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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的报刊编辑实践思想充分体现在其对《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中。他深刻论述了报纸副刊的重要性，积极营造读者至上的副刊编辑观；追求文学超脱性，旨在建立高雅文学园地的编辑理想；坚持只认作品不认人，作品能修不退的人本编辑态度；他要求编者谨守职业的尊严，对副刊版面编排精益求精。
关键词：
沈从文 创作歌者 编辑舞者 文艺副刊 编辑思想
1928年，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合伙创办《红黑》月刊，由此开始了近20年的编辑生涯。20年中，沈从文创办和主编过多种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形成了其独特的编辑思想、编辑理念，特别是1933年9月接受《大公报》邀请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后，其报纸副刊编辑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深刻论述副刊的重要性，积极营造读者至上的副刊编辑观
20世纪30年代初，《大公报·文艺副刊》由“学衡派”代表人物、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主编。吴宓思想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主编的《文艺副刊》学院气息浓厚，远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不能有效地融入社会现实，不能被当时文学的现实和主流接纳，读者关注度不断降低。《大公报》经理胡政之对此十分不满。1933年10月，胡政之在杨振声引荐下邀请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主编《文艺副刊》。此时的沈从文虽说生活潦倒，但向往文学创作自由的追求不改。他称赞《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不受党派支配，言论独立，不受任何方面收买，不盲从）“四不”的办刊方针，双方因对自由思想的追求一拍即合。有人说，沈从文进入《文艺副刊》是“人适、报适、时适、地适”的必然走向，是人与报纸双方各自能满足对方需要的一种双向选择后的必然结果。[1]从接手《文艺副刊》开始，沈即顺应读者的需要和副刊发展规律，对副刊出版的版面大小和出版周期进行及时调整，直到1935年8月25日出至166期后与萧乾主编的《小公园》合并改为《文艺》为止。两年时间里，由于杨振声受教育部委托主要从事华北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沈从文事实上承担起了《文艺副刊》组稿、处理来稿、专栏安排、联系作者、答读者问等属于主编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文艺副刊》“固定读者大约二十万人”，这个数目在当时的文艺界相当可观。此后，《文艺副刊》改由萧乾负责，但沈从文仍是副刊的主要撰稿人。
“新闻是报纸的灵魂，副刊是报纸的面孔，报纸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2]赵超构的这句话深刻阐述了副刊在报纸编辑中的重要作用。“副刊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缘于报业竞争……副刊的‘可读性’，一直是报纸同业间竞争的有力支柱。”[3]在报纸的发展史上，副刊以其内容的深度、品位、可读性和感染力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其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了报纸的整体品位，决定了报纸对读者的吸引程度和读者的个人品位。20世纪初的沈从文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副刊对于报纸不可或缺的言论。他强调“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4]从副刊对社会思想和文学运动的影响，论述了副刊决定着报纸生存的重要问题：“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到民十四五以后，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5]
沈从文意识到读者对于办好副刊的重要价值，并逐步形成了他判定副刊质量好坏的标准，即读者至上观。在《文艺副刊》编辑活动中，沈时刻提醒报刊的编辑，要以获得读者认可作为副刊编辑的把关原则。他要求编辑的副刊文章要让读者看得懂、想得通、弄得明。但关注读者的阅读需求并不是要一味地迎合读者的阅读喜好。“刊物愿意多销一点，却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6]他坚决反对以伤害文学的质量来换取读者的数量，认为把握“读者理解力”并不是要编辑一些低俗的内容。他严厉批评一些出版家在刊物中大量刊登有关作家的私生活与逸闻逸事。特别批评了“海派”文人为攫取名利而迎合小市民趣味、粗制滥造的坏现象。在保证文学质量的前提下，沈从文支持副刊面向市场：副刊要成为决定报纸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就须面向市场，在市场中获得读者的认可，从而扩大报纸的销路。
二、追求文学超脱政治与商业，企图建设高雅文学园地的编辑理想
