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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廿一年（1932年）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廿六），这一天是星期二。时临秋末，金风萧杀，天气也阴晴不定，按理说不是出游的好日子，在杭州里西湖的西湖肺病疗养院养病写作的郁达夫却兴致很好，起一大早再次杀向了他喜欢的杭城西北九公里外的留下镇，在当天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晨起搭杭余路汽车至留下，由石人坞上岭，越过两三峰，更遵九曲岭而下，出西木坞，历访风木庵、伴凤居等别业。沿途灵官庙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忆杭州有嘲王姓者诗，所以做了一绝寄霞，和她开个玩笑：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又记前数年有《过西溪法华山觅厉征君墓不见》一绝：曾从诗纪见雄文，直到西溪始识君。十里法华山下路，乱堆无处觅遗坟。两诗一并抄寄给亚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尔而笑了。（《水明楼日记》）
说是“再次杀向”云云，因他在《花坞》一文里曾多次强调，初访留下是在此前十余年，则当为有杭县无杭州的一九二二年前。按年谱，那时他应该还在日本留学，写他的《盐原十日记》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不过沿溪灵官庙很多倒是事实，按范祖述《杭俗遗风》所记，当时杭州人逢年过节以去三山烧香为时尚，“三山者，一曰天竺山，二曰小和山，三曰法华山。小和山者供奉玄天上帝，其地出钱塘门沿山十八里至留下，再二十余里至山。法华山者，供奉东岳大帝，地在沿山十八里之中。上城出凤山清波门，由茅家埠翻桃源岭落心凉亭即法华山；下城出钱塘门亦先至法华山；齐至留下，一路到小和山，再翻石人岭至天竺，来回约百里之遥。再钱塘门外有地藏殿名道古桥起，至小和山，有十八处灵官殿。”整个杭州三处宗教盛地，有两处都在留下，当年的繁盛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法华山下冢墓累累，也由与他同一年作留下之游的石克士《西溪游记》所证实，当时石先生在秋雪庵东厢楼上凭窗远眺，看见“丰林外碑碣累累，皆宋代高僧遗蜕之处，弹指光阴已历一千余年，陵谷变迁，此冢犹屹立未变，不可不谓异数也”。（详民国二十二年出版之《新杭州导游》）
二
郁氏所称之杭余路汽车，在表述上或许过于笼统，稍欠准确，实际上他说的应该是公交车，即上年刚开通投入使用的杭城六条游览线路中的一条。有关这一点，在次年民国廿二年（1933年）出版的《杭州市指南》第二章“交通篇”里有详尽的记载：
第六路湖滨至留下：自湖滨分站，沿湖滨路，经钱塘门、圣塘路、昭庆寺前、石塔儿头、莲花凉亭、松木场，依杭余路线，经财神殿、古荡、炮台新桥、新凉亭、东岳、龙驹坞、花坞路口、杨家牌楼，至留下镇。中间共有昭庆寺、松木场、财神殿、古荡、炮台新桥、新凉亭、东岳、龙驹坞、花坞路口、杨家牌楼等十站。
此路线为杭昌路一带旅客径赴新市场最便之路。凡昌化、於潜、临安、余杭等处旅客，欲直到市内湖滨者，可购票至留下，转乘此路，可免赴武林门总车站之烦也。
之所以抄下书里所载的市政府红头文件，除方便读者对当年从湖滨至留下的交通路线及所经站点有完整印象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留下这座市镇的重要性，你想想，作为“西风东渐”之丰硕成果的市区公交，尽管车厢以竹片代铁皮，燃料大多采用木炭，其惊奇程度在当初绝不亚于现在的地铁，而且整个杭城只有六辆，其中一辆每天就以半小时一班的频率，行驶在以著名的南宋辇道为基础筑成的新式公路上。此外，路线长度为八公里，这是禇裕生在《风花雪月话西溪》里告诉我们的，他说：“从杭州到西溪，可以走杭州到莫干山的公路，只要八公里的路程，就到留下。”（详民国《旅行杂志》21卷1号）全程行驶时间约十五分钟，这是唐淑仪在《西溪心影》里告诉我们的，她说：“大清早在湖滨坐了六路公共汽车。车过松木场，高峰低壑的山峦排立面前，田野间的一片秋色饱览无余，增了我的乐趣不少，几乎忘了我在汽车上的颠荡了。不到一点（刻）钟的光景，车子到了留下站。”（详民国《浙江青年》第三卷第二期）票价为两毛八分钱，这是余小可在《闲话花坞》里告诉我们的，他说：“由湖滨搭坐六路公共汽车直达，要不到一刻钟时间，只花二毛八一位，便可至这地擅幽邃奥僻的地方了。”（详民国《越风》杂志1936年第11期）
三
在郁氏重访留下镇、徘徊吟咏的两千年前，另一位比他名气更大的人物也在旅行途中到过这里，路线方面跟他差不多也是重叠的，这就是伟大而有争议的秦始皇。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眼里，如果说到钱塘，几乎毫无例外都会将源头跟这位身世神秘、对吴越地区有特殊感情的家伙结合在一起。正史里以秦字打头的山，只要历史早些的，也全都集中在这一带。《史记》作者司马迁描述他当年行经这里的具体路线是：“到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一作西北二十里），从狭中渡。”有注《史记》的专家及时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叫作“狭中”的地方，就是后来的余杭。《水经注》更是直书为“乃道余杭之西津”。多年来我一直想证实西津实为西溪之讹，或者是它的别称，恨余生也晚，不能穿越到明朝去，而现存文献已为清人以编修《四库全书》为名进行了整体修订，只能是望史兴叹了。尽管如此，对当时不知是以“西溪”还是“西津”一名行世的留下来说，受益明显是肯定的，一是著名的秦亭山，古名秦望。甚至直到陈三立作《西溪图记》的民国时代，依然直书秦望而非秦亭，称“杭之西溪背西子湖，上臨秦望、大小和”是也。之所以会有两种叫法，那是因为后人在山南挖出唐代的《于府君墓铭》来，内称“大墓高岗，新亭之阳”。而杭州没有新亭山，新亭是新亭对泣之新亭，山是秦皇望南海之秦望，地理上无法统一，后人想出来的办法是各取一字，别称秦亭山。（详许承祖《雪庄西湖渔唱》）二是御息湖，亦名诏息湖、阼湖，吴自牧《梦粱录》记曰：“仁和县东北十八里有湖名曰御息，故老相传，秦始皇东游，暂憩于此，故以名之。”
四
东汉钱塘的历史渺茫难觅，是因为当初只有余杭县，没有钱塘县。具体怎么个情况，后人只能通过托名刘道真的《钱唐记》略窥其大概，即所谓明圣湖金牛湖防海大塘之类，为后世治杭州史的学者所乐于引转，奉为圭臬。可惜写了《西湖游览志》又写《西湖游览志余》的田汝成，在前志里从《水经注》多处转引此书，津津乐道；在后志里又称此书为唐天宝间刘道真著，玩的是“关公战秦琼”那样的功夫。这给后人留下难题。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为正史《晋书》、《隋志》分别记录的西溪栗山石杵，犹如深埋于尘封的故纸堆里的一道闪电，让人于千年之下漫无头绪之际不由眼睛一亮，很难不起小杜“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那样的感慨。或许只有它才是古代钱塘最重要的地标，更确切点说是留下历史的真正见证，因《隋书地理志》列于余杭郡钱塘县名下的历史资源总共只有三项，即“粟山、石甑山、临平湖”，此山既然名列榜首，可知实际上只有它才是钱塘的主山。尽管新旧唐书对此作了刻意淡化，甚至避而不提，但在宋初国家地理志《太平寰宇记》里依然保存有详尽的记录，可补此憾。该书卷九十三“江南东道五 杭州余杭郡”条下称：“粟山在县西十七里。舆地志云：山下有飞泉二里，石杵阔二丈，长一丈四尺，吴大帝刻为‘黄武二年岁在戊午八月三日’十二字，余俱漂没微茫。石见存。”随后著名的临安三志之一《淳祐临安志》对此又进行了考证和补充，认为：“晋书隋书地理志余杭郡有粟山。祥符经云：在钱塘县西一十七里，高六十二丈，周回一十八里二百步，今在东墓岭侧。”《永乐大典》残本引《洪武杭州府志》更是认为此飞泉即钱塘湖之源头，称“粟山钱塘源，旧云在钱塘县西一十七里。《寰宇记》又云山下有飞泉二里，然人莫详其处，今以地理考之，此山当在武林山石人岭之西，山下有泉流入今合涧。前志云钱源，即此泉也。”（《永乐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三十八“杭州府”）最后又有《西湖游览志》对此所作的总结性发言：“粟山髙六十二丈，石人岭一名冯公岭，形如人状，双髻耸然。下有洞府名玉女岩，一名新妇石。西北有珍珠坞、东墓岭，飞泉二道，吴大帝石杵存焉。过岭为西溪，西溪居民数百家，聚为村市，俗称留下。相传宋髙宗初至杭时，以其地丰厚，欲都之。后得凤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后人遂以为名。” 五
《淳祐临安志》作者施谔，身世资料不详，传为平湖人，在他之前《乾道临安志》的作者周淙是湖州人，在他之后《咸淳临安志》作者潜说友是仙居人。著名的南宋临安三志，三位主笔都不是本地人，这也是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事情。同时，相比后面这部以内容丰富著称但美得让人头晕的，前二志下笔较为谨严，史家风骨依稀在焉，可信度方面因此要高一些，可惜今已基本不存（周志今存三卷，施志今存六卷）。所幸残卷中依稀还能辨出当初皇城的基本面貌，包括作者的某些观点，对后人也有较大启发，比如施先生认为：“自古图谍所载郡国，必系之于山，盖陵谷之迁变不常，而城邑之更易亦异；山则终古表立，而考论舆地者，恃以为识焉。”（“叙城府第三”）这一段话说得尤其精辟，他的意思很明确，撰写地方志的难度在于，古今地理迁变不常，即《诗经》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也。唯一靠得住的大约就是山，只有山体当年在哪里，现在还是哪里，为考辨地方历史者唯一可信赖之标识。而西溪留下的地标就是粟山，不仅因为它是正史所确认的，更有吴大帝石杵上刻着的那些含有重要信息的文字（文已遭后人篡改，暂不展开讨论），因此，即使不论它历史学文化学方面的意义，从地理上来说，分量也足够重了。今天的人可能不太知道此山，那是因为有人对此作了技术性处理的缘故：或管它叫石人坞（《西溪梵隐志》）；或管它叫石杵峰（《西溪联吟》；或在它前面加字称“白粟山”，如《西湖志纂》卷六“西溪胜迹”云“白粟山，在留下西南三里”，《钱塘县志》“前为百丈里，宋开庆（开禧、庆元）间董氏筑，以通江干。东穆坞在白粟山之东，赵西坞在白粟山之西”；或干脆连粟也拿掉称“白珰山”，如中华民国铁道部《杭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称杭县“西至白珰山与余杭分界，县城相隔二十五里”，说的都是它。
六
魏晋六朝，《高僧记》和《水经注》是西溪历史的另外两个重要源头。作者一为晋惠帝咸和十年的神秘僧人慧理，一为专业水平一般文学水平让人惊艳的郦道元。慧理晚年隐居留下夕照庵，即所谓天竺下院。《西湖志纂》“夕照庵”条云：“在石人岭下。”《西溪百咏》序云：“晋咸和间，灵隐慧理禅师退隐于此，周显德间废，宋祥符间复兴。”道元让笔下的浙江在余杭转了好几个圈，可见对留下人民还是有感情的，特别是以下这段：“浙江又北经新城县，桐溪水注之。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山有高峻崖岭竦叠，西临峻涧。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东面有瀑布，下注数晦深沼，名曰蛟龙池。池水南流，迳县西，为县之西溪。……又东南，连山夹水，两峰交峙，反项对石，往往相捍。十余里中，积石磊砢，相挟而上，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晕，名曰楼林。”（疑“楼林”当作“楼下”，正史称“留下”，一名“楼下”是也。）
七
隋朝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张珍贵的有关古代钱塘县的历史地理清单，即留下的粟山、皋亭临平两山前的临平湖，还有已被吴越钱氏改名宝石山的石甑山。接下来就是伟大的唐朝，更确切点说是伟大的唐朝诗歌。一位与西湖有特殊因缘的人物来杭州当余杭郡太守。长庆二年十月到任，四年五月离任，实际在郡时间二十个月，写下直接以当地风光为题材的诗歌三十多首，间接涉及的更不知其数。这个人就是杭州人民热爱的白居易，但不知为何，白居易对西溪却感情淡漠，为一个死去多年的妓女苏小小写了五六首，而于“居民咸乐耕渔之业，梅竹茶笋之利倍于他处”的湖西胜地却只字不提，也不想想自己每天吃的是哪里来的。总算其中有一首《余杭形胜》间接写到了西溪，开头两句叫作“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州即余杭郡，县即钱塘县，也就是说市政府办公地点在青山，县政府办公地点在湖中堤上，让后世留下人对自己家乡当年的衙门八字开向哪里有所印象。而据北宋《元丰九域志》，当时西溪为钱塘县下属四镇之一，镇长到县里开会，想必也一定是由西往东走，先过青山山麓的市府，再到湖中堤上的县府，这样古代西溪的流向也就基本清楚了。至于诗里说的这个湖，编写《隋书》的就是唐人，除了临平湖，还能是什么别的湖？钱塘县治所在嘛，因此别称钱塘湖也就理所当然。怕后来的人时间长了搞不清楚，市长大人还特意写了篇《钱塘湖石记》，告诉我们湖是同一个湖，有堤隔之，分为上下，钱塘湖是上湖，临平湖是下湖，北有石函，南有石笕，中间自然就是堤了。而周回三十里的面积，跟他诗里说的“绕郭荷花三十里”正好相合，至于那些石函石笕什么的，据新版《余杭县志》，至今尚在临平区政府大楼下埋着呢。
八
唐室衰微，天下大乱，诸候纷据。钱塘历史随着一位地方强势人物的脱颖而出，变得更为丰富和清晰。这就是开启了吴越王国五世总九十八年有效自治的钱镠。此人生平最大的嗜好除了会打仗和爱念佛，对地方基本建设事业也有特殊感情，一生中造海塘，筑钱城，起寺庙，建宝塔，财力充沛，乐此不疲。《旧五代史》本传说他當年的豪华作风让他老爸见了害怕，“镠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万夫罗列。其父宽每闻镠至，走窜避之，镠即徒步访宽，请言其故。宽曰：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有贵达如此，尔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所以不忍见汝。镠泣谢之。”他在西湖周边到底造了多少寺塔，没人说得上来，但大都集中在西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因以地势而论，东边是海，南边是城，北边是江，留下处于城西丘陵地带，面山背水，地形高爽，正是营造寺院庐墓的最佳位置。具体情况在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吴之鲸的《武林梵志》、梁诗正的《西湖志纂》等书里记载多多，关心的人可以自己去查阅。
九
纳土称臣，改国为州。用现在话来说是不是可以叫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不知道，但念佛的人向往超生，不喜杀戮；贪图享乐的人害怕打仗，吃不起苦，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不喜杀戮的人，最后总是斗不过喜欢杀戮的人，这也是可以肯定的。钱五世弘俶当年就是因为热爱和平，最终吃了大亏，好端端的江南繁丽地从此就被别人占了。据南宋赵与时《宾退录》称，孝宗在跟史臣洪迈讨论老爸高宗的谥号时谈起过一件事情，告诉他说，宫中有个老太监曾私下向他透露，说当年微宗在老九高宗出生前，梦见吴越钱王拉着他的御衣不放，措词颇为激烈，原话是：“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洪迈又记自己父亲洪皓在北方买过一妾，是东平人，其母曾在皇宫做事，也听高宗老妈即显仁皇后韦氏说过，当初临盆前夕，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醒来时孩子就出生了。洪氏还说钱镠是八十一岁死的，高宗也是八十一岁死的，南宋建都临安，丧国于此，绝非偶然。此外如张淏《云谷杂记》、周必大《思陵录》、刘一清《钱塘遗事》等都写到过这件事，备载甚详。其中周必大当过孝宗朝丞相，亦为南宋名臣，想来不会平空捏造。钱弘俶受命朝靓，被强行挽留不归，最后莫名其妙死掉，让树于西湖北山那座著名的保俶塔显得像个笑话。郎瑛在《七修类稿》里只好说是北宋人造的，跟钱家没有关系。倒是塔另一边的西溪留下因风俗纯朴、人民勤劳、男耕女织，地有上古之风，世无兵火之灾，“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苏轼《表忠观记》）因此，“嘉靖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龙过西湖，风雨大作，宝叔塔铁顶堕下”，也肯定只会砸向东边而非西边，“湖船翻三四只。接待寺新建千佛巨阁平地带起丈余者，三次跌为齑粉，几无完植者。”（田艺衡《留青日札》）而留下一带却好好的，风和日丽，饭熟茶香，什么事也没有。 十
