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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仍有大批男女老少，扒火车外流。那年万里刚来安徽，春节以后一段时间里，省委几乎每天都收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市打来的电报或电话，要他们去领回来自凤阳的“盲流”，中央有关部门也发去指示，要求省委妥善做好工作，解决人口外流问题。
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陈庭元，是凤阳解放后第十四任县委书记，1977年12月初才到凤阳走马上任。凭他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经验，他感到万里来到安徽之后，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思路对头，措施得力。特别是一系列农村政策的相继出台，符合实际，抓住了要害，受到农民欢迎。他感到安徽有希望了，结束凤阳的讨饭历史不会很久了。
1978年，凤阳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秋种时，省委做出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从集休耕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
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这一决定的同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的非议和责难。陈庭元表示赞成马湖公社的做法，但在处理方法上，主张先搞试验，不声张，不推广。结果，大灾之年，全县社社队队都大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8个平产，2个增产。于是马湖公社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省里。不久，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来马湖公社调查，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调查组也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他们不愿公开表态。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联系凤阳实际，经过讨论提出了：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县委认真讨论了这种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准备在全县推广。滁县地委领导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大包干”很快就在全县推开了。会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县25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0.8％。
6月15日，万里再次来到凤阳。听取陈庭元等县委领导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老百姓编的这个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陈庭元说：“目前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搞经济核算，按他们这样，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搞经营管理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担心的是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生活水平能不能迅速提高?你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们凤阳的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万里回去后，于6月25日，派农委副主任周日礼等3人，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二人，来凤阳总结经验，整理材料。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凤阳的名声大震，一时新闻界、文艺界和理论界的记者、作家和学者，云集凤阳，参观访问。
当小岗人正为“包干到户”兴高采烈的时候，却来了“麻烦”。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这年秋种时，凤阳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在暗暗地学小岗，许多“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在向“包干到户”“滑”。影响一大，梨园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叫小岗队从“包干到户”，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小岗农民群起反对，坚决不拢，公社领导一再做工作，硬要强行收拢，群众坚决不干，于是纷纷跑到县里找领导说情。
由于压力太大，县委有些干部也发生了动摇。12月27日，他们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闫宏昌找到县委党校，对小岗搞“包产到户”进行了批评。闫宏昌说，我们搞“包产到户”不仅是县委领导同意了的，还是地委领导批准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地委书记。
电话接通地委后，地委书记王郁昭明确表示，小岗搞“包产到户”是经地委同意的，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合并起来。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到时候我找你们谈。
1980年1月上旬，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把县委办公室吴庭美写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交给了王郁昭，后来文章正式报送给了省委。万里看过之后，大加赞赏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
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埋蓄起来了。万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他们听到万里这句话，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此景此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中，只要学得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中!”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激万里，称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迅猛发展。
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4400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49％，人均年收入达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
仅仅一年的时间，凤阳就摘掉了逃荒要饭的帽子。大包干，结束了凤阳人民600年来的讨饭历史。
文字编辑：孙聚成
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陈庭元，是凤阳解放后第十四任县委书记，1977年12月初才到凤阳走马上任。凭他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经验，他感到万里来到安徽之后，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思路对头，措施得力。特别是一系列农村政策的相继出台，符合实际，抓住了要害，受到农民欢迎。他感到安徽有希望了，结束凤阳的讨饭历史不会很久了。
1978年，凤阳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秋种时，省委做出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从集休耕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
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这一决定的同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的非议和责难。陈庭元表示赞成马湖公社的做法，但在处理方法上，主张先搞试验，不声张，不推广。结果，大灾之年，全县社社队队都大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8个平产，2个增产。于是马湖公社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省里。不久，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来马湖公社调查，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调查组也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他们不愿公开表态。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联系凤阳实际，经过讨论提出了：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县委认真讨论了这种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准备在全县推广。滁县地委领导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大包干”很快就在全县推开了。会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县25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0.8％。
6月15日，万里再次来到凤阳。听取陈庭元等县委领导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老百姓编的这个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陈庭元说：“目前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搞经济核算，按他们这样，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搞经营管理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担心的是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生活水平能不能迅速提高?你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们凤阳的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万里回去后，于6月25日，派农委副主任周日礼等3人，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二人，来凤阳总结经验，整理材料。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凤阳的名声大震，一时新闻界、文艺界和理论界的记者、作家和学者，云集凤阳，参观访问。
当小岗人正为“包干到户”兴高采烈的时候，却来了“麻烦”。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这年秋种时，凤阳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在暗暗地学小岗，许多“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在向“包干到户”“滑”。影响一大，梨园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叫小岗队从“包干到户”，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小岗农民群起反对，坚决不拢，公社领导一再做工作，硬要强行收拢，群众坚决不干，于是纷纷跑到县里找领导说情。
由于压力太大，县委有些干部也发生了动摇。12月27日，他们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闫宏昌找到县委党校，对小岗搞“包产到户”进行了批评。闫宏昌说，我们搞“包产到户”不仅是县委领导同意了的，还是地委领导批准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地委书记。
电话接通地委后，地委书记王郁昭明确表示，小岗搞“包产到户”是经地委同意的，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合并起来。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到时候我找你们谈。
1980年1月上旬，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把县委办公室吴庭美写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交给了王郁昭，后来文章正式报送给了省委。万里看过之后，大加赞赏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
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埋蓄起来了。万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他们听到万里这句话，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此景此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中，只要学得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中!”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激万里，称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迅猛发展。
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4400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49％，人均年收入达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
仅仅一年的时间，凤阳就摘掉了逃荒要饭的帽子。大包干，结束了凤阳人民600年来的讨饭历史。
文字编辑：孙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