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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国近现代“新小说”肇始于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梁启超在此杂志上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被公认为导发中国小说从古体迈向现代的首部作品。但是，1895年，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通过征文征集到的一百六十二篇“时新小说”，比梁启超的“新小说”早了七年。所以，这批“时新小说”应该是中国近现代“新小说”的发轫。
1895年5月，一位名叫傅兰雅的英国来华人士，为针砭当时社会时弊，曾举办了一次“时新小说”征文活动，其征集到一百六十二篇稿件，而这些稿件的作者多来自普通百姓。有学者认为，这批“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针砭时弊、改良社会的特点，真正揭开了清末的小说革命，而且也是中国近现代“新小说”的发轫。
傅兰雅（1839—l928）是当时英国派至中国的传教士，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1861年，傅兰雅接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华，先是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为北京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5年，他担任上海英华书院院长，并主编中文报纸《教会新报》;1873年至1896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了一所以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新知、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主的格致书院，并出版第一份中文科普期刊《格致汇编》;1885年至1911年，他创办当时唯一的科技书店和科技出版社——格致书室;另外，他还致力于慈善事业，于1911年捐资筹建了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上海盲童学堂。
1867年至1896年，傅兰雅应聘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与众多的中国专业人士合作翻译逾百种西方著作，内容以科学、工程和军事方面为主外，还涉及地理、历史、外交、政治、社会等领域。这批介绍西方先进科学和思想的书籍，对晚清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文化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据称，傅兰雅不仅是中国近代将西方科技知识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最多的一个外国人，且翻译水准超过了晚清数十年间其他同类翻译。
除了翻译西方书籍传播西学外，傅兰雅在中国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建树，就是提倡和推广时新小说。从傅兰雅的生平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或小说家。那他为什么会对倡导时新小说感兴趣呢？这是因为傅兰雅深信，一部好小说可以裨益世道、感化人心，有移风易俗、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力的功效。小说也可以担当唤起民众、协助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色。
此时，随着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的中国，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虽为洋人的傅兰雅也受到了巨大鼓舞，他大力抨击危害中国社会、妨碍进步的“三弊”——鸦片、时文（指科举应试的八股文）和缠足。于是，傅兰雅毅然出资，公开举办有奖征文，广泛征集抨击“三弊”、提出救治良方的时新小说。
1895年7月，在有奖征求时新小说启事发表后一个月，傅兰雅在《教务杂志》上摘录了艾德博士对有奖小说征文的一段评论，充分说明了傅兰雅举办这次征文竞赛的目的：“一篇写得好的小说会在大众头脑中产生永久性的巨大影响，《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唤醒民众反对奴隶制上就非常有效。中国现在罪恶猖獗，鸦片、缠足和时文，任何一种都够写一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为了让这些悲惨遭遇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注意，就应该通过文字描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毫无疑义，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前提是他们需要被发现。”这则评论要求所撰写时的新小说的写作目的、艺术技巧以及最终影响都有一定的高度，这也使得傅兰雅对小说征文的结果有一个美好的设想。
为了这次小说征文，傅兰雅可以说不遗余力，他于1895年5月25日、28日、30日，以及6月4日、8日，在《申报》连续五次登载广告《求著时新小说启》;同时，这份广告也刊在1895年6月份的《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卷以及《中西教会报》第七册上。在这个征文启事中，傅兰雅阐释表达了他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认识，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含义：
