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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手自选集《讨债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2月版,收录了王手《少年少年》、《讨债记》、《乡下姑娘李美凤》、《第三把手》、《推销员为什么失踪》、《飞翔的骡子》、《双枪》、《市场“人物”》、《谣言》、《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这样一组中短篇小说。说实话,阅读的过程中,我被作家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叙述深深地吸引住了,这很有点不可思议,我本来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来读这本小说集的。要知道,中短篇小说尤其短篇小说,最为考验作家的叙事能力和叙述功力,很多名气很大的作家都往往在短篇小说上面打磕绊。王手的文名,虽然也已经有所了解,但毕竟是“业余写小说”,道行有多深呢?心里是很好奇和疑惑的……但读着读着,我只能承认,我被这位自称是小说的“业余写作者”的故事打动了,被他的叙述攫住了阅读的目光,内心也随着他对故事的讲述起起落落。
《讨债记》之所以打动人,第一点恐怕是小说家写生活的能力,小说所写与生活的切近。见多了纯粹的虚构和“编”故事的小说,很容易被王手小说自带的生活的“真”与作家写作的真诚态度打动。当下很多小说作家,甚至“80后”、“90后”青年小说作家陶醉在五光十色的叙事技巧里,将对生活的体认窄化为对文辞的过度经营。即便是写生活现实,也往往过于强调和重视自己内心的幽微,或者陷于对现实纷繁复杂生活的写真式如实照录……王手写生活,写真度也很高,读来觉得皆是生活的真实和故事的真,而不是作家凭空杜撰的故事,这在当下的小说写作当中,就显得尤为可贵和难得。不过于虚构,反映真实的生活,又有着对文本的纯粹和用心,王手的小说就有了那么点“出淤泥”和曲径通幽的味道。就像王手自己说的:“我的短篇很少有虚构的故事,都是些真实生活的反映,以我对生活的用心来完成对短篇的用心,生活的纯粹加上文本的纯粹,我以为短篇就是要纯粹,就是要品与质兼优。”不止是短篇,王手对中篇其实也是这样做的。能够对生活和文本都持如此的纯粹之心,这样的写作者必然会得到回报,阅读者能够被打动和牵动心怀,应该就是对于能够对生活和文本都持纯粹之心的写作者的回报。
在别人都经营和垦掘已久的园地,当然很难翻出什么新意。《讨债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代温州与制鞋业有关的底层和中下层生活的样本,说它是一组有关经济活动的小说,也不为过;但你在阅读当中,感受到的主要还不是经济活动,而就是生活本身。鲜活和别具特色的生活细节,本身就足够吸引人的。它似乎也在提示我们,作家写生活的能力与写出其他地域、行业的人所不熟知的生活的重要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组小说,围绕温州这个中华第一鞋城、制鞋基地,写了涉及制鞋、开店、办厂、讨债、经商勾心斗角甚至还有黑社会身影的温州制鞋业的整整一个小社会。能够把这个小社会形态生动的人物活动和命运心理乃至人性的种种展现出来,这是王手的贡献,是王手对当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对于温州这一地域的生活和社会样态留存于世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尤其温州经济发展变迁以及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理样态的真实记录。
《少年少年》当中那个在父亲死后带着母亲一起做加工的男人,是母亲初恋的男人,就是做皮鞋的。《讨债记》中的许爱,开店做生意,卖的是鞋料。《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因自己的手被鞋厂老板廖木锯看中,不仅成了他鞋厂的工人,晚上还要出卖身体陪廖木锯睡觉,而这竟然是老板娘与老板共同的主意;这还不够,廖木锯竟然还利用李美凤去讨债,利用她去勾引和拯救自己沉迷于电脑的儿子……最终因儿子出了意外,迁怒于李美凤而报案,诬陷李美凤偷盗,警察把李美凤带走了。《第三把手》中的“我”是故事的讲述者,“我的店开在工业区的宽带路,工业区里鞋厂多,我的店就是卖鞋料的。鞋料是什么?许多人不知道……”李金锁、李回珍是鞋厂老板,周节如是“小三”,同时也是先在武汉替夫妻俩打理鞋店而后到俩夫妇温州的鞋厂做了职业经理人的“女强人”。《推销员为什么失踪》则是“我”母亲做弹力片生意——弹力片是做鞋的辅助材料。推销员张国梁则是抢生意的。《双枪》是“我们这里把又办厂又开店的人叫作‘双枪将’”之刘红旗和郁今香的故事。连做着鞋料市场收垃圾生意的,都有她自己的故事,她就是《市场“人物”》里的李花枝……
