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盐商为解决当时主要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活动。这些活动对于当时贵州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探讨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的主要活动及其对地方政务、治安、交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丰富贵州地方史、盐业史，甚至抗战史研究。
关键词：抗战时期；贵州盐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5）03—0057—12
贵州不产盐，人们所用之盐均依靠外省输入。1949年以前，省内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山路崎岖，运输困难，盐价昂贵，“斗米斤盐”，各族人民饱尝淡食之苦。如遇兵乱天灾，更是盐贵如金，劳动人民苦不堪言①。在边远地区，有“吃盐当过年”的现象②。由于缺盐，贵州部分边远地区民众用绳子拴住块状食盐放入汤菜中搅拌，使之略有咸味即提起，这就是百姓所说的吃“涮涮盐”或“洗澡盐”③。进入贵州的食盐有川盐、淮盐、浙盐、粤盐、滇盐，但以川盐最多，最多时可占贵州食盐的99%。川盐通过仁、綦、涪、永四大引岸进入贵州，对黔民生活具有深远影响④。
盐业的发展离不开盐商的经营。虽然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占主流，但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物资，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尽管历朝官府对食盐管控甚严，但仍有很多商人从事食盐交易而谋利，甚至有些商人不顾禁令私运私贩。私自贩运销售食盐者是私商；获得政府许可，并向政府定期纳税的经营食盐者为官商。不管是私商还是官商，都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盐商团体。盐商有场商、运商和销商之分。作为贵州这个食盐纯销区来讲，盐商主要是运商和销商。盐商们的经营活动，不仅为其创造和积累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其所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关于贵州盐政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关于贵州盐商的研究鲜有学者涉及，只是在某些篇章中略有提及，缺乏专门研究。而对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笔者不揣冒昧，以抗战时期的贵州盐商为切入点探讨贵州地方历史，以期抛砖引玉。
一、贵州盐商概况
（一）民国以前贵州盐商概况
贵州建省以前（即1413年前），尚无盐政。南宋时，朝廷制定“盐马贸易”之法，令商人运盐到云贵换马。元代也承袭此法①。
明代前期，制盐业仍是几项重要的官手工业之一。官府征发灶户制盐，灶户隶属匠籍，产盐官收官运，实行盐专卖制②。此外，明洪武年间曾实行“开中”制。据《明鉴纲目》载：
山西行省，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引赴所在缴之。帝从其请，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备边储。计道里远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③
这段文字记录了“开中”制的来源，明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位于边疆，距明朝统治中心较远，后勤补给困难，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与山西商人达成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以所运粮食来获得相应的盐引，即垄断运销食盐的凭证，也即是“开中”之法。
然而，“开中”制在内地推行是明洪武六年，贵州、普定卫军食不敷，朝廷开始决定招商“纳米中盐”。洪武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间，先后有普安、普定、乌撒、毕节、赤水（今毕节赤水河桥附近）、层台（今毕节燕子口附近）铜鼓、五开（今黎平）等卫，都因军饷缺乏而实行过“开中”。尤其是明代中叶，贵州东部和中部地区各族人民起义，官军缺粮，依靠商民“纳米中盐”解决。战乱最频繁的正统十四年（1449）至天顺元年（1457）的八九年间，开中连年不断，除前述各卫外，清平、平越、都匀等卫，亦相继推行④。在“开中”过程中，大量盐商就开始活动于贵州，尽管大部分盐商来自外省，但也不乏贵州盐商活动其间。尤其是明代晚期，盐法废弛，盐商转手买卖，盐价倍增，就促使更多贵州商人加入贩盐活动中⑤。在“开中”制影响下，明代官员凭借其政治权力，经商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倒卖盐引，走私贩私，使盐法大坏，国课日亏，把名为国家专卖的盐业变为官员个人盈利的工具”⑥。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这种行为不利于国家盐务管理，损害了盐税收入。但从商人发展这一层面来讲，这些官商又促进了商人团体的发展。官员自身性质和身份发生转变，表面上是官员，私下却是商人，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官员与真正的盐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客观上推动了盐商的发展壮大。
明代后期，随着官手工业的日趋衰落，盐的产销开始向民营转变，食盐的产销范围也得到较大扩展，食盐的产销权逐渐下放到民间。这也刺激了盐商运销食盐的热情，盐商的活动更加频繁①。
清代盐法的逐渐松弛，有利于盐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运商和销商的发展，扩大了盐商的活动地域，进入贵州的盐商也大大增加。
清代后期，贵州盐税不断增加。咸丰十年（1860），贵州创办厘金，销售食盐除照旧缴纳地方关税外，还要缴纳1/10的厘金。食盐运入贵州所面临的税目繁多，有大厘、半厘、小厘、落地税等项。各州县还私设卡局，层层派索，商人所经处厘卡林立，如布网罗。如此重税致使商贩裹足，百姓深受其苦②。另外，咸、同以后，川黔农民运动不断，致使行市糜烂，户口逃亡，盐商遭害③。因此，当时商运受阻，盐商的发展也迟滞难前。
清代，川盐销黔主要是由陕西、四川商人设号经营，运至省内则多由黔商批零销售。外省商人将盐从省外运至贵州，充当“行商”，到达盐岸后，转运至各盐号，再由黔商从各盐号散运各地集市销售，因此，贵州盐商多为“坐贾”。清代川盐入黔，带动了贵州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贵州盐商的活动④。
（二）民国初期贵州盐商概况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各路军阀忙于抢滩掠地，很难致力于制定和完善并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系统、有效的盐务机构和管理体制，这对于本身就存在盐荒现象的贵州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民国时期贵州盐务长期处于动荡不稳状态，盐商及食盐运销也经常变化不稳⑤。 1912年，取消官运制度，听凭人民自由贩运。贵州各岸旧盐商即停止经营，推销存盐，一直持续到1915年。但其所宣称的“自由贩运”，不过是一批新盐商代替旧盐商（有的仅是换了招牌），终归还是官商勾结，盐价并未降低，对百姓无丝毫好处。后来，盐商对人民剥削过重，人民起而斗争，盐商、盐号又纷纷倒闭。此后，盐由场商自运到各岸岸口，再由销商运到贵州内地销售。销商财力、人力均不足，无法由岸口直销终点，因而出现“分段经营”的情况，也即是将食盐运销路线分为几段，各段均有盐商负责运销。这种办法有助于防止少数大商人垄断专利⑥。
1915年后，“大小军阀据地称雄，兵连祸结，战事频仍”。军阀对盐商大肆劫掠，派款加捐，对百姓横征暴敛⑦。军阀对盐商管理松弛，盐价由商人决定，伸缩性极大。如遇天灾人祸，有财力的大商人、大地主更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使盐价猛涨。当时贵阳盐业市场操纵于大盐商之手，盐价曾高达十余元每包（一包96斤），零售价每斤达到五六角。其间，盐商相互兼并，如，仁岸盐商由几十家变为十家，食盐也从岸口直销到销区终点。1915—1926年间，军阀只知收税纳捐，对盐务缺乏管理，各项摊派使得盐价猛涨，盐商将这些费用转嫁到百姓头上，出现“民吃盐一斤，需换大米一斗”的情况①。
