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到一国政府，小到一家公司，都有年度收支预算，年底最后两个月，都有完成指标的压力。不过，同样的压力，性质却截然不同——公司是赚钱的压力，而政府却是花钱的压力。
　　在年初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中，全国财政收入计划实现8.97万亿元，财政支出预算为10万亿元。但截至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超过9万亿元，财政支出为7.76万亿元。
　　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如果财政收入保持每月9000亿元规模，全年财政收入将达到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20%；而按惯例，财政实际支出往往以“保持预算赤字”为参照——如果实现今年9000亿元赤字目标，政府必须花掉近12万亿元。这意味着最后两个月，全国财政开支将达4万亿元左右，月均开支2万亿元（前10月月均7750亿元），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突击花钱”。
　　和企业年底冲目标一样，政府通常在年底“突击花钱”。《投资者报》对过去几年全国财政支出统计发现，政府每年最后两个月的开支，均达前10个月的一半。
　　据财政部公布的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数据，2008年前10个月财政支出4万亿元，后两个月支出2.1万亿元；2009年前10个月财政开支4.9万亿元，后两个月支出近2.6万亿元；2010年前10个月财政开支6.1万亿元，后两个月开支2.8万亿元。如果今年最后两个月财政开支超4万亿元，那么，过去4年平均最后两个月财政开支，占前10个月的51%。
　　很多案例表明，各级政府年底的确会突击花钱。最近长沙一家公司举报省财政厅，在招标过程中原本可以1500万完成的采购，最后却以3000万元成交。而湖南省文化厅官员对此的回应却是，“这是预算执行的需要，因为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财政就要收回，必然会影响第二年的预算编制”。
　　这解释了突击花钱的原因——如果花不完，明年就没那么多预算。这可不是特例，在审计署今年的审计报告中，同样暴露出各部委突击花钱的问题。
　　据统计，2010年，国税总局、央行和新华社等26个部级单位存在8.8亿元的财务问题，其中扩大范围或预算外支出5亿元、提前支付2.5亿元、以拨代支0.7亿元、虚假列支0.5亿元。而这些问题，大部分都与“突击花钱”有关。
　　“如果花不完，明年就没那么多预算”，这是事实，看似也符合逻辑。但是，既然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预算呢？而不让这个事实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宁可浪费，也要把钱花出去。
　　尽管财政部近日发表了“坚决制止年底突击花钱”的言论，但其对财政收支的管理思路，也是“宁多不少”。
　　过去5年中，全国财政每年实际支出比预算平均高4%。每年开支都超预算，下年的预算自然要做高点，循环往复，以至于从2006年到2010年，全国财政预算由3.8万亿元增长到8.4万亿元，而财政实际支出由4万亿元增长到8.9万亿元。
　　多花钱就要多收钱，财政支出增长的需要，成了财政收入增长的理由。2006年到2010年，全国财政实际收入平均每年超过预算9%，财政收入从2006年的3.8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3万亿元，5年增长2倍多。
　　所谓预算，是根据一年的工作规划，预计一年开销，花钱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企业预算支出是为实现收入，政府预算支出是为服务民众。但是，我们在政府突击花钱的时候，并未看到政府“突击”为民众服务。更何况，有效率的行政服务应该是常态、稳定的，“突击”说明无规划。
　　所谓“好”的预算执行，应该是在预算范围内完成执政目标，用计划的钱（甚至更少）做计划的事，年年“超出预算”的政府，应为多花纳税人的钱而感到惭愧。
　　财政超收也许因为经济增长超预期，我们尚可容忍；财政超支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花了计划外的钱；但是，如果多花钱的理由是财政超收，就更不能容忍了——多收多花、多花多收，这只会让政府的胃口越变越大，让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
　　超计划的财政收入应被视作盈余，要么拿出来给老百姓发红包（香港政府2010年财政收入超预计468亿港元，就给居民人均派红包6000港元，共派出360亿港元），要么拿出来减税，或者补充社保等民众福利，总之，不该让各级政府“突击”花掉。
　　而且，将超计划的财政盈余用于直接福利，并不完全在于回馈民众，还在于对政府花钱的限制——多收了钱也不能多花。否则，不缺钱的政府，规模只会越搞越大。
　　财政部的当务之急，不是“制止突击花钱”，而是实施刚性财政预算，杜绝预算超支；同时，应该将未来的财政支出增速，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内——我们相信，一年12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不需要再增加了，只要在提高花钱效率上做点实事，就完全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