北宋文人集团及历代太守对西湖的情有独钟是杭州的福音，不仅仅是以诗词为主要形式的声势浩大的文学渲染，更有起葑开湖、筑堤放生之类的具体记述，这也是现在西湖获得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主要依据。尽管那时留下尚使用西溪的古名，即《元丰九域志》所记“钱塘一十一乡，南场、北关、安溪、西溪四镇”是也；又因远离红尘，抱朴守真，宛如桃源中人。而新任苏太守虽跟白太守一样为陶渊明之铁杆粉丝，诗文里明确提到西溪的作品却同样也很罕见，但不影响仍然有很多人喜欢着它，如苏熙宁四年初任杭州推官时的上司，即开凿南井代替吴山大井的太守沈文通，为自己文集起的名字就叫《西溪集》。如苏元丰四年任太守时的副手即杭州推官杨公济有《西溪》诗赞曰：“为爱西溪好，长忧溪水穷。山泉春更落，散入野田中。”又《香林洞》诗曰：“百年樵斧外，留得挂寒猿。不奈西溪水，流香出洞门。”（二诗均见杨蟠《西湖百咏》）如苏之好友郭功父，即前几年媒体暴炒过一把的《功甫帖》主人，也有诗赞曰：“西溪在湖外，一派濯残阳。游子托渔艇，却愁归路长。”（见郭祥正《西湖百咏》）包括北宋著名的外国和尚契嵩，在著名的《武林山记》里也不忘给当地记下一笔，称：“灵隐，晋始寺之禅丛也；天竺，隋寺之讲聚也。其山起歙出睦，凑于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余杭。蜿蜒曼衍，联数百里，到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于燕脂岭，北垂于驼岘岭。其山峰之北起者曰高峰，冠飞塔而拥灵隐，岑然也。其高峰之西者曰乌峰，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杨梅石门，又西者曰西源（亦谓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中石笋峰、杨梅峰、石人峰都是今天留下的名山。
十一
终于到了南宋，有意思的是，前面说秦始皇东巡的偶然驻足成全了杭州的历史，如果要讨论留下的历史，或许同样如此，即因一个落难皇帝的偶然途经或眷顾，成为它文化意义上新的出生证，并在此后近千年的时间里名闻遐迩。有关此事，官方民间各种版本很多，從侧面可以看出它对留下历史的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现存文献里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和比较，弄清事情的背景、时间、路线以及来龙去脉，以便对此事有更切近事理的认识和把握。
背景和时间方面，选用的两个标本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刘一清的《钱塘遗事》，由于作者身份不同，前者更多带有官方性质，后者更多带有民间性质。但总的说来，两人的记录相对都是比较朴实的，至少在真实性上比《宋史》要可靠一些。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兴定都本末”是这样说的：
晨三年二月，尼雅满遣五千骑犯扬州，上幸杭州驻跸。三月苗傅刘彦谋逆，尊上为睿圣仁孝皇帝，居别宫。四月傅等败，上进幸江宁。冬乌珠入冠，上用吕元直议，自明州幸海。
四年春，始还越州。时范觉民为相，后觉民罢。
绍兴二年正月，以漕运不继，复移临安。冬乌珠又入冠，赵元镇张德远共事，上幸平江，时朱藏一首建避敌之议，元镇辟之，朱由此罢相。
明年（五年）敌退，上复还临安。
六年秋，刘豫入冠，上进幸平江。
七年春，元镇罢，徳远独相，乃有建康之幸。秋郦琼叛，德远罢，元镇复相。
八年二月，复奉上还临安。
自元镇罢相后，秦桧独相，从此不复迁都矣。
《钱塘遗事》“高宗定都”是这样说的：
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为行宫，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三）个月。六月高宗离建康幸浙西，诏改杭州为临安府。十月金人犯杭，上自明州航海。
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镇。四月，上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
绍兴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临安。
三年，上在临安。
四年，上在临安。冬十月诏亲征，上如平江。
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临安。
六年，上在临安。
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
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临安，遂定都焉。
自建炎三年二月初幸临安，至绍兴八年二月定都临安，中间整整九年里，李心传记高宗到达并居住临安的次数为四次，刘一清记高宗到达并居住临安的次数为八次。除第一次、第二次、最后一次记载相同，中间差别较大。到底谁说得更可靠、更值得信赖，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因非此文重点，还是有劳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吧。而对留下镇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位逃难中的皇帝究竟是在往返途经中哪一次驾幸时为当地的山水和地形吸引，情不自禁说出“西溪且留下”这天璜圣语的。
十二
喜欢历史最大的困惑和苦恼在于，往往总是这样，不管专家还是普通爱好者，发现自己缺乏的永远不是资料，而是判断。同一件事情有很多说法，彼此之间又常常打架，此为吾国古史特色。比如我们眼下要讨论的这件事，历代记载同样也是诸说纷纭，彼此矛盾。一种以代表正史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主，说高宗由海道过杭，闻县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师门名也，驻跸之意始此；一种以代表地方的《万历杭州府志》为主，说宋高宗南渡，初以其地丰厚，欲都之，后卜得凤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后遂以为名，土人亦称楼下；一种以代表皇权的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为主，说留下在钱塘县西北，地形爽垲。宋南渡将筑行宫于此，高宗览图曰，且留下。后遂以为名。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南宋学者叶绍翁，在他那本名气很大的《四朝闻见录》里说：“高宗六龙，未知所驻。尝幸楚，幸吴，幸越，俱不契圣虑。暨观钱唐表里，江湖之胜，则叹曰：吾舍此何适？时吕公颐浩提师于外，以书御帝曰：敌人专以圣躬为言，今驻跸钱唐，足以避其锋，伐其谋。近名公谓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娱，皆秦桧之罪。桧之罪在于诛名将，窜善类，从臾贬号，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计，盖决于帝，而赞成于颐浩也。”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李焘的说法当自有其本，后面三种源头实际上都来自叶某，既因他是南宋中期人，写作年月要远早于后面二书，也因其中有个细节就是观图，所谓“暨观钱唐表里”，就是审舆图、辨风水。“江湖之胜”云云，《万历杭州府志》作“其地丰厚”，《大清一统志》作“地形爽垲”，意思差不多，都是说当地背山面水，龙飞凤舞，案山一点，是建都的好地方。至于李焘说高宗由海道过杭，经过仁和，有人以为与留下方位不合，殊不知南宋杭州附郭二县，钱塘辖西南，仁和辖东北，而留下在杭城西北，虽隶属钱塘，实际位置可能还距仁和近些，何况这个仁和县本来就是古无今有，割钱唐盐官二县之地分置，高宗经仁和，号称从海道来，这个海道必为海宁之讹或伪。 十三
抛开这些令人头痛的事情，怀想南宋的留下，不管在遭逢皇帝的天恩特眷以前还是以后，其现实形象大致是什么样子的，让人每逢想起就有按捺不住的好奇。风土人情方面的特色，已有董嗣杲《西湖百咏之西溪》为我们作了描绘，其诗云：“渔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编篱古意存。出坞野云多曲折。过桥溪水半清浑。一逢白壁书香社，几见朱阑障墓门。地利最饶人事简，山家还有别乾坤。”其次地据钱塘县西北，驻扎有皇家禁军，按宋郭彖《睽车志》卷一称：“岳侯死后，临安西溪寨军将子弟因请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书其名。众皆惊愕，谓其花押则宛然平日真迹也”，则原来还是岳飞所率军队屯守的地方。《乾道临安志》更点明营房在安乐山，其文称：“捧日、天武、龙神等指挥寨并殿前司马步军三司诸军寨，并环列于府城内外。东至外沙，西至西溪安乐山，南至龙山，北抵江涨桥镇。”这里的东南西北，即古人谈地理常爱强调的“四至”，试与明人田艺衡的《游北高峰记》比较一下：“其东则渺渺茫茫，蓬瀛之胜可数；其西则隆隆隐隐，龙凤之气犹存；其南则屏以重山，而罗刹斜绕其背；其北则辟以太野，而皋亭逆峙其喉。”则浙江在南，千古不改；皋亭在北，田野广袤；东有沙河塘，唐宋贤守政绩；西界标志即留下安乐山，当年龙飞凤舞之区。其次，区域内有农贸集市，为钱塘县下属九市之一，《咸淳临安志》称西溪巿去县二十五里，而留下去县十八里，可知市场当设在留下之西，方便邻近余杭德清武康等邑农人来此交易。再其次，还有明释大善《西溪百咏》序里说的“高宗过西溪入酒肆，见尊巷有践，佣保雍肃，御书界碑以赐，曰不为酒税处”，文字虽有些费解，洒库倒真是有的，而且还不止一座，考《永乐大典》残本《都城纪胜》称：“北外库在湖州市，有楼曰春融楼。其他则有西溪并赤山九里松酒库，其中和，和乐，和丰并在御街。”御街即輦道，这也是南宋留下的地标之一，现在知名度已经很大，不用解释，可惜乾隆当初驾幸西溪时就已经遗迹难辨。千年之下，重读大善写留下的那首七律“南辕历乱度重关，万骑宸游单骑还。细草久承回马路，老松常伴指鞭山。钱塘宫阙今朝远，安乐梅花古来闲。留下地应传不朽，一溪千载水潺潺”，让人心头难免别是一番滋味。
十四
说到辇道，有无数地方文献写到高宗临幸洞霄宫，说他慕道修真，心仰名山，因而多次途经留下，为当地历史文化作出了无私的贡献。至于究竟是怎么个幸法，除了知道这条路总长十八里，石平如砥，自“西溪湿地”概念推出以来被媒体炒得尘土飞扬外，具体细节方面则无人讨论，原因可能出在号称入元后隐居的宋高士邓牧身上，他当年写《洞霄图经》，按理说就该有所交代，笔下却吝啬得很，后人自然就更难知晓。好在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里保存了部分细节，真好比红杏一枝出墙来，以证实满园春色关不住。何况文笔波俏，亦庄亦谐，正史野史并美，干货湿货都有，用畸笏叟批《甲戊本石头记》的话来说就是：“如见如闻，活现于纸上之笔，好看煞。”
其书有“光尧幸径山”条，“光尧”为高宗把皇位让给儿子、主动退下来后，儿子孝宗给他封的尊号“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之简称，其中说：
光尧幸径山，憩于万木之阴，顾问僧曰：木何者为王？僧对曰：大者为王。光尧曰：直者为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尧为龙君炷香，有五色蜥蜴（古之所谓龙）出于塑像下，从光尧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圣体者数四，又拱而朝，亦数四，光尧注视久之。蜥蜴复循宪圣（高宗妻吴氏）圣体之半，拱而不数。时贵妃张氏（高宗妾）亦缀宪圣，觊（希望）蜥蜴旋绕。僧至，讽经嗾之。宪圣亦祝曰：菩萨如何不登贵妃身？蜥蜴终不肯，竟入塑像下。妃惭沮，不复有私利。径山有二事，东坡宿斋扉，夜有叩门者云：放天灯人归，则天灯之伪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缶贮殿中，施利者至，则嗾蜥蜴旋绕。天灯之事，僧徒本为利；既为利，则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视君后妾为何事？龙山间移天目，从础下小石窍往来；又有龙君借地之说，至不敢声（磬）钟鼓。皆疑其徒附会，故不书。
又有“陆石室”条，说的也是他退休以后，喜欢时常沿着留下辇道去余杭道宫的事：
光尧退处北宫，思大涤双迳之胜。先幸大涤，道流清宫以俟，时宪圣亦侍，羽流结亭，起居光尧于驾。上诏以“今是闲人，不须这礼数”。道流进天目水，洞霄茶，光尧俱宪圣意甚适，宣赐其徒，金帛有差。进主观者，问以：“山中颇有能诗客否？”观师素怜陆，乃以陆对，进陆行卷。太上读数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大哥为高宗对孝宗的爱称。）
而据《西溪联吟》所载吴祖枚《隋唐栈道》诗，这条当时皇城境内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国道，早在隋朝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有了，诗云：“六朝盛事记偏详，辘辘车声拟在望。迢递南来怀故宋，崎岖西幸慨前唐。蜀中空自嗟窑老，花下何缘遇委娘。惟剩沿山十八里，几家灯火话昏黄。”而冯具区的儿女亲家李竹懒，在所著《紫桃轩杂缀》里也说：“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悬流，其南则水草沮洳，以达于海，故水则设闸以启闭；陆则设栈以通行。古胥山碑谓‘石栈自钱塘北抵御儿口’，乃其证也。至今有石门、陡门之名，而其迹则湮于阡陌久矣。”应该也是它。
十五
铁骑南来，幼帝投海，大宋已成故宋，新朝号称大元，据说是蒙古人，讲的是外国话。大内失火焚尽，西湖亦成沃壤，如同老僧进入闭关状态，要等一百三十四年后杨孟瑛来当太守时才会出关，重复湖上盛观，这些都是写在地方志里，有史可稽的。好在首任杭州达鲁噶齐（蒙文“市长”之译音）伊苏呼模样虽然威武，对佛学的兴趣倒一点也不亚于国人，只是灵隐寺里新塑的菩萨因受彼邦文化影响比较开放，身上不穿衣服而已。国家的新政策是凡前朝城墙都得推倒，凡前朝寺庙尽可保存，最多也就让你改个名字。何况这种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即使在蒙古人还没打过来的年代，频繁改额、移额、赐额原本也是和尚们的业余爱好，一座寺庙从古到今不知要改多少名字，让网上有几十个马甲的老江湖感觉自己没什么可骄傲的。当然，其中原因也比较复杂，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还有经济的，更有来自权力的。 随便举个例子吧，西溪北宋大名鼎鼎的青化寺，南宋改龙归院，元改曲水庵，明改西方庵，又改回原称，前加古字称古龙归院，又改回曲水庵。有人以为经过这样一番如同魔术般的障眼法，可以将当年佛印大师在留下的身影给彻底遮蔽。好在有《西湖志纂》“龙归院”条引《西溪志》，明确说明：“宋绍兴间高宗幸洞霄宫经此，改清化寺为龙归院。僧佛印禅诵之堂也。”又说：“曲水庵在正等院左，《钱塘县志》：即古清化寺旧址，明崇祯初云栖古德法师建。”
佛印的知名度以及他与苏东坡黄庭坚的亲密关系，应该不用再费笔墨介绍了吧。南宋时坊间即有《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出现，所记皆两人往复参禅、相互调侃之语，以前是天下无人不知，现在是网上到处都是，佛籍中地位相当于《史记》的《佛祖历代通载》里有佛印的本传，开篇即称云居佛印了元禅师，则疑青化寺的前身又当名云居寺。别称“青化”，或与他四度住持南康云居，整编白莲社流派，担任青松社社主一事有关。南康宋代称昭信军，又改南安军，一般认为是现在的江西，希望苏轼的《记天竺诗引》可以起到一些纠偏作用，在诗前自序里他说：“轼年十二，先君自虔州归，谓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鸣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刻石在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诗。”文中引用之诗是白太守的灵隐寺代表作，他老爸却在江西看到。还有同样号称江西人却住在杭州的陈三立，有《庸庵尚书至自沪三月八日携犹子子式命汽车招》诗，里面也写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谨录全文于下：
客久看遍门前山，兀倚湖光壁挂杖。花时台馆颇照眼，亦依蜂蝶媚寻丈。尚书禊约竟临存，张饮联吟付双桨。发兴携为玲珑游，魂迎草树初旭朗。飞车刹那百里外，谈古都杂雷霆响。临安山势万龙鸾，偏矗一峰如侧掌。折旋危堑苍霭垂，迭缘梯级出瓮盎。披襟呼吸元气中，鸟声不到吞魍魉。磨崖题刻宋逮明，苏留打字尤倔强（原注：九折岩三字为东坡书）。绝顶旁得三休亭，坡谷佛印余石像。偃蹇从呼学士松，下接烟岚浮泱漭。坡公别摹笠屐图，厕以杨琳眉映嗓。千载争存好事人，祈盖把茅庇灵爽（原注：明知临安县蜀人杨琳别筑亭，摹刻东坡像，并列己像于右，今与三休亭皆倾圮）。入憩僧堂饱蔬笋，辟谷少年解供养（原注：寺僧不归，有号辟谷客，居此为设食）。空阶红湿牡丹肥，层架碧侵苔藓长。抔土导寻琴操墓，幻景幽情一摩荡。归径依稀衙鼓传，卧治专城泣吾党。隔岁联登天目巅，重过侠骨闭黄壤（原注：去岁游天目，故人左南孙宰临安，供张伴游，今殁将一岁，归葬矣）。肺腑哀乐通造化，终契裹粮适莽苍。鸦点摇空落照迷，掉首犹缠天际想。
