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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年温家宝提出：要让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幸福感"便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必要条件之一逐渐被接受。调查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许多发达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会增加对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进行思考而减少对物质的思考。本文将从中西对比的角度对“幸福感”的研究做出述评。
关键词：中西对比 幸福感 述评
一、研究现状综述
21世纪初积极心理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心理学以抑郁、压力冲突为主的研究范式，开始将关注点聚焦在人们的满足感以及自我效能等方面，关于"幸福"的研究大量涌现并迅速成为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多个学科的主流选题之一。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幸福"的研究历史可大致概括为有关"幸福悖论"的演变史。Easterlin在1974年首次提出了"幸福悖论"的理论，其理论假设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横断研究（短期）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以及时间序列研究（长期）收入与幸福感不相关。
从1974年悖论的提出到现在的46年之中，学者们对于"横向研究"假设均一致持认同态度，但对时间序列假设和是否存在幸福感效应饱和点两个问题一致争议不休。Easterlin更是不断对自己的结论进行修正和完善。1995年时以11个发达国家为例，通过横向比较实证研究的方式得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10年时又进一步对17个发达国家、11个转型中国家、9个发展中国家以及17个拉美国家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以10年为界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论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并在2016年用全新的数据再次检验了2010年实证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此期间，Stevenson等诸多学者对"幸福悖论"假设进行了多次的反驳和实证检验。Easterlin（2016）更是进一步以美国为样本对其进行了跨越70年的时间序列研究以佐证在长时间序列中，国家GDP的增长与人民幸福感并不相关，甚至随着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美国居民的幸福感有所下降。
由此可见，国外对于"幸福"的研究大多是站在宏观角度即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国与国之间的幸福感进行横向的比较。相对于早期学者们专注于用实证数据对假设的真伪进行检验，现代学者们更多的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对"幸福悖论解释"的研究当中，社会资本等"忽略变量"成为了新的关注点。近期，学者们更愿意将收入视作预测幸福感变异的其中一个部分而不再是确定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并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其他忽略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忽略变量"的提出将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层次。
总体来说，国外关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是以"幸福悖论"理论的提出为起点，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学者们都致力于对悖论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国外的幸福经济学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关于"幸福悖论"的证实或证伪;另一个是对幸福悖论的"解释"。尽管近五年中，国外学者们将视线聚焦到了幸福悖论的"解释变量"之上，但从未脱离悖论的两个理论假设，以目前所得的结论可以看出，外国学者是在悖论的因果变量之间不断的加入调节变量对现有理论模型进行调试，以试图发现其他"忽略变量"对幸福感的抵消效应。
（二）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自2000年开始，不少学者依据国外的研究脉络将"幸福悖论"进行了中国的本土化论证，更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不断的进行深化研究，诸如我国学者在延续西方对于：是否存在幸福感效应饱和点以及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教师等具体群体的幸福感研究中，近年来更是有将幸福感与组织绩效、创新绩效、离职率相结合的趋势。
近五年，学者们则致力于将有关幸福的研究引入全新的领域，逐步向人力资源管理方向靠拢。我国学者多集中于对劳动力群体的研究，将工作安全等作为前因变量，将工作绩效等作为结果变量来探究工作幸福感对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但研究角度相对单一，幸福感研究中的工作变量覆盖不全面，缺少针对不同工作和岗位的针对性研究，以及缺乏对同一文化下不同时期员工幸福感的调查研究等问题的存在依旧需要我国学者们根据文化和环境的变迁进行适时研究。
二、总结
对比中外关于"幸福"的研究可以发现，首先，不同于西方国家偏好将"幸福感"放在宏观层面进行比较研究，将国与国之间GDP水平与国民幸福感进行的横向比较以及在一个长时间序列下对国民幸福感变化进行纵向的研究;国内的学者更倾向于与从某一特定"点"出发，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或职业为出发点，对该群体或职业当下的"幸福指数"进行测量，测量所得数据多用于职业幸福度评价或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其次，国外学者更善于将"幸福"与医学、心理学相联系，并为此呼吁建立全民幸福账户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而国内学者习惯于将"幸福感"与组织行为学以及经济学相结合，将幸福感与组织归属感、绩效改善等具体问题相联系用以解决实际问题。虽然国内对"劳动者"群体中的几个特定职业各自的研究均有迹可循，但以横向的视角将几类群体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关文献少之又少，因而至今仍未提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
总体来说，更为细致的"幸福"研究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物质增长的同时，国家也越来越关注和谐社会的构建，这要求我国学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深入研究，构建出适合国情的"中国式幸福"。
参考文献：
[1]周晔，黄旭.高职业声望从业者职业污名感知和員工幸福感--基于认知失调视角[J].经济管理，2018.（4）：0084-18.
[2]李婷.哪一代人更幸福？——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视角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迁[J].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1期（总第226期）.