1926年，贵州军阀周西成统治贵州，大肆扩充军队，将盐税作为可靠财源。1927年，周西成召集各岸盐商到贵阳商讨整理贵州盐务事宜。官商双方利益分歧大，开会多次，历时数月，始商议妥洽，定为认商利（实即包税制），规定各岸盐商及销盐数额，并制定盐商销盐纳税数额及缴付办法。还在贵州设盐务总局，各岸口设立督销局，并设盐务统带部，统领盐防军。所需经费、军饷，均附在盐价内。其趸、零售价及运费，由督销局统计核定，饬令盐商照核定价格出售，每包食盐给盐商五角利润②。1929年，周西成、李晓炎内战，周西成战死，毛光翔继主黔政，盐制仍旧未变。但盐商进一步兼并，仁岸由十家变为八家，綦、永二岸亦有类似情形发生。1932年，毛光翔、王家烈内战，王家烈取代毛光翔主政贵州，盐制仍无改变。但仁岸盐税被赤水驻军师长侯之担把持；綦岸盐税被遵义驻军师长蒋丕绪截扣；而贵阳总局又向盐商追收，致使盐制混乱。至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黔北一带人民对盐商素含愤恨，遂起而向盐商斗争。各站盐仓被焚毁，盐店亦损失较重。仁岸认商即倒闭四家，仅存半数③。其他各岸也有类似情况。
（三）抗战时期贵州盐商概况
抗战时期，贵州出现很多盐商，他们所经营商品不仅仅只是局限于食盐，还经营布绸、烟酒、茶、油等。此外，他们的经营领域也有所扩大，有的还经营银行，贩卖烟土。总之，贵州商人所营业务名色繁多，但他们经营的业务中大都有食盐一项，只不过盐所占主体业务比重不同而已。下面笔者通过所搜集的资料来分述抗战时期贵州的典型盐商。
谈及贵州盐商就不得不提及“华氏家族”，华家最兴盛的时期虽不是在抗战时期，但其对抗战时期的贵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华家经营盐业主要是从华联辉开始的，华联辉（1833—1885），字柽坞，贵州遵义县团溪人。光绪三年（1877），华联辉经唐炯推荐，出任四川泸州官运局总办，协助丁宝桢整治川盐盐务，取得成效。丁宝桢称之为奇才，并奏请朝廷破格留用知府，但华联辉不受职俸，回到贵州经营“永隆裕”盐号，直至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1885年2月23日）逝世④。
华之鸿（1871—1934），华联辉之子，14岁丧父。14岁的华之鸿在母亲和叔父的抚育下，边读书边经营“永隆裕”盐号。光绪十八年（1892），年仅21岁的华之鸿就独自经营“永隆裕”盐号。华之鸿心思细密、经营有方，短短数年时间，华家盐店遍及贵州城乡，收入上百万两银子，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华百万”，“华家的银子”也成为百姓的口头禅⑤。
抗战时期，华家由华之鸿之子华问渠（1894—1979）继任。华问渠勤奋好学，善于为人处事，于贵州省宪群政法专科学校毕业后，协助其父经营工商业，改进文通书局印刷设备。抗战爆发后，许多专家学者来贵阳避难，华问渠成立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专家、学者三百多人为编审委员，在上海、长沙、广州、成都、重庆、昆明设立分局，在当时与著名的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齐名①。这不仅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抗战出了一分力。
除华家外，抗战时期的盐商还有与刘熙乙一起积极争办仁岸食盐运销权的伍效高、孙蕴奇、帅灿章、丁纯五、邓羲之、邓若符、王竹斋、戴子懦、魏伯卿等。他们先筹办了“聚康银行”，随即又办了“利民盐号”②，最终取得贵州人承办贵州食盐的权力。此外，以向炳荣为首的赤水盐商向殿卿、张茂久③、萧鼎新、赵树清④ 等也是在当地很有影响的盐商。
二、抗战时期贵州盐商主要活动
抗战时期贵州盐商活动非常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交通建设、治安管理等方面，有时还开展一些慈善活动，如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等。现将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的活动归纳如下：
（一）经营食盐运销
1935年5月，蒋介石逼迫贵州军阀王家烈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国民政府开始主政贵州。1936年，经川、黔两省政府协商后，盐税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征收，每年拨40万元协助贵州。同时，四川盐务使署召集黔省销商到自流井开会，决定协商承办，一岸一家，于1937年实行。各岸运销商在适当地点设立总店、分支店和站，在产盐地自流井、五通桥购盐，直运贵州各销场。盐运使署在贵州各岸设盐务督销局，核定各岸盐价、运费及盐商利润⑤。
1939年开办官运，仅限于川、滇、桂的汽车运输、驿运和都柳江长安至榕江段的水运。1941年4月试行口岸官收代运办法，规定每月官收盐额为四岸月额之半，仍交各岸盐商负责代运。1942年1月实行食盐专卖制度，明定民制、官收、官运、官囤售、商零售等原则。运输采取盐务机关自运、招商代运和委托商运三种办法，四岸盐运属于后两种情况。1946年2月复颁盐政纲领，以民制、民运、民销为原则⑥。 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大量人口为躲避战祸西迁，其中就有大量人口迁入贵州。贵州人口增加，食盐需求量也就相应增长。1939—1945年间，贵州每年输入食盐9?10万担；最高是1943年，1068408.0担；至1945年降至抗战初期水平。川盐输入量仍保持首位，占全省输入量的95.8%?99.9%，其中经仁、綦、涪三岸输入5.40?5.27万担，占全省输入量的54.4%?68.9%，仁岸增长较多。从下表可以清晰看出1939—1945年食盐输入贵州的情况⑦。
由上表不难看出，川盐占输入贵州食盐总量比重一直较高，并且大部分是由仁、綦、涪三岸运入。
（二）参与地方盐务管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两淮盐务局迁到贵阳，贵阳盐务划归该局管理。两淮盐务局在贵阳设立贵州盐务局，各岸及沿途运销站设督销分支局，掌管运销事宜。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财团的势力已渗透到贵州，以大业公司为代理人，向贵州盐商施压，肆意干涉贵州盐务管理、控制贵州食盐市场。1941年，大业公司已接办涪岸全部及綦岸大部分盐务。四个盐岸，该公司已侵占三岸，还想控制整个贵州食盐市场，以便垄断谋取利益。当时，仁岸认商亏蚀巨大，遂告歇业，改由大业公司接办。此时黔省商人不甘坐以待毙，起而向大业公司斗争，积极争取仁岸盐务管理运销权。他们利用政客王伯群出面领头，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黔盐由黔人自办。然而，大业公司的幕后是孔祥熙，黔人力争数月，毫无效果。王伯群亲自到重庆找何应钦替黔商呼吁，经人调停，孔祥熙才应允将仁岸让与黔省商人经营，但由盐务局将仁岸月销额的六傤交由大业公司运销。仁岸即由刘熙乙、伍效高、孙蕴奇等集资接办，牌名为“贵州仁记利民盐号”，月销额二十傤①。伍效高虽负总经理名义，实则有职无权，又不熟悉盐业的经营，因此，盐号主要由刘熙乙和孙蕴奇主持。由此表明，贵州盐商为争取贵州食盐运销权，进行了多方活动，最终争得了仁岸食盐的运销并成立了一些公司和盐号，这使得贵州盐商有机会参与盐务运销管理。
（三）资助交通发展
交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贸易有着重要作用。对于盐商来说，盐的运输成本一直都是个重大问题，尤其在贵州这样一个道路崎岖不平、交通不便的地方，运输成本更是倍增。因此，积极投资交通事业、改善交通条件，一方面可以减少食盐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修桥筑路能造福一方，也算是一种积德行善的行为，有的还以立功德碑的形式昭示后人，以留下美名。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盐商当然乐意，如伍效高1939年出资修筑了普定到安顺的公路①。
赤水河盐运量大，但河道变化频繁，影响航行，盐务部门、盐商及盐船船民对河道维修比较重视。河工局管理人员由赤水县委派，维修由仁岸盐商经办，范围包括上下游全境。1935年维修茅台至马桑间的几处滩险，该段百余艘船共同集资襄助，完成了修缮任务。1936年冬，赤水上河船业公会组织修缮鸭岭滩等六滩。同年，土城船业公会组织修缮落妹脑等六滩，共用工1293个，根据工种技术差别，每工支付工资2?5角不等，总支出工料费银元480元，悉由两段公会支付②。
仁岸运道，水陆交通都不方便，特别是赤水到茅台的河道及险滩特别多，于是“贵州仁记利民盐号”前后共拨款500万元请政府派员雇工打滩，在猿猴、土城、二郎滩之间打过，使猿猴、土城间的船只可以上下行驶③。
（四）资助文化教育
资助、参与教育事业可以说是盐商的普遍活动，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盐商都会进行大大小小的捐资助学活动，有的还亲自参与教学管理。如华家，在华之鸿时期就曾先后创办了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宪群法政学校、宪群师范、南明中学等文教单位，为贵州的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抗战时期，贵州企业公司对贵阳高商职校和贵州企业公司子弟小学的经费由其全部供给，对贵州农业实验所、贵阳大夏大学和贵阳清华中学进行不定期的资助④。