首先，小说的作用是什么？“竊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即认为小说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可以感动人心，启蒙民众。傅兰雅堪称在中国将小说与强国兴民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其次，小说写什么内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傅兰雅总结说，“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而小说就必须表现这种社会现实，对“三弊”予以抨击，并提出救治办法。再次，小说应怎么写？征文中首次使用了“时新小说”这个术语，其中“时”就是指当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诸如托古、虚幻等中国传统小说，强调叙事的真实与现世精神。征文启事希望所征得的小说可以启发民众，使“妇人幼子”“皆得而明之”，所以要求小说“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言下之意，就是说小说应写实，描写普通社会生活，叙事要戏剧化，语言通顺易懂，而不是一味地长篇议论。
启事还规定征文时间，“限七月底满期收齐”;承诺对收到的所有应征作品“细心评取”;“果有佳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公布了有奖征文的奖项名次和相应的奖金：“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还说对于其中写作水平较高者，也可考虑“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这些条件在启事里列出，显然是为了增强对小说应征者的吸引力。投稿地址是位于上海三马路上的格致书室，这是傅兰雅创办的科技书店。最后落款是“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刊登在1895年5月25日英文《教务杂志》上的“有奖中文小说”广告，针对该杂志的不同读者群，内容与上面的启事有稍许不同：“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和缠足的弊端有生动的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和在华各种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 显然，《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所载启事属于广而告之的性质，它面对的是社会上所有的阅报人，而英文《教务杂志》上这则广告的读者则是特定的人群，即文中所提及的“学生、教师和在华各种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这意味着，傅兰雅将教会机构当作征文活动赖以依靠的组织系统，而明确指出是要征集“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表明了在傅兰雅的计划中，这次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1895年9月18日，傅兰雅的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结束。为了体现征文活动的公平公正性，傅兰雅仔细阅读所有的稿件后，邀请沈毓桂、王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参与评选作品，审阅与筛选一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1896年1月13日傅兰雅在《申报》和《万国公报》第八十六期上，同时发表一份公告“时新小说出案”，宣布征文评奖活动结果。这份公告刊登了获奖人名单，并允诺将其中佳文结集出版。
经统计，在应征的一百六十二篇文章的参赛作者中，有一百一十九位作者注明地址：山东三十六人，广东二十三人，湖北十八人，福建十三人，江苏六人，河北五人，浙江四人，安徽三人，上海两人，陕西两人，江西两人，山西一人……从来稿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及内地沿江各通商口岸。大多数作者都是来自底层社会的普通民众，有老塾师、学堂教师、传统的旧式知识分子、学堂教育下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各地教会学校的一些学生和老师，其中，教会组织的来稿约占了一半。
一百六十二篇文章中，有一百五十五篇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这三种弊病。文章文风和篇幅相差颇大，其中不乏颇具水准的诗文作品，有些小说字体显得工整精美，还附有插图;当然，作品中也不乏空洞和滥竽充数的文章;有些学生像应付作业一样仅仅写了短短幾页，也有乡村塾师认真写了长达数卷的感人故事。比如，《五更钟》、《澹轩闲话》等小说都极具当时之特色，《驱魔传》等小说也颇显时人中西合璧之思维逻辑。毋庸讳言，应征稿中甚至还有少量淫秽之作，有两篇作品被傅兰雅认为“有伤风化”，直接退还给了原作者。
总体上看，应征的作品文体比较杂乱，有些虽名为小说，但实际上是歌谣，或是四言诗五言诗、歌词，也有的是议论文和书信，等等。比如《三清案》、《论足歌鸦片歌论时歌》、《俗弊宜除》、《三醒华人传》等都是歌词作品;陈恒新的《无题》则为议论文加上歌词。这些杂乱的文体在来稿中占有相当比例，而只有五十二篇真正符合小说的体例。作品中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在转型期环境中的当时也属于意料之中的事。