《讨债记》带有浓厚的行业领域和温州的人文地域文化特色,这是很能引人阅读兴趣的。我们知道,地域性特征和地域文化特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自带的印记。现代文学的作家,像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萧红等人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性与当代作家尤其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的关系和密切关联,更是毋需置疑,从贾平凹、莫言、苏童、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创作当中清晰可见。苏童曾坦言“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他“作品中两个地理标签”,也有评论者注意到了王手对苏童短篇小说的喜欢,而王手的中短篇小说其实也是贴上了温州以及温州鞋业的标签,写做鞋、售鞋行业里人的故事,还要把这故事讲得能够走出鞋业这一行业领域,抵达所有人的内心,获得抵达人性的通道,这就要考验作家叙述故事的本领了。在越来越多的小说让你觉得写作者是在“编”故事给你听的时下文坛,王手的小说却是让故事在娓娓叙述当中打开,这让我不得不佩服王手的叙事策略和叙述的能力。
王手自言:“短篇不一定都有一个大的起势,但一定得找到一个好的入口,这个入口可以很小,但进去之后一定要有绮丽的风光。这个‘风光’,就是一些短篇小说新的元素。”读过《讨债记》中的每一篇,便愈加体会到王手是怎样寻觅到这样一个个好的“入口”的。王手叙述的角度、方位以及叙述的节奏、语调、叙述视角的自如转换,永远是那么妥帖、自然、顺畅,由此便让读者产生了很好的阅读代入感,让你觉得你是身临其境的,你能看到场景的真实,窘切,乃至听得到人物的心跳……《少年少年》,如果你误以为是第三人称全知型叙述,那就错了,小说开篇,少年诱导弟弟陪他去用自制的铁器——“匕首”刺杀那个仇人,少年的莽撞和弟弟的懵懂无知,就在作家漫不经心的视角转换当中真切呈现。弟弟说,我连鸡也杀不来的。弟弟是很怕少年说的“刺杀仇人”这个事的。但通过符合哥哥的利益视点和感知视点的一番劝说,“少年把那个铁器塞在弟弟牛仔裤的屁股兜里”,“弟弟听少年这么一说,也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兜,脸上慢慢地也无所谓起来。”少年及弟弟的莽撞、懵懂、无知,一览无余。小说接下来又用了内部倒叙的手法,写到父亲、母亲和父亲的死,等等,正因为视角转换频密且过后无痕,才会每个人物都那么栩栩如生。在倒叙的故事似乎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再接叙少年和弟弟想继续实施报仇的故事,在接下来故事的次第打开当中,才逐渐揭示他们要刺杀的竟然是母亲初恋的男人,而后他们为了母亲的快乐,近乎默契般丢掉了报仇的想法……《讨债记》之所以打动人,小说直接就用了叙述人“我”来讲述故事,而开店的许爱是“我”的老婆。这个极好的小说入口打开的不止是许爱生意的故事、夫妻俩的故事,而且能够将人内心的种种牵牵绊绊与故事缠绕和水乳交融。这才是此篇的夺人和感人之处。在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人心并没有跟着一地鸡毛,这是小说能够超乎“新写实”等小说之上的方面。整本小说集最打动我的是《乡下姑娘李美凤》,外表不失粗砺感的王手,怎么就能够那么真切地贴近一个乡下进城打工姑娘的视角,来写李美凤,写廖木锯,写老板娘,写他们的儿子;只有读过,你才能体会这个小说的好,和作家秉持人物视角的写作能力。《第三把手》用了“我的店开在工业区的宽带路”的“我”的视角,来讲述与“我”有生意来往的李金锁、李回珍和“小三”周节如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格外亲切,又能在叙述上收放自如。《推销员为什么失踪》,讲述的是“我母亲”和身居乡下却昼伏夜出、夜晚要到城里打游击搞销售的张国梁的故事。《双枪》用的也是差不多同行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而不能不格外举例的是《飞翔的骡子》,以叙述人“我”来讲述,而对于骡子的描写,应该说是最体现作家的叙述能力的,它们思乡而被迫服沉重的劳役,它们最终被过重的负荷和劳力虐待致死……没有这个入口,这个小说可以说是毫无意义,而有了这个恰当和巧妙的小说的入口,足以令你为那几匹骡子而内心种种纠结……