不仅佛印东坡，连两人的红颜知己琴操也出现了。此诗作于民国廿一年（即前述郁达夫、石克士游西溪之年），如有人因读过他儿子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对诗里说的不敢完全信服，苏东坡本人很愿意站出来作证，其写于熙宁四年杭州推官任上的《登玲珑山》诗有云：“何年僵立两苍龙，瘦脊盘盘尚倚空。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
南宋首位为东坡诗集作注的施宿说：“临安县玲珑山之绝顶名曰九折岩，行百步许有亭下瞰百里，名曰三休亭。此坡公诗所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是也。”别忘了这位施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嘉泰会稽志》主编，于历史地理精通得很，当初溪南北不过才巴掌大的一点地方，不会弄不清的。而写《西溪游记》的石克士在秋雪庵东厢楼看到“丰林外碑碣累累，皆宋代高僧遗蜕之处。弹指光阴已历一千余年，陵谷变迁，此冢犹屹立未变，不可不谓异数也”，不知是否也包含了佛印的这一座？当然，附近少不了还有那位跟他们因缘甚深的粉头柳翠的墓，在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里，甚至还有柳女士当年在杭捐建的公益事業柳翠巷和柳翠桥，明确说明“宋时妓女柳翠所建”，则实有其人，不得以小说者流视之。在宋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里，净慈孝光禅寺的两位资深住持明悟禅师和五戒禅师，即为佛印东坡之前身。而据宋人《春渚纪闻》所载，苏某生前自己也曾向好友参寥透露：“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
十六
还有两个著名家族的后代，当年也以“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那样的姿态，隐居在这里的山涯水畔，安静得像留下溪底的一粒砂或梅花方井里的一滴泉。《西湖志纂》有“周陆隐居”条，下引《西溪百咏序》曰：“宋隐者周士民，茂叔之裔，有山园在耕南坞，堂名草窗。又四明象山陆氏子，乃子静之裔，家于卧象山下，轩曰寓目，又筑望云台，今惟陆家桥存焉。”周茂叔没什么人知道，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周敦颐可是天下皆闻，连今天留下小学里的小朋友都晓得，因语文课本里有他大名鼎鼎的《爱莲说》。同样，说起南宋哲学家陆象山，也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明代王阳明的名气够大了吧，即为他的异代粉丝，学界普遍认为，没有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启蒙，也就没有后来王的心学。茂叔之裔周士民堂号草窗，按那时文人的习惯玩法可称周草窗，那就是周密了，此人是杨和王孙子杨瓒女婿，寄寓丈人府上，对当地有特殊感情，一生著述如《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多半跟杭州有关。据王阳明《传习录》，周濂溪有名言曰“窗前草不除，与自家意思一般”，则草堂之号本出他家故典。而文及翁为他的《草窗韵语》作序，直称：“夫惟胸中洒落，然后见窗前草不屑除去，抑公谨乃濂溪派邪？不然，奚取乎窗前之草？”更是一口咬定是他，几不容人作第二人想。如果真是濂溪后裔，自然是好事情，连高兴都来不及，只不知在晚年所作《弁阳老人自铭》里为何要闪闪躲躲，不肯坦承？而卧象山下的子静之裔陆某，更是诡秘，连名字都不肯透露，因此无法推测。但从家里有轩曰寓目，有台曰望云，包括连住的地方也被后人以姓命地，冠以陆家桥，这样的档次和派头，肯定也非一般人物。至于跟明代地方大族陆家有没有血缘关系，存疑待考。
十七
位于石笋山之西的永福寺，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查地方寺院文献的话，就会告诉你原为吴越石笋普明院，后为度宗之母隆国黄夫人香火院。咸淳九年完成迁建，遂称永福，如此而已。这个女人和贾似道的生母胡氏一样，都是德清龟溪民妇，生平波谲云诡，经历非凡。其中黄氏始为魏峻叔妾，复为李仁本妾，复为理宗弟赵与丙妾，生一子，因大哥无后，遂过继于兄，是为度宗。这些内幕如果没有周草窗在他书里披露，或许就永远没人知道，因正史肯定是要为尊者讳的。而对留下镇来说，更大的秘密是入元后这座黄氏功德寺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又分为上下两院，变得特别重要起来了。直到在赵孟頫姐夫张伯淳《养蒙斋集》里看到他的《大元至元辨伪录随函序》，内称：“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归正罢道为僧者，奚止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福寺帝师殿之梁拱间。”才知道原来元人比宋人更爱菩萨，道观改为佛寺不说，道士们也改变信仰纷纷跳槽。昔日的美人安厝之地，竟成了新政府江南宗教总局的办公大楼。杨某时人俗称杨总统，或称杨髡和掘坟贼，其中髡为剃发之义，亦种族标记。此人在杭州的劣迹尽管让人不堪，如掘宋六陵并以理宗头颅为尿壶，在故宫遗基上建五座番寺以镇王气等，但令当地人民最咬牙切齿的，好像还是他将灵隐寺的菩萨改塑成性开放形，其中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尊容。据张岱在《西湖梦寻》里说，“田公汝成锥碎其一；余少年读书岣嵝，亦碎其一。”《陶庵梦忆》里甚至还有更生动的细节，“一日缘溪走看佛像，口口骂杨髡。见一波斯坐龙象，蛮女四五献花果，皆裸形，勒石志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诸蛮女，置溺溲处以报之。”怀疑他有可能是在吹牛。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明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杭州太守陈仕贤已命人凿去，冯梦祯《快雪堂漫录》又说是嘉靖四十一年太守沈应时所凿，虽始有“石工误截地藏菩萨及侍者头，而杨髡像竟无恙”之插曲发生，但“今亦残毁”，哪里还轮得到他来大显身手。何况前称碎其一，后称并碎蛮女、扔进粪坑，说法不一。这么大工程，以一介书生，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搞定，更让人难以置信。由此事亦可得知，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所谓历史的形成，无论正史野史，主要还在于由权力或功利掌管的那枝笔怎么写，或许这也是古代西溪留下文献不多的原因。 十八
一个名叫崔溥的朝鲜使臣遭遇海难，在台州遇救，朝廷诣令赴京觐见，途经杭州，顺带也为留下的历史文化作了点贡献。因此人有爱写日记的良好习惯，每天所见所闻，不论如何辛苦劳累也不落下，无意中竟成为研究明代前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的重要文献，整理后以《漂海录》为书名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其弘治二年二月十一日记云：
在杭州。是日阴。杨秀禄、顾壁共来见臣。壁曰：“我杭城西山八般岭有古刹名高丽寺，寺前有二碑，记古迹，距此十五里，即赵宋时高丽使来贡而建也。你国人越境，尚且造寺，则其崇佛之意可知矣。”臣曰：“此則高丽人所建也，今我朝鲜辟异端，尊儒道，人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耳。若有髡首者，则并令充军。”壁曰：“凡人不事佛，则必祀神，然则你国事鬼神否？”臣曰：“国人皆建祠堂以祭祖，祢事其当事之鬼神，不尚淫祀。”
这座高丽寺，在当地也是排得上号的大寺，地方文献里自然也少不了它，不过按官名要叫惠因寺或惠因讲寺。关键是它的具体地址，无论是《咸淳临安志》、《西湖游览志》还是《西湖志纂》，都说它是在南屏前的玉岑山，旁有惠因涧，因秦少游《龙井题名记》里写到过它，说自己在那里洗过脚，难免随之受益，成为该寺名胜之一。《武林梵志》记涧水是从一个叫铁窗棂的地方流出来的，“洞口高数尺，旧有蛟龙出入，人畏焉，铸铁窗棂嵌于石槽以拒之。水自窗棂中出，六月如冰，过慧因寺前折西湖不竭。”则此寺近西湖，水出洞入涧，复由涧入湖是可以肯定的，比上引郦道元说的“蛟龙池”详实多了，可见搞文史的和搞文学的毕竟不一样。现在这个老外竟说在城西十五里的八般岭上，而且还是当地陪同官员亲口告诉他的，让潜说友田汝成辈真是情何以堪。包括明人李翥洋洋洒洒十二卷的《慧因寺志》，也等于白辛苦了。陈汾川《湖上青山集》又说凤凰山后为八盘岭，“东为回峰，右翼为中峰，西南为月岩，山顶两峰如髻，曰凤凰双髻。”虽稍为弥合，但后面有关双峰的形容，让人难免不回忆起《西湖游览志》说的“石人岭一名冯公岭，形如人状，双髻耸然”，然后不敢再想象下去，只好找出《五灯会元》来，再次温习昔日该寺怀祥禅师上堂说的那个有名的偈子，大意世事浑沌，无所谓真假，即使你把真相弄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偈云：“南山高，北山低，日出东方夜落西。白牛上树觅不得，乌鸡入水大家知。且道：觅得后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么？”
十九
莲池大师袾宏当年在这里潜心修真，就在龙归院北边的秋雪庵，知道的人好像也不多，大约此人名气实在太大，而正史又说他住持天竺，因此相关记载只好把他法号写作莲宗，避免直称莲池，也算是费煞一番苦心。如朱梦彪《观秋雪庵芦花记》所谓：“西溪最深处有秋雪庵，为莲宗大师创建梵修之所。庵在水中央，四面皆芦洲。秋深蒹葭吐絮，月夜登阁，望之白云缥缈，清风徐来，晶光摇曳，弥漫千顷，皎灿炫目，觉此身翛然霞举，如在冰壶琼岛间，不复见大地人世，此眉公先生所以为秋雪颜（题额）之也。然则秋雪由大师创建，而芦花之胜非大师不显。大师禅灯示寂，即筑塔于此。凡欲观芦花之胜，必参礼大师之塔，则大师又因秋雪而传。人杰地灵，其洵然乎！其洵然乎！”这位朱先生与莲池是世交，不过一儒一僧罢了，文末署“甲寅重九后三日，宿庵之弹指楼，四顾芦花较他岁尤盛。所见如前，乃援笔记之”，则万历四十二年秋天所作，可证南浔商人周庆云《西溪芦雪庵志》所谓“明崇祯七年改称芦雪庵”、“十一年拓庵为院，复资寿额”之类，完全是胡说八道。好在《光绪杭州府志》亦有明确记载，可以正视听。此书虽成于晚清，正式出版已是民国十一年，禁忌自然少了一些。其卷三十五“寺观二”“古法华寺”条下云：“在西溪之东法华山下，明隆万（隆庆、万历）间云栖袾宏以云间郑昭服所舍园宅为常住，址在龙归径北，约八亩有奇。初号云栖别室，俗名郑庵。崇祯癸酉秋，郡守庞承宠给额，称古法华寺。”两文结合起来分析，则寺始创于明隆庆末年，寺基为松江信徒郑某所捐，初名秋雪庵，亦名云栖别室，崇祯六年又改古法华寺，而俗称郑庵不变。考钱谦益《初学集》卷八十一有“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云：“献岁拿舟游武林，泊蒋村，策杖看梅，遍历西溪法华，憩郑家庵，济舟长老具汤饼相劳。观其举止朴拙，语言笃挚，宛然云栖老人家风也。口占一诗赠之，有‘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掸佛法不谈诗’之句，不独倾倒于师，实为眼底禅和子痛下一钳锤耳。师以此地为云栖下院，经营数载，未溃于成，乞余一言为唱导。辛已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此记与下述咏永福绿萼梅等诗作于同时，即为牧斋崇祯十四年春天客杭期间的作品。时祩宏辞世已有二十余年，济舟长老即传其衣钵者，而不称古法华寺或云栖别室，直呼云栖下院，可见法华山下的秋雪庵，即三天竺之下天竺也，莲池大师在杭的修炼之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眼前芦花如雪，心中纤尘不染，一生著作等身，有一半都是在这里写出来的，有《往生集》、《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竹窗随笔一集》、《竹窗随笔二集》、《竹窗随笔三集》等，影响很大。包括现在流传颇广的所谓高廉《四时幽赏录》，当初也是假冒他的大名，称云栖祩宏著。老和尚看到后不愠不恼，作一文稍加辩解，认为：“刻此者本为殖利，原无恶心，似不必辩；然恐新学僧信，谓不肖所作，因而流荡，则为害非细，不得不辩。书中列春夏秋冬四时幽赏凡三十三条，姑摘一二，以例余者。”对其中的“山满楼观柳”一条，他说：“中言‘楼是不肖所构’，自来无寸地片瓦在西湖，何缘有此别业？一笑。”对其中“东城看桑麦”一条，他又说：“不肖住西南深山中，去东城极远，不看本山松竹，而往彼看桑麦耶？一笑。”（《竹窗随笔一集》）
二十
与芦雪庵名气相当，犹如屠龙刀倚天剑并重，就是安乐山下的永兴寺。吴之鲸《武林梵志》介绍说：“永兴寺在灵竺山后，唐贞观建，今重修。”“贞观”为唐初太宗年号，公元七世纪前期；“今”为吴这本书的成书年代明崇祯间，公元十七世纪中叶；中间一千余年间，不知有多少潜龙卧虎高标特迈之士隐藏在这里，而寺的名字自然也是改了又改，而一概不提，实在过简。所幸有晚明杭州文化泰斗黄汝亨的《永兴寺碑记》存世，尽管所涉寺史部分尚嫌简略，总算遗憾少了一些，其文云： 西溪有名刹曰永兴寺，当灵竺之后山。唐贞观间悟明尊者开山，宋铁牛印禅师重建。济颠复垒石为安乐桥，不数武，而当水啮处，嵚碕欲堕。乃夏涨秋灌，势甚冲决，而岿然独存，真圣迹也。村民将食螺蛳，已断其尾，颠乞放之池中遂活，至今螺无尾。寺中废，嘉靖间复兴，失其东偏，为万氏祠，而祠又属赵氏。冯祭酒开之倡缘，以七十缗赎还，于是永兴东境始复。僧真麟居禅堂旧址，梵修不懈。禅房三间在池左，高榆修竹间，碧琅绿雪，翛然可人。池右种梅百本，霏霏晴雪，芳馥林表，冯公因属麟上人并佛宇一新之。冯公数往来此寺，尝叹曰，此寺非惟地居幽绝、僧朴真无绮妄，非诸山等，即十八里梅花，春时山家焙茶，香闻十余里，亦清胜冠诸丛林矣，因题曰二雪堂。永兴有缘，不减苏学士三过矣。寺后有方丈名安乐松轩，是不佞所书。厨下井名圣泉，云间陆尚书树声有净界庄严题，中江莫如忠所书，俱名笔，足与寺千载宜记。
记中称“种梅百本”，又称“题曰二雪堂”，稍有矛盾，如果不是“百”为“二”讹，只能解释是其中有两枝大名鼎鼎的绿萼梅也。钱牧斋很肯定地说是冯开之手植，有七律《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梅二株蟉虬可爱，是冯祭酒手植》，见《初学集》卷十八，诗云：“略彴缘溪一径斜，寒梅偏占老僧家。共怜祭酒风流在，未惜看花道路赊。绕树繁英团小阁，回舟玉雪漾晴沙。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萼绿华。”那时他和河东君虽尚未正式结合，但年前柳氏“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初访半野堂，已将彼此感情推向高潮，长诗《有美》所谓“南浦魂何黯，东山约已坚”是也。因此末句说的“新妆萼绿华”，指的自然是柳美人。后者见到亦有诗和之，诗题就叫作《次韵永兴看梅见怀之作》，内称：“乡愁春思两欹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瀁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在此意义上说，将此寺看作是两人的定情之所，也未尝不可。陈寅恪先生因是柳的粉丝，向往前辈之风流韵事，对此曾有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一是牧斋此行逗留西溪时间长达一月以上，作诗九首，大多与梅花有关；二是“牧斋取此眼前相对之白梅以比远隔他乡美人之颜色”，“足证河东君皮肤之白”。
除此之外，又有同时代人王在晋的《西溪探梅记》，不仅告诉我们寺的具体位置是“出钱塘郭门西行十余里为佛慧寺，再行十里许，及永兴寺”，说得明白晓畅，寺里两件宝贝自然更不会忘记交代：“转入禅堂，绿萼二株，挺然森秀，横斜疏影，透露芳心。登楼一眺，淡月朦胧在太湖石畔矣。又闻小池中青螺为祖师点化，头头无尾。头陀取螺送览，果然。”还有杨师孔的《法华山看梅记》，“溪山尽处，忽开广陌，为西溪留下。竹林深处乃永兴古寺，绿萼两梅，可荫数亩，甃以怪石，蔽云欺日，香雪万重”，更是直接点明寺在留下。包括号称文笔可与《浮生六记》媲美的清人蒋坦《秋灯琐忆》，当年与爱妻秋芙慕名而往，冯开之的绿萼梅和颠大师的无尾螺当然是重点，“时残雪方晴，堂下绿梅如尘梦初醒，玉齿粲然。秋芙约为永兴寺游，遂与登二雪堂，观汪夫人方佩书刻。还坐溪上，寻炙背鱼、翦尾螺，皆颠师胜迹。”此外，黄汝亨说的那座洪水冲不跨、当地人视为圣迹的安乐桥，《西湖志纂》里也提到了，“安乐山下永兴寺外跨涧片石，传是宋僧济颠所造。”区区一跨涧片石，居然夏涨秋灌不坏，而以圣迹名之，大概跟绿梅青螺之类一样，总非寻常之物。
而所谓颠师者，就是妇孺皆知的济公和尚，公元十一世纪杭州的一个另类人物。从世俗意义上来说，从唐朝到现在，不知寺里出过多少高僧，知名度最大的应该就是他了。虽然得益于电视剧的广泛传播，但此人生前就以行为怪异著称，如饮酒食肉、装疯卖傻、语含玄机等，名气实际上已经很不小。当时有人曾经为他写过一首赞曲，叫作：“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岛，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蜕蝉。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而说偈言。”就世相作派而言，依稀当年长汀子遗风，不知与布袋和尚是否真有师门渊源？
