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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间无法互相选择,但母亲却注定要影响孩子一生。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鲁迅和胡适是两位需仰视的人物。他们的家庭背景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他们的人生走向却大相径庭。无法否认的是,这其中都有着他们母亲深深的影响。
周家因祖父贿考入狱,父亲病逝,家道由小康一下坠入困顿,鲁迅的母亲鲁瑞在39岁守寡;胡家由于在台湾为官的父亲病故,生活也一下跌入深谷,胡适的母亲冯顺弟23岁便成为寡妇。但这两位母亲对生活的态度截然相反,鲁瑞基本是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冯顺弟则不甘现状,奋力挣扎。
周家出事后,入不敷出,不时靠典当度日。最初是鲁瑞亲自出面处理,但不久这一切便全由只有13岁的长子鲁迅承担了。多年后,鲁瑞曾如此讲述当时的鲁迅:“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当东西,要遭受到多少势利人的歧视,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的苦恼遭遇。而且对这些有损自尊心的苦差使,他从没有推托,每次都是默默地把事情办好。”儿子的痛苦,鲁瑞早已了然,不知她因何还是将这样充满屈辱的重任交给长子,任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独自面对这一切。
可能是身为家中最小的女儿的缘故,85岁去世的鲁瑞凡事颇以自我为中心。丈夫患病后,她母亲对她说的一番话,就颇耐人寻味:“现在他有难,你千万不可刺伤他的心,更不可嫌弃他,而要尽心尽意地宽慰,让他身体康复起来才好。”不知是鲁瑞无意中当着母亲的面叹息自己命运不济,还是已流露出对丈夫的埋怨。不过即使是母亲先敲敲警钟,怕也是对女儿不很放心的原因吧。鲁瑞阻止小儿子周建人外出求学,哭述的理由是:“如果你也走了,我怎么生活下去?我一个在家怎么办?我一定要少活几年。”周建人的小舅舅曾极力相劝:“大的出去了,将来羽毛丰满,各自飞了,这个留在家的,要变成篰底鸭的。这样的例子我看多了。”鲁瑞仍未答应。周建人后来解释,也许是母亲因他“瘦弱多病”不放心,或是当时“女人是不能出门抛头露面的”,自己留在家里可以帮她做些事。这其实更像他为母亲找的借口。论身体,差点因染上天花丧命的周作人也实在强不了多少;说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同时代的冯顺弟家里家外多靠自己。后来,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中途回国,也是“因为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而到北京后,尤其兄弟失和后,鲁瑞随鲁迅同住,每天只是聊天,读小说。常常让鲁迅的一群学生围着她一聊到深夜,儿子不时要陪同,只好等人散尽再读书写作。老太太似乎很少替儿子考虑,也许内心真如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在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鲁瑞在悲痛之中,却仍未忘对去报信的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就指你了。”老二回了句:“我苦哉!我苦哉!”竟惹得老太太大不满,对人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的责任吗?”
