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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他决定首先抓最敏感、最急迫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管常务工作的副校长。他组织人撰写《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亲自对这篇文章作了17次修改。中共十一大后，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发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蒙受冤屈的干部可以重见天日了。
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就是对落实干部政策采取消极抵制态度的代表，竟诬蔑《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一株“大毒草”。这种态度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贴大字报申斥，有些老干部的大字报通过《人民日报》社转到了中央常委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
12月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他决定首先抓最敏感、最急迫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当天，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讲话。他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八个字：“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第二、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第三、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1978年3月21日至4月24日，中组部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说：落实干部政策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大问题。他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四条标准：一、没有结论的，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年老体弱的要妥善安排；三、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作好；四、受株连的家属子女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针对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种种阻力，针对“两个凡是”，1978年9月20日，在中办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两个不管”的原则：“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指出：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提出的“两个不管”是与“两个凡是”尖锐对立的，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作为中组部长，胡耀邦亲自过问了一些重要案件。1978年1月23日，胡耀邦特地去看望张闻天夫人刘英。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忠言直谏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于1976年7月含冤逝世。胡耀邦问刘英有什么要求，刘英希望为张闻天平反，并说：“闻天的骨灰还在无锡，希望运回来；他写的文章，如果没有错误，希望能够出版。”胡耀邦连说“应该”，很快派人去无锡看望，并决定将张闻天的骨灰移回北京。不久又批准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组。”这只是胡耀邦所做许多工作中的一例。
中央国家机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22日，清华大学党委维护党员民主权利，揭穿迟群等人封锁真相，歪曲事实，欺上瞒下的罪恶勾当，公开纠正刘冰等人写“诬告信”这一错案。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的文章。
1978年一年，中组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各条战线的专家、劳模、先进工作者，恢复了名誉，逐渐走上了工作岗位。到1978年11月底，仅总后勤部就撤销了113个假集团案，为2754名被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对冤假错案的平反，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阻力很大。为冲破阻力，邓小平、陈云等作了许多工作，新闻舆论也积极配合，有力地支持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做了为“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从1959年到1964年，全国曾经先后分5批为30余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粉碎“四人帮”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要求为“右派”摘帽的问题，相当突出地提了出来。1978年春夏，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民政部就“右派”问题先后在烟台和北京召开了两次专门会议。经反复讨论，以5令部的名义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9月17日，中共中央将它作为1978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
“右派”摘帽工作于1978年底结束，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也基本结束，共改正54万多人。依据政策，最终没有改正的“右派”人数极少。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管常务工作的副校长。他组织人撰写《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亲自对这篇文章作了17次修改。中共十一大后，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发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蒙受冤屈的干部可以重见天日了。
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就是对落实干部政策采取消极抵制态度的代表，竟诬蔑《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一株“大毒草”。这种态度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贴大字报申斥，有些老干部的大字报通过《人民日报》社转到了中央常委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
12月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他决定首先抓最敏感、最急迫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当天，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讲话。他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八个字：“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第二、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第三、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1978年3月21日至4月24日，中组部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说：落实干部政策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大问题。他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四条标准：一、没有结论的，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年老体弱的要妥善安排；三、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作好；四、受株连的家属子女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针对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种种阻力，针对“两个凡是”，1978年9月20日，在中办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两个不管”的原则：“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指出：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提出的“两个不管”是与“两个凡是”尖锐对立的，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作为中组部长，胡耀邦亲自过问了一些重要案件。1978年1月23日，胡耀邦特地去看望张闻天夫人刘英。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忠言直谏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于1976年7月含冤逝世。胡耀邦问刘英有什么要求，刘英希望为张闻天平反，并说：“闻天的骨灰还在无锡，希望运回来；他写的文章，如果没有错误，希望能够出版。”胡耀邦连说“应该”，很快派人去无锡看望，并决定将张闻天的骨灰移回北京。不久又批准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组。”这只是胡耀邦所做许多工作中的一例。
中央国家机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22日，清华大学党委维护党员民主权利，揭穿迟群等人封锁真相，歪曲事实，欺上瞒下的罪恶勾当，公开纠正刘冰等人写“诬告信”这一错案。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的文章。
1978年一年，中组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各条战线的专家、劳模、先进工作者，恢复了名誉，逐渐走上了工作岗位。到1978年11月底，仅总后勤部就撤销了113个假集团案，为2754名被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对冤假错案的平反，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阻力很大。为冲破阻力，邓小平、陈云等作了许多工作，新闻舆论也积极配合，有力地支持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做了为“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从1959年到1964年，全国曾经先后分5批为30余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粉碎“四人帮”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要求为“右派”摘帽的问题，相当突出地提了出来。1978年春夏，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民政部就“右派”问题先后在烟台和北京召开了两次专门会议。经反复讨论，以5令部的名义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9月17日，中共中央将它作为1978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
“右派”摘帽工作于1978年底结束，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也基本结束，共改正54万多人。依据政策，最终没有改正的“右派”人数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