當我合上《讨债记》,封底,王手的自述映入眼帘:“我写小说要具备两个方面的要求才能趋于完美。一是精神的,那是对这个文体的喜欢,光追求喜欢还不行,那样会流于形式,也会浮浅。二是生理的,那是需要,像解渴和充饥,甚至是安慰式的、诊疗式的……”是啊,光有喜欢还不行,还要有生理的近乎解渴充饥的安慰式、诊疗式的渴求,才会有这样一组对文学满含虔诚和敬畏之心的小说。说到底王手的小说打动我们的,正是他对于文学和叙事的纯粹与近乎执着的追求。
(责任编辑:李璐)
《讨债记》之所以打动人,第一点恐怕是小说家写生活的能力,小说所写与生活的切近。见多了纯粹的虚构和“编”故事的小说,很容易被王手小说自带的生活的“真”与作家写作的真诚态度打动。当下很多小说作家,甚至“80后”、“90后”青年小说作家陶醉在五光十色的叙事技巧里,将对生活的体认窄化为对文辞的过度经营。即便是写生活现实,也往往过于强调和重视自己内心的幽微,或者陷于对现实纷繁复杂生活的写真式如实照录……王手写生活,写真度也很高,读来觉得皆是生活的真实和故事的真,而不是作家凭空杜撰的故事,这在当下的小说写作当中,就显得尤为可贵和难得。不过于虚构,反映真实的生活,又有着对文本的纯粹和用心,王手的小说就有了那么点“出淤泥”和曲径通幽的味道。就像王手自己说的:“我的短篇很少有虚构的故事,都是些真实生活的反映,以我对生活的用心来完成对短篇的用心,生活的纯粹加上文本的纯粹,我以为短篇就是要纯粹,就是要品与质兼优。”不止是短篇,王手对中篇其实也是这样做的。能够对生活和文本都持如此的纯粹之心,这样的写作者必然会得到回报,阅读者能够被打动和牵动心怀,应该就是对于能够对生活和文本都持纯粹之心的写作者的回报。
在别人都经营和垦掘已久的园地,当然很难翻出什么新意。《讨债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代温州与制鞋业有关的底层和中下层生活的样本,说它是一组有关经济活动的小说,也不为过;但你在阅读当中,感受到的主要还不是经济活动,而就是生活本身。鲜活和别具特色的生活细节,本身就足够吸引人的。它似乎也在提示我们,作家写生活的能力与写出其他地域、行业的人所不熟知的生活的重要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组小说,围绕温州这个中华第一鞋城、制鞋基地,写了涉及制鞋、开店、办厂、讨债、经商勾心斗角甚至还有黑社会身影的温州制鞋业的整整一个小社会。能够把这个小社会形态生动的人物活动和命运心理乃至人性的种种展现出来,这是王手的贡献,是王手对当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对于温州这一地域的生活和社会样态留存于世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尤其温州经济发展变迁以及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理样态的真实记录。
《少年少年》当中那个在父亲死后带着母亲一起做加工的男人,是母亲初恋的男人,就是做皮鞋的。《讨债记》中的许爱,开店做生意,卖的是鞋料。《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因自己的手被鞋厂老板廖木锯看中,不仅成了他鞋厂的工人,晚上还要出卖身体陪廖木锯睡觉,而这竟然是老板娘与老板共同的主意;这还不够,廖木锯竟然还利用李美凤去讨债,利用她去勾引和拯救自己沉迷于电脑的儿子……最终因儿子出了意外,迁怒于李美凤而报案,诬陷李美凤偷盗,警察把李美凤带走了。《第三把手》中的“我”是故事的讲述者,“我的店开在工业区的宽带路,工业区里鞋厂多,我的店就是卖鞋料的。鞋料是什么?许多人不知道……”李金锁、李回珍是鞋厂老板,周节如是“小三”,同时也是先在武汉替夫妻俩打理鞋店而后到俩夫妇温州的鞋厂做了职业经理人的“女强人”。《推销员为什么失踪》则是“我”母亲做弹力片生意——弹力片是做鞋的辅助材料。推销员张国梁则是抢生意的。《双枪》是“我们这里把又办厂又开店的人叫作‘双枪将’”之刘红旗和郁今香的故事。连做着鞋料市场收垃圾生意的,都有她自己的故事,她就是《市场“人物”》里的李花枝……
