的扭曲达到了极致，经过30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如果2009年之前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机会，那就是丧失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交易机会。
但今天还有另一次交易机会，就是海外回流的文物。近十年之内，流失在国外的很多重要的中国文物都在陆陆续续地回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和投资的机会。
这其中有很多是由日本的有邻馆和法国的吉美家族释放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基本上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八国联军掠夺以及后来用“庚子赔款”买走的。比较有名的，是日本京都有邻馆收藏的北宋米芾《研山铭》，2002年以创中国书画作品拍卖最高价的2999万元回归祖国，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中，北宋黄庭坚《砥柱铭》卷以3,9亿元落槌，这也是来自有邻馆的。这批东西能够在最近十来年回到中国，应该是百年一遇的事情。虽然对真伪、价钱还有争议，但如果错失机会，以后再想买恐怕就很困难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易机会的风险，买到它的重要性早已经超过了真伪的争论。
而近几年拍卖市场上的皇帝玺印，基本上都是从法国回流的。因为当时八国联军法军司令的指挥部所在的景山寿皇殿，是清宫收藏帝后印玺的重要场所。法军司令撤出的时候从寿皇殿带走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一批玺印，有一些捐给了法国政府，也有一些在市场上出售。当时吉美家族买了很多，后来陆续把其中一部分捐给了吉美博物馆，还有一部分由他们的子女继承，最终还是流入了市场。最初从法国买回来的时候很便宜，一两百万元的也有，现在有的已经上亿元了。
鉴定的风险
在具体交易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技术性的风险，最主要的风险就是鉴定。很多人说，鉴定是艺术品行业里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没有这么可怕。鉴定只是这个行业里的第一道门槛，看起来确实很高，但并不一定能够挡住很多有心人的脚步。
分散的鉴定权
说到鉴定，就有一个鉴定权的问题。谁有权鉴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粗略列了一下，大概有五个方面有话语权的人：一是司法鉴定；二是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比如文化部前几年成立的艺术品评估中心；三是学术机构的鉴定，比如故宫博物院等国家公立博物馆，但它们主要是为国家收藏的文物艺术品做评级鉴定，不对社会服务；四是市场鉴定，市场里的鉴定是拿钱说话的，听起来比较可笑，但的确是这样。卖得越贵越真越好，卖得越便宜越假，大体上是这样，但也不一定。在一个常态的理性市场里，应该说买得贵的都是真的，好东西就有好价钱，这是有效市场。但在非有效市场，有时候便宜的东西也是真的，非常贵的东西也是假的。
最后一种是个人鉴定。比如画家来鉴定他自己的画作，画家去世了，他的家人也可以来鉴定。但这种私人鉴定也是备受争议的，以前在韩国都是靠家族鉴定的，但是后来出现了家族后人造假的案例，政府就把家族鉴定取消了。
目前，艺术品鉴定权很分散，也不可能把权利交给拍卖公司。拍卖公司所说的鉴定其实就是一个大体上的判断。
法律鉴定的真实和艺术原创的真实
鉴定权的问题需要考虑不同的语境，首先确定我们相信谁。如果相信法律，就去找法院鉴定。但是需要了解的是，法院鉴定和我们所说的鉴定不一定是一回事，法律鉴定的真实不一定是事实的真实，但是一定是程序的真实。
比对法院的鉴定，我认为艺术的真实也不一定是原创的真实。我们说这件东西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原创的，但是它必须符合一个条件，那就是在艺术价值上必须是唯一的、重要的、无可替代的。
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真迹被唐太宗李世民陪葬了，今天流传在世的都是当时的大师临摹的，没有任何一件是王羲之本人写的，但我们实在看不见真迹了，就拿摹本当真的了，这就具有唯一性、经典性、无可替代性。