文学与政治、商业的关系问题是文学创作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沈从文对此态度鲜明，明确表示不赞成文学艺术商品化倾向，反对文学艺术变为政治的附属品或点缀品。他多次对文人依附外部力量进行商业化和政治性创作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若艺术家文学家失去与民族情感接触的正当原则，仅图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惯性和商业上的宣传方式，取得群众的一时认可，个人有所得，却把艺术文学在这个不良关系上完全堕落了”。[7]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主体意识的自由派作家，从踏入文学界伊始，他的朋友就让他面临着如何选择朋友和对待革命文学的两难境地。出于对文学的自由追求，他对政治干预文学有着强烈的不满与超乎寻常的反感，甚至愤怒。创造社、太阳社、左联这些强调革命文学的作家群体有他的一干挚友，但他们宁愿花費大量的时间进行无谓的文学与革命政治的争论，让处于政治之外的他在不解中生了大气。他在激烈的文学论战中和对中国黑暗政治的不满中独自品尝和体味着文学的彷徨、无奈、苦闷与失望。他追求超脱政治的文学，坚持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对文学的干预，都必会导致文学的“堕落”。他尖锐地指出：“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9]其言论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而言是那样的不合时宜，并掀起了文坛所谓“京派”与“海派”的激烈争论，他本人也在这场争论中受到文学界的排挤与打压。
沈从文认为，副刊的风格往往取决于主编者的趣味和文化倾向。因此，他在主编《文艺副刊》过程中，强调文学的自由性，反对文学商业化，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严肃性，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和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他接手《文艺副刊》一个月，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对“玩票”的“海派”文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清晰地表达了政治和文学应该且必须两分的观点。他鄙视文学对政治与商业的追逐，崇尚文艺自由主义，信守思想独立和自由原则。这些思想充分体现在他创办《红黑》刊物的过程中，并一直影响到他对《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但这种尝试最终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惨遭失败，《红黑》出版8期后被迫停刊。他因此承受了文学的独立性在商业化运作过程中被消解的痛苦，却并没有动摇他追求文学独立的思想，反而让他更加看清了想要办好一份理想的刊物，离不开合理的商业运作，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也不等于放弃读者。他注意在编辑上科学“耕耘”，不断寻找追求文学独立性与合理的商业运作的结合点，“企图建设一个高雅的文学园地，在政治和商业操纵之外为文学生产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使文学和出版走向良性循环”，[10]以实现要办个刊物，就要“想办法来把这个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意义，而且希望它能够支持长久”[11]的编辑目标。 沈从文虽没有为《文艺副刊》撰写发刊词，但他用杨振声的一篇《乞雨》传递了他的文学思想与《文艺副刊》的编辑风格：文学应是自由的、独立的、有思想的，文学不能变成政治的工具和玩具。这是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也是《大公报》办报方针的重要体现，更是沈从文与《大公报》结缘且合作良好的基础。在编辑《文艺副刊》的过程中，沈一直坚持独立言论和自由精神的编辑思想，坚守他贯守的“乡下人”立场和人性观，在“海派”商业化文学中坚守了“京派”的社会道义与责任。然而，让他倍感痛苦的是，他编辑《文艺副刊》并没能完全摆脱政治的纠葛，并因此多次受到文学进步阵营的批判，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
三、只认作品不认人，作品能修不退的人本编辑态度
文章的写作态度要严肃，无论什么派、什么人，只要作品好就要。这种思想是刊物编辑普遍追求的理想编辑状态，是编辑公平思想的重要体现，却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与价值。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杨振声却敢于将作家写作须有好的写作态度和只认作品不认人的编辑思想贯彻到《文艺副刊》的始终。沈从文强调作者创作态度的重要性，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他坚持文学者应有自己事业的尊严，反对做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鼓励作者以独立的人格和勤勉的态度写作，认为“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人小小恩怨，不管是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12]他要求作者对文学要有神圣感、信仰感，要诚实，耐得住寂寞，认为搞文学创作不能只有兴趣，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特别是对于年轻作者，态度更为重要，不能把创作看得太天真太随便，强调文学创作“必须从习作中获得经验，从熟练中达到完全，从一再失败，不断修改，废寝忘食，发痴着迷情形中，才可能产生他那出众特立的作品”。[13]沈从文编辑较真的态度，给他日后的生活与创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是批评广受赞誉的郭沫若，二是赞扬备受批评的周作人。沈从文不被郭沫若的名声影响，他直白地指出郭沫若的小说虽对普通工农充满了同情，却并没有深刻理解下层人的生活和血泪，其所创作小说的呐喊是肤浅的，缺乏深层次的艺术真实和魅力，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失败。由此提出“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14]而沈从文十分欣赏周作人的作品，认为周的作品充满着人生智慧与哲理，秋水一般清澈透明。他将周的这种精神境界称为“格”，赞扬周是一个“格”很高的人，即使在周被日本人利用沦为汉奸后，沈从文依然对周的艺术风格赞不绝口。
