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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仍有大批男女老少,扒火车外流。那年万里刚来安徽,春节以后一段时间里,省委几乎每天都收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市打来的电报或电话,要他们去领回来自凤阳的“盲流”,中央有关部门也发去指示,要求省委妥善做好工作,解决人口外流问题。
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陈庭元,是凤阳解放后第十四任县委书记,1977年12月初才到凤阳走马上任。凭他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经验,他感到万里来到安徽之后,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思路对头,措施得力。特别是一系列农村政策的相继出台,符合实际,抓住了要害,受到农民欢迎。他感到安徽有希望了,结束凤阳的讨饭历史不会很久了。
1978年,凤阳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秋种时,省委做出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从集休耕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
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这一决定的同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的非议和责难。陈庭元表示赞成马湖公社的做法,但在处理方法上,主张先搞试验,不声张,不推广。结果,大灾之年,全县社社队队都大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8个平产,2个增产。于是马湖公社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省里。不久,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来马湖公社调查,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调查组也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他们不愿公开表态。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联系凤阳实际,经过讨论提出了: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县委认真讨论了这种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准备在全县推广。滁县地委领导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大包干”很快就在全县推开了。会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县25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0.8%。
6月15日,万里再次来到凤阳。听取陈庭元等县委领导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老百姓编的这个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陈庭元说:“目前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搞经济核算,按他们这样,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搞经营管理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担心的是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生活水平能不能迅速提高?你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们凤阳的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万里回去后,于6月25日,派农委副主任周日礼等3人,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二人,来凤阳总结经验,整理材料。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凤阳的名声大震,一时新闻界、文艺界和理论界的记者、作家和学者,云集凤阳,参观访问。
当小岗人正为“包干到户”兴高采烈的时候,却来了“麻烦”。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这年秋种时,凤阳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在暗暗地学小岗,许多“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在向“包干到户”“滑”。影响一大,梨园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叫小岗队从“包干到户”,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小岗农民群起反对,坚决不拢,公社领导一再做工作,硬要强行收拢,群众坚决不干,于是纷纷跑到县里找领导说情。
由于压力太大,县委有些干部也发生了动摇。12月27日,他们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闫宏昌找到县委党校,对小岗搞“包产到户”进行了批评。闫宏昌说,我们搞“包产到户”不仅是县委领导同意了的,还是地委领导批准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地委书记。
电话接通地委后,地委书记王郁昭明确表示,小岗搞“包产到户”是经地委同意的,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合并起来。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到时候我找你们谈。
1980年1月上旬,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把县委办公室吴庭美写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交给了王郁昭,后来文章正式报送给了省委。万里看过之后,大加赞赏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
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埋蓄起来了。万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他们听到万里这句话,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此景此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中,只要学得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中!”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激万里,称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迅猛发展。
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4400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49%,人均年收入达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
仅仅一年的时间,凤阳就摘掉了逃荒要饭的帽子。大包干,结束了凤阳人民600年来的讨饭历史。
文字编辑:孙聚成
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陈庭元,是凤阳解放后第十四任县委书记,1977年12月初才到凤阳走马上任。凭他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经验,他感到万里来到安徽之后,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思路对头,措施得力。特别是一系列农村政策的相继出台,符合实际,抓住了要害,受到农民欢迎。他感到安徽有希望了,结束凤阳的讨饭历史不会很久了。
1978年,凤阳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秋种时,省委做出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从集休耕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
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这一决定的同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的非议和责难。陈庭元表示赞成马湖公社的做法,但在处理方法上,主张先搞试验,不声张,不推广。结果,大灾之年,全县社社队队都大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8个平产,2个增产。于是马湖公社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省里。不久,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来马湖公社调查,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调查组也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他们不愿公开表态。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联系凤阳实际,经过讨论提出了: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县委认真讨论了这种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准备在全县推广。滁县地委领导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大包干”很快就在全县推开了。会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县25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0.8%。
6月15日,万里再次来到凤阳。听取陈庭元等县委领导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老百姓编的这个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陈庭元说:“目前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搞经济核算,按他们这样,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搞经营管理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担心的是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生活水平能不能迅速提高?你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们凤阳的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万里回去后,于6月25日,派农委副主任周日礼等3人,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二人,来凤阳总结经验,整理材料。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凤阳的名声大震,一时新闻界、文艺界和理论界的记者、作家和学者,云集凤阳,参观访问。
当小岗人正为“包干到户”兴高采烈的时候,却来了“麻烦”。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这年秋种时,凤阳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在暗暗地学小岗,许多“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在向“包干到户”“滑”。影响一大,梨园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叫小岗队从“包干到户”,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小岗农民群起反对,坚决不拢,公社领导一再做工作,硬要强行收拢,群众坚决不干,于是纷纷跑到县里找领导说情。
由于压力太大,县委有些干部也发生了动摇。12月27日,他们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闫宏昌找到县委党校,对小岗搞“包产到户”进行了批评。闫宏昌说,我们搞“包产到户”不仅是县委领导同意了的,还是地委领导批准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地委书记。
电话接通地委后,地委书记王郁昭明确表示,小岗搞“包产到户”是经地委同意的,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合并起来。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到时候我找你们谈。
1980年1月上旬,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把县委办公室吴庭美写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交给了王郁昭,后来文章正式报送给了省委。万里看过之后,大加赞赏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
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埋蓄起来了。万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他们听到万里这句话,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此景此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中,只要学得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中!”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激万里,称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迅猛发展。
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4400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49%,人均年收入达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
仅仅一年的时间,凤阳就摘掉了逃荒要饭的帽子。大包干,结束了凤阳人民600年来的讨饭历史。
文字编辑:孙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