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间无法互相选择，但母亲却注定要影响孩子一生。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鲁迅和胡适是两位需仰视的人物。他们的家庭背景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他们的人生走向却大相径庭。无法否认的是，这其中都有着他们母亲深深的影响。
　　周家因祖父贿考入狱，父亲病逝，家道由小康一下坠入困顿，鲁迅的母亲鲁瑞在39岁守寡；胡家由于在台湾为官的父亲病故，生活也一下跌入深谷，胡适的母亲冯顺弟23岁便成为寡妇。但这两位母亲对生活的态度截然相反，鲁瑞基本是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冯顺弟则不甘现状，奋力挣扎。
　　周家出事后，入不敷出，不时靠典当度日。最初是鲁瑞亲自出面处理，但不久这一切便全由只有13岁的长子鲁迅承担了。多年后，鲁瑞曾如此讲述当时的鲁迅：“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当东西，要遭受到多少势利人的歧视，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的苦恼遭遇。而且对这些有损自尊心的苦差使，他从没有推托，每次都是默默地把事情办好。”儿子的痛苦，鲁瑞早已了然，不知她因何还是将这样充满屈辱的重任交给长子，任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独自面对这一切。
　　可能是身为家中最小的女儿的缘故，85岁去世的鲁瑞凡事颇以自我为中心。丈夫患病后，她母亲对她说的一番话，就颇耐人寻味：“现在他有难，你千万不可刺伤他的心，更不可嫌弃他，而要尽心尽意地宽慰，让他身体康复起来才好。”不知是鲁瑞无意中当着母亲的面叹息自己命运不济，还是已流露出对丈夫的埋怨。不过即使是母亲先敲敲警钟，怕也是对女儿不很放心的原因吧。鲁瑞阻止小儿子周建人外出求学，哭述的理由是：“如果你也走了，我怎么生活下去？我一个在家怎么办？我一定要少活几年。”周建人的小舅舅曾极力相劝：“大的出去了，将来羽毛丰满，各自飞了，这个留在家的，要变成篰底鸭的。这样的例子我看多了。”鲁瑞仍未答应。周建人后来解释，也许是母亲因他“瘦弱多病”不放心，或是当时“女人是不能出门抛头露面的”，自己留在家里可以帮她做些事。这其实更像他为母亲找的借口。论身体，差点因染上天花丧命的周作人也实在强不了多少；说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同时代的冯顺弟家里家外多靠自己。后来，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中途回国，也是“因为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而到北京后，尤其兄弟失和后，鲁瑞随鲁迅同住，每天只是聊天，读小说。常常让鲁迅的一群学生围着她一聊到深夜，儿子不时要陪同，只好等人散尽再读书写作。老太太似乎很少替儿子考虑，也许内心真如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在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鲁瑞在悲痛之中，却仍未忘对去报信的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就指你了。”老二回了句：“我苦哉！我苦哉！”竟惹得老太太大不满，对人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的责任吗？”
　　可能是家中老大的缘故，冯顺弟很忘我。她嫁给亡妻的胡传做填房，就是想为父母减轻些负担。鲁瑞对三个儿子的学习基本不过问，冯顺弟对胡适的读书却非常重视。胡适开蒙比一般孩子都早。当时私塾一年学金二元，冯顺弟第一年就给了先生六元，并逐年递增，最后一年已加至十二元，在乡里创了记录。她出如此高的年金，只为让先生为儿子把书讲细讲透。她听说有人要折价出售一部儿子梦寐以求的《图书集成》，虽然家境已颇拮据，还是借钱买下了这套书。胡适小时候，冯顺弟常以丈夫为儿子作榜样，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要儿子不要给父亲丢脸出丑。她对儿子的管束非常严格，却从不会在别人面前教育他，而总是在晚上或早晨人静时，对他进行教育或惩罚。胡适13岁，被母亲送到上海求学，19岁官费赴美留学。留美七年，母子俩只能书信互通消息，母亲重病也未告诉儿子，怕影响他的学业。冯顺弟46岁病逝，与她的操劳应该有很大关系。