盐商伍效高也乐于资助文化教育。1938年底伍效高向普定县政府申报创办普定私立建国中学（现为普定中学），1939年元月22日召开首次筹备会，1939年4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首届招收初中班120人。这个私立建国中学的教学质量非常之高，在1943年贵州省私立中学的会考评比中，清华中学第一，建国中学第二⑤。
抗战时期，盐商刘熙乙对文化教育事业资助也是非常大的。1940年，毕节士绅肖吉人等以江西会馆会产为基金创办毕节私立弘毅中学。因经费微弱，难以为继，刘熙乙出资接办，建校舍、置设备、聘教师，该校一直办到解放时为止。在建校第二年，开设一商科班，学生近50人，三年毕业后，刘熙乙派林绍铭到毕节招收这批毕业生到贵阳，分配在他所办企业里工作。1941年秋，贵州的学生课本供应困难，刘熙乙独资兴办熙明印书馆，聘请学者编中学教科书。该馆经营近两年，受教育部限制而结束。1942年，刘熙乙又在老家创办白泥井小学，从建校开始负担一切开支，一直持续到解放时。同年，刘熙乙还应贵阳民教馆的请求，出资在贵阳六广门修建篮球场一座，命名为“维周篮球场”，由书法家任可澄先生书写场名刻于大门石柱上，解放后，此球场改名为第五篮球场，直到1980年才拆除。1943年，刘出资以其父名设立“维周助学金”，派公司职员钟正邦专管，补助家乡青年在贵阳求学。并以此助学金资助两名青年赴美留学（一为毕节人刘世通，后改名刘淑仪，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一为大方人黄正琳，曾在贵阳任中学校长，退休后曾在贵阳医学院教英语）。同年，刘熙乙又出资在毕节创办《西黔日报》。1945年该报交大定人方绍先接办，刘则在贵阳出资创办《力报》，1947年中秋节前该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①。
（五）其他活动
除上述活动外，盐商还进行一些赈灾济困、扶贫济危的慈善活动，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贵州人民的生活。如华家积极赈灾济贫，稳定了贵州百姓的生活②。 三、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盐商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积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政治、经济、文教、慈善等活动中常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一列活动对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盐商对地方政务的影响
盐商对地方政务的影响是重大的，因为他们产业强大，拥有大量资金，具有强大的经济势力，而且与地方政要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对于地方政府的决策、方针等方面，尤其是盐务方面有着重要的话语权。
清代以来，各地盐商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地方政务。无论是盐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两淮、四川等地，还是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盐商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府政务，甚至参与政务活动，他们总是试图去影响或改变政府的盐务政策和管理制度，以便赚取更大的利润。
抗战时期，虽然已经有了汽车作为运输工具，但是由于其成本贵，运输力量仍以人力、畜力为主。但是这个时期，政府经常抓壮丁去当兵，造成盐运上的困难，因此，盐商们呈请省政府发给盐运人“免役证”，以维持盐运。这件事情通过当时盐商大佬刘熙乙上报给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最后省政府下文，使盐运人得以安心做盐运③。
一些大盐商有实力、有声望、活动广泛、影响力大。如华联辉就曾协助丁宝桢改革川盐盐务，并取得显著成效④，为贵州的盐政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如前文所述伍效高、孙蕴奇和刘熙乙等人，通过各方努力从国民党四大家族手中夺回了仁岸盐务⑤。这就是贵州盐商参与地方盐务管理，谋取话语权，进而干预盐政的明证。
贵州银行的建设过程也体现出盐商对地方政务活动的影响。1912年2月29日滇军唐继尧进驻贵州，将“贵州官钱局”改名为“贵州银行”，第一任总理（后称总经理）就是当时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华之鸿。华之鸿是盐业富商⑥。
贵州银行从最初筹建到发展成一定规模，一把手基本上是作为盐商代表的贵州企业公司的人担任，并且盐商在贵州银行的资本基本上维持在50%左右。因此，在这段时期，权力基本上在盐商手中。例如，1944年，总经理刘熙乙选择食盐销售数量较大的县、区添设办事机构，积极招揽食盐价款，办理存、汇款及买汇业务，资金得以周转。从这可以看出，当时的贵州银行实际上是为盐商服务的①。
盐商对地方政务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只要政府政策影响或阻碍了他们的商贸活动或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采用各种办法去阻止或影响政府的政务活动，使之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运行。
（二）盐商对财务税收的影响
盐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三大税源之一，而盐商是纳税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盐务机关仅直接负责征税这个环节，其他环节由商人经营②。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这使得国民政府丧失了大宗盐税收入③。
国民党中央迁入重庆后，国民政府将川盐税收牢牢掌控，成为其战时重要的财政收入。战时川盐销区大为扩展，但因川盐产量有限，食盐运输也较困难，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加大了食盐的税率，各路盐商为了抢购食盐，不顾税费的高涨，只好先购得食盐后，再提高食盐售价，最终导致盐价上涨，百姓淡食问题再次出现。在这一环节中，国民政府获得了高额的税收，而盐商则成为政府提增税费的工具，最终这些税费仍转嫁到百姓身上。因贵州不产盐，为食盐纯销区，贵州商人大部分为销商，因此国民政府向贵州所征盐税主要是销税。作为销商来说，只要税率增长，他们就不得不提高食盐价格以适应税费的增加，不然就可能面临破产倒闭的惨景。
据伍效高《贵州食盐运销的回忆》载：“关于盐税率，民国以来，从周西成时期起，全省规定每月销盐八十傤，全年税额为一百六十万元，照各处所运傤额按傤摊交税款，总起来摊算，每担盐完成税约一元三四角。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不固定，因币值贬落，盐价随时提高，其税率即随盐价之增长而增长。”④
当时贵州已有许多商会，成员当中也有不少盐商，他们的经营活动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政府的财务税收状况。作为食盐纯销区的贵州来讲，盐税收入是大宗，因此盐商的影响力更为重大。
（三）盐商对地方社会治安的影响
盐商活动性较强，对社会治安的影响也较大。尤其在战争年代，商人的一系列贸易及社会活动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盐商通过成立商会组织或团体，开展一系列活动，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社会公益、福利事务，提高社会救灾能力，稳定人们生活。这对于社会治安的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在安定匪患方面，辛亥革命初期，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方匪患严重，华之鸿就创立了保安团以稳定社会秩序，使得当时盘踞在贵阳周围的流氓土匪不敢轻举妄动，由此贵阳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在稳定金融方面，黔币发行后，由于基金不足，黔币贬值，一时间人心动摇，危机迫切。为了维持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不管市场上黔币价格如何低迷，华之鸿都将自己文通书局和“永隆裕”盐号定为收兑所，一律按照票面价格进行兑换，同时捐私财五万两交局兑现，由此金融秩序得以恢复①。华之鸿的一系列慈善义赈活动，不仅对当时国家社会治安产生了重大影响，还为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的盐商们做出了榜样。
（四）盐商对地方交通的作用