作者简介：
苗钟元 ，出生年：（1996-），性别：女，民族：汉， 籍贯：山东烟台，学历：硕士在读，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方向：中老年劳动力供给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苗钟元
关键词：中西对比 幸福感 述评
一、研究现状综述
21世纪初积极心理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心理学以抑郁、压力冲突为主的研究范式，开始将关注点聚焦在人们的满足感以及自我效能等方面，关于"幸福"的研究大量涌现并迅速成为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多个学科的主流选题之一。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幸福"的研究历史可大致概括为有关"幸福悖论"的演变史。Easterlin在1974年首次提出了"幸福悖论"的理论，其理论假设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横断研究（短期）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以及时间序列研究（长期）收入与幸福感不相关。
从1974年悖论的提出到现在的46年之中，学者们对于"横向研究"假设均一致持认同态度，但对时间序列假设和是否存在幸福感效应饱和点两个问题一致争议不休。Easterlin更是不断对自己的结论进行修正和完善。1995年时以11个发达国家为例，通过横向比较实证研究的方式得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10年时又进一步对17个发达国家、11个转型中国家、9个发展中国家以及17个拉美国家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以10年为界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论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并在2016年用全新的数据再次检验了2010年实证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此期间，Stevenson等诸多学者对"幸福悖论"假设进行了多次的反驳和实证检验。Easterlin（2016）更是进一步以美国为样本对其进行了跨越70年的时间序列研究以佐证在长时间序列中，国家GDP的增长与人民幸福感并不相关，甚至随着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美国居民的幸福感有所下降。
由此可见，国外对于"幸福"的研究大多是站在宏观角度即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国与国之间的幸福感进行横向的比较。相对于早期学者们专注于用实证数据对假设的真伪进行检验，现代学者们更多的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对"幸福悖论解释"的研究当中，社会资本等"忽略变量"成为了新的关注点。近期，学者们更愿意将收入视作预测幸福感变异的其中一个部分而不再是确定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并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其他忽略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忽略变量"的提出将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层次。
总体来说，国外关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是以"幸福悖论"理论的提出为起点，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学者们都致力于对悖论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国外的幸福经济学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关于"幸福悖论"的证实或证伪;另一个是对幸福悖论的"解释"。尽管近五年中，国外学者们将视线聚焦到了幸福悖论的"解释变量"之上，但从未脱离悖论的两个理论假设，以目前所得的结论可以看出，外国学者是在悖论的因果变量之间不断的加入调节变量对现有理论模型进行调试，以试图发现其他"忽略变量"对幸福感的抵消效应。
（二）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自2000年开始，不少学者依据国外的研究脉络将"幸福悖论"进行了中国的本土化论证，更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不断的进行深化研究，诸如我国学者在延续西方对于：是否存在幸福感效应饱和点以及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教师等具体群体的幸福感研究中，近年来更是有将幸福感与组织绩效、创新绩效、离职率相结合的趋势。
近五年，学者们则致力于将有关幸福的研究引入全新的领域，逐步向人力资源管理方向靠拢。我国学者多集中于对劳动力群体的研究，将工作安全等作为前因变量，将工作绩效等作为结果变量来探究工作幸福感对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但研究角度相对单一，幸福感研究中的工作变量覆盖不全面，缺少针对不同工作和岗位的针对性研究，以及缺乏对同一文化下不同时期员工幸福感的调查研究等问题的存在依旧需要我国学者们根据文化和环境的变迁进行适时研究。
二、总结
对比中外关于"幸福"的研究可以发现，首先，不同于西方国家偏好将"幸福感"放在宏观层面进行比较研究，将国与国之间GDP水平与国民幸福感进行的横向比较以及在一个长时间序列下对国民幸福感变化进行纵向的研究;国内的学者更倾向于与从某一特定"点"出发，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或职业为出发点，对该群体或职业当下的"幸福指数"进行测量，测量所得数据多用于职业幸福度评价或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其次，国外学者更善于将"幸福"与医学、心理学相联系，并为此呼吁建立全民幸福账户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而国内学者习惯于将"幸福感"与组织行为学以及经济学相结合，将幸福感与组织归属感、绩效改善等具体问题相联系用以解决实际问题。虽然国内对"劳动者"群体中的几个特定职业各自的研究均有迹可循，但以横向的视角将几类群体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关文献少之又少，因而至今仍未提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
总体来说，更为细致的"幸福"研究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物质增长的同时，国家也越来越关注和谐社会的构建，这要求我国学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深入研究，构建出适合国情的"中国式幸福"。
参考文献：
[1]周晔，黄旭.高职业声望从业者职业污名感知和員工幸福感--基于认知失调视角[J].经济管理，2018.（4）：0084-18.
[2]李婷.哪一代人更幸福？——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视角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迁[J].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1期（总第226期）.
作者简介：
苗钟元 ，出生年：（1996-），性别：女，民族：汉， 籍贯：山东烟台，学历：硕士在读，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方向：中老年劳动力供给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苗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