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２００５年６月３０日凌晨２点２５分，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在北大医院逝世，享年９３岁。
奉母命成婚得知己
启功先生的全名叫爱新觉罗·启功，但他在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他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启功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６日生于北京，他的童年非常坎坷。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是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这一代，家道开始没落。启功１岁丧父，１０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以致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戴遂之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开朗乐观的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那何不隐其姓，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于是他自创“启”姓，自当“始祖”。
１９２６年，１４岁的启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基于家学的渊源，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１５岁开始，启功已经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脱颖而出。由于自幼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功底深厚，启功随后独创了“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即“启体”书法。后来，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启功２１岁的时候，母亲克连珍向他提出按清代传统在旗人内部订门亲事。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就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得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他考虑了一下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１９３２年３月５日，是启功家祭祖的日子。快到中午时，母亲突然对启功说：“姑娘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当时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林荫小道上，一位女子撑着花雨伞，迈着莲花碎步，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姑娘不是别人，正是长启功两岁的章宝琛。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时年２１岁的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他们根本不曾恋爱，只见过一两次面。可是，结婚后，启功才渐渐地发现，这位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她勤劳、善良、贤慧，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启功有时发脾气，她从不言一声，很厚道，什么都能忍受。
叩拜贤妻表感激
自从新媳妇进门，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章宝琛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
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时常发脾气，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章宝琛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每次妻子总是不言不语，想吵也吵不起来。
启功婚后中断学业，到辅仁中学担任了国文教员。可是三年后，他却不幸被解聘了。那时正值１９３７年北京沦陷时期，启功靠教学馆维持全家五口的生活。
有一天，启功看见妻子在补一只破了几个洞的袜子，不由心中一片酸楚，他决心多挣点钱。他开始作画卖钱。然而，当他背上画卷准备出门时，又犹豫了。章宝琛理解丈夫，便说：“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一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启功从教学馆回来，见妻子还没回家，便打着伞去街上接她。章宝琛全身落满了雪花，冻得瑟瑟发抖，启功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见到丈夫，章宝琛挥舞着双手，兴奋地说：“只剩下两幅画没卖了。”
１９３８年，博学多才的启功到辅仁大学国文系当上了讲师。
这年６月，日伪政权成立教育局班子，一个同事拉启功去那里工作，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同事不死心，准备说服他的妻子；谁知章宝琛也一口回绝：“我们就是饿死，也不给日本鬼子和汉奸做事！”启功见状感叹连连：“知我者，宝琛也！”
１９４９年，启功担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三年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
１９５６年，启功的母亲克连珍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章宝琛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对她十分感激。他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随后竟忍不住双膝跪下，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
困境中夫妻共患难
１９５７年６月，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几乎与此同时，启功被打成右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启功每天从农场回来，就呆呆地坐在窗前一言不发。章宝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８月的一天，启功对妻子说：“宝琛，如果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章宝琛听后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启功，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走了，我活着还有意思吗？”第二天，章宝琛拉着丈夫来到胡同口，指着一个修鞋的盲人说：“他眼瞎了，腿锯掉了，妻子和女儿又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不是也顽强地活下来了吗？”启功的心头顿时荡起一股暖流，妻子几句朴素的话语帮他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１９６２年，启功重新登上了讲台。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的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就立即咳嗽，启功则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
“文革”期间，见红卫兵要来抄家，细心的章宝琛偷偷把丈夫宝贵的藏书、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进土里。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的，甚至连启功她也没告诉。
１９７５年春天，６３岁的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躺在病床上，她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一张也没有丢失。
此时的章宝琛心里惟一的遗憾就是她和丈夫没有孩子，她怕自己走后将来没有人照顾自己的丈夫。
已经孱弱游丝的章宝琛特地嘱咐启功：“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女人照顾你！”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偿还？”妻子却说：“自信必赢，且不需还钱！”想到妻已时日不多，启功禁不住失声痛哭……
尽管启功一再对妻子隐瞒她的病情，聪慧的章宝琛还是从丈夫的神态中看了出来。她有些伤感地说：“启功，我们都结婚４３年了，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是啊，４３年了，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启功的一位好友知道后，决定把房子让给他们住。第二天，启功开始打扫房子，他决定马上搬家。傍晚，当他收拾好东西赶到医院，妻子已永远闭上了眼睛……
妻子走后两个多月，启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启功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他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往桌上掉时，启功趴在桌上哭得不成人样……
心中只有一个她
妻子死后，做媒的人纷纷上门，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赶来查看，见是双人床，认为启功肯定有意再娶。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
１９７８年，文革后落实政策，６６岁的启功仍被聘为教授。这一年，启功为自己撰写了轰动文艺界和教育界的《自撰墓志铭》。铭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１９７９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可他却把这让给了更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恩师陈垣，一个是我妻子，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到此，启功不禁潸然泪下。老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而老伴却早已离开了他……
１９８１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启功被推选为副主席。
１９８４年，７２岁的启功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１９８９年，７９岁的启功将义卖字画所得１６３万余元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１９９５年，一位慕名而来的离异女画家登门拜访启功，看到他这种生活现状，红着眼睛说：“启功教授，您太苦了。您需要一个女人好好照顾。”她坚决要求留下来照顾他，陪伴他走完后半生。启功听后明确告诉她：“没有女人能够取代宝琛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转眼妻子已经去世整整３０年了，可启功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生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