二十一
也许，在梵钟经卷里待得久了，尽管是好事，也不能把柴米油盐的事给忘了。因为道行再深的和尚也不能不吃饭，不然也就没有布施这个词了，而精神的宝塔如有物质进步提供的坚实基础，塔内的舍利才能永放光芒。这个道理，西溪留下的先民肯定是懂的。因此，就在距秋雪庵不远、通往余杭的河道上，自明初洪武年间起，一个直属南京户部分司管理的榷税机构就固定地设在那里，向往来此地的商贾货物征收过关商税。市俗红尘的喧闹与高僧大隐的冥思相映成趣，又互不相干，從而使古代留下镇的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在晚明历史学家顾祖禹著名的《读史方舆纪要》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原始纪录：“安溪奉口税课局在府西北五十里，西溪税课局在府西二十七里，俱属钱塘县。后又以安溪并入西溪。”后面这句话里至少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税课局的位置当即故南宋西溪市，《咸淳志》称其地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此称在府西北二十七里，扣除府县衙门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二是安溪局后来能并入西溪局，除地理此优彼劣，岁入此丰彼廉，两地相距亦必不远，因疑里程方面的记载或许有误。而通过顾玄武的《天下郡县利病书》“钤辖杭州为税课司局者七”条又可得知，当初这样的榷关在整个杭州只有七所，即“杭州府税课司（原注：省城内洋坝头），江涨税课分司（原注：武林门外），城北税课分司（原注：省城艮山门内），城南税课分司（原注：凤山门外），横塘临平税课局（原注：仁和县临平镇），西溪税课局（原注：钱塘县西溪留下），安溪奉口税课局（原注：钱塘县安溪镇）。”其后又有说明：“旧属之府及县，自弘治七年属本关兼督，正德六年行本关主事监督，隆庆二年勅各司局官听本关考核，各衙门不得差占，妨废职业。”而留下在七所中占了两所，即西溪和安溪，业务量自然十分可观。原因方面，在顾祖禹的书里亦有间接透露。其“杭州府”条下引《南征纪》云：“诸桥万村为滨江要路，西则陆走富阳，东出赤山埠，北出西溪走黄山以达余杭，东北则从西溪达于钱塘门。”四条自西南入杭州的水陆要津，有两条都要经由西溪，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十二
入清以后，江南初定，面对新朝的统治，摆在精英知识分子面前的道路依然十分有限，只有简单的两条，即要么合作，要么回避，可见历史虽然一直在发展，实际上并无多少新意。很多名人选择了前者，同时也有更多的名人选择了后者。西溪留下一带作为历代众口皆碑的世外桃源，自然成了江浙文人隐居的好地方。名公高士，僧徒道流，纷纷来归，吟咏著述，名声鹊起，昔沈晴川在《南漳子序》里“鲜文学之士为其表彰”之遗憾，随着张岱所撰广告词“古荡西溪天下闻”的广泛流播，亦当已有所弥补。至于高士奇当年为什么也会趁热闹在此筑屋，即他那个位于东岳庙所在地法华山下，与拥有“梅数树，屋数楹，聚书万卷，日吟哦其中”的孙之騄隔河相望的西溪山庄，没人说得明白。虽然自己谦称“旧业西溪，荒芜已久，况一椽容膝，半亩安身”，但两位喜欢下江南的皇帝对此似怀有特别兴趣，一祖一孙都曾先后光临，却是事实。《南巡盛典》记康熙“二十八年圣祖皇帝从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待卫从骑俱止于桥外，独与士奇等泛小舟至西溪山庄，观览久之，御书竹窗二字以赐”。《西湖志纂》记康熙“三十八年（当为二十八之讹）圣祖仁皇帝南巡，临幸西溪，由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登舟，从骑俱止桥外，独与内大臣泛小舟至其庄，观览久之”。两相比较，则所谓内大臣者，即时任中书舍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新兼《大清一统志》副总裁的高士奇，与他为此事上的《恭谢天恩表》“臣去家二十七年（康熙三年随父卦京），内直十有三载（康熙十六年任中书舍人）”时间方面完全吻合。问题于是就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官，又新有重任在身，不待在北京大内，待在这儿干什么？详观表内感谢皇帝“顾于观风问俗之余，不惮涉涧披榛之举。止七校于桥外，鼓一棹于溪头，临幸荒庄，真诚隆遇。桑麻鸡犬，都被皇仁；水石林亭，均沾帝泽。登楼延赏，临沼清吟。村墅周回，父老欢闻窃叹；池台左右，风雪倍觉照人。翠华虽旋，祥烟不散”，显然是地主口气，庄园规模亦甚可观，又岂是“护跸南来”或“半亩安身”这些托词所能遮掩。更何况正史说他老家余姚，置产平湖，当年（康熙二十八年）十月获准辞职，而对河邻居孙之騄所记皇帝作客的准确日期为二月十日，就是说这个漏洞还是没补全。这处秘密的别业到底什么时候置下的，用途何在？不免让人为今天留下镇骄傲的同时，也心生疑惑。而且存世时间应该也不太长，最多也就两代五六十年吧，至少另一位皇帝踩着祖父的足迹驾临这里时，已经看不到了。《西湖志纂》记“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圣驾巡幸，御制西溪诗”，考诗内称“意行跋玉骢，高陟法华顶。西寻野溪幽，东眺明湖影”，又称“高墅早颓废，张园复荒冷。都无百年久，寂寥非昔境。何怪指辇道，旧迹人莫省”。又沈德潜和诗亦有“巉岩法华山，升陟几及顶。回身俯西溪，如练平铺影”之句，则地邻法华山可以无疑。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本是人间常景，无足为奇，但他当年做过一件拍马屁的事，现在看来却自有其价值，“谨将御制诗章，伐石恭镌，昭兹来许。复将皇上驻跸之亭，勒名宸览，以纪不世之遇云”，在今天留下镇方兴未艾的新一轮建设高潮中，或许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挖出来，真是这样的话，对落户当地的红学研究“西溪说”也是不小的推动，如能证实诗中与高园相提并论的张园主人，即为金埴《不下带编》里说的“云间提帅张侯云翼”，或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说的“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那自然就更有意思了。
二十三
一方面是文人雅集著述的胜地，一方面是满营操练放炮的教场，这是一位名叫“三多六桥”的人为我们描绘的晚清留下奇特景观。此人为俞曲园弟子，曾任杭州知府，正式身份是驻杭满营副都统，一般人可能不怎么知道他，但在红学研究中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既因为他是为数不多几个真正看到过原稿的人——想来就是范白舫手里那个，以其业师王梦薇为媒介——同时跟西溪亦颇有渊源，他的《柳营谣百首》和同为满人的廷坛岩《武林城西古迹考》一样，堪为打开被后世层层封锁的清代杭州真相的钥匙，而不仅仅是西溪留下一地。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后者自清末起已自人间蒸发，前者虽存，无论诗和诗中的自注，都有显经后人篡改的痕迹，当然或因主事者以为不重要，从而得以幸存的好东西也有，在其中的一首中他说：“霜天吹角马如飞，卅二排兵拥绣旗。都趁晓风残月出，炮山今日试红衣。”原注：“红衣，大炮名。年例九月试演于秦亭山西，俗呼为炮山。”考清无名氏《杭俗怡情》手稿本亦有记云：“霜降之候，杭将军，杭乍（杭州、乍浦）两都统带领满兵往古荡，对秦亭山后凹演炮操枪。其地有官厅，外平台设帐篷帷幄，坐看试演。”则所言属实可信。在另一首里又说：“喜际升平息鼓鼙，更衣宫里仰宸题。天然凤舞龙飞笔，留幸杭城九曲西。”原注：“乾隆十六年南巡，阅兵于大教场，筑更衣宫，供诗碑焉。杭城西北昔有九曲，故一名九曲城。”晚清杭州闻人金梁，即利用校对之便篡改《清史稿》，从而成为历史上首位被政府判处“反革命罪”的，当年就在这座九曲城里长大，在所著《旗下异俗》里他说：“今之新市，即旗下故营。旧日风景，小桥流水，桃柳夹堤，鸡犬桑竹，别有天地，几如世外桃源。童孺行歌，斑白游诣，并怡然自乐。而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不失旧风，见者称叹。”（《西湖文献集成》第七辑）不管后人对他如何评判，此文的真实性应该也没问题，至少有关当地服饰方面的特征，在石克士的《西溪游记》里有更细致的描写：“西溪本为杭河流中之巨派，距闹市仅二三十里，人民服饰已迥异都市，妇女率皆穿耳带簪，宽衣博袖，下系长裙，虽锄地苦工及荡桨女子皆裙裾曳地，齐整有致，以视摩登女子袒肘露足者，几如霄壤之别。”
二十四
终于熬到向脑后古怪的辫子和更古怪的文化专制告别的时候，一座市镇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可能有无数个，但对留下来说，地理方面的标志，是风木庵主丁丙的儿子丁立中出版了他的《西溪棹歌》，在序里他告诉我们有关西溪新的方位概念是：“西溪在西湖之阴，旧名南漳湖。东至钱塘县下塘，西接余杭苕溪，纵横三十里。”相比他老爸《武林掌故丛书》里费心收罗的那些，于众人之诺诺中作一人之愕愕，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尤其以下塘为钱塘之东的说法，跟芦雪庵里新立《历代两浙词人祠堂碑记》的“北山之北，西湖之西”有一比，可谓前所未闻。而行政方面的标志是杭州府被撤销，原辖仁和钱塘二县并为杭县，留下属杭县管辖。在此后到郁达夫以未来女婿身份造访金刚寺巷八号王宅那年恢复杭州市建制，中间的十六年中，留下在新设立之杭县内具体担当了什么角色，行政区划情况如何，所辖范围有多少？由于上世纪出版的《杭州市志》里没有交代，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本省首條省道杭余公路民国十二年十月建成通车，沿途七站观音桥、松木场、古荡、东岳、留下、闲林、余杭，其中有一半都在留下境内，这是可以肯定的。钟毓龙《说杭州》又记民国十三年浙江省长卢永祥为避免内战率军撤出杭州（时无杭州，应作杭县），“其驻千秋岭之军撤退过留下时，镇人饷以酒食，兼犒于银。均固辞，曰：未奉令，不敢受。固强之，则受酒食而银终不受。”尽管主要为赞扬卢氏军纪之严明，但留下镇民的富裕和好客亦可概见，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至于风土物产、社会面貌方面的情况，在魏金枝的《留下镇上的黄昏》和石克士的《留下镇一瞥》里亦有较为细致的观察和描写。 魏金枝是民国时代的著名作家，文章发表于《莽原》1926年第12期上，则必写于当年或更早，可以确定是杭县时代的作品。在他眼里看来，尽管汽车是新时代的标志，代表着财富和先进的生活方式，但留下人对此的态度多少显得有些与别处不同，一种隐隐的看破世态红尘的睿智和平淡，或许需要有相当的文化底气才能做到。他笔下当年留下镇黄昏的景色是这样的：
这种时光最热闹的所在，要算汽车站边了。末班车还未到站的时光，天未大黑，有些憇工的汽车夫，负手挟着烟筒的老人，放学归来的儿童，以及承受新闻纸彩票号单的商人，在那里徘徊。当然在他们心里，也有所希冀，有所等待；但是看起来，他们对于生命的需要，总是可有可无般的。凡是这些人们，命运虽然主宰了他们，他们却也知道它不能对于他们增长了什么意义与价值。所以对于万事都是无意识的。
石克士的《留下镇一瞥》发表时间要晚一些，刊于民国二十二年《新杭州导游》上，考内有“春间因沪战避难”等语，则上年（二十一年）所作，为重新恢复杭州市建置的四年后：
留下镇为自杭州至余杭间之巨镇，游西溪者鲜不由此小憇。若去交芦秋雪，除由河渚叫船外，亦可由此雇舟直达。舟之形式与西湖船迥异，小艇如瓜，上覆凉篷，舱位虽极狭小，然整洁可观，烟雨迷离中，欵乃一声，当别有风味，盖以装饰比喻，则西湖船布篷轻桨已染欧化，而此则烟蓑雨笠可称为纯粹国货也。
余自花坞拟赴秋雪庵交芦庵一游，惟时间已逾午后四时……乃赴就近茶肆啜茗，啖虾仁火腿面一碗。虾仁味甚新鲜，询之店伙，则知方自河下新网得下锅也。是肆靠近车站，临窓（窗）下瞩，往来车走人行，皆在目中，尤为小舟营业之招待，奔走甚忙，业此者多为老太婆，雁立站前，客下车，即纷前兜揽，讲让价。客若肯下船，舟子即整篷理舱，寻花载酒，双桨依亚，渐入烟水深处，虽无茭白船之艳韵，然此中情况，恐尚未易为外人言也。
由茶肆出后，即信步入镇上游览，镇上人烟稠密，市肆栉比，中间为河道，水流浅窄，通以长桥，间亦疏柳成形，别具风味。……昔人谓宋南渡后本以此建都，后得凤凰山为大内，乃谓“将此留下罢”。又相传红羊（太平天国）乱时，在杭大肆屠杀，只将该处留下张三、李四、赵五、王六等十八家，故其镇名‘留下’。此皆无根之谈，不足为信。果后说是者，则该镇生殖繁衍如此之强，孰谓中国近数十年人口渐渐稀少耶？（原文略有删削）
从开头的“留下镇为自杭州至余杭间之巨镇”，到结尾的“该镇生殖繁衍如此之强，孰谓中国近数十年人口渐渐稀少耶？”，可以得知一九三二年之留下镇，在游客心目中的印象不仅仅有地理优势，而且常住人口方面也具有相当规模，增长很快。跟十年前陶在东《西溪花坞纪游》里“东岳行宫前有一小市镇，神诞近，香客其嚣。过此为金鱼井亭，为甘涧泉”的轻描淡写相比，可以看出它惊人的发展速度。这显然得益于周边交通的改善和旅游概念的兴起，但内因依然是最主要的。近千年被人为淡化，历史已在逐渐恢复它的公正，讲得更明确点，南宋龙飞凤舞的王气，明清播下的文化种子，如今终于要开花结果。手边一个极端例子是诗人徐志摩，当年他写文章骂西湖是“一锅腥臊的热汤”的同时，对仅有一山之隔的西溪留下却情有独钟，以至在国外旅行时，尚念念不忘，写下《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一诗，以寄绻怀，在诗里他说：“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在月下的秋雪庵前。/这秋月是纷飞的碎玉，/芦田是神仙的别殿。”让人不由想起元人张翼《西湖竹枝词》里的绝唱：“南高北高峰顶齐，钱塘江水隔湖西。不得潮头到湖口，郎船今夜泊西溪。”
二十五
最后还是要说到郁达夫，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杭州文化的主要代言人，或用他自己的说法叫作“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虽因家庭龃龉，最终不能实现夫妻偕隐、终老湖山的梦想，但为了那块政府以极低价格卖给他的造风雨茅庐的地皮，还是用手中的如花妙笔，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建设尽了最大的努力。其中涉及留下的部分，在文集里自然也占了相当的篇幅。至于民国廿一年当他重访花坞，曾经抱怨：“十余年来的变革，到花坞里也留下了痕迹。竹木的清幽，山溪的静妙，虽则还同太古时一样，但房屋加多了，地价当然也增高了几百倍；而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却是这花坞的住民的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建筑物和器具之类，并且处处还受着了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这种随口而发的牢骚，与当年赵侃伯所谓“欲把西湖比西子，于今西子改西衣”如出一辙，不过是传统文人惯用的风雅把戏而已，无需过于当真，反过来正好证明在作为杭州社会重要转型期的民国前期，当地融入新时代的力度已大大超出一般人的预料。可惜好景不长，突然爆发的抗战以及随后紧接着的内战，前后持续有十二年之久。永兴寺的绿萼梅和秋雪庵的芦花安否？俞大兴的酱园，马厚载的茶行，沈宁寿的南货店生意是否如常？尽管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看清楚它的真实面容，包括禇裕生《风花雪月话西溪》说的“对日抗战以后，西溪已很少音息，除非知道她以往盛况的人，还特地去访问她”（《旅行杂志》二十一卷一号，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出版）。还有《杭州市志》所记“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金萧支队武工队袭击驻杭县花坞国防部某部临时监狱，救出在中原突围时被俘解放军官兵四十三名”之事，与宁波老市长陈布衣说的“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在车厩乡陶徐冯村（今属余姚河姆渡镇）背后天目山上的天目寺继续召开四明工委会议。当时全国内战爆发已近一年，华中分局指示下达也已半年以上”（陈布衣《风雨历程——四明山革命岁月》第125页）有异曲同工之妙。讀后说不感到意外也是不可能的。然一旦尘埃落定，民国统治落幕，拂去脸上战尘硝烟的留下镇迅速升为留下区，下辖留下镇以及五常、邱桥、蒋村、龙坞、天平、东岳、履泰、荆山、白龙、屏风、龙章十一乡（此据《杭州市志建置篇》），相当于现在的西溪全部以及富阳余杭的一部分全是它的。既然时代为它提供了更高也更宽广的舞台，接下去将会有如何精彩的表演，则完全可以想象。在此请允许我假扮说书人，手拍惊堂木说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责任编辑：钱益清）