再比如张大千，他有一个女弟子李秋君，也是他的红颜知己。当时上海一些名流希望要一些李秋君的画，但她画不出来，就找张大千画，写上李秋君的名字。这样一件作品肯定是假的，但如果能买到一张也很不错了。反过来，也有张大干弟子替张大干代笔的画。从著作权的法律角度看，无论张大千替弟子画还是弟于替张大千画都是一回事。艺术上的问题必须用艺术的眼光去看，不能太较真，一较真就麻烦了。艺术品的价值逻辑和一般人的思维有很大差距，鉴定艺术品的时候应该遵循的是艺术科学，以艺术经典为标准。交易机会是最可贵的，只要价格能接受，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先买了以后再说。学术研究的真实和市场认定的真实
学术的鉴定，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鉴而不定，一直在鉴定，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学术允许百家争鸣。比如故宫收藏的所有名画都被人质疑，但质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其价值。张伯驹向故宫捐赠的“中国第一帖”《平复帖》，无论学术上怎么争论，它依旧是国宝。 收藏在台北故宫的唐代怀素《自叙帖》，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假的，因为是“双钩填墨”，一定是复制品。但是后来利用高科技仪器观察发现，并没有“双钩填墨”。虽然不能就此说明这就是手写的，但科技进步对推翻前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帮助。
学术研究是在不断趋向于真实，趋向于历史的事实，但是永远不是历史的事实和真实，只能是趋向于真理，接近于真理，不可能还原真正的历史时刻。所以我们也不主张学术鉴定只能一家言，百家争鸣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市场里就不行了。市场交易是定而后鉴。把交易的事情先定下来，而不是先把真假弄清楚，等买完了再慢慢研究。因此，学术鉴定和市场的鉴定有很大的区别，一个是鉴而不定，一个是定而后鉴，在前后次序上不同。
市场里的人必须有高度的自信，不能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要当机立断，敢于决策。决策就是敢于担当，一旦买了就要承担责任。有的人举完牌以后不付款，那就是没有决策权，或者是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市场的风险很多是无法预知的。市场的鉴定更像疑似的认可，必须是大体上比较像，有一定的市场共识。大家都认为这些作品应该是齐白石的，基本上就是齐白石的，这就是疑似。但是很难说是真的，因为毕竟不能让齐白石起死回生出来作证。
为什么通常不会把一位画家的作品的鉴定权交给画家本人?因为画家本身是这件事情的利益相关入，涉及私利就不能作为公正的判断人。同样的，社会公众也不会把鉴定权交给拍卖公司，因为拍卖公司也是利益相关人。
谁有话语权，或者谁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有话语权，他就是鉴定人。到了法院，当然是法官有话语权；到了学术机构，当然是学术权威有话语权；在市场里，钱就是话语权；当然，到画家家里，话语权就是画家或者他的家人的。在不同的场合，拥有话语权的人是不同的。
市场中所谓的鉴定，充其量是有偿咨询和无偿咨询。如果你针对这种咨询鉴定意见购买了艺术品，并因此作出了决策，是没有人赔偿你损失的。市场的鉴定意见就是信不信由你，信了就信了，不信就算了，所以这种鉴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可有可无。
估值有风险
比鉴定更重要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关于艺术品的估值问题。估值比鉴定还重要，门槛也更高。
过去我们对估值风险认识不足。现在到了亿元时代，买一件艺术品，估值不正确大有风险了，估值过高的时候风险也会过高。
要讨论艺术品的估值，首先要对艺术品本身有所了解。艺术品是非标准化的产品，没有生产说明书，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是独有的，没有太多可比性，这是影响估值不确定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更何况，我们判断艺术品的价值高低主要是在精神层面的判断，不能仅从物质层面评估价值。一张小画一定比一张大画便宜吗?不一定。同一个作家是不是就可以呢?也不一定。虽然现在按照平尺给画家计价，但如果这张小画是给名人画的，那就重要多了。
艺术品的价值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当时张伯驹为了买下《平复帖》，卖掉了两套四合院和所有的首饰，今天值多少钱呢?很难说了。要根据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减来讨论艺术品应该值多少钱，这更是一个虚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艺术品定价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很多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个公式计算艺术品的价值，但是至今也没有找到。
