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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媒体和都市媒体被推向市场并逐渐占领舆论高地，有关各种越轨行为、越轨现象的新闻报道更是大量充斥荧屏，大众媒介对社会越轨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社会越轨事件的批判性、颠覆性、非理性等特征与后现代主义特征颇有些不谋而合的意味，而后现代主义的媒介逻辑也契合了大众传媒走向“全民狂欢”、受众议程影响媒介议程的走势和“我即媒体”的概念。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伊格尔顿；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越轨事件
一、社会越轨事件与后现代主义在特征上的重合
社会越轨事件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讲是“恶”的。什么是邪恶？伊格尔顿在《论邪恶》一书中讲到，邪恶基于人的无限意志，当人开始追求无限、人类历史开始追求无限的时候，他会将一切有限的事物视为绝对障碍，不惜一切对其进行摧毁，便成就了邪恶。
后现代主义的两个中心点是“颠覆”、“解构”，这两个词恰到好处地解释了社会越轨事件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形态。
（一）批判性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来看，大众传播媒介“异化”了受众，它们向受众传播一种“虚假的需要”，使人的劳累、攻击性、痛苦、不义永久化。
在大众媒介的助力下，人们沉溺于物质需求，在消费过程中得到虚假的满足，人们以为享受了生活，但实质上却被媒介操纵，沦为物质的奴役，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是对人们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在对社会越轨信息的传播研究中，经验学派主张从既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出发，解决传播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批判学派由此拓展，主张从符号信息着手，厘清其对公众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异化”的作用。
而后现代主义彻底批判理性，批判以理性为准则的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反对一切理性、约定俗成的秩序，希望打破社会的同一性，来建立多元化、不存在文本范式的世界。
（二）颠覆性
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摒弃中心主义和现有思想，和一切理性的、常规的做对抗。后现代解构主义反对“一元中心”和“二元对抗”，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能够打破僵局，颠覆固有规则。解构主义不但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并且解构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现实社会中，常常会有人妄图通过非常规手段打破平衡，与公共制度和法规斗争，以期自己心态上的“公平”，于是，犯罪就这样产生了。社会越轨行为是对社会规范的颠覆，并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和损害。越轨者试图对社会公共道德法制进行挑战，而社会秩序的维持者需要控制越轨行为，这是深切而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非理性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将理性上升为统一的理论模式和意识形态，而这恰恰压制了多元性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学者希望能够用非理性的视角打破一切理性的统一秩序，形成与现代社会普适价值观所截然相反的多元价值观。
社会越轨行为同样具有非理性的特质。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巧妙平衡，是由于道德法制的制约；之所以能和谐，是由于理性思维的桎梏。以理性为基础、道德伦理为底线的法律维持着社会机器正规运行，而越轨者打破了这样理性的平衡，在不理智、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完成了犯罪过程。社会越轨行为就是对理性的背离。
二、社会越轨事件传播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一）传播渠道
Web2.0时代的互联网载体，赋予了自媒体更多的表现形态。自媒体因传播效率高、信息生产成本低，占尽先天优势。报纸不鲜活、电视有空间局限、受众早已迈入读屏时代，“魔弹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传统大众媒介苦苦挣扎，最终还是走向媒介融合之路。集文字、图片、影音为一体的拼接式信息更能被受众青睐。
用人类学视角观大众传播的演变，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闻信息技术的革新并不是主题，而在传播过程中因为传播形态发生改变，给受众带来不一样的观感，使受众有轻松愉悦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把传统媒介精英形象拉下神坛，使技术真正造福大众的“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正好契合了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论、摒弃精英文化的理念。