民国廿一年（1932年）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廿六），这一天是星期二。时临秋末，金风萧杀，天气也阴晴不定，按理说不是出游的好日子，在杭州里西湖的西湖肺病疗养院养病写作的郁达夫却兴致很好，起一大早再次杀向了他喜欢的杭城西北九公里外的留下镇，在当天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晨起搭杭余路汽车至留下，由石人坞上岭，越过两三峰，更遵九曲岭而下，出西木坞，历访风木庵、伴凤居等别业。沿途灵官庙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忆杭州有嘲王姓者诗，所以做了一绝寄霞，和她开个玩笑：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又记前数年有《过西溪法华山觅厉征君墓不见》一绝：曾从诗纪见雄文，直到西溪始识君。十里法华山下路，乱堆无处觅遗坟。两诗一并抄寄给亚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尔而笑了。（《水明楼日记》）
说是“再次杀向”云云，因他在《花坞》一文里曾多次强调，初访留下是在此前十余年，则当为有杭县无杭州的一九二二年前。按年谱，那时他应该还在日本留学，写他的《盐原十日记》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不过沿溪灵官庙很多倒是事实，按范祖述《杭俗遗风》所记，当时杭州人逢年过节以去三山烧香为时尚，“三山者，一曰天竺山，二曰小和山，三曰法华山。小和山者供奉玄天上帝，其地出钱塘门沿山十八里至留下，再二十余里至山。法华山者，供奉东岳大帝，地在沿山十八里之中。上城出凤山清波门，由茅家埠翻桃源岭落心凉亭即法华山；下城出钱塘门亦先至法华山；齐至留下，一路到小和山，再翻石人岭至天竺，来回约百里之遥。再钱塘门外有地藏殿名道古桥起，至小和山，有十八处灵官殿。”整个杭州三处宗教盛地，有两处都在留下，当年的繁盛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法华山下冢墓累累，也由与他同一年作留下之游的石克士《西溪游记》所证实，当时石先生在秋雪庵东厢楼上凭窗远眺，看见“丰林外碑碣累累，皆宋代高僧遗蜕之处，弹指光阴已历一千余年，陵谷变迁，此冢犹屹立未变，不可不谓异数也”。（详民国二十二年出版之《新杭州导游》）
二
郁氏所称之杭余路汽车，在表述上或许过于笼统，稍欠准确，实际上他说的应该是公交车，即上年刚开通投入使用的杭城六条游览线路中的一条。有关这一点，在次年民国廿二年（1933年）出版的《杭州市指南》第二章“交通篇”里有详尽的记载：
第六路湖滨至留下：自湖滨分站，沿湖滨路，经钱塘门、圣塘路、昭庆寺前、石塔儿头、莲花凉亭、松木场，依杭余路线，经财神殿、古荡、炮台新桥、新凉亭、东岳、龙驹坞、花坞路口、杨家牌楼，至留下镇。中间共有昭庆寺、松木场、财神殿、古荡、炮台新桥、新凉亭、东岳、龙驹坞、花坞路口、杨家牌楼等十站。
此路线为杭昌路一带旅客径赴新市场最便之路。凡昌化、於潜、临安、余杭等处旅客，欲直到市内湖滨者，可购票至留下，转乘此路，可免赴武林门总车站之烦也。
之所以抄下书里所载的市政府红头文件，除方便读者对当年从湖滨至留下的交通路线及所经站点有完整印象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留下这座市镇的重要性，你想想，作为“西风东渐”之丰硕成果的市区公交，尽管车厢以竹片代铁皮，燃料大多采用木炭，其惊奇程度在当初绝不亚于现在的地铁，而且整个杭城只有六辆，其中一辆每天就以半小时一班的频率，行驶在以著名的南宋辇道为基础筑成的新式公路上。此外，路线长度为八公里，这是禇裕生在《风花雪月话西溪》里告诉我们的，他说：“从杭州到西溪，可以走杭州到莫干山的公路，只要八公里的路程，就到留下。”（详民国《旅行杂志》21卷1号）全程行驶时间约十五分钟，这是唐淑仪在《西溪心影》里告诉我们的，她说：“大清早在湖滨坐了六路公共汽车。车过松木场，高峰低壑的山峦排立面前，田野间的一片秋色饱览无余，增了我的乐趣不少，几乎忘了我在汽车上的颠荡了。不到一点（刻）钟的光景，车子到了留下站。”（详民国《浙江青年》第三卷第二期）票价为两毛八分钱，这是余小可在《闲话花坞》里告诉我们的，他说：“由湖滨搭坐六路公共汽车直达，要不到一刻钟时间，只花二毛八一位，便可至这地擅幽邃奥僻的地方了。”（详民国《越风》杂志1936年第11期）
三
在郁氏重访留下镇、徘徊吟咏的两千年前，另一位比他名气更大的人物也在旅行途中到过这里，路线方面跟他差不多也是重叠的，这就是伟大而有争议的秦始皇。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眼里，如果说到钱塘，几乎毫无例外都会将源头跟这位身世神秘、对吴越地区有特殊感情的家伙结合在一起。正史里以秦字打头的山，只要历史早些的，也全都集中在这一带。《史记》作者司马迁描述他当年行经这里的具体路线是：“到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一作西北二十里），从狭中渡。”有注《史记》的专家及时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叫作“狭中”的地方，就是后来的余杭。《水经注》更是直书为“乃道余杭之西津”。多年来我一直想证实西津实为西溪之讹，或者是它的别称，恨余生也晚，不能穿越到明朝去，而现存文献已为清人以编修《四库全书》为名进行了整体修订，只能是望史兴叹了。尽管如此，对当时不知是以“西溪”还是“西津”一名行世的留下来说，受益明显是肯定的，一是著名的秦亭山，古名秦望。甚至直到陈三立作《西溪图记》的民国时代，依然直书秦望而非秦亭，称“杭之西溪背西子湖，上臨秦望、大小和”是也。之所以会有两种叫法，那是因为后人在山南挖出唐代的《于府君墓铭》来，内称“大墓高岗，新亭之阳”。而杭州没有新亭山，新亭是新亭对泣之新亭，山是秦皇望南海之秦望，地理上无法统一，后人想出来的办法是各取一字，别称秦亭山。（详许承祖《雪庄西湖渔唱》）二是御息湖，亦名诏息湖、阼湖，吴自牧《梦粱录》记曰：“仁和县东北十八里有湖名曰御息，故老相传，秦始皇东游，暂憩于此，故以名之。”
四
东汉钱塘的历史渺茫难觅，是因为当初只有余杭县，没有钱塘县。具体怎么个情况，后人只能通过托名刘道真的《钱唐记》略窥其大概，即所谓明圣湖金牛湖防海大塘之类，为后世治杭州史的学者所乐于引转，奉为圭臬。可惜写了《西湖游览志》又写《西湖游览志余》的田汝成，在前志里从《水经注》多处转引此书，津津乐道；在后志里又称此书为唐天宝间刘道真著，玩的是“关公战秦琼”那样的功夫。这给后人留下难题。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为正史《晋书》、《隋志》分别记录的西溪栗山石杵，犹如深埋于尘封的故纸堆里的一道闪电，让人于千年之下漫无头绪之际不由眼睛一亮，很难不起小杜“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那样的感慨。或许只有它才是古代钱塘最重要的地标，更确切点说是留下历史的真正见证，因《隋书地理志》列于余杭郡钱塘县名下的历史资源总共只有三项，即“粟山、石甑山、临平湖”，此山既然名列榜首，可知实际上只有它才是钱塘的主山。尽管新旧唐书对此作了刻意淡化，甚至避而不提，但在宋初国家地理志《太平寰宇记》里依然保存有详尽的记录，可补此憾。该书卷九十三“江南东道五 杭州余杭郡”条下称：“粟山在县西十七里。舆地志云：山下有飞泉二里，石杵阔二丈，长一丈四尺，吴大帝刻为‘黄武二年岁在戊午八月三日’十二字，余俱漂没微茫。石见存。”随后著名的临安三志之一《淳祐临安志》对此又进行了考证和补充，认为：“晋书隋书地理志余杭郡有粟山。祥符经云：在钱塘县西一十七里，高六十二丈，周回一十八里二百步，今在东墓岭侧。”《永乐大典》残本引《洪武杭州府志》更是认为此飞泉即钱塘湖之源头，称“粟山钱塘源，旧云在钱塘县西一十七里。《寰宇记》又云山下有飞泉二里，然人莫详其处，今以地理考之，此山当在武林山石人岭之西，山下有泉流入今合涧。前志云钱源，即此泉也。”（《永乐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三十八“杭州府”）最后又有《西湖游览志》对此所作的总结性发言：“粟山髙六十二丈，石人岭一名冯公岭，形如人状，双髻耸然。下有洞府名玉女岩，一名新妇石。西北有珍珠坞、东墓岭，飞泉二道，吴大帝石杵存焉。过岭为西溪，西溪居民数百家，聚为村市，俗称留下。相传宋髙宗初至杭时，以其地丰厚，欲都之。后得凤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后人遂以为名。” 五
《淳祐临安志》作者施谔，身世资料不详，传为平湖人，在他之前《乾道临安志》的作者周淙是湖州人，在他之后《咸淳临安志》作者潜说友是仙居人。著名的南宋临安三志，三位主笔都不是本地人，这也是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事情。同时，相比后面这部以内容丰富著称但美得让人头晕的，前二志下笔较为谨严，史家风骨依稀在焉，可信度方面因此要高一些，可惜今已基本不存（周志今存三卷，施志今存六卷）。所幸残卷中依稀还能辨出当初皇城的基本面貌，包括作者的某些观点，对后人也有较大启发，比如施先生认为：“自古图谍所载郡国，必系之于山，盖陵谷之迁变不常，而城邑之更易亦异；山则终古表立，而考论舆地者，恃以为识焉。”（“叙城府第三”）这一段话说得尤其精辟，他的意思很明确，撰写地方志的难度在于，古今地理迁变不常，即《诗经》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也。唯一靠得住的大约就是山，只有山体当年在哪里，现在还是哪里，为考辨地方历史者唯一可信赖之标识。而西溪留下的地标就是粟山，不仅因为它是正史所确认的，更有吴大帝石杵上刻着的那些含有重要信息的文字（文已遭后人篡改，暂不展开讨论），因此，即使不论它历史学文化学方面的意义，从地理上来说，分量也足够重了。今天的人可能不太知道此山，那是因为有人对此作了技术性处理的缘故：或管它叫石人坞（《西溪梵隐志》）；或管它叫石杵峰（《西溪联吟》；或在它前面加字称“白粟山”，如《西湖志纂》卷六“西溪胜迹”云“白粟山，在留下西南三里”，《钱塘县志》“前为百丈里，宋开庆（开禧、庆元）间董氏筑，以通江干。东穆坞在白粟山之东，赵西坞在白粟山之西”；或干脆连粟也拿掉称“白珰山”，如中华民国铁道部《杭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称杭县“西至白珰山与余杭分界，县城相隔二十五里”，说的都是它。
六
魏晋六朝，《高僧记》和《水经注》是西溪历史的另外两个重要源头。作者一为晋惠帝咸和十年的神秘僧人慧理，一为专业水平一般文学水平让人惊艳的郦道元。慧理晚年隐居留下夕照庵，即所谓天竺下院。《西湖志纂》“夕照庵”条云：“在石人岭下。”《西溪百咏》序云：“晋咸和间，灵隐慧理禅师退隐于此，周显德间废，宋祥符间复兴。”道元让笔下的浙江在余杭转了好几个圈，可见对留下人民还是有感情的，特别是以下这段：“浙江又北经新城县，桐溪水注之。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山有高峻崖岭竦叠，西临峻涧。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东面有瀑布，下注数晦深沼，名曰蛟龙池。池水南流，迳县西，为县之西溪。……又东南，连山夹水，两峰交峙，反项对石，往往相捍。十余里中，积石磊砢，相挟而上，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晕，名曰楼林。”（疑“楼林”当作“楼下”，正史称“留下”，一名“楼下”是也。）
七
隋朝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张珍贵的有关古代钱塘县的历史地理清单，即留下的粟山、皋亭临平两山前的临平湖，还有已被吴越钱氏改名宝石山的石甑山。接下来就是伟大的唐朝，更确切点说是伟大的唐朝诗歌。一位与西湖有特殊因缘的人物来杭州当余杭郡太守。长庆二年十月到任，四年五月离任，实际在郡时间二十个月，写下直接以当地风光为题材的诗歌三十多首，间接涉及的更不知其数。这个人就是杭州人民热爱的白居易，但不知为何，白居易对西溪却感情淡漠，为一个死去多年的妓女苏小小写了五六首，而于“居民咸乐耕渔之业，梅竹茶笋之利倍于他处”的湖西胜地却只字不提，也不想想自己每天吃的是哪里来的。总算其中有一首《余杭形胜》间接写到了西溪，开头两句叫作“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州即余杭郡，县即钱塘县，也就是说市政府办公地点在青山，县政府办公地点在湖中堤上，让后世留下人对自己家乡当年的衙门八字开向哪里有所印象。而据北宋《元丰九域志》，当时西溪为钱塘县下属四镇之一，镇长到县里开会，想必也一定是由西往东走，先过青山山麓的市府，再到湖中堤上的县府，这样古代西溪的流向也就基本清楚了。至于诗里说的这个湖，编写《隋书》的就是唐人，除了临平湖，还能是什么别的湖？钱塘县治所在嘛，因此别称钱塘湖也就理所当然。怕后来的人时间长了搞不清楚，市长大人还特意写了篇《钱塘湖石记》，告诉我们湖是同一个湖，有堤隔之，分为上下，钱塘湖是上湖，临平湖是下湖，北有石函，南有石笕，中间自然就是堤了。而周回三十里的面积，跟他诗里说的“绕郭荷花三十里”正好相合，至于那些石函石笕什么的，据新版《余杭县志》，至今尚在临平区政府大楼下埋着呢。
八
唐室衰微，天下大乱，诸候纷据。钱塘历史随着一位地方强势人物的脱颖而出，变得更为丰富和清晰。这就是开启了吴越王国五世总九十八年有效自治的钱镠。此人生平最大的嗜好除了会打仗和爱念佛，对地方基本建设事业也有特殊感情，一生中造海塘，筑钱城，起寺庙，建宝塔，财力充沛，乐此不疲。《旧五代史》本传说他當年的豪华作风让他老爸见了害怕，“镠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万夫罗列。其父宽每闻镠至，走窜避之，镠即徒步访宽，请言其故。宽曰：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有贵达如此，尔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所以不忍见汝。镠泣谢之。”他在西湖周边到底造了多少寺塔，没人说得上来，但大都集中在西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因以地势而论，东边是海，南边是城，北边是江，留下处于城西丘陵地带，面山背水，地形高爽，正是营造寺院庐墓的最佳位置。具体情况在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吴之鲸的《武林梵志》、梁诗正的《西湖志纂》等书里记载多多，关心的人可以自己去查阅。
九
纳土称臣，改国为州。用现在话来说是不是可以叫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不知道，但念佛的人向往超生，不喜杀戮；贪图享乐的人害怕打仗，吃不起苦，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不喜杀戮的人，最后总是斗不过喜欢杀戮的人，这也是可以肯定的。钱五世弘俶当年就是因为热爱和平，最终吃了大亏，好端端的江南繁丽地从此就被别人占了。据南宋赵与时《宾退录》称，孝宗在跟史臣洪迈讨论老爸高宗的谥号时谈起过一件事情，告诉他说，宫中有个老太监曾私下向他透露，说当年微宗在老九高宗出生前，梦见吴越钱王拉着他的御衣不放，措词颇为激烈，原话是：“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洪迈又记自己父亲洪皓在北方买过一妾，是东平人，其母曾在皇宫做事，也听高宗老妈即显仁皇后韦氏说过，当初临盆前夕，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醒来时孩子就出生了。洪氏还说钱镠是八十一岁死的，高宗也是八十一岁死的，南宋建都临安，丧国于此，绝非偶然。此外如张淏《云谷杂记》、周必大《思陵录》、刘一清《钱塘遗事》等都写到过这件事，备载甚详。其中周必大当过孝宗朝丞相，亦为南宋名臣，想来不会平空捏造。钱弘俶受命朝靓，被强行挽留不归，最后莫名其妙死掉，让树于西湖北山那座著名的保俶塔显得像个笑话。郎瑛在《七修类稿》里只好说是北宋人造的，跟钱家没有关系。倒是塔另一边的西溪留下因风俗纯朴、人民勤劳、男耕女织，地有上古之风，世无兵火之灾，“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苏轼《表忠观记》）因此，“嘉靖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龙过西湖，风雨大作，宝叔塔铁顶堕下”，也肯定只会砸向东边而非西边，“湖船翻三四只。接待寺新建千佛巨阁平地带起丈余者，三次跌为齑粉，几无完植者。”（田艺衡《留青日札》）而留下一带却好好的，风和日丽，饭熟茶香，什么事也没有。 十