但无论估值的难度有多大，毕竟艺术品一直在交易，市场是伟大的，它允许不同的人看到的艺术品的价值不一样，不能强求。
艺术品收藏的参与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故事收藏，注重的是历史价值，藏品本身或许没有什么艺术欣赏性，但是对历史有见证性。比如这件东西是乾隆皇帝收藏的，我更喜欢，我愿意多出一点钱。
第二种是审美收藏。比如这张画我看着就是特别喜欢，我就买。如果我不喜欢，别人再怎么说好，我也认为没有价值。所以因人而异。
第三种是财富收藏。既不关心历史价值，也不是为了欣赏，只是看中艺术品的财富价值，看中未来的现金流。对他们而言，买艺术品和买黄金、买地皮是一样的。
人们购买艺术品的出发点不同，所以看到的角度也不一样，对价值的认识也不一样。
信用的风险
信用风险也是我们过去不太注意的。从财务角度来讲，一份资产背后需要有一份信用做支撑。我们看到，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很多拍品的委托人是匿名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署名的。同样一幅画作，题材大同小异，但署名拍卖可以比匿名多卖两三倍的价钱，因为署名的委托人把自己的信誉加入了拍品，表明这是他收藏的，他敢说这是真的。对于匿名拍卖的艺术品，就很难判断了，因此要比署名拍卖的东西便宜很多。
所以说，买贵了不怕，有信用的艺术品买贵了没有风险，没有信用的艺术品买贵了一定有风险。这是我们必须注意规避的一种市场风险。
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艺术品行业里最主要的特征，因为很难得到及时、真实的信息。当你得到所有信息的时候，拍卖会已经结束了，交易机会就丧失了。市场中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最有利、最真切的信息，而大多数人得到的都是公开信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公开信息都是过时的信息，以及包含大量错误的误导信息，更何况还有别有用心的人散播假消息，使得信息更加不对称，因为他们想从中牟利。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是不完善的，或是被扭曲的，市场是无效的，非理性的。在市场中作决策，必须依靠信息，但是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信息是不安全的，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甚至要大于鉴定和评估的风险。
关于泡沫的问题
任何一个市场都有泡沫，有交易的地方都有泡沫。只有大量制造泡沫才能极大地透支未来的收益。泡沫的背后就是掠夺，制造泡沫可以透支未来的生命，才能实现跨时间、跨空间的掠夺。有人靠卖房子掠夺财富，因为今天买房子，花的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钱。也有人在艺术品市场制造泡沫，搞成了亿元行情，里面肯定是有风险的。
大资本进入，表面上是繁荣了艺术品市场，今天一个纪录，明天又一个纪录，好像市场中的人都发财了。但是行情炒高了，对后面进入市场的人不公平，因为他们必须花十年以后的钱来买今天的艺术品，这是透支未来的行情，是抢夺未来的钱。 中拍协公布的《2010年中国拍卖市场统计公报》用统计数据的方式提醒我们要回避风险。在2010年度408件过千万元成交的拍品中，只有237件拍品完成了结算，结算率仅为58,09％，其余171件均未完成结算，涉及拍品货款55,55亿元。拖欠货款的真实原因，不一定都是恶意赖帐，也有的是自我保护。根据中拍协的统计，我们发现，这里面的泡沫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有很多人利用了泡沫，用泡沫掩护了高价套现的事实。2011年的泡沫更大，2011年的报告肯定会向我们揭示更多的问题。
我们这个市场充满了风险，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参加呢?这是人性的弱点造成的。人们之所以不管某件东西的真实价值，而愿意花高额的价格去买，是因为他们相信总会有一个更笨的后来者出更高的价钱，也许这就是很多人奋不顾身地投入艺术品市场的原因。
提问环节
提问：艺术品投资中的信誉,信用问题,还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很大一部分是鉴定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出现很多鉴定乱向，您觉得市场如何才能走出鉴定迷局?