可能是家中老大的缘故,冯顺弟很忘我。她嫁给亡妻的胡传做填房,就是想为父母减轻些负担。鲁瑞对三个儿子的学习基本不过问,冯顺弟对胡适的读书却非常重视。胡适开蒙比一般孩子都早。当时私塾一年学金二元,冯顺弟第一年就给了先生六元,并逐年递增,最后一年已加至十二元,在乡里创了记录。她出如此高的年金,只为让先生为儿子把书讲细讲透。她听说有人要折价出售一部儿子梦寐以求的《图书集成》,虽然家境已颇拮据,还是借钱买下了这套书。胡适小时候,冯顺弟常以丈夫为儿子作榜样,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要儿子不要给父亲丢脸出丑。她对儿子的管束非常严格,却从不会在别人面前教育他,而总是在晚上或早晨人静时,对他进行教育或惩罚。胡适13岁,被母亲送到上海求学,19岁官费赴美留学。留美七年,母子俩只能书信互通消息,母亲重病也未告诉儿子,怕影响他的学业。冯顺弟46岁病逝,与她的操劳应该有很大关系。
鲁瑞并不是怕事无原则的人,清末兴起天足运动,她是家族中带头放足的女性。当时有人讥讽她,放了脚是想嫁个外国鬼子。她则反击道,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但在家庭问题上,她却常常使自己置身事外。鲁迅兄弟失和,过后,她也曾对别人说,责任不在鲁迅,错完全在周作人夫妇。但在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却未见老太太有过调解、劝阻和批评。对二儿媳的过分行为,也未见她表现出一点长辈的尊严,仿佛一切都与己无关。倒是在周作人夫妇那受了气之后,又去找到鲁迅。最后,鲁迅只好四处借钱,另买了一处住宅,八道湾的周家大院则完全被周作人一家独占,后来又让其日本老婆的全家进驻了。鲁迅去世后,她虽明白“养活我的责任”应该由二儿子承担,但周作人无意承担。她并不出面维护自己的权益,却顺水推舟地继续由已成孤儿寡母的许广平母子承担,中间还因许广平实在无力满足她的希望,一度闹得婆媳俩颇不愉快。
丈夫去世后,冯顺弟对丈夫前妻的子女一直很宽容很忍让,却并不失自己的原则。胡适曾回忆,他的两位嫂子时常互生是非,于是,每次两个嫂子太过分时,“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那位嫂子一定是挑起事端的人。虽然,冯顺弟的方法看上去有些软弱,却显示了一种继母的智慧。而胡适的两位嫂子也确实不敢过分放肆。对于其他亲戚,却有其他的方法。胡适的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一次发牢骚说,胡适的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冯顺弟便请来几位本家,与胡适五叔当面对质,直到胡适的五叔当众认错赔理道歉。
比较鲁迅和胡适,鲁迅比胡适深刻,胡适比鲁迅平和。鲁迅的深刻源于内心经历过太多的痛苦。周建人也记述过鲁迅少年时的那段经历,“我大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不推托,没有怨言,不叫苦,不喊累。”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周建人才真正理解了大哥的心境,明白了“少年人最敏感,他能体会一切善意,也能觉察一切恶意……他也就逐渐认识了这世界的丑恶和虚伪。”鲁迅正是在内心的痛苦挣扎中,磨砺出他的深邃和犀利。胡适在母亲的精心培养下拥有了一份平和,他的平和是母亲的心血一滴滴渗透进他生命的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品味着母亲当年的生活状况及母亲的良苦用心,对母亲充满感激。他那篇《我的母亲》充满了对母亲的深情和尊敬。胡适最终也实现了母亲期盼,从美国学成回国。但在他回国的第二年末,劳碌一生的母亲却在家乡不幸病逝。胡适与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悲痛欲绝之状历历可见。如果当年,冯顺弟也将胡适扔到生活的风口浪尖上,他日后的发展想必会是另一个方向。
许多作家都喜欢回忆母亲,鲁迅不但从未专门写过表达对母亲深情的回忆文字,甚至都极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母亲,即使提也是面无表情的一两句。让人总觉得鲁迅对母亲没有深情的依恋,也没有敬畏,只有孝顺,而这孝顺更多表现在道德意义上,情感意义上的却不浓。甚至鲁迅娶朱安时的顺从,也让人觉得含有惩罚的意味。他在以自己的痛苦惩罚母亲。不知鲁瑞是否明白儿子的意图,她曾说:“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总是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这话很隐晦,或者真糊涂,或者装糊涂,或者一个半生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妇女根本无法,也没兴趣理解这些,这一切外人已经不得而知。只是鲁迅的惩罚很无奈很愚蠢,他惩罚的只是自己,还搭上了可怜的朱安。