北宋文人集团及历代太守对西湖的情有独钟是杭州的福音，不仅仅是以诗词为主要形式的声势浩大的文学渲染，更有起葑开湖、筑堤放生之类的具体记述，这也是现在西湖获得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主要依据。尽管那时留下尚使用西溪的古名，即《元丰九域志》所记“钱塘一十一乡，南场、北关、安溪、西溪四镇”是也；又因远离红尘，抱朴守真，宛如桃源中人。而新任苏太守虽跟白太守一样为陶渊明之铁杆粉丝，诗文里明确提到西溪的作品却同样也很罕见，但不影响仍然有很多人喜欢着它，如苏熙宁四年初任杭州推官时的上司，即开凿南井代替吴山大井的太守沈文通，为自己文集起的名字就叫《西溪集》。如苏元丰四年任太守时的副手即杭州推官杨公济有《西溪》诗赞曰：“为爱西溪好，长忧溪水穷。山泉春更落，散入野田中。”又《香林洞》诗曰：“百年樵斧外，留得挂寒猿。不奈西溪水，流香出洞门。”（二诗均见杨蟠《西湖百咏》）如苏之好友郭功父，即前几年媒体暴炒过一把的《功甫帖》主人，也有诗赞曰：“西溪在湖外，一派濯残阳。游子托渔艇，却愁归路长。”（见郭祥正《西湖百咏》）包括北宋著名的外国和尚契嵩，在著名的《武林山记》里也不忘给当地记下一笔，称：“灵隐，晋始寺之禅丛也；天竺，隋寺之讲聚也。其山起歙出睦，凑于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余杭。蜿蜒曼衍，联数百里，到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于燕脂岭，北垂于驼岘岭。其山峰之北起者曰高峰，冠飞塔而拥灵隐，岑然也。其高峰之西者曰乌峰，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杨梅石门，又西者曰西源（亦谓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中石笋峰、杨梅峰、石人峰都是今天留下的名山。
十一
终于到了南宋，有意思的是，前面说秦始皇东巡的偶然驻足成全了杭州的历史，如果要讨论留下的历史，或许同样如此，即因一个落难皇帝的偶然途经或眷顾，成为它文化意义上新的出生证，并在此后近千年的时间里名闻遐迩。有关此事，官方民间各种版本很多，從侧面可以看出它对留下历史的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现存文献里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和比较，弄清事情的背景、时间、路线以及来龙去脉，以便对此事有更切近事理的认识和把握。
背景和时间方面，选用的两个标本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刘一清的《钱塘遗事》，由于作者身份不同，前者更多带有官方性质，后者更多带有民间性质。但总的说来，两人的记录相对都是比较朴实的，至少在真实性上比《宋史》要可靠一些。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兴定都本末”是这样说的：
晨三年二月，尼雅满遣五千骑犯扬州，上幸杭州驻跸。三月苗傅刘彦谋逆，尊上为睿圣仁孝皇帝，居别宫。四月傅等败，上进幸江宁。冬乌珠入冠，上用吕元直议，自明州幸海。
四年春，始还越州。时范觉民为相，后觉民罢。
绍兴二年正月，以漕运不继，复移临安。冬乌珠又入冠，赵元镇张德远共事，上幸平江，时朱藏一首建避敌之议，元镇辟之，朱由此罢相。
明年（五年）敌退，上复还临安。
六年秋，刘豫入冠，上进幸平江。
七年春，元镇罢，徳远独相，乃有建康之幸。秋郦琼叛，德远罢，元镇复相。
八年二月，复奉上还临安。
自元镇罢相后，秦桧独相，从此不复迁都矣。
《钱塘遗事》“高宗定都”是这样说的：
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为行宫，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三）个月。六月高宗离建康幸浙西，诏改杭州为临安府。十月金人犯杭，上自明州航海。
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镇。四月，上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
绍兴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临安。
三年，上在临安。
四年，上在临安。冬十月诏亲征，上如平江。
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临安。
六年，上在临安。
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
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临安，遂定都焉。
自建炎三年二月初幸临安，至绍兴八年二月定都临安，中间整整九年里，李心传记高宗到达并居住临安的次数为四次，刘一清记高宗到达并居住临安的次数为八次。除第一次、第二次、最后一次记载相同，中间差别较大。到底谁说得更可靠、更值得信赖，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因非此文重点，还是有劳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吧。而对留下镇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位逃难中的皇帝究竟是在往返途经中哪一次驾幸时为当地的山水和地形吸引，情不自禁说出“西溪且留下”这天璜圣语的。
十二
喜欢历史最大的困惑和苦恼在于，往往总是这样，不管专家还是普通爱好者，发现自己缺乏的永远不是资料，而是判断。同一件事情有很多说法，彼此之间又常常打架，此为吾国古史特色。比如我们眼下要讨论的这件事，历代记载同样也是诸说纷纭，彼此矛盾。一种以代表正史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主，说高宗由海道过杭，闻县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师门名也，驻跸之意始此；一种以代表地方的《万历杭州府志》为主，说宋高宗南渡，初以其地丰厚，欲都之，后卜得凤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后遂以为名，土人亦称楼下；一种以代表皇权的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为主，说留下在钱塘县西北，地形爽垲。宋南渡将筑行宫于此，高宗览图曰，且留下。后遂以为名。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南宋学者叶绍翁，在他那本名气很大的《四朝闻见录》里说：“高宗六龙，未知所驻。尝幸楚，幸吴，幸越，俱不契圣虑。暨观钱唐表里，江湖之胜，则叹曰：吾舍此何适？时吕公颐浩提师于外，以书御帝曰：敌人专以圣躬为言，今驻跸钱唐，足以避其锋，伐其谋。近名公谓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娱，皆秦桧之罪。桧之罪在于诛名将，窜善类，从臾贬号，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计，盖决于帝，而赞成于颐浩也。”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李焘的说法当自有其本，后面三种源头实际上都来自叶某，既因他是南宋中期人，写作年月要远早于后面二书，也因其中有个细节就是观图，所谓“暨观钱唐表里”，就是审舆图、辨风水。“江湖之胜”云云，《万历杭州府志》作“其地丰厚”，《大清一统志》作“地形爽垲”，意思差不多，都是说当地背山面水，龙飞凤舞，案山一点，是建都的好地方。至于李焘说高宗由海道过杭，经过仁和，有人以为与留下方位不合，殊不知南宋杭州附郭二县，钱塘辖西南，仁和辖东北，而留下在杭城西北，虽隶属钱塘，实际位置可能还距仁和近些，何况这个仁和县本来就是古无今有，割钱唐盐官二县之地分置，高宗经仁和，号称从海道来，这个海道必为海宁之讹或伪。 十三
抛开这些令人头痛的事情，怀想南宋的留下，不管在遭逢皇帝的天恩特眷以前还是以后，其现实形象大致是什么样子的，让人每逢想起就有按捺不住的好奇。风土人情方面的特色，已有董嗣杲《西湖百咏之西溪》为我们作了描绘，其诗云：“渔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编篱古意存。出坞野云多曲折。过桥溪水半清浑。一逢白壁书香社，几见朱阑障墓门。地利最饶人事简，山家还有别乾坤。”其次地据钱塘县西北，驻扎有皇家禁军，按宋郭彖《睽车志》卷一称：“岳侯死后，临安西溪寨军将子弟因请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书其名。众皆惊愕，谓其花押则宛然平日真迹也”，则原来还是岳飞所率军队屯守的地方。《乾道临安志》更点明营房在安乐山，其文称：“捧日、天武、龙神等指挥寨并殿前司马步军三司诸军寨，并环列于府城内外。东至外沙，西至西溪安乐山，南至龙山，北抵江涨桥镇。”这里的东南西北，即古人谈地理常爱强调的“四至”，试与明人田艺衡的《游北高峰记》比较一下：“其东则渺渺茫茫，蓬瀛之胜可数；其西则隆隆隐隐，龙凤之气犹存；其南则屏以重山，而罗刹斜绕其背；其北则辟以太野，而皋亭逆峙其喉。”则浙江在南，千古不改；皋亭在北，田野广袤；东有沙河塘，唐宋贤守政绩；西界标志即留下安乐山，当年龙飞凤舞之区。其次，区域内有农贸集市，为钱塘县下属九市之一，《咸淳临安志》称西溪巿去县二十五里，而留下去县十八里，可知市场当设在留下之西，方便邻近余杭德清武康等邑农人来此交易。再其次，还有明释大善《西溪百咏》序里说的“高宗过西溪入酒肆，见尊巷有践，佣保雍肃，御书界碑以赐，曰不为酒税处”，文字虽有些费解，洒库倒真是有的，而且还不止一座，考《永乐大典》残本《都城纪胜》称：“北外库在湖州市，有楼曰春融楼。其他则有西溪并赤山九里松酒库，其中和，和乐，和丰并在御街。”御街即輦道，这也是南宋留下的地标之一，现在知名度已经很大，不用解释，可惜乾隆当初驾幸西溪时就已经遗迹难辨。千年之下，重读大善写留下的那首七律“南辕历乱度重关，万骑宸游单骑还。细草久承回马路，老松常伴指鞭山。钱塘宫阙今朝远，安乐梅花古来闲。留下地应传不朽，一溪千载水潺潺”，让人心头难免别是一番滋味。
十四
说到辇道，有无数地方文献写到高宗临幸洞霄宫，说他慕道修真，心仰名山，因而多次途经留下，为当地历史文化作出了无私的贡献。至于究竟是怎么个幸法，除了知道这条路总长十八里，石平如砥，自“西溪湿地”概念推出以来被媒体炒得尘土飞扬外，具体细节方面则无人讨论，原因可能出在号称入元后隐居的宋高士邓牧身上，他当年写《洞霄图经》，按理说就该有所交代，笔下却吝啬得很，后人自然就更难知晓。好在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里保存了部分细节，真好比红杏一枝出墙来，以证实满园春色关不住。何况文笔波俏，亦庄亦谐，正史野史并美，干货湿货都有，用畸笏叟批《甲戊本石头记》的话来说就是：“如见如闻，活现于纸上之笔，好看煞。”
其书有“光尧幸径山”条，“光尧”为高宗把皇位让给儿子、主动退下来后，儿子孝宗给他封的尊号“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之简称，其中说：
光尧幸径山，憩于万木之阴，顾问僧曰：木何者为王？僧对曰：大者为王。光尧曰：直者为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尧为龙君炷香，有五色蜥蜴（古之所谓龙）出于塑像下，从光尧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圣体者数四，又拱而朝，亦数四，光尧注视久之。蜥蜴复循宪圣（高宗妻吴氏）圣体之半，拱而不数。时贵妃张氏（高宗妾）亦缀宪圣，觊（希望）蜥蜴旋绕。僧至，讽经嗾之。宪圣亦祝曰：菩萨如何不登贵妃身？蜥蜴终不肯，竟入塑像下。妃惭沮，不复有私利。径山有二事，东坡宿斋扉，夜有叩门者云：放天灯人归，则天灯之伪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缶贮殿中，施利者至，则嗾蜥蜴旋绕。天灯之事，僧徒本为利；既为利，则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视君后妾为何事？龙山间移天目，从础下小石窍往来；又有龙君借地之说，至不敢声（磬）钟鼓。皆疑其徒附会，故不书。
又有“陆石室”条，说的也是他退休以后，喜欢时常沿着留下辇道去余杭道宫的事：
光尧退处北宫，思大涤双迳之胜。先幸大涤，道流清宫以俟，时宪圣亦侍，羽流结亭，起居光尧于驾。上诏以“今是闲人，不须这礼数”。道流进天目水，洞霄茶，光尧俱宪圣意甚适，宣赐其徒，金帛有差。进主观者，问以：“山中颇有能诗客否？”观师素怜陆，乃以陆对，进陆行卷。太上读数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大哥为高宗对孝宗的爱称。）
而据《西溪联吟》所载吴祖枚《隋唐栈道》诗，这条当时皇城境内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国道，早在隋朝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有了，诗云：“六朝盛事记偏详，辘辘车声拟在望。迢递南来怀故宋，崎岖西幸慨前唐。蜀中空自嗟窑老，花下何缘遇委娘。惟剩沿山十八里，几家灯火话昏黄。”而冯具区的儿女亲家李竹懒，在所著《紫桃轩杂缀》里也说：“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悬流，其南则水草沮洳，以达于海，故水则设闸以启闭；陆则设栈以通行。古胥山碑谓‘石栈自钱塘北抵御儿口’，乃其证也。至今有石门、陡门之名，而其迹则湮于阡陌久矣。”应该也是它。
十五
铁骑南来，幼帝投海，大宋已成故宋，新朝号称大元，据说是蒙古人，讲的是外国话。大内失火焚尽，西湖亦成沃壤，如同老僧进入闭关状态，要等一百三十四年后杨孟瑛来当太守时才会出关，重复湖上盛观，这些都是写在地方志里，有史可稽的。好在首任杭州达鲁噶齐（蒙文“市长”之译音）伊苏呼模样虽然威武，对佛学的兴趣倒一点也不亚于国人，只是灵隐寺里新塑的菩萨因受彼邦文化影响比较开放，身上不穿衣服而已。国家的新政策是凡前朝城墙都得推倒，凡前朝寺庙尽可保存，最多也就让你改个名字。何况这种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即使在蒙古人还没打过来的年代，频繁改额、移额、赐额原本也是和尚们的业余爱好，一座寺庙从古到今不知要改多少名字，让网上有几十个马甲的老江湖感觉自己没什么可骄傲的。当然，其中原因也比较复杂，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还有经济的，更有来自权力的。 随便举个例子吧，西溪北宋大名鼎鼎的青化寺，南宋改龙归院，元改曲水庵，明改西方庵，又改回原称，前加古字称古龙归院，又改回曲水庵。有人以为经过这样一番如同魔术般的障眼法，可以将当年佛印大师在留下的身影给彻底遮蔽。好在有《西湖志纂》“龙归院”条引《西溪志》，明确说明：“宋绍兴间高宗幸洞霄宫经此，改清化寺为龙归院。僧佛印禅诵之堂也。”又说：“曲水庵在正等院左，《钱塘县志》：即古清化寺旧址，明崇祯初云栖古德法师建。”
佛印的知名度以及他与苏东坡黄庭坚的亲密关系，应该不用再费笔墨介绍了吧。南宋时坊间即有《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出现，所记皆两人往复参禅、相互调侃之语，以前是天下无人不知，现在是网上到处都是，佛籍中地位相当于《史记》的《佛祖历代通载》里有佛印的本传，开篇即称云居佛印了元禅师，则疑青化寺的前身又当名云居寺。别称“青化”，或与他四度住持南康云居，整编白莲社流派，担任青松社社主一事有关。南康宋代称昭信军，又改南安军，一般认为是现在的江西，希望苏轼的《记天竺诗引》可以起到一些纠偏作用，在诗前自序里他说：“轼年十二，先君自虔州归，谓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鸣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刻石在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诗。”文中引用之诗是白太守的灵隐寺代表作，他老爸却在江西看到。还有同样号称江西人却住在杭州的陈三立，有《庸庵尚书至自沪三月八日携犹子子式命汽车招》诗，里面也写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谨录全文于下：
客久看遍门前山，兀倚湖光壁挂杖。花时台馆颇照眼，亦依蜂蝶媚寻丈。尚书禊约竟临存，张饮联吟付双桨。发兴携为玲珑游，魂迎草树初旭朗。飞车刹那百里外，谈古都杂雷霆响。临安山势万龙鸾，偏矗一峰如侧掌。折旋危堑苍霭垂，迭缘梯级出瓮盎。披襟呼吸元气中，鸟声不到吞魍魉。磨崖题刻宋逮明，苏留打字尤倔强（原注：九折岩三字为东坡书）。绝顶旁得三休亭，坡谷佛印余石像。偃蹇从呼学士松，下接烟岚浮泱漭。坡公别摹笠屐图，厕以杨琳眉映嗓。千载争存好事人，祈盖把茅庇灵爽（原注：明知临安县蜀人杨琳别筑亭，摹刻东坡像，并列己像于右，今与三休亭皆倾圮）。入憩僧堂饱蔬笋，辟谷少年解供养（原注：寺僧不归，有号辟谷客，居此为设食）。空阶红湿牡丹肥，层架碧侵苔藓长。抔土导寻琴操墓，幻景幽情一摩荡。归径依稀衙鼓传，卧治专城泣吾党。隔岁联登天目巅，重过侠骨闭黄壤（原注：去岁游天目，故人左南孙宰临安，供张伴游，今殁将一岁，归葬矣）。肺腑哀乐通造化，终契裹粮适莽苍。鸦点摇空落照迷，掉首犹缠天际想。