刘尚勇：鉴定问题不能指望由某一个权威解决所有问题，要分门别类地去解决，而且要看话语的语境在什么地方，要在什么方向解决。
第一，看玉的不能看画，解决不同问题要找不同的人。
第二，鉴定权是分属权利，没有一个组合的权利，也没有一个一锤定音的人。要看你想在哪一个范围、哪一个层面去解决。打官司就到法院去解决；想把学术问题搞清楚，就到学术机构去解决；想在市场里解决，就看谁出的钱多，谁的钱多谁就有话语权；还有人相信画家和家属，那就直接找画家和家属。鉴定权不但是一个分散的权利，而且互相不能替代，有的时候还互相排斥，关键是你自己信谁。
最后要说的是，信不信由你，你信谁就找谁。
提问：日本等国家对于所拥有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品的出境限制非常严格L您在讲座中说到的那些从日本回流的中国艺术品为什么能顺利回归?
刘尚勇：日本政府对文化的重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的文物普查只是普查博物馆，但是日本对每个老百姓手里的文物都进行过普查，被列入“重要文化财”的是绝对不能流通的。流通出来的那一些艺术品，当时在学术上有争议，所以没有被列入，被有邻馆的藤井钻了空子。对市场来讲是好事。
提问：您分析欠款的原因说是泡沫,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怎么样防止这种行为?
刘尚勇：防止是不大容易的，只有提高警惕。泡沫是一种盈利模式。
提问：对于2012年的舂拍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尚勇：应该说市场是从非理性和非有效性向理性和有效性回归，这是大势所趋，我相信在2012年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大家都渴望有一个健康的常态市场。
艺术品拍卖行业以前不太讲风险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开始讲?因为从电视到报刊，说了太多一夜暴富的故事，大家忘记了风险。其实，在从事艺术品投资的过程中，风险始终伴随我们。
在2009年的时候，艺术品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我们遇到了亿元时代的行情，把市场推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如果在亿元或者是千万元、百万元行情时买下一件艺术品，实际上已经有风险伴随着你。过去不讲风险，是因为确实风险小于收益。在过去的30年里，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到2009年，艺术品投资其实没有什么风险。那时候流行“捡漏说”。其实，在这30年中买到的任何艺术品都是捡漏，因为价钱便宜，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哪怕买到的是假的都没有什么风险，假的也是假的价钱，真的就是真的价钱，相对来说风险小，收益大。
到了亿元行情以后，情况发生了翻转，去年秋拍的时候市场已经有了一点寒意，这是市场给大家的提示：风险可能已经大于收益。
交易机会的风险
过去30年是我们百年不遇的购买文物艺术品的最好时机，是非常好的交易机会。这种机会在人类历史上应该也不多。“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艺术品都变成了垃圾，变得一文不值，社会文化价值的扭曲达到了极致，经过30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如果2009年之前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机会，那就是丧失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交易机会。
但今天还有另一次交易机会，就是海外回流的文物。近十年之内，流失在国外的很多重要的中国文物都在陆陆续续地回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和投资的机会。
这其中有很多是由日本的有邻馆和法国的吉美家族释放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基本上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八国联军掠夺以及后来用“庚子赔款”买走的。比较有名的，是日本京都有邻馆收藏的北宋米芾《研山铭》，2002年以创中国书画作品拍卖最高价的2999万元回归祖国，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中，北宋黄庭坚《砥柱铭》卷以3,9亿元落槌，这也是来自有邻馆的。这批东西能够在最近十来年回到中国，应该是百年一遇的事情。虽然对真伪、价钱还有争议，但如果错失机会，以后再想买恐怕就很困难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易机会的风险，买到它的重要性早已经超过了真伪的争论。