既然是向社会征求小说，征文者在拟定征文条件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征文期待”。对于时新小说，傅兰雅心中有自己的想象，从他对征文的评论来看，似乎对此次征文不够满意，一是来稿中作者对小说文体认识不清，或写成诗歌，或写成政论文;二是不符合“时新小说”的特质，或为奇幻题材，或为才子佳人故事。傅兰雅对本次征文还这样评价：“中国人的创造力水平很低是常见的评语，这个事实在这些小说中得以充分表现。”但傅兰雅又觉得征文有所收获（也可能为了慰藉参赛者和中国读者）：“总体来说，这些小说达到了所期望的水平……这次征文大赛中也有人写出了确实值得出版的小说，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出版其中一些，以便为读者提供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消遣读物。”
在原来的征文启事里，傅兰雅曾设定七名获奖作品名额;但征文活动结束时，他又增加了十三个名额，使获奖者总共达到二十名。1896年3月在第二十六期《教务杂志》上，傅兰雅谈到了为何要增加获奖名额：“中文有奖小说结束了。我对诸多参赛者所费的时间、心力与金钱毫无回报而深感不妥，所以又增加了十三名获奖者。”不过，原定于聘请获奖小说作者长期创作新小说“以为恒业”之事，似乎就此搁浅。
还有，傅兰雅在征稿时，曾有出版优秀小说作品的计划，后来也不了了之。不过其中朱正初的《新趣小说》比较特殊，这可能是唯一参加了征文并获奖（并列第十二名）又得以出版的小说。有的学者曾将公开出版的“饮霞居士编次，西泠散人校订”的《熙朝快史》，当作受傅兰雅征文影响而创作的实例，其实此书前八回承袭朱正初应征稿《新趣小说》，但回目与内容都作了不少修改，其后又增写四回，才成了较完整的可出版的作品，于是以《熙朝快史》为名，在1895年12月由香港起新山庄出版。
1896年夏天，在此次小说征文完成两个月后，傅兰雅便离开了上海江南制造局，离开了他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中国，登上开往美国的船只，开始了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就在这时，一件令人颇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时新小说”征文所征得的这一百六十二篇稿件，不但没有得以发表，而且不知何种原因，居然随着傅兰雅的离华而湮没在历史中。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曾经有许多学者试图寻找这批小说的下落，但都无获而终，以至于后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百六十二篇手稿已经佚散失传。
原来，傅兰雅赴美国，乃是受聘出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首任东方语文讲座教授。对傅兰雅为什么要在1896年匆匆离开中国去美国任教，学界有不同说法。耶鲁大学的中国史专家史景迁认为，傅兰雅离华是对中国感到失望，觉得他本人在中国的努力是个失败。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认为，傅兰雅的离开是出于家庭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则认为，傅兰雅在他中国的事业处于顶峰时激流勇退，是为了完成一个宏大的事业，那就是接纳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这些人将来能够回国去改变中国状况。
傅兰雅于1902年起担任加州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他凭借在华几十年的学识和经验，大力开设中文课程，弘扬中国文化，鼓励并协助中国学生赴美深造，直至1913年退休。傅兰雅于1928年逝世，在去世之前，他将在中国数十年的藏书及文件数据，悉数捐赠给了加州大学，创立了该校东亚图书馆。傅兰雅就此迈出了他人生的轨迹：从传教士到传播西方科技之火于中国的先知，最终成为一个教育家和汉学家。 其实，傅兰雅匆匆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履新任职时，运到太平洋彼岸伯克利的，有他在中国收集的两千多册中英文书籍、他的一百多部译著和许多个人档案、手稿等，而这批征来的时新小说原稿也被打包，一起运到伯克利来了。当时，他没有时间把征文中较好的作品整理刊登出来，他的工作重心已转到美国。1896年8月傅兰雅开始在加州大学教课，他的私人藏书也被放在校园供他和学生们使用。傅兰雅在去世之前，将他的私人圖书全部捐赠给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成了东亚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
于是幸运的是，这批被岁月湮没百年之久的清末“时新小说”手稿，大部分并没有遗失，只不过隐藏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里。2006年11月22日，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新馆落成。当日，中文部馆员欣喜地进行搬迁。这时，有人在一间堆满书刊杂物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两个尘封已久的纸箱，打开一看，是一叠叠中文文稿，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批中国清末的“时新小说”的原始手稿。馆方查验后极为重视，而后即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就这样，这批小说手稿在2010年终于回归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分重视这一惊人的发现，为了保护历史文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所有被发现的原稿全部收入，不做任何删节，原文影印出版，以便忠实反映作品的原貌。由于忠实于原貌，因此读者还能看到原有的繁体字竖排，甚至能看到当时很有特色的花纹错落别致的信笺。略为遗憾的是，当年征文共收到一百六十二篇稿件，但今存一百四十八篇作品，不知什么原因缺了十四篇。即使在傅兰雅选定的二十篇获奖作品中，也仅存十五篇，有五篇已佚失，其中包括第一名、第五名、并列第十名的两件作品和第十一名中的一件作品。