尽管启功先生年事已高，可每年清明节，他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
奉母命成婚得知己
启功先生的全名叫爱新觉罗·启功，但他在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他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启功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６日生于北京，他的童年非常坎坷。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是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这一代，家道开始没落。启功１岁丧父，１０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以致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戴遂之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开朗乐观的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那何不隐其姓，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于是他自创“启”姓，自当“始祖”。
１９２６年，１４岁的启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基于家学的渊源，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１５岁开始，启功已经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脱颖而出。由于自幼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功底深厚，启功随后独创了“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即“启体”书法。后来，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启功２１岁的时候，母亲克连珍向他提出按清代传统在旗人内部订门亲事。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就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得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他考虑了一下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１９３２年３月５日，是启功家祭祖的日子。快到中午时，母亲突然对启功说：“姑娘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当时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林荫小道上，一位女子撑着花雨伞，迈着莲花碎步，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姑娘不是别人，正是长启功两岁的章宝琛。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时年２１岁的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他们根本不曾恋爱，只见过一两次面。可是，结婚后，启功才渐渐地发现，这位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她勤劳、善良、贤慧，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启功有时发脾气，她从不言一声，很厚道，什么都能忍受。
叩拜贤妻表感激
自从新媳妇进门，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章宝琛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
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时常发脾气，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章宝琛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每次妻子总是不言不语，想吵也吵不起来。
启功婚后中断学业，到辅仁中学担任了国文教员。可是三年后，他却不幸被解聘了。那时正值１９３７年北京沦陷时期，启功靠教学馆维持全家五口的生活。
有一天，启功看见妻子在补一只破了几个洞的袜子，不由心中一片酸楚，他决心多挣点钱。他开始作画卖钱。然而，当他背上画卷准备出门时，又犹豫了。章宝琛理解丈夫，便说：“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一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启功从教学馆回来，见妻子还没回家，便打着伞去街上接她。章宝琛全身落满了雪花，冻得瑟瑟发抖，启功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见到丈夫，章宝琛挥舞着双手，兴奋地说：“只剩下两幅画没卖了。”
１９３８年，博学多才的启功到辅仁大学国文系当上了讲师。
这年６月，日伪政权成立教育局班子，一个同事拉启功去那里工作，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同事不死心，准备说服他的妻子；谁知章宝琛也一口回绝：“我们就是饿死，也不给日本鬼子和汉奸做事！”启功见状感叹连连：“知我者，宝琛也！”
１９４９年，启功担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三年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
１９５６年，启功的母亲克连珍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章宝琛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对她十分感激。他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随后竟忍不住双膝跪下，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
困境中夫妻共患难
１９５７年６月，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几乎与此同时，启功被打成右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启功每天从农场回来，就呆呆地坐在窗前一言不发。章宝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８月的一天，启功对妻子说：“宝琛，如果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章宝琛听后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启功，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走了，我活着还有意思吗？”第二天，章宝琛拉着丈夫来到胡同口，指着一个修鞋的盲人说：“他眼瞎了，腿锯掉了，妻子和女儿又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不是也顽强地活下来了吗？”启功的心头顿时荡起一股暖流，妻子几句朴素的话语帮他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１９６２年，启功重新登上了讲台。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的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就立即咳嗽，启功则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
“文革”期间，见红卫兵要来抄家，细心的章宝琛偷偷把丈夫宝贵的藏书、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进土里。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的，甚至连启功她也没告诉。
１９７５年春天，６３岁的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躺在病床上，她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一张也没有丢失。
此时的章宝琛心里惟一的遗憾就是她和丈夫没有孩子，她怕自己走后将来没有人照顾自己的丈夫。
已经孱弱游丝的章宝琛特地嘱咐启功：“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女人照顾你！”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偿还？”妻子却说：“自信必赢，且不需还钱！”想到妻已时日不多，启功禁不住失声痛哭……
尽管启功一再对妻子隐瞒她的病情，聪慧的章宝琛还是从丈夫的神态中看了出来。她有些伤感地说：“启功，我们都结婚４３年了，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是啊，４３年了，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启功的一位好友知道后，决定把房子让给他们住。第二天，启功开始打扫房子，他决定马上搬家。傍晚，当他收拾好东西赶到医院，妻子已永远闭上了眼睛……
妻子走后两个多月，启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启功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他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往桌上掉时，启功趴在桌上哭得不成人样……
心中只有一个她
妻子死后，做媒的人纷纷上门，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赶来查看，见是双人床，认为启功肯定有意再娶。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
１９７８年，文革后落实政策，６６岁的启功仍被聘为教授。这一年，启功为自己撰写了轰动文艺界和教育界的《自撰墓志铭》。铭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１９７９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可他却把这让给了更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恩师陈垣，一个是我妻子，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到此，启功不禁潸然泪下。老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而老伴却早已离开了他……
１９８１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启功被推选为副主席。
１９８４年，７２岁的启功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１９８９年，７９岁的启功将义卖字画所得１６３万余元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１９９５年，一位慕名而来的离异女画家登门拜访启功，看到他这种生活现状，红着眼睛说：“启功教授，您太苦了。您需要一个女人好好照顾。”她坚决要求留下来照顾他，陪伴他走完后半生。启功听后明确告诉她：“没有女人能够取代宝琛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转眼妻子已经去世整整３０年了，可启功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生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
尽管启功先生年事已高，可每年清明节，他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