而近几年拍卖市场上的皇帝玺印，基本上都是从法国回流的。因为当时八国联军法军司令的指挥部所在的景山寿皇殿，是清宫收藏帝后印玺的重要场所。法军司令撤出的时候从寿皇殿带走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一批玺印，有一些捐给了法国政府，也有一些在市场上出售。当时吉美家族买了很多，后来陆续把其中一部分捐给了吉美博物馆，还有一部分由他们的子女继承，最终还是流入了市场。最初从法国买回来的时候很便宜，一两百万元的也有，现在有的已经上亿元了。
鉴定的风险
在具体交易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技术性的风险，最主要的风险就是鉴定。很多人说，鉴定是艺术品行业里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没有这么可怕。鉴定只是这个行业里的第一道门槛，看起来确实很高，但并不一定能够挡住很多有心人的脚步。
分散的鉴定权
说到鉴定，就有一个鉴定权的问题。谁有权鉴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粗略列了一下，大概有五个方面有话语权的人：一是司法鉴定；二是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比如文化部前几年成立的艺术品评估中心；三是学术机构的鉴定，比如故宫博物院等国家公立博物馆，但它们主要是为国家收藏的文物艺术品做评级鉴定，不对社会服务；四是市场鉴定，市场里的鉴定是拿钱说话的，听起来比较可笑，但的确是这样。卖得越贵越真越好，卖得越便宜越假，大体上是这样，但也不一定。在一个常态的理性市场里，应该说买得贵的都是真的，好东西就有好价钱，这是有效市场。但在非有效市场，有时候便宜的东西也是真的，非常贵的东西也是假的。
最后一种是个人鉴定。比如画家来鉴定他自己的画作，画家去世了，他的家人也可以来鉴定。但这种私人鉴定也是备受争议的，以前在韩国都是靠家族鉴定的，但是后来出现了家族后人造假的案例，政府就把家族鉴定取消了。
目前，艺术品鉴定权很分散，也不可能把权利交给拍卖公司。拍卖公司所说的鉴定其实就是一个大体上的判断。
法律鉴定的真实和艺术原创的真实
鉴定权的问题需要考虑不同的语境，首先确定我们相信谁。如果相信法律，就去找法院鉴定。但是需要了解的是，法院鉴定和我们所说的鉴定不一定是一回事，法律鉴定的真实不一定是事实的真实，但是一定是程序的真实。
比对法院的鉴定，我认为艺术的真实也不一定是原创的真实。我们说这件东西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原创的，但是它必须符合一个条件，那就是在艺术价值上必须是唯一的、重要的、无可替代的。
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真迹被唐太宗李世民陪葬了，今天流传在世的都是当时的大师临摹的，没有任何一件是王羲之本人写的，但我们实在看不见真迹了，就拿摹本当真的了，这就具有唯一性、经典性、无可替代性。
再比如张大千，他有一个女弟子李秋君，也是他的红颜知己。当时上海一些名流希望要一些李秋君的画，但她画不出来，就找张大千画，写上李秋君的名字。这样一件作品肯定是假的，但如果能买到一张也很不错了。反过来，也有张大干弟子替张大干代笔的画。从著作权的法律角度看，无论张大千替弟子画还是弟于替张大千画都是一回事。艺术上的问题必须用艺术的眼光去看，不能太较真，一较真就麻烦了。艺术品的价值逻辑和一般人的思维有很大差距，鉴定艺术品的时候应该遵循的是艺术科学，以艺术经典为标准。交易机会是最可贵的，只要价格能接受，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先买了以后再说。学术研究的真实和市场认定的真实
学术的鉴定，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鉴而不定，一直在鉴定，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学术允许百家争鸣。比如故宫收藏的所有名画都被人质疑，但质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其价值。张伯驹向故宫捐赠的“中国第一帖”《平复帖》，无论学术上怎么争论，它依旧是国宝。 收藏在台北故宫的唐代怀素《自叙帖》，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假的，因为是“双钩填墨”，一定是复制品。但是后来利用高科技仪器观察发现，并没有“双钩填墨”。虽然不能就此说明这就是手写的，但科技进步对推翻前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帮助。
学术研究是在不断趋向于真实，趋向于历史的事实，但是永远不是历史的事实和真实，只能是趋向于真理，接近于真理，不可能还原真正的历史时刻。所以我们也不主张学术鉴定只能一家言，百家争鸣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市场里就不行了。市场交易是定而后鉴。把交易的事情先定下来，而不是先把真假弄清楚，等买完了再慢慢研究。因此，学术鉴定和市场的鉴定有很大的区别，一个是鉴而不定，一个是定而后鉴，在前后次序上不同。