《讨债记》带有浓厚的行业领域和温州的人文地域文化特色,这是很能引人阅读兴趣的。我们知道,地域性特征和地域文化特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自带的印记。现代文学的作家,像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萧红等人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性与当代作家尤其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的关系和密切关联,更是毋需置疑,从贾平凹、莫言、苏童、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创作当中清晰可见。苏童曾坦言“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他“作品中两个地理标签”,也有评论者注意到了王手对苏童短篇小说的喜欢,而王手的中短篇小说其实也是贴上了温州以及温州鞋业的标签,写做鞋、售鞋行业里人的故事,还要把这故事讲得能够走出鞋业这一行业领域,抵达所有人的内心,获得抵达人性的通道,这就要考验作家叙述故事的本领了。在越来越多的小说让你觉得写作者是在“编”故事给你听的时下文坛,王手的小说却是让故事在娓娓叙述当中打开,这让我不得不佩服王手的叙事策略和叙述的能力。
王手自言:“短篇不一定都有一个大的起势,但一定得找到一个好的入口,这个入口可以很小,但进去之后一定要有绮丽的风光。这个‘风光’,就是一些短篇小说新的元素。”读过《讨债记》中的每一篇,便愈加体会到王手是怎样寻觅到这样一个个好的“入口”的。王手叙述的角度、方位以及叙述的节奏、语调、叙述视角的自如转换,永远是那么妥帖、自然、顺畅,由此便让读者产生了很好的阅读代入感,让你觉得你是身临其境的,你能看到场景的真实,窘切,乃至听得到人物的心跳……《少年少年》,如果你误以为是第三人称全知型叙述,那就错了,小说开篇,少年诱导弟弟陪他去用自制的铁器——“匕首”刺杀那个仇人,少年的莽撞和弟弟的懵懂无知,就在作家漫不经心的视角转换当中真切呈现。弟弟说,我连鸡也杀不来的。弟弟是很怕少年说的“刺杀仇人”这个事的。但通过符合哥哥的利益视点和感知视点的一番劝说,“少年把那个铁器塞在弟弟牛仔裤的屁股兜里”,“弟弟听少年这么一说,也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兜,脸上慢慢地也无所谓起来。”少年及弟弟的莽撞、懵懂、无知,一览无余。小说接下来又用了内部倒叙的手法,写到父亲、母亲和父亲的死,等等,正因为视角转换频密且过后无痕,才会每个人物都那么栩栩如生。在倒叙的故事似乎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再接叙少年和弟弟想继续实施报仇的故事,在接下来故事的次第打开当中,才逐渐揭示他们要刺杀的竟然是母亲初恋的男人,而后他们为了母亲的快乐,近乎默契般丢掉了报仇的想法……《讨债记》之所以打动人,小说直接就用了叙述人“我”来讲述故事,而开店的许爱是“我”的老婆。这个极好的小说入口打开的不止是许爱生意的故事、夫妻俩的故事,而且能够将人内心的种种牵牵绊绊与故事缠绕和水乳交融。这才是此篇的夺人和感人之处。在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人心并没有跟着一地鸡毛,这是小说能够超乎“新写实”等小说之上的方面。整本小说集最打动我的是《乡下姑娘李美凤》,外表不失粗砺感的王手,怎么就能够那么真切地贴近一个乡下进城打工姑娘的视角,来写李美凤,写廖木锯,写老板娘,写他们的儿子;只有读过,你才能体会这个小说的好,和作家秉持人物视角的写作能力。《第三把手》用了“我的店开在工业区的宽带路”的“我”的视角,来讲述与“我”有生意来往的李金锁、李回珍和“小三”周节如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格外亲切,又能在叙述上收放自如。《推销员为什么失踪》,讲述的是“我母亲”和身居乡下却昼伏夜出、夜晚要到城里打游击搞销售的张国梁的故事。《双枪》用的也是差不多同行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而不能不格外举例的是《飞翔的骡子》,以叙述人“我”来讲述,而对于骡子的描写,应该说是最体现作家的叙述能力的,它们思乡而被迫服沉重的劳役,它们最终被过重的负荷和劳力虐待致死……没有这个入口,这个小说可以说是毫无意义,而有了这个恰当和巧妙的小说的入口,足以令你为那几匹骡子而内心种种纠结……
當我合上《讨债记》,封底,王手的自述映入眼帘:“我写小说要具备两个方面的要求才能趋于完美。一是精神的,那是对这个文体的喜欢,光追求喜欢还不行,那样会流于形式,也会浮浅。二是生理的,那是需要,像解渴和充饥,甚至是安慰式的、诊疗式的……”是啊,光有喜欢还不行,还要有生理的近乎解渴充饥的安慰式、诊疗式的渴求,才会有这样一组对文学满含虔诚和敬畏之心的小说。说到底王手的小说打动我们的,正是他对于文学和叙事的纯粹与近乎执着的追求。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