“个人是媒介的延伸”，当社会越轨事件发生，自媒体因其天然的方便快捷性抢占信息鳌头，民众作为信息的介质，也参与信息传输和再加工的过程，随后传统媒体投入行动，进行深度报道，向市场投放新闻信息。复旦投毒案最先由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微博信息，随后受到网友大量转发和讨论，紧接着网络大V和主流媒体也成为舆论推手，“复旦研究生被室友下毒杀害”这一话题引爆网络，此案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一直到犯罪嫌疑人林森浩被执行死刑，这场声势浩大的典型社会越轨事件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二）传播内容
哲学家杜威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体，有能力自主辨别信息，公民应该成为掌控信息的一方。杜威的思想在互联网技术革新的时代有了技术支撑，公民成为传播的主体，“全民记者时代”得以实现，“我即媒体”的理念应运而生。公民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工为舆论势力，影响媒介议程设置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在邓玉娇案中，即使邓玉娇有确凿的杀人证据，但由于强大的网络声援将邓玉娇塑造成了一个“反抗淫威的侠女”，最终影响了司法审判，邓玉娇被判正当防卫。
后现代主义在表意上的矛盾和零散化，决定了其在内容呈现形式上的繁杂性和碎片性。社会越轨事件往往事发突然，给予媒体的反映时间极短，限制了媒体宏观叙事。媒体在此情况下需保证尽量将新闻最朴实简短地还原；社会越轨事件纵深长，波及范围和后续情况都难以预料，媒介需要随时跟进，小块的信息被不断挖掘和反馈；在社会越轨事件发生后，媒介往往力有不逮，智能设备的普及和媒介融合进一步强化使新闻完整性得以维持，受众获取的都是媒体获得的信息与“草根记者”们提供的文字、语言、影音资料的整合……因为以上原因，社会越轨事件很难不落“碎片化”的窠臼。思想的深度、逻辑的缜密、表达的精致在新闻真实性、及时性面前一再让位，零散化的“小叙事”当道，这是后现代主义秉承解“元叙事”的重要表现。
（三）传播效果
在社会越轨事件中，各传播主体编成网格化的传播图像，各组信息交织，在每一个节点又可延展出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没有固定的阵营，也不被普适的价值观所缚，而是根据被传播者预设的立场所生。在这样交互式的传播环境下，价值体系被解构，重构成多元价值观。多元传播观念下，没有传播者和受众之分，没有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信息的主次特性也荡然无存。
投身大众传播极大限度地实现了公民自我价值，公众参与公众事务的热情大大提升，这无疑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由于信息交互平台具有极大开放性，民众被这一默许的自由权利所激励，对于恶性社会越轨事件进行狂欢式解读，过度重视自身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忽略了媒体的引导教育意义。一味鼓励个人意志的释放，会使网络监管机制式微，受众模糊媒体焦点，社会失德现象难以遏制。（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美]杰克·D·道格拉斯、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版
[2]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版
[3] [英]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版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伊格尔顿；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越轨事件
一、社会越轨事件与后现代主义在特征上的重合
社会越轨事件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讲是“恶”的。什么是邪恶？伊格尔顿在《论邪恶》一书中讲到，邪恶基于人的无限意志，当人开始追求无限、人类历史开始追求无限的时候，他会将一切有限的事物视为绝对障碍，不惜一切对其进行摧毁，便成就了邪恶。
后现代主义的两个中心点是“颠覆”、“解构”，这两个词恰到好处地解释了社会越轨事件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形态。
（一）批判性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来看，大众传播媒介“异化”了受众，它们向受众传播一种“虚假的需要”，使人的劳累、攻击性、痛苦、不义永久化。
在大众媒介的助力下，人们沉溺于物质需求，在消费过程中得到虚假的满足，人们以为享受了生活，但实质上却被媒介操纵，沦为物质的奴役，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是对人们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在对社会越轨信息的传播研究中，经验学派主张从既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出发，解决传播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批判学派由此拓展，主张从符号信息着手，厘清其对公众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异化”的作用。
而后现代主义彻底批判理性，批判以理性为准则的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反对一切理性、约定俗成的秩序，希望打破社会的同一性，来建立多元化、不存在文本范式的世界。
（二）颠覆性