市场里的人必须有高度的自信，不能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要当机立断，敢于决策。决策就是敢于担当，一旦买了就要承担责任。有的人举完牌以后不付款，那就是没有决策权，或者是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市场的风险很多是无法预知的。市场的鉴定更像疑似的认可，必须是大体上比较像，有一定的市场共识。大家都认为这些作品应该是齐白石的，基本上就是齐白石的，这就是疑似。但是很难说是真的，因为毕竟不能让齐白石起死回生出来作证。
为什么通常不会把一位画家的作品的鉴定权交给画家本人?因为画家本身是这件事情的利益相关入，涉及私利就不能作为公正的判断人。同样的，社会公众也不会把鉴定权交给拍卖公司，因为拍卖公司也是利益相关人。
谁有话语权，或者谁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有话语权，他就是鉴定人。到了法院，当然是法官有话语权；到了学术机构，当然是学术权威有话语权；在市场里，钱就是话语权；当然，到画家家里，话语权就是画家或者他的家人的。在不同的场合，拥有话语权的人是不同的。
市场中所谓的鉴定，充其量是有偿咨询和无偿咨询。如果你针对这种咨询鉴定意见购买了艺术品，并因此作出了决策，是没有人赔偿你损失的。市场的鉴定意见就是信不信由你，信了就信了，不信就算了，所以这种鉴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可有可无。
估值有风险
比鉴定更重要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关于艺术品的估值问题。估值比鉴定还重要，门槛也更高。
过去我们对估值风险认识不足。现在到了亿元时代，买一件艺术品，估值不正确大有风险了，估值过高的时候风险也会过高。
要讨论艺术品的估值，首先要对艺术品本身有所了解。艺术品是非标准化的产品，没有生产说明书，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是独有的，没有太多可比性，这是影响估值不确定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更何况，我们判断艺术品的价值高低主要是在精神层面的判断，不能仅从物质层面评估价值。一张小画一定比一张大画便宜吗?不一定。同一个作家是不是就可以呢?也不一定。虽然现在按照平尺给画家计价，但如果这张小画是给名人画的，那就重要多了。
艺术品的价值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当时张伯驹为了买下《平复帖》，卖掉了两套四合院和所有的首饰，今天值多少钱呢?很难说了。要根据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减来讨论艺术品应该值多少钱，这更是一个虚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艺术品定价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很多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个公式计算艺术品的价值，但是至今也没有找到。
但无论估值的难度有多大，毕竟艺术品一直在交易，市场是伟大的，它允许不同的人看到的艺术品的价值不一样，不能强求。
艺术品收藏的参与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故事收藏，注重的是历史价值，藏品本身或许没有什么艺术欣赏性，但是对历史有见证性。比如这件东西是乾隆皇帝收藏的，我更喜欢，我愿意多出一点钱。
第二种是审美收藏。比如这张画我看着就是特别喜欢，我就买。如果我不喜欢，别人再怎么说好，我也认为没有价值。所以因人而异。
第三种是财富收藏。既不关心历史价值，也不是为了欣赏，只是看中艺术品的财富价值，看中未来的现金流。对他们而言，买艺术品和买黄金、买地皮是一样的。
人们购买艺术品的出发点不同，所以看到的角度也不一样，对价值的认识也不一样。
信用的风险
信用风险也是我们过去不太注意的。从财务角度来讲，一份资产背后需要有一份信用做支撑。我们看到，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很多拍品的委托人是匿名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署名的。同样一幅画作，题材大同小异，但署名拍卖可以比匿名多卖两三倍的价钱，因为署名的委托人把自己的信誉加入了拍品，表明这是他收藏的，他敢说这是真的。对于匿名拍卖的艺术品，就很难判断了，因此要比署名拍卖的东西便宜很多。
所以说，买贵了不怕，有信用的艺术品买贵了没有风险，没有信用的艺术品买贵了一定有风险。这是我们必须注意规避的一种市场风险。