贵州偏处国之西南，居云贵高原之上，地形起伏大，崇山峻岭，犬牙交错，山险路陡，交通极为不便，运路极其艰险。这种交通状况使食盐等货物运入贵州异常艰难。贵州道路修建与航道疏通，一直成为商界和政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面对贵州山大坡陡，驿道、水运不便的情况，早在民国元年（1912），华之鸿就感受至深，常想改变这一现状，并多次付诸行动。除自己出资外，华之鸿还邀请省总商会会长团溪老家乡绅徐屏臣出资5万两白银，疏浚乌江石阡至修文段的黄沙河；黄沙河至贵阳朱昌段的朱昌河，打通了贵阳水上交通。经过四年多爆炸暗石，工程已基本完成，并制木船十多艘来往试航。只因后来护国战争打响，地方多事，疏通河道工程被迫中断②。华之鸿除疏浚河道外，还在多地修桥筑路，对交通运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贵州与外界的交流，加速了贵州近代化进程。 此外，盐商还积极争取资金帮助解决交通所需资金问题。1928年，赤水盐商向炳荣被选为仁岸代表，参加贵州省召开的仁、綦、涪、永四岸盐商代表参加的盐务会议，他在会上倡议裁撤盐防军并将其节省的开支拨作整修赤水河的经费，此项提案获得通过和实施。回赤水后，向炳荣呈准赤水县政府设立河工局，向炳荣任局长，整修了赤水河赤水至茅台段航道部分险滩。向炳荣以其长期经营盐运业务和熟悉赤水河航道滩险的丰富经验，为赤水河航道修整、仁岸食盐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抗战时期，盐商们对交通建设问题都比较关注。此时，新式交通工具汽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运输方式。汽车的出现，要求道路设施相应做出改变。但作为贵州这样的山地省份，修路是最大的难题，因为开石凿路、架桥钻洞，不仅技术要求很高，而且所需资金投入也非常大。作为盐商，修路、疏航不仅能使自己货物运输方便，也可以造福一方，还能给后人留个好的名声。因此，许多盐商乐意捐资修路、疏航，为贵州交通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盐商对地方思想文化的影响
贵州盐商对贵州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为贵州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培育了许多新式人才。对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要数华之鸿，他受维新派教育家严修、李端芬等人的思想影响很深，一直倡导教育，办学校。1905年10月，华之鸿在其父“殚心经学”，创办书院遗志的影响下，与内阁中书唐尔镛、任可澄等，呈请贵州巡抚批准创办了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第一中学），不仅捐资3万两，还亲自督工，费时一年完成；不久，又创办师范选修科，为贵州培育了中小学师资；后又参加创办宪群发政学堂，推广法政知识，培育法政人才。1907年，他又邀约遵义南乡老家士绅田韶畲等人，捐资创办了团溪镇二等小学一所；还在其母亲的葬地息烽底寨，捐资修复文昌阁，提倡学习风气；又出资创办小学堂一所，招收近邻农家子弟入学；还曾给遵义中学等多所学校捐资补助办学经费。此外，华之鸿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但出资修复文人祠庙，还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保存了重要的文化遗产。如：华之鸿曾出资修复东山下阳明祠和南明河畔丁公祠等①。
华之鸿还于1908年创办了“贵阳文通书局”，多次委派田庆霖赴日本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并从日本聘请技师来黔指导生产。1919年，又集资60多万银元，创办了“永丰抄纸厂”。“文通书局”和“永丰抄纸厂”的创办，发展了贵州近代印刷事业，也发展了贵州的工业与文化。华之鸿对贵州地方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影响了当时社会，对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战时期，也有很多盐商对贵州的文教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过贡献。例如，华问渠，1930年后，他接手父业，向政府索回被“征为军用”的永丰纸厂，改名为“西南造纸厂”。1943年与四川“中元造纸厂”“大通书局”合作，改组为“黔元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抗战期间，还变卖田产、房地产将文通书局扩大，成立书局总管理处，下设编辑所、印刷和发行所。聘任马宗融、谢六逸为正副所长，先后出版文学、史地、天文、数学等书200余种，并出《文讯》刊。参加商务、中华等书局组成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在昆明、重庆、成都、长沙、上海、广州等地先后设立分局②。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并将文通书局推向全国，成为全国有名的书局之一，为后来贵州出版、印刷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影响较大的盐商有华问渠、伍效高、刘熙乙、向炳荣等。他们通过不同形式参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是中国较为动乱、落后的时期。当时，中国刚结束军阀混战，又进入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一系列的战祸致使国家衰弱，民生凋敝，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当时社会虽动乱不安，但许多新的思想正是在那样的动乱环境中陆续传入，不断指引着国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盐商在进行贸易活动时，流动性较强，接触面较广，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有社会高层人士、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外国商人等。在长期的交往中，难免耳濡目染接受一些先进的思想文化，从而不断向贵州传播新的思想文化，使得贵州地方思想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也得到更新。
四、结 语
抗日战争时期，内忧外患使得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敝、百姓疾苦深重，同时也是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重要制度变动、革新、日趋现代化的时期。盐商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其自身的进步、发展和完善，而且对贵州地方政务、社会治安、交通及思想文化等方面也起着重大推动作用。贵州相对全国来讲历来较落后，其地理人文环境也较为闭塞，但盐商们的贸易活动、与外界的交流活动，为贵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盐商的运入、销售食盐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黔民缺盐问题，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进步，推动了贵州与全国同步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与外界的交流与交往，吸收了先进的文化思想，学习了一些管理制度，开阔了黔民的眼界，改变了贵州的人文环境，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和习俗。
（责任编辑：周 聪）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alt merchants in Guizhou launched a series of economic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o resolve the current local issues. These activities had important impact on Guizhou’s politics， economy， transportation and culture. It could enrich the research