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摒弃中心主义和现有思想，和一切理性的、常规的做对抗。后现代解构主义反对“一元中心”和“二元对抗”，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能够打破僵局，颠覆固有规则。解构主义不但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并且解构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现实社会中，常常会有人妄图通过非常规手段打破平衡，与公共制度和法规斗争，以期自己心态上的“公平”，于是，犯罪就这样产生了。社会越轨行为是对社会规范的颠覆，并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和损害。越轨者试图对社会公共道德法制进行挑战，而社会秩序的维持者需要控制越轨行为，这是深切而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非理性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将理性上升为统一的理论模式和意识形态，而这恰恰压制了多元性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学者希望能够用非理性的视角打破一切理性的统一秩序，形成与现代社会普适价值观所截然相反的多元价值观。
社会越轨行为同样具有非理性的特质。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巧妙平衡，是由于道德法制的制约；之所以能和谐，是由于理性思维的桎梏。以理性为基础、道德伦理为底线的法律维持着社会机器正规运行，而越轨者打破了这样理性的平衡，在不理智、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完成了犯罪过程。社会越轨行为就是对理性的背离。
二、社会越轨事件传播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一）传播渠道
Web2.0时代的互联网载体，赋予了自媒体更多的表现形态。自媒体因传播效率高、信息生产成本低，占尽先天优势。报纸不鲜活、电视有空间局限、受众早已迈入读屏时代，“魔弹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传统大众媒介苦苦挣扎，最终还是走向媒介融合之路。集文字、图片、影音为一体的拼接式信息更能被受众青睐。
用人类学视角观大众传播的演变，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闻信息技术的革新并不是主题，而在传播过程中因为传播形态发生改变，给受众带来不一样的观感，使受众有轻松愉悦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把传统媒介精英形象拉下神坛，使技术真正造福大众的“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正好契合了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论、摒弃精英文化的理念。
“个人是媒介的延伸”，当社会越轨事件发生，自媒体因其天然的方便快捷性抢占信息鳌头，民众作为信息的介质，也参与信息传输和再加工的过程，随后传统媒体投入行动，进行深度报道，向市场投放新闻信息。复旦投毒案最先由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微博信息，随后受到网友大量转发和讨论，紧接着网络大V和主流媒体也成为舆论推手，“复旦研究生被室友下毒杀害”这一话题引爆网络，此案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一直到犯罪嫌疑人林森浩被执行死刑，这场声势浩大的典型社会越轨事件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二）传播内容
哲学家杜威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体，有能力自主辨别信息，公民应该成为掌控信息的一方。杜威的思想在互联网技术革新的时代有了技术支撑，公民成为传播的主体，“全民记者时代”得以实现，“我即媒体”的理念应运而生。公民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工为舆论势力，影响媒介议程设置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在邓玉娇案中，即使邓玉娇有确凿的杀人证据，但由于强大的网络声援将邓玉娇塑造成了一个“反抗淫威的侠女”，最终影响了司法审判，邓玉娇被判正当防卫。
后现代主义在表意上的矛盾和零散化，决定了其在内容呈现形式上的繁杂性和碎片性。社会越轨事件往往事发突然，给予媒体的反映时间极短，限制了媒体宏观叙事。媒体在此情况下需保证尽量将新闻最朴实简短地还原；社会越轨事件纵深长，波及范围和后续情况都难以预料，媒介需要随时跟进，小块的信息被不断挖掘和反馈；在社会越轨事件发生后，媒介往往力有不逮，智能设备的普及和媒介融合进一步强化使新闻完整性得以维持，受众获取的都是媒体获得的信息与“草根记者”们提供的文字、语言、影音资料的整合……因为以上原因，社会越轨事件很难不落“碎片化”的窠臼。思想的深度、逻辑的缜密、表达的精致在新闻真实性、及时性面前一再让位，零散化的“小叙事”当道，这是后现代主义秉承解“元叙事”的重要表现。
（三）传播效果
在社会越轨事件中，各传播主体编成网格化的传播图像，各组信息交织，在每一个节点又可延展出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没有固定的阵营，也不被普适的价值观所缚，而是根据被传播者预设的立场所生。在这样交互式的传播环境下，价值体系被解构，重构成多元价值观。多元传播观念下，没有传播者和受众之分，没有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信息的主次特性也荡然无存。
投身大众传播极大限度地实现了公民自我价值，公众参与公众事务的热情大大提升，这无疑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由于信息交互平台具有极大开放性，民众被这一默许的自由权利所激励，对于恶性社会越轨事件进行狂欢式解读，过度重视自身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忽略了媒体的引导教育意义。一味鼓励个人意志的释放，会使网络监管机制式微，受众模糊媒体焦点，社会失德现象难以遏制。（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美]杰克·D·道格拉斯、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版
[2]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版
[3] [英]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