这批失而复得的“时新小说”原始手稿，取名为《清末时新小说集》（全十四册），由周欣平主编，于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获奖小说有十五篇，收集在前五册中;未获奖小说四十一篇，收集在第六至十册中;议论文章九十二篇，收于第十一至十四册。不过，《清末时新小说集》的体例划分是笼统而缺乏准确性的。分类为“未获奖小说”的作品，其实并不全是小说。在分类为“议论文章”的作品中，同样存在杂糅难辨的文体，有文、词、诗、歌、唱曲等不同形式，当然也不乏将徐乐水的《时新小说》这种符合小说体裁的文章，而划分为议论文章的。无论如何，虽然时过境迁，但一百二十多年之后，我们能将这批尚未被世人见过的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小说征文作品，整理出版，公之于世，以此为“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活动，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还是值得庆幸的。
虽然“时新小说”征文获奖者的具体身份今已难以详知，但是作为小说征文的早期得奖作者，他们的姓名（有的是笔名或化名）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他们是：第一名茶阳居士（作品已佚），酬洋五十元。第二名詹万云，《澹轩闲话》，三十元。第三名李钟生，《五更钟》，二十元。第四名：清莲后人，《扪虱偶谈》，十六元。第五名：鸣皋氏（作品已佚），十四元。第六名：望国新，《畸新小说》，十二元。第七名：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八元。第八名：胡晋修，《时新小说》，七元。第九名：刘忠毅，《无名小说》，六元。杨味西，《时新小说》，六元。第十名：张润源（作品已佚），五元。枚甘老人（作品已佚），五元。第十一名：殷履亨（作品已佚），四元。倜傥非常生，《瓢胜新谈》，四元。第十二名：朱正初，《新趣小说》，三元。醒世人，《醒世新书》，三元。第十三名：廖卓生，《缠足明鉴》，两元。罗懋兴，《醒世畸新小说石磅全传》，两元。第十四名：瘦梅词人，《甫里消夏言己》，一点五元。陈义珍，《新趣小说》，一点五元。
傅兰雅1895年举办的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问世。而这批“新小说”产生的时间，比梁启超1902年发起的“新小说运动”早了七年，比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又早了八年。由于选取了新的社会题材，不少作品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弊害进行揭露和谴责外，还积极地设想改革方法，以促进国家的兴盛富强，达到具体教化社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它们实际上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它们摆脱了旧小说的模式，从而引导了晚清时期新小说创作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近代小说变革的先声。
傅兰雅出资举办有奖征文
1895年5月，一位名叫傅兰雅的英国来华人士，为针砭当时社会时弊，曾举办了一次“时新小说”征文活动，其征集到一百六十二篇稿件，而这些稿件的作者多来自普通百姓。有学者认为，这批“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针砭时弊、改良社会的特点，真正揭开了清末的小说革命，而且也是中国近现代“新小说”的发轫。
傅兰雅（1839—l928）是当时英国派至中国的传教士，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1861年，傅兰雅接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华，先是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为北京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5年，他担任上海英华书院院长，并主编中文报纸《教会新报》;1873年至1896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了一所以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新知、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主的格致书院，并出版第一份中文科普期刊《格致汇编》;1885年至1911年，他创办当时唯一的科技书店和科技出版社——格致书室;另外，他还致力于慈善事业，于1911年捐资筹建了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上海盲童学堂。
1867年至1896年，傅兰雅应聘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与众多的中国专业人士合作翻译逾百种西方著作，内容以科学、工程和军事方面为主外，还涉及地理、历史、外交、政治、社会等领域。这批介绍西方先进科学和思想的书籍，对晚清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文化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据称，傅兰雅不仅是中国近代将西方科技知识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最多的一个外国人，且翻译水准超过了晚清数十年间其他同类翻译。