on Guizhou local history， salt industrial history and even the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to discuss the main activities performed by Guizhou salt merchants and the impact on the local politics， public security， transportation ， culture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alt merchants in Guizhou； local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关键词：抗战时期；贵州盐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5）03—0057—12
贵州不产盐，人们所用之盐均依靠外省输入。1949年以前，省内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山路崎岖，运输困难，盐价昂贵，“斗米斤盐”，各族人民饱尝淡食之苦。如遇兵乱天灾，更是盐贵如金，劳动人民苦不堪言①。在边远地区，有“吃盐当过年”的现象②。由于缺盐，贵州部分边远地区民众用绳子拴住块状食盐放入汤菜中搅拌，使之略有咸味即提起，这就是百姓所说的吃“涮涮盐”或“洗澡盐”③。进入贵州的食盐有川盐、淮盐、浙盐、粤盐、滇盐，但以川盐最多，最多时可占贵州食盐的99%。川盐通过仁、綦、涪、永四大引岸进入贵州，对黔民生活具有深远影响④。
盐业的发展离不开盐商的经营。虽然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占主流，但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物资，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尽管历朝官府对食盐管控甚严，但仍有很多商人从事食盐交易而谋利，甚至有些商人不顾禁令私运私贩。私自贩运销售食盐者是私商；获得政府许可，并向政府定期纳税的经营食盐者为官商。不管是私商还是官商，都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盐商团体。盐商有场商、运商和销商之分。作为贵州这个食盐纯销区来讲，盐商主要是运商和销商。盐商们的经营活动，不仅为其创造和积累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其所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关于贵州盐政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关于贵州盐商的研究鲜有学者涉及，只是在某些篇章中略有提及，缺乏专门研究。而对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笔者不揣冒昧，以抗战时期的贵州盐商为切入点探讨贵州地方历史，以期抛砖引玉。
一、贵州盐商概况
（一）民国以前贵州盐商概况
贵州建省以前（即1413年前），尚无盐政。南宋时，朝廷制定“盐马贸易”之法，令商人运盐到云贵换马。元代也承袭此法①。
明代前期，制盐业仍是几项重要的官手工业之一。官府征发灶户制盐，灶户隶属匠籍，产盐官收官运，实行盐专卖制②。此外，明洪武年间曾实行“开中”制。据《明鉴纲目》载：
山西行省，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引赴所在缴之。帝从其请，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备边储。计道里远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③
这段文字记录了“开中”制的来源，明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位于边疆，距明朝统治中心较远，后勤补给困难，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与山西商人达成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以所运粮食来获得相应的盐引，即垄断运销食盐的凭证，也即是“开中”之法。
然而，“开中”制在内地推行是明洪武六年，贵州、普定卫军食不敷，朝廷开始决定招商“纳米中盐”。洪武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间，先后有普安、普定、乌撒、毕节、赤水（今毕节赤水河桥附近）、层台（今毕节燕子口附近）铜鼓、五开（今黎平）等卫，都因军饷缺乏而实行过“开中”。尤其是明代中叶，贵州东部和中部地区各族人民起义，官军缺粮，依靠商民“纳米中盐”解决。战乱最频繁的正统十四年（1449）至天顺元年（1457）的八九年间，开中连年不断，除前述各卫外，清平、平越、都匀等卫，亦相继推行④。在“开中”过程中，大量盐商就开始活动于贵州，尽管大部分盐商来自外省，但也不乏贵州盐商活动其间。尤其是明代晚期，盐法废弛，盐商转手买卖，盐价倍增，就促使更多贵州商人加入贩盐活动中⑤。在“开中”制影响下，明代官员凭借其政治权力，经商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倒卖盐引，走私贩私，使盐法大坏，国课日亏，把名为国家专卖的盐业变为官员个人盈利的工具”⑥。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这种行为不利于国家盐务管理，损害了盐税收入。但从商人发展这一层面来讲，这些官商又促进了商人团体的发展。官员自身性质和身份发生转变，表面上是官员，私下却是商人，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官员与真正的盐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客观上推动了盐商的发展壮大。
明代后期，随着官手工业的日趋衰落，盐的产销开始向民营转变，食盐的产销范围也得到较大扩展，食盐的产销权逐渐下放到民间。这也刺激了盐商运销食盐的热情，盐商的活动更加频繁①。
清代盐法的逐渐松弛，有利于盐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运商和销商的发展，扩大了盐商的活动地域，进入贵州的盐商也大大增加。
清代后期，贵州盐税不断增加。咸丰十年（1860），贵州创办厘金，销售食盐除照旧缴纳地方关税外，还要缴纳1/10的厘金。食盐运入贵州所面临的税目繁多，有大厘、半厘、小厘、落地税等项。各州县还私设卡局，层层派索，商人所经处厘卡林立，如布网罗。如此重税致使商贩裹足，百姓深受其苦②。另外，咸、同以后，川黔农民运动不断，致使行市糜烂，户口逃亡，盐商遭害③。因此，当时商运受阻，盐商的发展也迟滞难前。
清代，川盐销黔主要是由陕西、四川商人设号经营，运至省内则多由黔商批零销售。外省商人将盐从省外运至贵州，充当“行商”，到达盐岸后，转运至各盐号，再由黔商从各盐号散运各地集市销售，因此，贵州盐商多为“坐贾”。清代川盐入黔，带动了贵州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贵州盐商的活动④。
（二）民国初期贵州盐商概况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各路军阀忙于抢滩掠地，很难致力于制定和完善并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系统、有效的盐务机构和管理体制，这对于本身就存在盐荒现象的贵州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民国时期贵州盐务长期处于动荡不稳状态，盐商及食盐运销也经常变化不稳⑤。 1912年，取消官运制度，听凭人民自由贩运。贵州各岸旧盐商即停止经营，推销存盐，一直持续到1915年。但其所宣称的“自由贩运”，不过是一批新盐商代替旧盐商（有的仅是换了招牌），终归还是官商勾结，盐价并未降低，对百姓无丝毫好处。后来，盐商对人民剥削过重，人民起而斗争，盐商、盐号又纷纷倒闭。此后，盐由场商自运到各岸岸口，再由销商运到贵州内地销售。销商财力、人力均不足，无法由岸口直销终点，因而出现“分段经营”的情况，也即是将食盐运销路线分为几段，各段均有盐商负责运销。这种办法有助于防止少数大商人垄断专利⑥。
1915年后，“大小军阀据地称雄，兵连祸结，战事频仍”。军阀对盐商大肆劫掠，派款加捐，对百姓横征暴敛⑦。军阀对盐商管理松弛，盐价由商人决定，伸缩性极大。如遇天灾人祸，有财力的大商人、大地主更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使盐价猛涨。当时贵阳盐业市场操纵于大盐商之手，盐价曾高达十余元每包（一包96斤），零售价每斤达到五六角。其间，盐商相互兼并，如，仁岸盐商由几十家变为十家，食盐也从岸口直销到销区终点。1915—1926年间，军阀只知收税纳捐，对盐务缺乏管理，各项摊派使得盐价猛涨，盐商将这些费用转嫁到百姓头上，出现“民吃盐一斤，需换大米一斗”的情况①。
1926年，贵州军阀周西成统治贵州，大肆扩充军队，将盐税作为可靠财源。1927年，周西成召集各岸盐商到贵阳商讨整理贵州盐务事宜。官商双方利益分歧大，开会多次，历时数月，始商议妥洽，定为认商利（实即包税制），规定各岸盐商及销盐数额，并制定盐商销盐纳税数额及缴付办法。还在贵州设盐务总局，各岸口设立督销局，并设盐务统带部，统领盐防军。所需经费、军饷，均附在盐价内。其趸、零售价及运费，由督销局统计核定，饬令盐商照核定价格出售，每包食盐给盐商五角利润②。1929年，周西成、李晓炎内战，周西成战死，毛光翔继主黔政，盐制仍旧未变。但盐商进一步兼并，仁岸由十家变为八家，綦、永二岸亦有类似情形发生。1932年，毛光翔、王家烈内战，王家烈取代毛光翔主政贵州，盐制仍无改变。但仁岸盐税被赤水驻军师长侯之担把持；綦岸盐税被遵义驻军师长蒋丕绪截扣；而贵阳总局又向盐商追收，致使盐制混乱。至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黔北一带人民对盐商素含愤恨，遂起而向盐商斗争。各站盐仓被焚毁，盐店亦损失较重。仁岸认商即倒闭四家，仅存半数③。其他各岸也有类似情况。