1935年3月,母亲准备南下上海看孙子,鲁迅在给萧军的数封信中,表现出很矛盾的心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母子相聚本是高兴的事,鲁迅却显得有些勉强,实在耐人寻味。受过鲁迅帮助,后反目成仇的高长虹回忆到鲁迅时曾说:“他对他的母亲是很孝顺的。不过看起来,并不是完全出于感情的自然。所以,他有时候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不知鲁迅是在何心情及语境下,说出的此言。这话也不像高长虹与鲁迅失和后的造谣,因为他还说:“他这话的大胆,最受钱玄同佩服。”从鲁迅的经历看,这又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母亲对孩子实在是有极大的影响,不单会影响其性格,还会影响其为人处世的方式,直至影响其一生的幸福。
责任编辑 萧 田
周家因祖父贿考入狱,父亲病逝,家道由小康一下坠入困顿,鲁迅的母亲鲁瑞在39岁守寡;胡家由于在台湾为官的父亲病故,生活也一下跌入深谷,胡适的母亲冯顺弟23岁便成为寡妇。但这两位母亲对生活的态度截然相反,鲁瑞基本是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冯顺弟则不甘现状,奋力挣扎。
周家出事后,入不敷出,不时靠典当度日。最初是鲁瑞亲自出面处理,但不久这一切便全由只有13岁的长子鲁迅承担了。多年后,鲁瑞曾如此讲述当时的鲁迅:“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当东西,要遭受到多少势利人的歧视,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的苦恼遭遇。而且对这些有损自尊心的苦差使,他从没有推托,每次都是默默地把事情办好。”儿子的痛苦,鲁瑞早已了然,不知她因何还是将这样充满屈辱的重任交给长子,任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独自面对这一切。
可能是身为家中最小的女儿的缘故,85岁去世的鲁瑞凡事颇以自我为中心。丈夫患病后,她母亲对她说的一番话,就颇耐人寻味:“现在他有难,你千万不可刺伤他的心,更不可嫌弃他,而要尽心尽意地宽慰,让他身体康复起来才好。”不知是鲁瑞无意中当着母亲的面叹息自己命运不济,还是已流露出对丈夫的埋怨。不过即使是母亲先敲敲警钟,怕也是对女儿不很放心的原因吧。鲁瑞阻止小儿子周建人外出求学,哭述的理由是:“如果你也走了,我怎么生活下去?我一个在家怎么办?我一定要少活几年。”周建人的小舅舅曾极力相劝:“大的出去了,将来羽毛丰满,各自飞了,这个留在家的,要变成篰底鸭的。这样的例子我看多了。”鲁瑞仍未答应。周建人后来解释,也许是母亲因他“瘦弱多病”不放心,或是当时“女人是不能出门抛头露面的”,自己留在家里可以帮她做些事。这其实更像他为母亲找的借口。论身体,差点因染上天花丧命的周作人也实在强不了多少;说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同时代的冯顺弟家里家外多靠自己。后来,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中途回国,也是“因为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而到北京后,尤其兄弟失和后,鲁瑞随鲁迅同住,每天只是聊天,读小说。常常让鲁迅的一群学生围着她一聊到深夜,儿子不时要陪同,只好等人散尽再读书写作。老太太似乎很少替儿子考虑,也许内心真如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在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鲁瑞在悲痛之中,却仍未忘对去报信的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就指你了。”老二回了句:“我苦哉!我苦哉!”竟惹得老太太大不满,对人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的责任吗?”
可能是家中老大的缘故,冯顺弟很忘我。她嫁给亡妻的胡传做填房,就是想为父母减轻些负担。鲁瑞对三个儿子的学习基本不过问,冯顺弟对胡适的读书却非常重视。胡适开蒙比一般孩子都早。当时私塾一年学金二元,冯顺弟第一年就给了先生六元,并逐年递增,最后一年已加至十二元,在乡里创了记录。她出如此高的年金,只为让先生为儿子把书讲细讲透。她听说有人要折价出售一部儿子梦寐以求的《图书集成》,虽然家境已颇拮据,还是借钱买下了这套书。胡适小时候,冯顺弟常以丈夫为儿子作榜样,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要儿子不要给父亲丢脸出丑。她对儿子的管束非常严格,却从不会在别人面前教育他,而总是在晚上或早晨人静时,对他进行教育或惩罚。胡适13岁,被母亲送到上海求学,19岁官费赴美留学。留美七年,母子俩只能书信互通消息,母亲重病也未告诉儿子,怕影响他的学业。冯顺弟46岁病逝,与她的操劳应该有很大关系。