除了翻译西方书籍传播西学外，傅兰雅在中国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建树，就是提倡和推广时新小说。从傅兰雅的生平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或小说家。那他为什么会对倡导时新小说感兴趣呢？这是因为傅兰雅深信，一部好小说可以裨益世道、感化人心，有移风易俗、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力的功效。小说也可以担当唤起民众、协助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色。
此时，随着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的中国，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虽为洋人的傅兰雅也受到了巨大鼓舞，他大力抨击危害中国社会、妨碍进步的“三弊”——鸦片、时文（指科举应试的八股文）和缠足。于是，傅兰雅毅然出资，公开举办有奖征文，广泛征集抨击“三弊”、提出救治良方的时新小说。
1895年7月，在有奖征求时新小说启事发表后一个月，傅兰雅在《教务杂志》上摘录了艾德博士对有奖小说征文的一段评论，充分说明了傅兰雅举办这次征文竞赛的目的：“一篇写得好的小说会在大众头脑中产生永久性的巨大影响，《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唤醒民众反对奴隶制上就非常有效。中国现在罪恶猖獗，鸦片、缠足和时文，任何一种都够写一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为了让这些悲惨遭遇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注意，就应该通过文字描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毫无疑义，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前提是他们需要被发现。”这则评论要求所撰写时的新小说的写作目的、艺术技巧以及最终影响都有一定的高度，这也使得傅兰雅对小说征文的结果有一个美好的设想。
在报刊上登载征文广告
为了这次小说征文，傅兰雅可以说不遗余力，他于1895年5月25日、28日、30日，以及6月4日、8日，在《申报》连续五次登载广告《求著时新小说启》;同时，这份广告也刊在1895年6月份的《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卷以及《中西教会报》第七册上。在这个征文启事中，傅兰雅阐释表达了他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认识，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含义：
首先，小说的作用是什么？“竊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即认为小说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可以感动人心，启蒙民众。傅兰雅堪称在中国将小说与强国兴民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其次，小说写什么内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傅兰雅总结说，“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而小说就必须表现这种社会现实，对“三弊”予以抨击，并提出救治办法。再次，小说应怎么写？征文中首次使用了“时新小说”这个术语，其中“时”就是指当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诸如托古、虚幻等中国传统小说，强调叙事的真实与现世精神。征文启事希望所征得的小说可以启发民众，使“妇人幼子”“皆得而明之”，所以要求小说“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言下之意，就是说小说应写实，描写普通社会生活，叙事要戏剧化，语言通顺易懂，而不是一味地长篇议论。
启事还规定征文时间，“限七月底满期收齐”;承诺对收到的所有应征作品“细心评取”;“果有佳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公布了有奖征文的奖项名次和相应的奖金：“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还说对于其中写作水平较高者，也可考虑“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这些条件在启事里列出，显然是为了增强对小说应征者的吸引力。投稿地址是位于上海三马路上的格致书室，这是傅兰雅创办的科技书店。最后落款是“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刊登在1895年5月25日英文《教务杂志》上的“有奖中文小说”广告，针对该杂志的不同读者群，内容与上面的启事有稍许不同：“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和缠足的弊端有生动的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和在华各种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 显然，《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所载启事属于广而告之的性质，它面对的是社会上所有的阅报人，而英文《教务杂志》上这则广告的读者则是特定的人群，即文中所提及的“学生、教师和在华各种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这意味着，傅兰雅将教会机构当作征文活动赖以依靠的组织系统，而明确指出是要征集“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表明了在傅兰雅的计划中，这次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促成一批“新小说”问世