（三）抗战时期贵州盐商概况
抗战时期，贵州出现很多盐商，他们所经营商品不仅仅只是局限于食盐，还经营布绸、烟酒、茶、油等。此外，他们的经营领域也有所扩大，有的还经营银行，贩卖烟土。总之，贵州商人所营业务名色繁多，但他们经营的业务中大都有食盐一项，只不过盐所占主体业务比重不同而已。下面笔者通过所搜集的资料来分述抗战时期贵州的典型盐商。
谈及贵州盐商就不得不提及“华氏家族”，华家最兴盛的时期虽不是在抗战时期，但其对抗战时期的贵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华家经营盐业主要是从华联辉开始的，华联辉（1833—1885），字柽坞，贵州遵义县团溪人。光绪三年（1877），华联辉经唐炯推荐，出任四川泸州官运局总办，协助丁宝桢整治川盐盐务，取得成效。丁宝桢称之为奇才，并奏请朝廷破格留用知府，但华联辉不受职俸，回到贵州经营“永隆裕”盐号，直至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1885年2月23日）逝世④。
华之鸿（1871—1934），华联辉之子，14岁丧父。14岁的华之鸿在母亲和叔父的抚育下，边读书边经营“永隆裕”盐号。光绪十八年（1892），年仅21岁的华之鸿就独自经营“永隆裕”盐号。华之鸿心思细密、经营有方，短短数年时间，华家盐店遍及贵州城乡，收入上百万两银子，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华百万”，“华家的银子”也成为百姓的口头禅⑤。
抗战时期，华家由华之鸿之子华问渠（1894—1979）继任。华问渠勤奋好学，善于为人处事，于贵州省宪群政法专科学校毕业后，协助其父经营工商业，改进文通书局印刷设备。抗战爆发后，许多专家学者来贵阳避难，华问渠成立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专家、学者三百多人为编审委员，在上海、长沙、广州、成都、重庆、昆明设立分局，在当时与著名的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齐名①。这不仅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抗战出了一分力。
除华家外，抗战时期的盐商还有与刘熙乙一起积极争办仁岸食盐运销权的伍效高、孙蕴奇、帅灿章、丁纯五、邓羲之、邓若符、王竹斋、戴子懦、魏伯卿等。他们先筹办了“聚康银行”，随即又办了“利民盐号”②，最终取得贵州人承办贵州食盐的权力。此外，以向炳荣为首的赤水盐商向殿卿、张茂久③、萧鼎新、赵树清④ 等也是在当地很有影响的盐商。
二、抗战时期贵州盐商主要活动
抗战时期贵州盐商活动非常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交通建设、治安管理等方面，有时还开展一些慈善活动，如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等。现将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的活动归纳如下：
（一）经营食盐运销
1935年5月，蒋介石逼迫贵州军阀王家烈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国民政府开始主政贵州。1936年，经川、黔两省政府协商后，盐税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征收，每年拨40万元协助贵州。同时，四川盐务使署召集黔省销商到自流井开会，决定协商承办，一岸一家，于1937年实行。各岸运销商在适当地点设立总店、分支店和站，在产盐地自流井、五通桥购盐，直运贵州各销场。盐运使署在贵州各岸设盐务督销局，核定各岸盐价、运费及盐商利润⑤。
1939年开办官运，仅限于川、滇、桂的汽车运输、驿运和都柳江长安至榕江段的水运。1941年4月试行口岸官收代运办法，规定每月官收盐额为四岸月额之半，仍交各岸盐商负责代运。1942年1月实行食盐专卖制度，明定民制、官收、官运、官囤售、商零售等原则。运输采取盐务机关自运、招商代运和委托商运三种办法，四岸盐运属于后两种情况。1946年2月复颁盐政纲领，以民制、民运、民销为原则⑥。 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大量人口为躲避战祸西迁，其中就有大量人口迁入贵州。贵州人口增加，食盐需求量也就相应增长。1939—1945年间，贵州每年输入食盐9?10万担；最高是1943年，1068408.0担；至1945年降至抗战初期水平。川盐输入量仍保持首位，占全省输入量的95.8%?99.9%，其中经仁、綦、涪三岸输入5.40?5.27万担，占全省输入量的54.4%?68.9%，仁岸增长较多。从下表可以清晰看出1939—1945年食盐输入贵州的情况⑦。
由上表不难看出，川盐占输入贵州食盐总量比重一直较高，并且大部分是由仁、綦、涪三岸运入。
（二）参与地方盐务管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两淮盐务局迁到贵阳，贵阳盐务划归该局管理。两淮盐务局在贵阳设立贵州盐务局，各岸及沿途运销站设督销分支局，掌管运销事宜。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财团的势力已渗透到贵州，以大业公司为代理人，向贵州盐商施压，肆意干涉贵州盐务管理、控制贵州食盐市场。1941年，大业公司已接办涪岸全部及綦岸大部分盐务。四个盐岸，该公司已侵占三岸，还想控制整个贵州食盐市场，以便垄断谋取利益。当时，仁岸认商亏蚀巨大，遂告歇业，改由大业公司接办。此时黔省商人不甘坐以待毙，起而向大业公司斗争，积极争取仁岸盐务管理运销权。他们利用政客王伯群出面领头，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黔盐由黔人自办。然而，大业公司的幕后是孔祥熙，黔人力争数月，毫无效果。王伯群亲自到重庆找何应钦替黔商呼吁，经人调停，孔祥熙才应允将仁岸让与黔省商人经营，但由盐务局将仁岸月销额的六傤交由大业公司运销。仁岸即由刘熙乙、伍效高、孙蕴奇等集资接办，牌名为“贵州仁记利民盐号”，月销额二十傤①。伍效高虽负总经理名义，实则有职无权，又不熟悉盐业的经营，因此，盐号主要由刘熙乙和孙蕴奇主持。由此表明，贵州盐商为争取贵州食盐运销权，进行了多方活动，最终争得了仁岸食盐的运销并成立了一些公司和盐号，这使得贵州盐商有机会参与盐务运销管理。
（三）资助交通发展
交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贸易有着重要作用。对于盐商来说，盐的运输成本一直都是个重大问题，尤其在贵州这样一个道路崎岖不平、交通不便的地方，运输成本更是倍增。因此，积极投资交通事业、改善交通条件，一方面可以减少食盐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修桥筑路能造福一方，也算是一种积德行善的行为，有的还以立功德碑的形式昭示后人，以留下美名。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盐商当然乐意，如伍效高1939年出资修筑了普定到安顺的公路①。
赤水河盐运量大，但河道变化频繁，影响航行，盐务部门、盐商及盐船船民对河道维修比较重视。河工局管理人员由赤水县委派，维修由仁岸盐商经办，范围包括上下游全境。1935年维修茅台至马桑间的几处滩险，该段百余艘船共同集资襄助，完成了修缮任务。1936年冬，赤水上河船业公会组织修缮鸭岭滩等六滩。同年，土城船业公会组织修缮落妹脑等六滩，共用工1293个，根据工种技术差别，每工支付工资2?5角不等，总支出工料费银元480元，悉由两段公会支付②。
仁岸运道，水陆交通都不方便，特别是赤水到茅台的河道及险滩特别多，于是“贵州仁记利民盐号”前后共拨款500万元请政府派员雇工打滩，在猿猴、土城、二郎滩之间打过，使猿猴、土城间的船只可以上下行驶③。
（四）资助文化教育
资助、参与教育事业可以说是盐商的普遍活动，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盐商都会进行大大小小的捐资助学活动，有的还亲自参与教学管理。如华家，在华之鸿时期就曾先后创办了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宪群法政学校、宪群师范、南明中学等文教单位，为贵州的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抗战时期，贵州企业公司对贵阳高商职校和贵州企业公司子弟小学的经费由其全部供给，对贵州农业实验所、贵阳大夏大学和贵阳清华中学进行不定期的资助④。
盐商伍效高也乐于资助文化教育。1938年底伍效高向普定县政府申报创办普定私立建国中学（现为普定中学），1939年元月22日召开首次筹备会，1939年4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首届招收初中班120人。这个私立建国中学的教学质量非常之高，在1943年贵州省私立中学的会考评比中，清华中学第一，建国中学第二⑤。