不仅佛印东坡，连两人的红颜知己琴操也出现了。此诗作于民国廿一年（即前述郁达夫、石克士游西溪之年），如有人因读过他儿子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对诗里说的不敢完全信服，苏东坡本人很愿意站出来作证，其写于熙宁四年杭州推官任上的《登玲珑山》诗有云：“何年僵立两苍龙，瘦脊盘盘尚倚空。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
南宋首位为东坡诗集作注的施宿说：“临安县玲珑山之绝顶名曰九折岩，行百步许有亭下瞰百里，名曰三休亭。此坡公诗所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是也。”别忘了这位施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嘉泰会稽志》主编，于历史地理精通得很，当初溪南北不过才巴掌大的一点地方，不会弄不清的。而写《西溪游记》的石克士在秋雪庵东厢楼看到“丰林外碑碣累累，皆宋代高僧遗蜕之处。弹指光阴已历一千余年，陵谷变迁，此冢犹屹立未变，不可不谓异数也”，不知是否也包含了佛印的这一座？当然，附近少不了还有那位跟他们因缘甚深的粉头柳翠的墓，在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里，甚至还有柳女士当年在杭捐建的公益事業柳翠巷和柳翠桥，明确说明“宋时妓女柳翠所建”，则实有其人，不得以小说者流视之。在宋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里，净慈孝光禅寺的两位资深住持明悟禅师和五戒禅师，即为佛印东坡之前身。而据宋人《春渚纪闻》所载，苏某生前自己也曾向好友参寥透露：“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
十六
还有两个著名家族的后代，当年也以“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那样的姿态，隐居在这里的山涯水畔，安静得像留下溪底的一粒砂或梅花方井里的一滴泉。《西湖志纂》有“周陆隐居”条，下引《西溪百咏序》曰：“宋隐者周士民，茂叔之裔，有山园在耕南坞，堂名草窗。又四明象山陆氏子，乃子静之裔，家于卧象山下，轩曰寓目，又筑望云台，今惟陆家桥存焉。”周茂叔没什么人知道，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周敦颐可是天下皆闻，连今天留下小学里的小朋友都晓得，因语文课本里有他大名鼎鼎的《爱莲说》。同样，说起南宋哲学家陆象山，也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明代王阳明的名气够大了吧，即为他的异代粉丝，学界普遍认为，没有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启蒙，也就没有后来王的心学。茂叔之裔周士民堂号草窗，按那时文人的习惯玩法可称周草窗，那就是周密了，此人是杨和王孙子杨瓒女婿，寄寓丈人府上，对当地有特殊感情，一生著述如《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多半跟杭州有关。据王阳明《传习录》，周濂溪有名言曰“窗前草不除，与自家意思一般”，则草堂之号本出他家故典。而文及翁为他的《草窗韵语》作序，直称：“夫惟胸中洒落，然后见窗前草不屑除去，抑公谨乃濂溪派邪？不然，奚取乎窗前之草？”更是一口咬定是他，几不容人作第二人想。如果真是濂溪后裔，自然是好事情，连高兴都来不及，只不知在晚年所作《弁阳老人自铭》里为何要闪闪躲躲，不肯坦承？而卧象山下的子静之裔陆某，更是诡秘，连名字都不肯透露，因此无法推测。但从家里有轩曰寓目，有台曰望云，包括连住的地方也被后人以姓命地，冠以陆家桥，这样的档次和派头，肯定也非一般人物。至于跟明代地方大族陆家有没有血缘关系，存疑待考。
十七
位于石笋山之西的永福寺，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查地方寺院文献的话，就会告诉你原为吴越石笋普明院，后为度宗之母隆国黄夫人香火院。咸淳九年完成迁建，遂称永福，如此而已。这个女人和贾似道的生母胡氏一样，都是德清龟溪民妇，生平波谲云诡，经历非凡。其中黄氏始为魏峻叔妾，复为李仁本妾，复为理宗弟赵与丙妾，生一子，因大哥无后，遂过继于兄，是为度宗。这些内幕如果没有周草窗在他书里披露，或许就永远没人知道，因正史肯定是要为尊者讳的。而对留下镇来说，更大的秘密是入元后这座黄氏功德寺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又分为上下两院，变得特别重要起来了。直到在赵孟頫姐夫张伯淳《养蒙斋集》里看到他的《大元至元辨伪录随函序》，内称：“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归正罢道为僧者，奚止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福寺帝师殿之梁拱间。”才知道原来元人比宋人更爱菩萨，道观改为佛寺不说，道士们也改变信仰纷纷跳槽。昔日的美人安厝之地，竟成了新政府江南宗教总局的办公大楼。杨某时人俗称杨总统，或称杨髡和掘坟贼，其中髡为剃发之义，亦种族标记。此人在杭州的劣迹尽管让人不堪，如掘宋六陵并以理宗头颅为尿壶，在故宫遗基上建五座番寺以镇王气等，但令当地人民最咬牙切齿的，好像还是他将灵隐寺的菩萨改塑成性开放形，其中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尊容。据张岱在《西湖梦寻》里说，“田公汝成锥碎其一；余少年读书岣嵝，亦碎其一。”《陶庵梦忆》里甚至还有更生动的细节，“一日缘溪走看佛像，口口骂杨髡。见一波斯坐龙象，蛮女四五献花果，皆裸形，勒石志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诸蛮女，置溺溲处以报之。”怀疑他有可能是在吹牛。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明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杭州太守陈仕贤已命人凿去，冯梦祯《快雪堂漫录》又说是嘉靖四十一年太守沈应时所凿，虽始有“石工误截地藏菩萨及侍者头，而杨髡像竟无恙”之插曲发生，但“今亦残毁”，哪里还轮得到他来大显身手。何况前称碎其一，后称并碎蛮女、扔进粪坑，说法不一。这么大工程，以一介书生，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搞定，更让人难以置信。由此事亦可得知，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所谓历史的形成，无论正史野史，主要还在于由权力或功利掌管的那枝笔怎么写，或许这也是古代西溪留下文献不多的原因。 十八
一个名叫崔溥的朝鲜使臣遭遇海难，在台州遇救，朝廷诣令赴京觐见，途经杭州，顺带也为留下的历史文化作了点贡献。因此人有爱写日记的良好习惯，每天所见所闻，不论如何辛苦劳累也不落下，无意中竟成为研究明代前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的重要文献，整理后以《漂海录》为书名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其弘治二年二月十一日记云：
在杭州。是日阴。杨秀禄、顾壁共来见臣。壁曰：“我杭城西山八般岭有古刹名高丽寺，寺前有二碑，记古迹，距此十五里，即赵宋时高丽使来贡而建也。你国人越境，尚且造寺，则其崇佛之意可知矣。”臣曰：“此則高丽人所建也，今我朝鲜辟异端，尊儒道，人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耳。若有髡首者，则并令充军。”壁曰：“凡人不事佛，则必祀神，然则你国事鬼神否？”臣曰：“国人皆建祠堂以祭祖，祢事其当事之鬼神，不尚淫祀。”
这座高丽寺，在当地也是排得上号的大寺，地方文献里自然也少不了它，不过按官名要叫惠因寺或惠因讲寺。关键是它的具体地址，无论是《咸淳临安志》、《西湖游览志》还是《西湖志纂》，都说它是在南屏前的玉岑山，旁有惠因涧，因秦少游《龙井题名记》里写到过它，说自己在那里洗过脚，难免随之受益，成为该寺名胜之一。《武林梵志》记涧水是从一个叫铁窗棂的地方流出来的，“洞口高数尺，旧有蛟龙出入，人畏焉，铸铁窗棂嵌于石槽以拒之。水自窗棂中出，六月如冰，过慧因寺前折西湖不竭。”则此寺近西湖，水出洞入涧，复由涧入湖是可以肯定的，比上引郦道元说的“蛟龙池”详实多了，可见搞文史的和搞文学的毕竟不一样。现在这个老外竟说在城西十五里的八般岭上，而且还是当地陪同官员亲口告诉他的，让潜说友田汝成辈真是情何以堪。包括明人李翥洋洋洒洒十二卷的《慧因寺志》，也等于白辛苦了。陈汾川《湖上青山集》又说凤凰山后为八盘岭，“东为回峰，右翼为中峰，西南为月岩，山顶两峰如髻，曰凤凰双髻。”虽稍为弥合，但后面有关双峰的形容，让人难免不回忆起《西湖游览志》说的“石人岭一名冯公岭，形如人状，双髻耸然”，然后不敢再想象下去，只好找出《五灯会元》来，再次温习昔日该寺怀祥禅师上堂说的那个有名的偈子，大意世事浑沌，无所谓真假，即使你把真相弄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偈云：“南山高，北山低，日出东方夜落西。白牛上树觅不得，乌鸡入水大家知。且道：觅得后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么？”
十九
莲池大师袾宏当年在这里潜心修真，就在龙归院北边的秋雪庵，知道的人好像也不多，大约此人名气实在太大，而正史又说他住持天竺，因此相关记载只好把他法号写作莲宗，避免直称莲池，也算是费煞一番苦心。如朱梦彪《观秋雪庵芦花记》所谓：“西溪最深处有秋雪庵，为莲宗大师创建梵修之所。庵在水中央，四面皆芦洲。秋深蒹葭吐絮，月夜登阁，望之白云缥缈，清风徐来，晶光摇曳，弥漫千顷，皎灿炫目，觉此身翛然霞举，如在冰壶琼岛间，不复见大地人世，此眉公先生所以为秋雪颜（题额）之也。然则秋雪由大师创建，而芦花之胜非大师不显。大师禅灯示寂，即筑塔于此。凡欲观芦花之胜，必参礼大师之塔，则大师又因秋雪而传。人杰地灵，其洵然乎！其洵然乎！”这位朱先生与莲池是世交，不过一儒一僧罢了，文末署“甲寅重九后三日，宿庵之弹指楼，四顾芦花较他岁尤盛。所见如前，乃援笔记之”，则万历四十二年秋天所作，可证南浔商人周庆云《西溪芦雪庵志》所谓“明崇祯七年改称芦雪庵”、“十一年拓庵为院，复资寿额”之类，完全是胡说八道。好在《光绪杭州府志》亦有明确记载，可以正视听。此书虽成于晚清，正式出版已是民国十一年，禁忌自然少了一些。其卷三十五“寺观二”“古法华寺”条下云：“在西溪之东法华山下，明隆万（隆庆、万历）间云栖袾宏以云间郑昭服所舍园宅为常住，址在龙归径北，约八亩有奇。初号云栖别室，俗名郑庵。崇祯癸酉秋，郡守庞承宠给额，称古法华寺。”两文结合起来分析，则寺始创于明隆庆末年，寺基为松江信徒郑某所捐，初名秋雪庵，亦名云栖别室，崇祯六年又改古法华寺，而俗称郑庵不变。考钱谦益《初学集》卷八十一有“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云：“献岁拿舟游武林，泊蒋村，策杖看梅，遍历西溪法华，憩郑家庵，济舟长老具汤饼相劳。观其举止朴拙，语言笃挚，宛然云栖老人家风也。口占一诗赠之，有‘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掸佛法不谈诗’之句，不独倾倒于师，实为眼底禅和子痛下一钳锤耳。师以此地为云栖下院，经营数载，未溃于成，乞余一言为唱导。辛已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此记与下述咏永福绿萼梅等诗作于同时，即为牧斋崇祯十四年春天客杭期间的作品。时祩宏辞世已有二十余年，济舟长老即传其衣钵者，而不称古法华寺或云栖别室，直呼云栖下院，可见法华山下的秋雪庵，即三天竺之下天竺也，莲池大师在杭的修炼之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眼前芦花如雪，心中纤尘不染，一生著作等身，有一半都是在这里写出来的，有《往生集》、《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竹窗随笔一集》、《竹窗随笔二集》、《竹窗随笔三集》等，影响很大。包括现在流传颇广的所谓高廉《四时幽赏录》，当初也是假冒他的大名，称云栖祩宏著。老和尚看到后不愠不恼，作一文稍加辩解，认为：“刻此者本为殖利，原无恶心，似不必辩；然恐新学僧信，谓不肖所作，因而流荡，则为害非细，不得不辩。书中列春夏秋冬四时幽赏凡三十三条，姑摘一二，以例余者。”对其中的“山满楼观柳”一条，他说：“中言‘楼是不肖所构’，自来无寸地片瓦在西湖，何缘有此别业？一笑。”对其中“东城看桑麦”一条，他又说：“不肖住西南深山中，去东城极远，不看本山松竹，而往彼看桑麦耶？一笑。”（《竹窗随笔一集》）
二十
与芦雪庵名气相当，犹如屠龙刀倚天剑并重，就是安乐山下的永兴寺。吴之鲸《武林梵志》介绍说：“永兴寺在灵竺山后，唐贞观建，今重修。”“贞观”为唐初太宗年号，公元七世纪前期；“今”为吴这本书的成书年代明崇祯间，公元十七世纪中叶；中间一千余年间，不知有多少潜龙卧虎高标特迈之士隐藏在这里，而寺的名字自然也是改了又改，而一概不提，实在过简。所幸有晚明杭州文化泰斗黄汝亨的《永兴寺碑记》存世，尽管所涉寺史部分尚嫌简略，总算遗憾少了一些，其文云： 西溪有名刹曰永兴寺，当灵竺之后山。唐贞观间悟明尊者开山，宋铁牛印禅师重建。济颠复垒石为安乐桥，不数武，而当水啮处，嵚碕欲堕。乃夏涨秋灌，势甚冲决，而岿然独存，真圣迹也。村民将食螺蛳，已断其尾，颠乞放之池中遂活，至今螺无尾。寺中废，嘉靖间复兴，失其东偏，为万氏祠，而祠又属赵氏。冯祭酒开之倡缘，以七十缗赎还，于是永兴东境始复。僧真麟居禅堂旧址，梵修不懈。禅房三间在池左，高榆修竹间，碧琅绿雪，翛然可人。池右种梅百本，霏霏晴雪，芳馥林表，冯公因属麟上人并佛宇一新之。冯公数往来此寺，尝叹曰，此寺非惟地居幽绝、僧朴真无绮妄，非诸山等，即十八里梅花，春时山家焙茶，香闻十余里，亦清胜冠诸丛林矣，因题曰二雪堂。永兴有缘，不减苏学士三过矣。寺后有方丈名安乐松轩，是不佞所书。厨下井名圣泉，云间陆尚书树声有净界庄严题，中江莫如忠所书，俱名笔，足与寺千载宜记。
记中称“种梅百本”，又称“题曰二雪堂”，稍有矛盾，如果不是“百”为“二”讹，只能解释是其中有两枝大名鼎鼎的绿萼梅也。钱牧斋很肯定地说是冯开之手植，有七律《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梅二株蟉虬可爱，是冯祭酒手植》，见《初学集》卷十八，诗云：“略彴缘溪一径斜，寒梅偏占老僧家。共怜祭酒风流在，未惜看花道路赊。绕树繁英团小阁，回舟玉雪漾晴沙。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萼绿华。”那时他和河东君虽尚未正式结合，但年前柳氏“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初访半野堂，已将彼此感情推向高潮，长诗《有美》所谓“南浦魂何黯，东山约已坚”是也。因此末句说的“新妆萼绿华”，指的自然是柳美人。后者见到亦有诗和之，诗题就叫作《次韵永兴看梅见怀之作》，内称：“乡愁春思两欹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瀁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在此意义上说，将此寺看作是两人的定情之所，也未尝不可。陈寅恪先生因是柳的粉丝，向往前辈之风流韵事，对此曾有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一是牧斋此行逗留西溪时间长达一月以上，作诗九首，大多与梅花有关；二是“牧斋取此眼前相对之白梅以比远隔他乡美人之颜色”，“足证河东君皮肤之白”。
除此之外，又有同时代人王在晋的《西溪探梅记》，不仅告诉我们寺的具体位置是“出钱塘郭门西行十余里为佛慧寺，再行十里许，及永兴寺”，说得明白晓畅，寺里两件宝贝自然更不会忘记交代：“转入禅堂，绿萼二株，挺然森秀，横斜疏影，透露芳心。登楼一眺，淡月朦胧在太湖石畔矣。又闻小池中青螺为祖师点化，头头无尾。头陀取螺送览，果然。”还有杨师孔的《法华山看梅记》，“溪山尽处，忽开广陌，为西溪留下。竹林深处乃永兴古寺，绿萼两梅，可荫数亩，甃以怪石，蔽云欺日，香雪万重”，更是直接点明寺在留下。包括号称文笔可与《浮生六记》媲美的清人蒋坦《秋灯琐忆》，当年与爱妻秋芙慕名而往，冯开之的绿萼梅和颠大师的无尾螺当然是重点，“时残雪方晴，堂下绿梅如尘梦初醒，玉齿粲然。秋芙约为永兴寺游，遂与登二雪堂，观汪夫人方佩书刻。还坐溪上，寻炙背鱼、翦尾螺，皆颠师胜迹。”此外，黄汝亨说的那座洪水冲不跨、当地人视为圣迹的安乐桥，《西湖志纂》里也提到了，“安乐山下永兴寺外跨涧片石，传是宋僧济颠所造。”区区一跨涧片石，居然夏涨秋灌不坏，而以圣迹名之，大概跟绿梅青螺之类一样，总非寻常之物。
而所谓颠师者，就是妇孺皆知的济公和尚，公元十一世纪杭州的一个另类人物。从世俗意义上来说，从唐朝到现在，不知寺里出过多少高僧，知名度最大的应该就是他了。虽然得益于电视剧的广泛传播，但此人生前就以行为怪异著称，如饮酒食肉、装疯卖傻、语含玄机等，名气实际上已经很不小。当时有人曾经为他写过一首赞曲，叫作：“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岛，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蜕蝉。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而说偈言。”就世相作派而言，依稀当年长汀子遗风，不知与布袋和尚是否真有师门渊源？