如何处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副刊能否编辑好的核心内容。沈从文坚持作者人本编辑态度，强调作品至上，愿意为不同年龄层次和水平的作者提供自由试笔的阵地。他特别反对报社将刊物作为个人营利的工具，强调应公平地对待每一位作者。这与之曾对文学充满热情却往往投稿石沉大海甚至遭人讥笑为“乡下青年”的创作艰难之路有关。沈从文初到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15]郁达夫和徐志摩是他的文学伯乐。
正是众多名家大家对他创作道路的支持，使沈从文有了创作的信心与勇气，让他对年轻的创作者多了一份理解与关心，这也必然影响到他编辑《文艺副刊》时对年轻创作者的态度。他善待每一个给《文艺副刊》投稿的作者，主张“写作要多改少退”，“每期发稿，稿件都要经过他精心修改，标点符号都很认真。有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改得密密麻麻”。[16]即使一些稿子实在达不到要求，他给作者退稿时也做得非常认真，“怕伤了初学者的感情”。他写给“吉六”的退稿信是“你文章因刊物停顿，无从安排，敬寄还，极抱歉”。[17]因刊物没办了，还将作者的稿子退还给作者，并致以深深的歉意，沈从文耐心、负责的编辑态度可见一斑。即使他因“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18]在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系列小说《十城记》时，他也从未改变过对作者的耐心态度。
四、要求编者谨守职业尊严，对副刊版面编排精益求精的编辑思想
事实上，有私人的力量和热心读者，一份刊物是可以支持下去的，但要把一份刊物办成好刊物，办得比别的刊物更有生气更有意义且能获得读者认可，沈从文认为，个性和特性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副刊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刊物负责人，在于负责人对一个报纸的看法。让刊物得到读者的认可是沈从文编辑各种刊物的追求，特别是他主持《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后，更是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沈从文认为，编者的素质高低决定了刊物编辑的好坏。编者是稿件的把关人，编者素质决定刊物质量。一个优秀的编者，须具备合理的素质结构，知识、经验和文笔，三者缺一不可，还须有正确的政治立场、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判断出文章质量的好坏。同时，他要求编者耐得住寂寞，要“有看作品的从容和虚心”，把为作者服务看做是自己的分内事，他还要求每位编者都要对工作尽自己那份“职业的尊严”，谨记“我是个编辑，什么人寄作品来，我觉得好，为刊载出来，有目共赏，十分自然。觉得不够，略作增减，就为让那些普通读者能理解而略作增减，也极平常”。[19]沈从文的言辞和行为，与他个人的创作和投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初出道时，“所写的小说虽各处还不至于完全碰壁，但所得的报酬太少，所怄的气又太多了，我们……把竭尽自己能力写成的作品，编辑看来以为用得着的，把它登载出来就得了。我们只盼公平一些。……却寻不出那么一个公平的编辑”。[20]（下转第122页）
（上接第119页）
“版面编辑是对所刊登的各种稿件的无声评价”，[21]沈从文在注重编者素质的前提下，特别在意刊物的版面编排，认为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在于读者对副刊的自然偏爱。接替吴宓后，沈从文和杨振声对副刊进行了重新规划，首先是对副刊的名字进行了改变，将《文学副刊》改为《文艺副刊》，并在内容上着手将副刊办成纯粹的新文学刊物。在沈从文的主持下，《文艺副刊》办成了一个以文学创作为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全面发展的刊物。不仅如此，沈从文开始重视书评，使书评成为文坛和读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为使《文艺副刊》的版面更具观赏性，沈从文在改变版面排版的同时，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习惯。《文艺副刊》的文章虽坚持采取竖排，但全部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现，采用新式标点，标点标在字后，而非像文言文一样标在文章的一边。这样的编排美观大方，疏密有间，方便了阅读，获得了广泛认可。同时，沈从文公开在副刊右上角用黑体字标记《文艺副刊》，并在这几个字下面写了两行字，一行是“此副刊欢迎外来投稿，并付酬金”，另一行是副刊通信地址“北平西单西斜街55号甲”。为减少作者的疑问，他还经常给自己熟识或刚认识的作者写约稿信，信中明确稿件的内容、体裁、字数，甚至稿酬都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编辑改变，对当时报刊的排版产生了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10] 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投入与编辑活动探迹[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 姚福申，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喻频莲.我国报纸副刊编辑思想发展动因探析[J].编辑之友，2011（12）.