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艺术品行业里最主要的特征，因为很难得到及时、真实的信息。当你得到所有信息的时候，拍卖会已经结束了，交易机会就丧失了。市场中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最有利、最真切的信息，而大多数人得到的都是公开信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公开信息都是过时的信息，以及包含大量错误的误导信息，更何况还有别有用心的人散播假消息，使得信息更加不对称，因为他们想从中牟利。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是不完善的，或是被扭曲的，市场是无效的，非理性的。在市场中作决策，必须依靠信息，但是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信息是不安全的，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甚至要大于鉴定和评估的风险。
关于泡沫的问题
任何一个市场都有泡沫，有交易的地方都有泡沫。只有大量制造泡沫才能极大地透支未来的收益。泡沫的背后就是掠夺，制造泡沫可以透支未来的生命，才能实现跨时间、跨空间的掠夺。有人靠卖房子掠夺财富，因为今天买房子，花的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钱。也有人在艺术品市场制造泡沫，搞成了亿元行情，里面肯定是有风险的。
大资本进入，表面上是繁荣了艺术品市场，今天一个纪录，明天又一个纪录，好像市场中的人都发财了。但是行情炒高了，对后面进入市场的人不公平，因为他们必须花十年以后的钱来买今天的艺术品，这是透支未来的行情，是抢夺未来的钱。 中拍协公布的《2010年中国拍卖市场统计公报》用统计数据的方式提醒我们要回避风险。在2010年度408件过千万元成交的拍品中，只有237件拍品完成了结算，结算率仅为58,09％，其余171件均未完成结算，涉及拍品货款55,55亿元。拖欠货款的真实原因，不一定都是恶意赖帐，也有的是自我保护。根据中拍协的统计，我们发现，这里面的泡沫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有很多人利用了泡沫，用泡沫掩护了高价套现的事实。2011年的泡沫更大，2011年的报告肯定会向我们揭示更多的问题。
我们这个市场充满了风险，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参加呢?这是人性的弱点造成的。人们之所以不管某件东西的真实价值，而愿意花高额的价格去买，是因为他们相信总会有一个更笨的后来者出更高的价钱，也许这就是很多人奋不顾身地投入艺术品市场的原因。
提问环节
提问：艺术品投资中的信誉,信用问题,还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很大一部分是鉴定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出现很多鉴定乱向，您觉得市场如何才能走出鉴定迷局?
刘尚勇：鉴定问题不能指望由某一个权威解决所有问题，要分门别类地去解决，而且要看话语的语境在什么地方，要在什么方向解决。
第一，看玉的不能看画，解决不同问题要找不同的人。
第二，鉴定权是分属权利，没有一个组合的权利，也没有一个一锤定音的人。要看你想在哪一个范围、哪一个层面去解决。打官司就到法院去解决；想把学术问题搞清楚，就到学术机构去解决；想在市场里解决，就看谁出的钱多，谁的钱多谁就有话语权；还有人相信画家和家属，那就直接找画家和家属。鉴定权不但是一个分散的权利，而且互相不能替代，有的时候还互相排斥，关键是你自己信谁。
最后要说的是，信不信由你，你信谁就找谁。
提问：日本等国家对于所拥有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品的出境限制非常严格L您在讲座中说到的那些从日本回流的中国艺术品为什么能顺利回归?
刘尚勇：日本政府对文化的重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的文物普查只是普查博物馆，但是日本对每个老百姓手里的文物都进行过普查，被列入“重要文化财”的是绝对不能流通的。流通出来的那一些艺术品，当时在学术上有争议，所以没有被列入，被有邻馆的藤井钻了空子。对市场来讲是好事。
提问：您分析欠款的原因说是泡沫,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怎么样防止这种行为?
刘尚勇：防止是不大容易的，只有提高警惕。泡沫是一种盈利模式。
提问：对于2012年的舂拍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尚勇：应该说市场是从非理性和非有效性向理性和有效性回归，这是大势所趋，我相信在2012年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大家都渴望有一个健康的常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