二十一
也许，在梵钟经卷里待得久了，尽管是好事，也不能把柴米油盐的事给忘了。因为道行再深的和尚也不能不吃饭，不然也就没有布施这个词了，而精神的宝塔如有物质进步提供的坚实基础，塔内的舍利才能永放光芒。这个道理，西溪留下的先民肯定是懂的。因此，就在距秋雪庵不远、通往余杭的河道上，自明初洪武年间起，一个直属南京户部分司管理的榷税机构就固定地设在那里，向往来此地的商贾货物征收过关商税。市俗红尘的喧闹与高僧大隐的冥思相映成趣，又互不相干，從而使古代留下镇的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在晚明历史学家顾祖禹著名的《读史方舆纪要》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原始纪录：“安溪奉口税课局在府西北五十里，西溪税课局在府西二十七里，俱属钱塘县。后又以安溪并入西溪。”后面这句话里至少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税课局的位置当即故南宋西溪市，《咸淳志》称其地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此称在府西北二十七里，扣除府县衙门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二是安溪局后来能并入西溪局，除地理此优彼劣，岁入此丰彼廉，两地相距亦必不远，因疑里程方面的记载或许有误。而通过顾玄武的《天下郡县利病书》“钤辖杭州为税课司局者七”条又可得知，当初这样的榷关在整个杭州只有七所，即“杭州府税课司（原注：省城内洋坝头），江涨税课分司（原注：武林门外），城北税课分司（原注：省城艮山门内），城南税课分司（原注：凤山门外），横塘临平税课局（原注：仁和县临平镇），西溪税课局（原注：钱塘县西溪留下），安溪奉口税课局（原注：钱塘县安溪镇）。”其后又有说明：“旧属之府及县，自弘治七年属本关兼督，正德六年行本关主事监督，隆庆二年勅各司局官听本关考核，各衙门不得差占，妨废职业。”而留下在七所中占了两所，即西溪和安溪，业务量自然十分可观。原因方面，在顾祖禹的书里亦有间接透露。其“杭州府”条下引《南征纪》云：“诸桥万村为滨江要路，西则陆走富阳，东出赤山埠，北出西溪走黄山以达余杭，东北则从西溪达于钱塘门。”四条自西南入杭州的水陆要津，有两条都要经由西溪，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十二
入清以后，江南初定，面对新朝的统治，摆在精英知识分子面前的道路依然十分有限，只有简单的两条，即要么合作，要么回避，可见历史虽然一直在发展，实际上并无多少新意。很多名人选择了前者，同时也有更多的名人选择了后者。西溪留下一带作为历代众口皆碑的世外桃源，自然成了江浙文人隐居的好地方。名公高士，僧徒道流，纷纷来归，吟咏著述，名声鹊起，昔沈晴川在《南漳子序》里“鲜文学之士为其表彰”之遗憾，随着张岱所撰广告词“古荡西溪天下闻”的广泛流播，亦当已有所弥补。至于高士奇当年为什么也会趁热闹在此筑屋，即他那个位于东岳庙所在地法华山下，与拥有“梅数树，屋数楹，聚书万卷，日吟哦其中”的孙之騄隔河相望的西溪山庄，没人说得明白。虽然自己谦称“旧业西溪，荒芜已久，况一椽容膝，半亩安身”，但两位喜欢下江南的皇帝对此似怀有特别兴趣，一祖一孙都曾先后光临，却是事实。《南巡盛典》记康熙“二十八年圣祖皇帝从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待卫从骑俱止于桥外，独与士奇等泛小舟至西溪山庄，观览久之，御书竹窗二字以赐”。《西湖志纂》记康熙“三十八年（当为二十八之讹）圣祖仁皇帝南巡，临幸西溪，由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登舟，从骑俱止桥外，独与内大臣泛小舟至其庄，观览久之”。两相比较，则所谓内大臣者，即时任中书舍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新兼《大清一统志》副总裁的高士奇，与他为此事上的《恭谢天恩表》“臣去家二十七年（康熙三年随父卦京），内直十有三载（康熙十六年任中书舍人）”时间方面完全吻合。问题于是就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官，又新有重任在身，不待在北京大内，待在这儿干什么？详观表内感谢皇帝“顾于观风问俗之余，不惮涉涧披榛之举。止七校于桥外，鼓一棹于溪头，临幸荒庄，真诚隆遇。桑麻鸡犬，都被皇仁；水石林亭，均沾帝泽。登楼延赏，临沼清吟。村墅周回，父老欢闻窃叹；池台左右，风雪倍觉照人。翠华虽旋，祥烟不散”，显然是地主口气，庄园规模亦甚可观，又岂是“护跸南来”或“半亩安身”这些托词所能遮掩。更何况正史说他老家余姚，置产平湖，当年（康熙二十八年）十月获准辞职，而对河邻居孙之騄所记皇帝作客的准确日期为二月十日，就是说这个漏洞还是没补全。这处秘密的别业到底什么时候置下的，用途何在？不免让人为今天留下镇骄傲的同时，也心生疑惑。而且存世时间应该也不太长，最多也就两代五六十年吧，至少另一位皇帝踩着祖父的足迹驾临这里时，已经看不到了。《西湖志纂》记“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圣驾巡幸，御制西溪诗”，考诗内称“意行跋玉骢，高陟法华顶。西寻野溪幽，东眺明湖影”，又称“高墅早颓废，张园复荒冷。都无百年久，寂寥非昔境。何怪指辇道，旧迹人莫省”。又沈德潜和诗亦有“巉岩法华山，升陟几及顶。回身俯西溪，如练平铺影”之句，则地邻法华山可以无疑。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本是人间常景，无足为奇，但他当年做过一件拍马屁的事，现在看来却自有其价值，“谨将御制诗章，伐石恭镌，昭兹来许。复将皇上驻跸之亭，勒名宸览，以纪不世之遇云”，在今天留下镇方兴未艾的新一轮建设高潮中，或许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挖出来，真是这样的话，对落户当地的红学研究“西溪说”也是不小的推动，如能证实诗中与高园相提并论的张园主人，即为金埴《不下带编》里说的“云间提帅张侯云翼”，或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说的“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那自然就更有意思了。
二十三
一方面是文人雅集著述的胜地，一方面是满营操练放炮的教场，这是一位名叫“三多六桥”的人为我们描绘的晚清留下奇特景观。此人为俞曲园弟子，曾任杭州知府，正式身份是驻杭满营副都统，一般人可能不怎么知道他，但在红学研究中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既因为他是为数不多几个真正看到过原稿的人——想来就是范白舫手里那个，以其业师王梦薇为媒介——同时跟西溪亦颇有渊源，他的《柳营谣百首》和同为满人的廷坛岩《武林城西古迹考》一样，堪为打开被后世层层封锁的清代杭州真相的钥匙，而不仅仅是西溪留下一地。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后者自清末起已自人间蒸发，前者虽存，无论诗和诗中的自注，都有显经后人篡改的痕迹，当然或因主事者以为不重要，从而得以幸存的好东西也有，在其中的一首中他说：“霜天吹角马如飞，卅二排兵拥绣旗。都趁晓风残月出，炮山今日试红衣。”原注：“红衣，大炮名。年例九月试演于秦亭山西，俗呼为炮山。”考清无名氏《杭俗怡情》手稿本亦有记云：“霜降之候，杭将军，杭乍（杭州、乍浦）两都统带领满兵往古荡，对秦亭山后凹演炮操枪。其地有官厅，外平台设帐篷帷幄，坐看试演。”则所言属实可信。在另一首里又说：“喜际升平息鼓鼙，更衣宫里仰宸题。天然凤舞龙飞笔，留幸杭城九曲西。”原注：“乾隆十六年南巡，阅兵于大教场，筑更衣宫，供诗碑焉。杭城西北昔有九曲，故一名九曲城。”晚清杭州闻人金梁，即利用校对之便篡改《清史稿》，从而成为历史上首位被政府判处“反革命罪”的，当年就在这座九曲城里长大，在所著《旗下异俗》里他说：“今之新市，即旗下故营。旧日风景，小桥流水，桃柳夹堤，鸡犬桑竹，别有天地，几如世外桃源。童孺行歌，斑白游诣，并怡然自乐。而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不失旧风，见者称叹。”（《西湖文献集成》第七辑）不管后人对他如何评判，此文的真实性应该也没问题，至少有关当地服饰方面的特征，在石克士的《西溪游记》里有更细致的描写：“西溪本为杭河流中之巨派，距闹市仅二三十里，人民服饰已迥异都市，妇女率皆穿耳带簪，宽衣博袖，下系长裙，虽锄地苦工及荡桨女子皆裙裾曳地，齐整有致，以视摩登女子袒肘露足者，几如霄壤之别。”
二十四
终于熬到向脑后古怪的辫子和更古怪的文化专制告别的时候，一座市镇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可能有无数个，但对留下来说，地理方面的标志，是风木庵主丁丙的儿子丁立中出版了他的《西溪棹歌》，在序里他告诉我们有关西溪新的方位概念是：“西溪在西湖之阴，旧名南漳湖。东至钱塘县下塘，西接余杭苕溪，纵横三十里。”相比他老爸《武林掌故丛书》里费心收罗的那些，于众人之诺诺中作一人之愕愕，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尤其以下塘为钱塘之东的说法，跟芦雪庵里新立《历代两浙词人祠堂碑记》的“北山之北，西湖之西”有一比，可谓前所未闻。而行政方面的标志是杭州府被撤销，原辖仁和钱塘二县并为杭县，留下属杭县管辖。在此后到郁达夫以未来女婿身份造访金刚寺巷八号王宅那年恢复杭州市建制，中间的十六年中，留下在新设立之杭县内具体担当了什么角色，行政区划情况如何，所辖范围有多少？由于上世纪出版的《杭州市志》里没有交代，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本省首條省道杭余公路民国十二年十月建成通车，沿途七站观音桥、松木场、古荡、东岳、留下、闲林、余杭，其中有一半都在留下境内，这是可以肯定的。钟毓龙《说杭州》又记民国十三年浙江省长卢永祥为避免内战率军撤出杭州（时无杭州，应作杭县），“其驻千秋岭之军撤退过留下时，镇人饷以酒食，兼犒于银。均固辞，曰：未奉令，不敢受。固强之，则受酒食而银终不受。”尽管主要为赞扬卢氏军纪之严明，但留下镇民的富裕和好客亦可概见，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至于风土物产、社会面貌方面的情况，在魏金枝的《留下镇上的黄昏》和石克士的《留下镇一瞥》里亦有较为细致的观察和描写。 魏金枝是民国时代的著名作家，文章发表于《莽原》1926年第12期上，则必写于当年或更早，可以确定是杭县时代的作品。在他眼里看来，尽管汽车是新时代的标志，代表着财富和先进的生活方式，但留下人对此的态度多少显得有些与别处不同，一种隐隐的看破世态红尘的睿智和平淡，或许需要有相当的文化底气才能做到。他笔下当年留下镇黄昏的景色是这样的：
这种时光最热闹的所在，要算汽车站边了。末班车还未到站的时光，天未大黑，有些憇工的汽车夫，负手挟着烟筒的老人，放学归来的儿童，以及承受新闻纸彩票号单的商人，在那里徘徊。当然在他们心里，也有所希冀，有所等待；但是看起来，他们对于生命的需要，总是可有可无般的。凡是这些人们，命运虽然主宰了他们，他们却也知道它不能对于他们增长了什么意义与价值。所以对于万事都是无意识的。
石克士的《留下镇一瞥》发表时间要晚一些，刊于民国二十二年《新杭州导游》上，考内有“春间因沪战避难”等语，则上年（二十一年）所作，为重新恢复杭州市建置的四年后：
留下镇为自杭州至余杭间之巨镇，游西溪者鲜不由此小憇。若去交芦秋雪，除由河渚叫船外，亦可由此雇舟直达。舟之形式与西湖船迥异，小艇如瓜，上覆凉篷，舱位虽极狭小，然整洁可观，烟雨迷离中，欵乃一声，当别有风味，盖以装饰比喻，则西湖船布篷轻桨已染欧化，而此则烟蓑雨笠可称为纯粹国货也。
余自花坞拟赴秋雪庵交芦庵一游，惟时间已逾午后四时……乃赴就近茶肆啜茗，啖虾仁火腿面一碗。虾仁味甚新鲜，询之店伙，则知方自河下新网得下锅也。是肆靠近车站，临窓（窗）下瞩，往来车走人行，皆在目中，尤为小舟营业之招待，奔走甚忙，业此者多为老太婆，雁立站前，客下车，即纷前兜揽，讲让价。客若肯下船，舟子即整篷理舱，寻花载酒，双桨依亚，渐入烟水深处，虽无茭白船之艳韵，然此中情况，恐尚未易为外人言也。
由茶肆出后，即信步入镇上游览，镇上人烟稠密，市肆栉比，中间为河道，水流浅窄，通以长桥，间亦疏柳成形，别具风味。……昔人谓宋南渡后本以此建都，后得凤凰山为大内，乃谓“将此留下罢”。又相传红羊（太平天国）乱时，在杭大肆屠杀，只将该处留下张三、李四、赵五、王六等十八家，故其镇名‘留下’。此皆无根之谈，不足为信。果后说是者，则该镇生殖繁衍如此之强，孰谓中国近数十年人口渐渐稀少耶？（原文略有删削）
从开头的“留下镇为自杭州至余杭间之巨镇”，到结尾的“该镇生殖繁衍如此之强，孰谓中国近数十年人口渐渐稀少耶？”，可以得知一九三二年之留下镇，在游客心目中的印象不仅仅有地理优势，而且常住人口方面也具有相当规模，增长很快。跟十年前陶在东《西溪花坞纪游》里“东岳行宫前有一小市镇，神诞近，香客其嚣。过此为金鱼井亭，为甘涧泉”的轻描淡写相比，可以看出它惊人的发展速度。这显然得益于周边交通的改善和旅游概念的兴起，但内因依然是最主要的。近千年被人为淡化，历史已在逐渐恢复它的公正，讲得更明确点，南宋龙飞凤舞的王气，明清播下的文化种子，如今终于要开花结果。手边一个极端例子是诗人徐志摩，当年他写文章骂西湖是“一锅腥臊的热汤”的同时，对仅有一山之隔的西溪留下却情有独钟，以至在国外旅行时，尚念念不忘，写下《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一诗，以寄绻怀，在诗里他说：“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在月下的秋雪庵前。/这秋月是纷飞的碎玉，/芦田是神仙的别殿。”让人不由想起元人张翼《西湖竹枝词》里的绝唱：“南高北高峰顶齐，钱塘江水隔湖西。不得潮头到湖口，郎船今夜泊西溪。”
二十五
最后还是要说到郁达夫，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杭州文化的主要代言人，或用他自己的说法叫作“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虽因家庭龃龉，最终不能实现夫妻偕隐、终老湖山的梦想，但为了那块政府以极低价格卖给他的造风雨茅庐的地皮，还是用手中的如花妙笔，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建设尽了最大的努力。其中涉及留下的部分，在文集里自然也占了相当的篇幅。至于民国廿一年当他重访花坞，曾经抱怨：“十余年来的变革，到花坞里也留下了痕迹。竹木的清幽，山溪的静妙，虽则还同太古时一样，但房屋加多了，地价当然也增高了几百倍；而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却是这花坞的住民的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建筑物和器具之类，并且处处还受着了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这种随口而发的牢骚，与当年赵侃伯所谓“欲把西湖比西子，于今西子改西衣”如出一辙，不过是传统文人惯用的风雅把戏而已，无需过于当真，反过来正好证明在作为杭州社会重要转型期的民国前期，当地融入新时代的力度已大大超出一般人的预料。可惜好景不长，突然爆发的抗战以及随后紧接着的内战，前后持续有十二年之久。永兴寺的绿萼梅和秋雪庵的芦花安否？俞大兴的酱园，马厚载的茶行，沈宁寿的南货店生意是否如常？尽管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看清楚它的真实面容，包括禇裕生《风花雪月话西溪》说的“对日抗战以后，西溪已很少音息，除非知道她以往盛况的人，还特地去访问她”（《旅行杂志》二十一卷一号，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出版）。还有《杭州市志》所记“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金萧支队武工队袭击驻杭县花坞国防部某部临时监狱，救出在中原突围时被俘解放军官兵四十三名”之事，与宁波老市长陈布衣说的“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在车厩乡陶徐冯村（今属余姚河姆渡镇）背后天目山上的天目寺继续召开四明工委会议。当时全国内战爆发已近一年，华中分局指示下达也已半年以上”（陈布衣《风雨历程——四明山革命岁月》第125页）有异曲同工之妙。讀后说不感到意外也是不可能的。然一旦尘埃落定，民国统治落幕，拂去脸上战尘硝烟的留下镇迅速升为留下区，下辖留下镇以及五常、邱桥、蒋村、龙坞、天平、东岳、履泰、荆山、白龙、屏风、龙章十一乡（此据《杭州市志建置篇》），相当于现在的西溪全部以及富阳余杭的一部分全是它的。既然时代为它提供了更高也更宽广的舞台，接下去将会有如何精彩的表演，则完全可以想象。在此请允许我假扮说书人，手拍惊堂木说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