抗战时期，盐商刘熙乙对文化教育事业资助也是非常大的。1940年，毕节士绅肖吉人等以江西会馆会产为基金创办毕节私立弘毅中学。因经费微弱，难以为继，刘熙乙出资接办，建校舍、置设备、聘教师，该校一直办到解放时为止。在建校第二年，开设一商科班，学生近50人，三年毕业后，刘熙乙派林绍铭到毕节招收这批毕业生到贵阳，分配在他所办企业里工作。1941年秋，贵州的学生课本供应困难，刘熙乙独资兴办熙明印书馆，聘请学者编中学教科书。该馆经营近两年，受教育部限制而结束。1942年，刘熙乙又在老家创办白泥井小学，从建校开始负担一切开支，一直持续到解放时。同年，刘熙乙还应贵阳民教馆的请求，出资在贵阳六广门修建篮球场一座，命名为“维周篮球场”，由书法家任可澄先生书写场名刻于大门石柱上，解放后，此球场改名为第五篮球场，直到1980年才拆除。1943年，刘出资以其父名设立“维周助学金”，派公司职员钟正邦专管，补助家乡青年在贵阳求学。并以此助学金资助两名青年赴美留学（一为毕节人刘世通，后改名刘淑仪，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一为大方人黄正琳，曾在贵阳任中学校长，退休后曾在贵阳医学院教英语）。同年，刘熙乙又出资在毕节创办《西黔日报》。1945年该报交大定人方绍先接办，刘则在贵阳出资创办《力报》，1947年中秋节前该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①。
（五）其他活动
除上述活动外，盐商还进行一些赈灾济困、扶贫济危的慈善活动，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贵州人民的生活。如华家积极赈灾济贫，稳定了贵州百姓的生活②。 三、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盐商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积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政治、经济、文教、慈善等活动中常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一列活动对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盐商对地方政务的影响
盐商对地方政务的影响是重大的，因为他们产业强大，拥有大量资金，具有强大的经济势力，而且与地方政要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对于地方政府的决策、方针等方面，尤其是盐务方面有着重要的话语权。
清代以来，各地盐商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地方政务。无论是盐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两淮、四川等地，还是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盐商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府政务，甚至参与政务活动，他们总是试图去影响或改变政府的盐务政策和管理制度，以便赚取更大的利润。
抗战时期，虽然已经有了汽车作为运输工具，但是由于其成本贵，运输力量仍以人力、畜力为主。但是这个时期，政府经常抓壮丁去当兵，造成盐运上的困难，因此，盐商们呈请省政府发给盐运人“免役证”，以维持盐运。这件事情通过当时盐商大佬刘熙乙上报给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最后省政府下文，使盐运人得以安心做盐运③。
一些大盐商有实力、有声望、活动广泛、影响力大。如华联辉就曾协助丁宝桢改革川盐盐务，并取得显著成效④，为贵州的盐政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如前文所述伍效高、孙蕴奇和刘熙乙等人，通过各方努力从国民党四大家族手中夺回了仁岸盐务⑤。这就是贵州盐商参与地方盐务管理，谋取话语权，进而干预盐政的明证。
贵州银行的建设过程也体现出盐商对地方政务活动的影响。1912年2月29日滇军唐继尧进驻贵州，将“贵州官钱局”改名为“贵州银行”，第一任总理（后称总经理）就是当时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华之鸿。华之鸿是盐业富商⑥。
贵州银行从最初筹建到发展成一定规模，一把手基本上是作为盐商代表的贵州企业公司的人担任，并且盐商在贵州银行的资本基本上维持在50%左右。因此，在这段时期，权力基本上在盐商手中。例如，1944年，总经理刘熙乙选择食盐销售数量较大的县、区添设办事机构，积极招揽食盐价款，办理存、汇款及买汇业务，资金得以周转。从这可以看出，当时的贵州银行实际上是为盐商服务的①。
盐商对地方政务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只要政府政策影响或阻碍了他们的商贸活动或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采用各种办法去阻止或影响政府的政务活动，使之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运行。
（二）盐商对财务税收的影响
盐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三大税源之一，而盐商是纳税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盐务机关仅直接负责征税这个环节，其他环节由商人经营②。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这使得国民政府丧失了大宗盐税收入③。
国民党中央迁入重庆后，国民政府将川盐税收牢牢掌控，成为其战时重要的财政收入。战时川盐销区大为扩展，但因川盐产量有限，食盐运输也较困难，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加大了食盐的税率，各路盐商为了抢购食盐，不顾税费的高涨，只好先购得食盐后，再提高食盐售价，最终导致盐价上涨，百姓淡食问题再次出现。在这一环节中，国民政府获得了高额的税收，而盐商则成为政府提增税费的工具，最终这些税费仍转嫁到百姓身上。因贵州不产盐，为食盐纯销区，贵州商人大部分为销商，因此国民政府向贵州所征盐税主要是销税。作为销商来说，只要税率增长，他们就不得不提高食盐价格以适应税费的增加，不然就可能面临破产倒闭的惨景。
据伍效高《贵州食盐运销的回忆》载：“关于盐税率，民国以来，从周西成时期起，全省规定每月销盐八十傤，全年税额为一百六十万元，照各处所运傤额按傤摊交税款，总起来摊算，每担盐完成税约一元三四角。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不固定，因币值贬落，盐价随时提高，其税率即随盐价之增长而增长。”④
当时贵州已有许多商会，成员当中也有不少盐商，他们的经营活动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政府的财务税收状况。作为食盐纯销区的贵州来讲，盐税收入是大宗，因此盐商的影响力更为重大。
（三）盐商对地方社会治安的影响
盐商活动性较强，对社会治安的影响也较大。尤其在战争年代，商人的一系列贸易及社会活动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盐商通过成立商会组织或团体，开展一系列活动，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社会公益、福利事务，提高社会救灾能力，稳定人们生活。这对于社会治安的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在安定匪患方面，辛亥革命初期，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方匪患严重，华之鸿就创立了保安团以稳定社会秩序，使得当时盘踞在贵阳周围的流氓土匪不敢轻举妄动，由此贵阳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在稳定金融方面，黔币发行后，由于基金不足，黔币贬值，一时间人心动摇，危机迫切。为了维持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不管市场上黔币价格如何低迷，华之鸿都将自己文通书局和“永隆裕”盐号定为收兑所，一律按照票面价格进行兑换，同时捐私财五万两交局兑现，由此金融秩序得以恢复①。华之鸿的一系列慈善义赈活动，不仅对当时国家社会治安产生了重大影响，还为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的盐商们做出了榜样。
（四）盐商对地方交通的作用