[4] [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6] [9] [11] [12] [13] [16] [19]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7] [14] 沈從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 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15] 沈从文.记胡也频[M].上海：光华书局，1932.
[17]《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心路（自述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8] 沈虎雏.团聚[M]//巴金.黄永玉等.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20] 沈从文.记丁玲[M].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
[21] 刘文峰.编辑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
沈从文 创作歌者 编辑舞者 文艺副刊 编辑思想
1928年，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合伙创办《红黑》月刊，由此开始了近20年的编辑生涯。20年中，沈从文创办和主编过多种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形成了其独特的编辑思想、编辑理念，特别是1933年9月接受《大公报》邀请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后，其报纸副刊编辑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深刻论述副刊的重要性，积极营造读者至上的副刊编辑观
20世纪30年代初，《大公报·文艺副刊》由“学衡派”代表人物、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主编。吴宓思想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主编的《文艺副刊》学院气息浓厚，远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不能有效地融入社会现实，不能被当时文学的现实和主流接纳，读者关注度不断降低。《大公报》经理胡政之对此十分不满。1933年10月，胡政之在杨振声引荐下邀请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主编《文艺副刊》。此时的沈从文虽说生活潦倒，但向往文学创作自由的追求不改。他称赞《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不受党派支配，言论独立，不受任何方面收买，不盲从）“四不”的办刊方针，双方因对自由思想的追求一拍即合。有人说，沈从文进入《文艺副刊》是“人适、报适、时适、地适”的必然走向，是人与报纸双方各自能满足对方需要的一种双向选择后的必然结果。[1]从接手《文艺副刊》开始，沈即顺应读者的需要和副刊发展规律，对副刊出版的版面大小和出版周期进行及时调整，直到1935年8月25日出至166期后与萧乾主编的《小公园》合并改为《文艺》为止。两年时间里，由于杨振声受教育部委托主要从事华北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沈从文事实上承担起了《文艺副刊》组稿、处理来稿、专栏安排、联系作者、答读者问等属于主编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文艺副刊》“固定读者大约二十万人”，这个数目在当时的文艺界相当可观。此后，《文艺副刊》改由萧乾负责，但沈从文仍是副刊的主要撰稿人。
“新闻是报纸的灵魂，副刊是报纸的面孔，报纸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2]赵超构的这句话深刻阐述了副刊在报纸编辑中的重要作用。“副刊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缘于报业竞争……副刊的‘可读性’，一直是报纸同业间竞争的有力支柱。”[3]在报纸的发展史上，副刊以其内容的深度、品位、可读性和感染力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其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了报纸的整体品位，决定了报纸对读者的吸引程度和读者的个人品位。20世纪初的沈从文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副刊对于报纸不可或缺的言论。他强调“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4]从副刊对社会思想和文学运动的影响，论述了副刊决定着报纸生存的重要问题：“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到民十四五以后，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5]
沈从文意识到读者对于办好副刊的重要价值，并逐步形成了他判定副刊质量好坏的标准，即读者至上观。在《文艺副刊》编辑活动中，沈时刻提醒报刊的编辑，要以获得读者认可作为副刊编辑的把关原则。他要求编辑的副刊文章要让读者看得懂、想得通、弄得明。但关注读者的阅读需求并不是要一味地迎合读者的阅读喜好。“刊物愿意多销一点，却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6]他坚决反对以伤害文学的质量来换取读者的数量，认为把握“读者理解力”并不是要编辑一些低俗的内容。他严厉批评一些出版家在刊物中大量刊登有关作家的私生活与逸闻逸事。特别批评了“海派”文人为攫取名利而迎合小市民趣味、粗制滥造的坏现象。在保证文学质量的前提下，沈从文支持副刊面向市场：副刊要成为决定报纸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就须面向市场，在市场中获得读者的认可，从而扩大报纸的销路。
