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寻常到常常觉不到其存在的重要性，但倘哪天没了筷子，往往会发现生活乱了套。筷子，就像深深打入国人生活的两根文化铆钉：一方面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如同本书所指，筷子里面包含古人运用杠杆原理的智慧，筷子摆放的仪式感饱含历史礼仪基因等信息。
　　 到底是谁发明了筷子，无据可考，但筷子在历史文字中并不鲜见。如本书所述，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筷子的文献是《韩非子·喻老》中的《纣为象箸》一文。韩非子借纣王用角牙做的筷子这一微妙变化，阐述了“慎微”的重要意义。这里的筷子已经不单单是工具意义上的，而是延伸到权力自律的深层喻意。本书还对四大名著中涉及筷子的地方统计后发现，“《红楼梦》中23处，《水浒传》中共8处，《西游记》中有4处，《三国演义》则为3处”。这些作品中的筷子，绝大部分不再局限于饮食本义，而是延伸至更远的生活范畴，像《红楼梦》里刘姥姥因为一双筷子，还成了大观园里的娱乐对象。
　　 本书梳理了筷子的古往今昔，让读者看到筷子已经深深嵌入华夏礼仪文化之中。从主宾座位的设置，到迎客做客之道;从筷子长短之别，到筷子摆放方向;从筷子使用范围，到举筷和放筷的时机等……如果说传统礼仪是消除彼此敌意，建立沟通信任的重要仪式，那么，筷子堪称餐桌文化的重要信物。有一点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只要谈及正事或者大事，哪怕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用餐者几乎都会放下筷子，尽管享受美食与倾听并不矛盾。
　　 本书的一个重点论述便是分餐制。倡导分餐制，是因为我们目前习惯合餐制。曾有学者指出，分餐制并非“祖制”。在周秦汉晋时代，中国实行的便是分餐制。但鲜有人真正知晓原因，即自唐宋以后，合餐制为何渐渐占了上风？或许相较于分餐制，合餐制可能更能体现权力的分流，毕竟位高权重者必须与他人同桌而食。
　　 自“非典”后便大力倡导分餐制的深圳大学人文教授王晓华认为，唐宋合餐制的出现，“器具的更迭确实起到了辅助作用”。技术的进步能否迫使权力自觉放下身段，与“下人”同桌而食，感觉逻辑力量稍显不足。分餐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旧能够体现权力的中心意志，比如对宾主位置的逻辑设定，但这种预设的尊贵，显然与历史上分餐制中那种权力高高在上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文化是个怪现象，合理只是其次，就像清兵入关后，中原汉人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也不肯蓄辫子。而待到1911年满清帝国“关门谢客”时，许多汉人居然抱着所谓“老祖宗”的传统不放，死活不肯剪掉辫子。当众人围坐一桌，可以彰显国人“合家团圆”的深层文化寓意时，合餐制的文化地位实现了登峰造极。近年来，每年春节几乎总能看到一些地方大搞千人宴万人宴，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彰显大团圆大家欢的祥和气氛。
　　 如王晓华教授和本书所极力倡导的那样，从卫生角度看，分餐制乃大势所趋。2003年的“非典”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分餐制的重要意义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同樣是用筷子的国家，日本的分餐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日本不仅分餐，在筷子摆放方面更接近于唐代，在这一点似乎比我们更尊传统。
　　 许多人并非不知晓分餐制的种种益处，尤其是年轻人，但一坐上桌子，又不自觉地走到合餐制的老路上去了。当筷子成为一种深深嵌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基因，“脱嵌”自然变得愈加艰难，更何况，现在大街小巷的酒店餐馆无不是建立在合餐制文化基础之上。从这层意义上讲，分餐制或许需要从家庭、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施以“组合拳”。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白，那就是历经上千年的合餐制文化，要想以分餐制取而代之，肯定需要长期甚至数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
　　 一种文化基因的结晶沉淀，从来不是朝夕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