贵州偏处国之西南，居云贵高原之上，地形起伏大，崇山峻岭，犬牙交错，山险路陡，交通极为不便，运路极其艰险。这种交通状况使食盐等货物运入贵州异常艰难。贵州道路修建与航道疏通，一直成为商界和政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面对贵州山大坡陡，驿道、水运不便的情况，早在民国元年（1912），华之鸿就感受至深，常想改变这一现状，并多次付诸行动。除自己出资外，华之鸿还邀请省总商会会长团溪老家乡绅徐屏臣出资5万两白银，疏浚乌江石阡至修文段的黄沙河；黄沙河至贵阳朱昌段的朱昌河，打通了贵阳水上交通。经过四年多爆炸暗石，工程已基本完成，并制木船十多艘来往试航。只因后来护国战争打响，地方多事，疏通河道工程被迫中断②。华之鸿除疏浚河道外，还在多地修桥筑路，对交通运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贵州与外界的交流，加速了贵州近代化进程。 此外，盐商还积极争取资金帮助解决交通所需资金问题。1928年，赤水盐商向炳荣被选为仁岸代表，参加贵州省召开的仁、綦、涪、永四岸盐商代表参加的盐务会议，他在会上倡议裁撤盐防军并将其节省的开支拨作整修赤水河的经费，此项提案获得通过和实施。回赤水后，向炳荣呈准赤水县政府设立河工局，向炳荣任局长，整修了赤水河赤水至茅台段航道部分险滩。向炳荣以其长期经营盐运业务和熟悉赤水河航道滩险的丰富经验，为赤水河航道修整、仁岸食盐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抗战时期，盐商们对交通建设问题都比较关注。此时，新式交通工具汽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运输方式。汽车的出现，要求道路设施相应做出改变。但作为贵州这样的山地省份，修路是最大的难题，因为开石凿路、架桥钻洞，不仅技术要求很高，而且所需资金投入也非常大。作为盐商，修路、疏航不仅能使自己货物运输方便，也可以造福一方，还能给后人留个好的名声。因此，许多盐商乐意捐资修路、疏航，为贵州交通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盐商对地方思想文化的影响
贵州盐商对贵州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为贵州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培育了许多新式人才。对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要数华之鸿，他受维新派教育家严修、李端芬等人的思想影响很深，一直倡导教育，办学校。1905年10月，华之鸿在其父“殚心经学”，创办书院遗志的影响下，与内阁中书唐尔镛、任可澄等，呈请贵州巡抚批准创办了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第一中学），不仅捐资3万两，还亲自督工，费时一年完成；不久，又创办师范选修科，为贵州培育了中小学师资；后又参加创办宪群发政学堂，推广法政知识，培育法政人才。1907年，他又邀约遵义南乡老家士绅田韶畲等人，捐资创办了团溪镇二等小学一所；还在其母亲的葬地息烽底寨，捐资修复文昌阁，提倡学习风气；又出资创办小学堂一所，招收近邻农家子弟入学；还曾给遵义中学等多所学校捐资补助办学经费。此外，华之鸿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但出资修复文人祠庙，还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保存了重要的文化遗产。如：华之鸿曾出资修复东山下阳明祠和南明河畔丁公祠等①。
华之鸿还于1908年创办了“贵阳文通书局”，多次委派田庆霖赴日本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并从日本聘请技师来黔指导生产。1919年，又集资60多万银元，创办了“永丰抄纸厂”。“文通书局”和“永丰抄纸厂”的创办，发展了贵州近代印刷事业，也发展了贵州的工业与文化。华之鸿对贵州地方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影响了当时社会，对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战时期，也有很多盐商对贵州的文教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过贡献。例如，华问渠，1930年后，他接手父业，向政府索回被“征为军用”的永丰纸厂，改名为“西南造纸厂”。1943年与四川“中元造纸厂”“大通书局”合作，改组为“黔元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抗战期间，还变卖田产、房地产将文通书局扩大，成立书局总管理处，下设编辑所、印刷和发行所。聘任马宗融、谢六逸为正副所长，先后出版文学、史地、天文、数学等书200余种，并出《文讯》刊。参加商务、中华等书局组成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在昆明、重庆、成都、长沙、上海、广州等地先后设立分局②。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并将文通书局推向全国，成为全国有名的书局之一，为后来贵州出版、印刷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影响较大的盐商有华问渠、伍效高、刘熙乙、向炳荣等。他们通过不同形式参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是中国较为动乱、落后的时期。当时，中国刚结束军阀混战，又进入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一系列的战祸致使国家衰弱，民生凋敝，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当时社会虽动乱不安，但许多新的思想正是在那样的动乱环境中陆续传入，不断指引着国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盐商在进行贸易活动时，流动性较强，接触面较广，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有社会高层人士、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外国商人等。在长期的交往中，难免耳濡目染接受一些先进的思想文化，从而不断向贵州传播新的思想文化，使得贵州地方思想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也得到更新。
四、结 语
抗日战争时期，内忧外患使得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敝、百姓疾苦深重，同时也是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重要制度变动、革新、日趋现代化的时期。盐商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其自身的进步、发展和完善，而且对贵州地方政务、社会治安、交通及思想文化等方面也起着重大推动作用。贵州相对全国来讲历来较落后，其地理人文环境也较为闭塞，但盐商们的贸易活动、与外界的交流活动，为贵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盐商的运入、销售食盐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黔民缺盐问题，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进步，推动了贵州与全国同步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与外界的交流与交往，吸收了先进的文化思想，学习了一些管理制度，开阔了黔民的眼界，改变了贵州的人文环境，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和习俗。
（责任编辑：周 聪）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alt merchants in Guizhou launched a series of economic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o resolve the current local issues. These activities had important impact on Guizhou’s politics， economy， transportation and culture. It could enrich the research
on Guizhou local history， salt industrial history and even the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to discuss the main activities performed by Guizhou salt merchants and the impact on the local politics， public security， transportation ， culture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alt merchants in Guizhou； local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