1895年9月18日，傅兰雅的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结束。为了体现征文活动的公平公正性，傅兰雅仔细阅读所有的稿件后，邀请沈毓桂、王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参与评选作品，审阅与筛选一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1896年1月13日傅兰雅在《申报》和《万国公报》第八十六期上，同时发表一份公告“时新小说出案”，宣布征文评奖活动结果。这份公告刊登了获奖人名单，并允诺将其中佳文结集出版。
经统计，在应征的一百六十二篇文章的参赛作者中，有一百一十九位作者注明地址：山东三十六人，广东二十三人，湖北十八人，福建十三人，江苏六人，河北五人，浙江四人，安徽三人，上海两人，陕西两人，江西两人，山西一人……从来稿作者的地域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及内地沿江各通商口岸。大多数作者都是来自底层社会的普通民众，有老塾师、学堂教师、传统的旧式知识分子、学堂教育下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各地教会学校的一些学生和老师，其中，教会组织的来稿约占了一半。
一百六十二篇文章中，有一百五十五篇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这三种弊病。文章文风和篇幅相差颇大，其中不乏颇具水准的诗文作品，有些小说字体显得工整精美，还附有插图;当然，作品中也不乏空洞和滥竽充数的文章;有些学生像应付作业一样仅仅写了短短幾页，也有乡村塾师认真写了长达数卷的感人故事。比如，《五更钟》、《澹轩闲话》等小说都极具当时之特色，《驱魔传》等小说也颇显时人中西合璧之思维逻辑。毋庸讳言，应征稿中甚至还有少量淫秽之作，有两篇作品被傅兰雅认为“有伤风化”，直接退还给了原作者。
总体上看，应征的作品文体比较杂乱，有些虽名为小说，但实际上是歌谣，或是四言诗五言诗、歌词，也有的是议论文和书信，等等。比如《三清案》、《论足歌鸦片歌论时歌》、《俗弊宜除》、《三醒华人传》等都是歌词作品;陈恒新的《无题》则为议论文加上歌词。这些杂乱的文体在来稿中占有相当比例，而只有五十二篇真正符合小说的体例。作品中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在转型期环境中的当时也属于意料之中的事。
既然是向社会征求小说，征文者在拟定征文条件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征文期待”。对于时新小说，傅兰雅心中有自己的想象，从他对征文的评论来看，似乎对此次征文不够满意，一是来稿中作者对小说文体认识不清，或写成诗歌，或写成政论文;二是不符合“时新小说”的特质，或为奇幻题材，或为才子佳人故事。傅兰雅对本次征文还这样评价：“中国人的创造力水平很低是常见的评语，这个事实在这些小说中得以充分表现。”但傅兰雅又觉得征文有所收获（也可能为了慰藉参赛者和中国读者）：“总体来说，这些小说达到了所期望的水平……这次征文大赛中也有人写出了确实值得出版的小说，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出版其中一些，以便为读者提供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消遣读物。”
在原来的征文启事里，傅兰雅曾设定七名获奖作品名额;但征文活动结束时，他又增加了十三个名额，使获奖者总共达到二十名。1896年3月在第二十六期《教务杂志》上，傅兰雅谈到了为何要增加获奖名额：“中文有奖小说结束了。我对诸多参赛者所费的时间、心力与金钱毫无回报而深感不妥，所以又增加了十三名获奖者。”不过，原定于聘请获奖小说作者长期创作新小说“以为恒业”之事，似乎就此搁浅。
还有，傅兰雅在征稿时，曾有出版优秀小说作品的计划，后来也不了了之。不过其中朱正初的《新趣小说》比较特殊，这可能是唯一参加了征文并获奖（并列第十二名）又得以出版的小说。有的学者曾将公开出版的“饮霞居士编次，西泠散人校订”的《熙朝快史》，当作受傅兰雅征文影响而创作的实例，其实此书前八回承袭朱正初应征稿《新趣小说》，但回目与内容都作了不少修改，其后又增写四回，才成了较完整的可出版的作品，于是以《熙朝快史》为名，在1895年12月由香港起新山庄出版。
参赛作品的原稿失而复得
1896年夏天，在此次小说征文完成两个月后，傅兰雅便离开了上海江南制造局，离开了他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中国，登上开往美国的船只，开始了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就在这时，一件令人颇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时新小说”征文所征得的这一百六十二篇稿件，不但没有得以发表，而且不知何种原因，居然随着傅兰雅的离华而湮没在历史中。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曾经有许多学者试图寻找这批小说的下落，但都无获而终，以至于后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百六十二篇手稿已经佚散失传。
原来，傅兰雅赴美国，乃是受聘出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首任东方语文讲座教授。对傅兰雅为什么要在1896年匆匆离开中国去美国任教，学界有不同说法。耶鲁大学的中国史专家史景迁认为，傅兰雅离华是对中国感到失望，觉得他本人在中国的努力是个失败。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认为，傅兰雅的离开是出于家庭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则认为，傅兰雅在他中国的事业处于顶峰时激流勇退，是为了完成一个宏大的事业，那就是接纳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这些人将来能够回国去改变中国状况。