二、追求文学超脱政治与商业，企图建设高雅文学园地的编辑理想
文学与政治、商业的关系问题是文学创作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沈从文对此态度鲜明，明确表示不赞成文学艺术商品化倾向，反对文学艺术变为政治的附属品或点缀品。他多次对文人依附外部力量进行商业化和政治性创作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若艺术家文学家失去与民族情感接触的正当原则，仅图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惯性和商业上的宣传方式，取得群众的一时认可，个人有所得，却把艺术文学在这个不良关系上完全堕落了”。[7]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主体意识的自由派作家，从踏入文学界伊始，他的朋友就让他面临着如何选择朋友和对待革命文学的两难境地。出于对文学的自由追求，他对政治干预文学有着强烈的不满与超乎寻常的反感，甚至愤怒。创造社、太阳社、左联这些强调革命文学的作家群体有他的一干挚友，但他们宁愿花費大量的时间进行无谓的文学与革命政治的争论，让处于政治之外的他在不解中生了大气。他在激烈的文学论战中和对中国黑暗政治的不满中独自品尝和体味着文学的彷徨、无奈、苦闷与失望。他追求超脱政治的文学，坚持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对文学的干预，都必会导致文学的“堕落”。他尖锐地指出：“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9]其言论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而言是那样的不合时宜，并掀起了文坛所谓“京派”与“海派”的激烈争论，他本人也在这场争论中受到文学界的排挤与打压。
沈从文认为，副刊的风格往往取决于主编者的趣味和文化倾向。因此，他在主编《文艺副刊》过程中，强调文学的自由性，反对文学商业化，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严肃性，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和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他接手《文艺副刊》一个月，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对“玩票”的“海派”文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清晰地表达了政治和文学应该且必须两分的观点。他鄙视文学对政治与商业的追逐，崇尚文艺自由主义，信守思想独立和自由原则。这些思想充分体现在他创办《红黑》刊物的过程中，并一直影响到他对《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但这种尝试最终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惨遭失败，《红黑》出版8期后被迫停刊。他因此承受了文学的独立性在商业化运作过程中被消解的痛苦，却并没有动摇他追求文学独立的思想，反而让他更加看清了想要办好一份理想的刊物，离不开合理的商业运作，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也不等于放弃读者。他注意在编辑上科学“耕耘”，不断寻找追求文学独立性与合理的商业运作的结合点，“企图建设一个高雅的文学园地，在政治和商业操纵之外为文学生产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使文学和出版走向良性循环”，[10]以实现要办个刊物，就要“想办法来把这个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意义，而且希望它能够支持长久”[11]的编辑目标。 沈从文虽没有为《文艺副刊》撰写发刊词，但他用杨振声的一篇《乞雨》传递了他的文学思想与《文艺副刊》的编辑风格：文学应是自由的、独立的、有思想的，文学不能变成政治的工具和玩具。这是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也是《大公报》办报方针的重要体现，更是沈从文与《大公报》结缘且合作良好的基础。在编辑《文艺副刊》的过程中，沈一直坚持独立言论和自由精神的编辑思想，坚守他贯守的“乡下人”立场和人性观，在“海派”商业化文学中坚守了“京派”的社会道义与责任。然而，让他倍感痛苦的是，他编辑《文艺副刊》并没能完全摆脱政治的纠葛，并因此多次受到文学进步阵营的批判，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
三、只认作品不认人，作品能修不退的人本编辑态度
文章的写作态度要严肃，无论什么派、什么人，只要作品好就要。这种思想是刊物编辑普遍追求的理想编辑状态，是编辑公平思想的重要体现，却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与价值。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杨振声却敢于将作家写作须有好的写作态度和只认作品不认人的编辑思想贯彻到《文艺副刊》的始终。沈从文强调作者创作态度的重要性，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他坚持文学者应有自己事业的尊严，反对做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鼓励作者以独立的人格和勤勉的态度写作，认为“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人小小恩怨，不管是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12]他要求作者对文学要有神圣感、信仰感，要诚实，耐得住寂寞，认为搞文学创作不能只有兴趣，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特别是对于年轻作者，态度更为重要，不能把创作看得太天真太随便，强调文学创作“必须从习作中获得经验，从熟练中达到完全，从一再失败，不断修改，废寝忘食，发痴着迷情形中，才可能产生他那出众特立的作品”。[13]沈从文编辑较真的态度，给他日后的生活与创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是批评广受赞誉的郭沫若，二是赞扬备受批评的周作人。沈从文不被郭沫若的名声影响，他直白地指出郭沫若的小说虽对普通工农充满了同情，却并没有深刻理解下层人的生活和血泪，其所创作小说的呐喊是肤浅的，缺乏深层次的艺术真实和魅力，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失败。由此提出“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14]而沈从文十分欣赏周作人的作品，认为周的作品充满着人生智慧与哲理，秋水一般清澈透明。他将周的这种精神境界称为“格”，赞扬周是一个“格”很高的人，即使在周被日本人利用沦为汉奸后，沈从文依然对周的艺术风格赞不绝口。