　　鲁瑞并不是怕事无原则的人，清末兴起天足运动，她是家族中带头放足的女性。当时有人讥讽她，放了脚是想嫁个外国鬼子。她则反击道，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但在家庭问题上，她却常常使自己置身事外。鲁迅兄弟失和，过后，她也曾对别人说，责任不在鲁迅，错完全在周作人夫妇。但在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却未见老太太有过调解、劝阻和批评。对二儿媳的过分行为，也未见她表现出一点长辈的尊严，仿佛一切都与己无关。倒是在周作人夫妇那受了气之后，又去找到鲁迅。最后，鲁迅只好四处借钱，另买了一处住宅，八道湾的周家大院则完全被周作人一家独占，后来又让其日本老婆的全家进驻了。鲁迅去世后，她虽明白“养活我的责任”应该由二儿子承担，但周作人无意承担。她并不出面维护自己的权益，却顺水推舟地继续由已成孤儿寡母的许广平母子承担，中间还因许广平实在无力满足她的希望，一度闹得婆媳俩颇不愉快。
　　丈夫去世后，冯顺弟对丈夫前妻的子女一直很宽容很忍让，却并不失自己的原则。胡适曾回忆，他的两位嫂子时常互生是非，于是，每次两个嫂子太过分时，“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那位嫂子一定是挑起事端的人。虽然，冯顺弟的方法看上去有些软弱，却显示了一种继母的智慧。而胡适的两位嫂子也确实不敢过分放肆。对于其他亲戚，却有其他的方法。胡适的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一次发牢骚说，胡适的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冯顺弟便请来几位本家，与胡适五叔当面对质，直到胡适的五叔当众认错赔理道歉。
　　比较鲁迅和胡适，鲁迅比胡适深刻，胡适比鲁迅平和。鲁迅的深刻源于内心经历过太多的痛苦。周建人也记述过鲁迅少年时的那段经历，“我大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不推托，没有怨言，不叫苦，不喊累。”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周建人才真正理解了大哥的心境，明白了“少年人最敏感，他能体会一切善意，也能觉察一切恶意……他也就逐渐认识了这世界的丑恶和虚伪。”鲁迅正是在内心的痛苦挣扎中，磨砺出他的深邃和犀利。胡适在母亲的精心培养下拥有了一份平和，他的平和是母亲的心血一滴滴渗透进他生命的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品味着母亲当年的生活状况及母亲的良苦用心，对母亲充满感激。他那篇《我的母亲》充满了对母亲的深情和尊敬。胡适最终也实现了母亲期盼，从美国学成回国。但在他回国的第二年末，劳碌一生的母亲却在家乡不幸病逝。胡适与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悲痛欲绝之状历历可见。如果当年，冯顺弟也将胡适扔到生活的风口浪尖上，他日后的发展想必会是另一个方向。
　　许多作家都喜欢回忆母亲，鲁迅不但从未专门写过表达对母亲深情的回忆文字，甚至都极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母亲，即使提也是面无表情的一两句。让人总觉得鲁迅对母亲没有深情的依恋，也没有敬畏，只有孝顺，而这孝顺更多表现在道德意义上，情感意义上的却不浓。甚至鲁迅娶朱安时的顺从，也让人觉得含有惩罚的意味。他在以自己的痛苦惩罚母亲。不知鲁瑞是否明白儿子的意图，她曾说：“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总是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这话很隐晦，或者真糊涂，或者装糊涂，或者一个半生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妇女根本无法，也没兴趣理解这些，这一切外人已经不得而知。只是鲁迅的惩罚很无奈很愚蠢，他惩罚的只是自己，还搭上了可怜的朱安。1935年3月，母亲准备南下上海看孙子，鲁迅在给萧军的数封信中，表现出很矛盾的心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母子相聚本是高兴的事，鲁迅却显得有些勉强，实在耐人寻味。受过鲁迅帮助，后反目成仇的高长虹回忆到鲁迅时曾说：“他对他的母亲是很孝顺的。不过看起来，并不是完全出于感情的自然。所以，他有时候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不知鲁迅是在何心情及语境下，说出的此言。这话也不像高长虹与鲁迅失和后的造谣，因为他还说：“他这话的大胆，最受钱玄同佩服。”从鲁迅的经历看，这又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母亲对孩子实在是有极大的影响，不单会影响其性格，还会影响其为人处世的方式，直至影响其一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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