傅兰雅于1902年起担任加州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他凭借在华几十年的学识和经验，大力开设中文课程，弘扬中国文化，鼓励并协助中国学生赴美深造，直至1913年退休。傅兰雅于1928年逝世，在去世之前，他将在中国数十年的藏书及文件数据，悉数捐赠给了加州大学，创立了该校东亚图书馆。傅兰雅就此迈出了他人生的轨迹：从传教士到传播西方科技之火于中国的先知，最终成为一个教育家和汉学家。 其实，傅兰雅匆匆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履新任职时，运到太平洋彼岸伯克利的，有他在中国收集的两千多册中英文书籍、他的一百多部译著和许多个人档案、手稿等，而这批征来的时新小说原稿也被打包，一起运到伯克利来了。当时，他没有时间把征文中较好的作品整理刊登出来，他的工作重心已转到美国。1896年8月傅兰雅开始在加州大学教课，他的私人藏书也被放在校园供他和学生们使用。傅兰雅在去世之前，将他的私人圖书全部捐赠给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成了东亚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
于是幸运的是，这批被岁月湮没百年之久的清末“时新小说”手稿，大部分并没有遗失，只不过隐藏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里。2006年11月22日，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新馆落成。当日，中文部馆员欣喜地进行搬迁。这时，有人在一间堆满书刊杂物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两个尘封已久的纸箱，打开一看，是一叠叠中文文稿，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批中国清末的“时新小说”的原始手稿。馆方查验后极为重视，而后即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就这样，这批小说手稿在2010年终于回归上海。
“时新小说”征文正式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分重视这一惊人的发现，为了保护历史文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所有被发现的原稿全部收入，不做任何删节，原文影印出版，以便忠实反映作品的原貌。由于忠实于原貌，因此读者还能看到原有的繁体字竖排，甚至能看到当时很有特色的花纹错落别致的信笺。略为遗憾的是，当年征文共收到一百六十二篇稿件，但今存一百四十八篇作品，不知什么原因缺了十四篇。即使在傅兰雅选定的二十篇获奖作品中，也仅存十五篇，有五篇已佚失，其中包括第一名、第五名、并列第十名的两件作品和第十一名中的一件作品。
这批失而复得的“时新小说”原始手稿，取名为《清末时新小说集》（全十四册），由周欣平主编，于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获奖小说有十五篇，收集在前五册中;未获奖小说四十一篇，收集在第六至十册中;议论文章九十二篇，收于第十一至十四册。不过，《清末时新小说集》的体例划分是笼统而缺乏准确性的。分类为“未获奖小说”的作品，其实并不全是小说。在分类为“议论文章”的作品中，同样存在杂糅难辨的文体，有文、词、诗、歌、唱曲等不同形式，当然也不乏将徐乐水的《时新小说》这种符合小说体裁的文章，而划分为议论文章的。无论如何，虽然时过境迁，但一百二十多年之后，我们能将这批尚未被世人见过的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小说征文作品，整理出版，公之于世，以此为“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活动，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还是值得庆幸的。
虽然“时新小说”征文获奖者的具体身份今已难以详知，但是作为小说征文的早期得奖作者，他们的姓名（有的是笔名或化名）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他们是：第一名茶阳居士（作品已佚），酬洋五十元。第二名詹万云，《澹轩闲话》，三十元。第三名李钟生，《五更钟》，二十元。第四名：清莲后人，《扪虱偶谈》，十六元。第五名：鸣皋氏（作品已佚），十四元。第六名：望国新，《畸新小说》，十二元。第七名：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八元。第八名：胡晋修，《时新小说》，七元。第九名：刘忠毅，《无名小说》，六元。杨味西，《时新小说》，六元。第十名：张润源（作品已佚），五元。枚甘老人（作品已佚），五元。第十一名：殷履亨（作品已佚），四元。倜傥非常生，《瓢胜新谈》，四元。第十二名：朱正初，《新趣小说》，三元。醒世人，《醒世新书》，三元。第十三名：廖卓生，《缠足明鉴》，两元。罗懋兴，《醒世畸新小说石磅全传》，两元。第十四名：瘦梅词人，《甫里消夏言己》，一点五元。陈义珍，《新趣小说》，一点五元。
傅兰雅1895年举办的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问世。而这批“新小说”产生的时间，比梁启超1902年发起的“新小说运动”早了七年，比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又早了八年。由于选取了新的社会题材，不少作品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弊害进行揭露和谴责外，还积极地设想改革方法，以促进国家的兴盛富强，达到具体教化社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它们实际上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它们摆脱了旧小说的模式，从而引导了晚清时期新小说创作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近代小说变革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