如何处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副刊能否编辑好的核心内容。沈从文坚持作者人本编辑态度，强调作品至上，愿意为不同年龄层次和水平的作者提供自由试笔的阵地。他特别反对报社将刊物作为个人营利的工具，强调应公平地对待每一位作者。这与之曾对文学充满热情却往往投稿石沉大海甚至遭人讥笑为“乡下青年”的创作艰难之路有关。沈从文初到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15]郁达夫和徐志摩是他的文学伯乐。
正是众多名家大家对他创作道路的支持，使沈从文有了创作的信心与勇气，让他对年轻的创作者多了一份理解与关心，这也必然影响到他编辑《文艺副刊》时对年轻创作者的态度。他善待每一个给《文艺副刊》投稿的作者，主张“写作要多改少退”，“每期发稿，稿件都要经过他精心修改，标点符号都很认真。有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改得密密麻麻”。[16]即使一些稿子实在达不到要求，他给作者退稿时也做得非常认真，“怕伤了初学者的感情”。他写给“吉六”的退稿信是“你文章因刊物停顿，无从安排，敬寄还，极抱歉”。[17]因刊物没办了，还将作者的稿子退还给作者，并致以深深的歉意，沈从文耐心、负责的编辑态度可见一斑。即使他因“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18]在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系列小说《十城记》时，他也从未改变过对作者的耐心态度。
四、要求编者谨守职业尊严，对副刊版面编排精益求精的编辑思想
事实上，有私人的力量和热心读者，一份刊物是可以支持下去的，但要把一份刊物办成好刊物，办得比别的刊物更有生气更有意义且能获得读者认可，沈从文认为，个性和特性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副刊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刊物负责人，在于负责人对一个报纸的看法。让刊物得到读者的认可是沈从文编辑各种刊物的追求，特别是他主持《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后，更是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沈从文认为，编者的素质高低决定了刊物编辑的好坏。编者是稿件的把关人，编者素质决定刊物质量。一个优秀的编者，须具备合理的素质结构，知识、经验和文笔，三者缺一不可，还须有正确的政治立场、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判断出文章质量的好坏。同时，他要求编者耐得住寂寞，要“有看作品的从容和虚心”，把为作者服务看做是自己的分内事，他还要求每位编者都要对工作尽自己那份“职业的尊严”，谨记“我是个编辑，什么人寄作品来，我觉得好，为刊载出来，有目共赏，十分自然。觉得不够，略作增减，就为让那些普通读者能理解而略作增减，也极平常”。[19]沈从文的言辞和行为，与他个人的创作和投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初出道时，“所写的小说虽各处还不至于完全碰壁，但所得的报酬太少，所怄的气又太多了，我们……把竭尽自己能力写成的作品，编辑看来以为用得着的，把它登载出来就得了。我们只盼公平一些。……却寻不出那么一个公平的编辑”。[20]（下转第122页）
（上接第119页）
“版面编辑是对所刊登的各种稿件的无声评价”，[21]沈从文在注重编者素质的前提下，特别在意刊物的版面编排，认为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在于读者对副刊的自然偏爱。接替吴宓后，沈从文和杨振声对副刊进行了重新规划，首先是对副刊的名字进行了改变，将《文学副刊》改为《文艺副刊》，并在内容上着手将副刊办成纯粹的新文学刊物。在沈从文的主持下，《文艺副刊》办成了一个以文学创作为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全面发展的刊物。不仅如此，沈从文开始重视书评，使书评成为文坛和读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为使《文艺副刊》的版面更具观赏性，沈从文在改变版面排版的同时，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习惯。《文艺副刊》的文章虽坚持采取竖排，但全部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现，采用新式标点，标点标在字后，而非像文言文一样标在文章的一边。这样的编排美观大方，疏密有间，方便了阅读，获得了广泛认可。同时，沈从文公开在副刊右上角用黑体字标记《文艺副刊》，并在这几个字下面写了两行字，一行是“此副刊欢迎外来投稿，并付酬金”，另一行是副刊通信地址“北平西单西斜街55号甲”。为减少作者的疑问，他还经常给自己熟识或刚认识的作者写约稿信，信中明确稿件的内容、体裁、字数，甚至稿酬都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编辑改变，对当时报刊的排版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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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