鲁瑞并不是怕事无原则的人,清末兴起天足运动,她是家族中带头放足的女性。当时有人讥讽她,放了脚是想嫁个外国鬼子。她则反击道,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但在家庭问题上,她却常常使自己置身事外。鲁迅兄弟失和,过后,她也曾对别人说,责任不在鲁迅,错完全在周作人夫妇。但在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却未见老太太有过调解、劝阻和批评。对二儿媳的过分行为,也未见她表现出一点长辈的尊严,仿佛一切都与己无关。倒是在周作人夫妇那受了气之后,又去找到鲁迅。最后,鲁迅只好四处借钱,另买了一处住宅,八道湾的周家大院则完全被周作人一家独占,后来又让其日本老婆的全家进驻了。鲁迅去世后,她虽明白“养活我的责任”应该由二儿子承担,但周作人无意承担。她并不出面维护自己的权益,却顺水推舟地继续由已成孤儿寡母的许广平母子承担,中间还因许广平实在无力满足她的希望,一度闹得婆媳俩颇不愉快。
丈夫去世后,冯顺弟对丈夫前妻的子女一直很宽容很忍让,却并不失自己的原则。胡适曾回忆,他的两位嫂子时常互生是非,于是,每次两个嫂子太过分时,“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那位嫂子一定是挑起事端的人。虽然,冯顺弟的方法看上去有些软弱,却显示了一种继母的智慧。而胡适的两位嫂子也确实不敢过分放肆。对于其他亲戚,却有其他的方法。胡适的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一次发牢骚说,胡适的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冯顺弟便请来几位本家,与胡适五叔当面对质,直到胡适的五叔当众认错赔理道歉。
比较鲁迅和胡适,鲁迅比胡适深刻,胡适比鲁迅平和。鲁迅的深刻源于内心经历过太多的痛苦。周建人也记述过鲁迅少年时的那段经历,“我大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不推托,没有怨言,不叫苦,不喊累。”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周建人才真正理解了大哥的心境,明白了“少年人最敏感,他能体会一切善意,也能觉察一切恶意……他也就逐渐认识了这世界的丑恶和虚伪。”鲁迅正是在内心的痛苦挣扎中,磨砺出他的深邃和犀利。胡适在母亲的精心培养下拥有了一份平和,他的平和是母亲的心血一滴滴渗透进他生命的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品味着母亲当年的生活状况及母亲的良苦用心,对母亲充满感激。他那篇《我的母亲》充满了对母亲的深情和尊敬。胡适最终也实现了母亲期盼,从美国学成回国。但在他回国的第二年末,劳碌一生的母亲却在家乡不幸病逝。胡适与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悲痛欲绝之状历历可见。如果当年,冯顺弟也将胡适扔到生活的风口浪尖上,他日后的发展想必会是另一个方向。
许多作家都喜欢回忆母亲,鲁迅不但从未专门写过表达对母亲深情的回忆文字,甚至都极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母亲,即使提也是面无表情的一两句。让人总觉得鲁迅对母亲没有深情的依恋,也没有敬畏,只有孝顺,而这孝顺更多表现在道德意义上,情感意义上的却不浓。甚至鲁迅娶朱安时的顺从,也让人觉得含有惩罚的意味。他在以自己的痛苦惩罚母亲。不知鲁瑞是否明白儿子的意图,她曾说:“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总是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这话很隐晦,或者真糊涂,或者装糊涂,或者一个半生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妇女根本无法,也没兴趣理解这些,这一切外人已经不得而知。只是鲁迅的惩罚很无奈很愚蠢,他惩罚的只是自己,还搭上了可怜的朱安。1935年3月,母亲准备南下上海看孙子,鲁迅在给萧军的数封信中,表现出很矛盾的心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母子相聚本是高兴的事,鲁迅却显得有些勉强,实在耐人寻味。受过鲁迅帮助,后反目成仇的高长虹回忆到鲁迅时曾说:“他对他的母亲是很孝顺的。不过看起来,并不是完全出于感情的自然。所以,他有时候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不知鲁迅是在何心情及语境下,说出的此言。这话也不像高长虹与鲁迅失和后的造谣,因为他还说:“他这话的大胆,最受钱玄同佩服。”从鲁迅的经历看,这又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母亲对孩子实在是有极大的影响,不单会影响其性格,还会影响其为人处世的方式,直至影响其一生的幸福。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