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借着鲁迅说自己的话”
　　自鲁迅逝世80年以来，以他为主角的文艺作品一直堪称罕见，这一事实与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超级地位是如此不相匹配。话剧《大先生》打破了长久以来文艺创作面对鲁迅的失语现象，以“正面强攻”的方式对鲁迅发起了深入的、不同寻常的解读和演绎。
　　近期，这部由李静编剧、王翀执导、赵立新主演的话剧《大先生》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举行首轮演出。
　　《大先生》将时间设走为鲁迅的临终之际，当“天堂”的两位影子回收专家要把鲁迅和他的影子分开的时候，鲁迅最为牵挂的人陆续与他相会，并产生对话或争论——后半生的伴侣许广平，他法律上的妻子、旧式女人朱安、让他陷入一段不幸婚姻的母亲鲁瑞、二弟周作人和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新青年》时期的同志胡适……
　　这部剧还试着回答了这桩有名的公案：假如鲁迅知道自己死后所发生的，包括自己被供奉起来，他会说什么，会怎么做？
　　“在鲁迅人生最后一分钟里似乎走过了中国一百年的历史”，导演王翀说。
　　鲁迅作为这部戏的主人公，他的生命在即将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最后一刻，被放大成了他一辈子的经历、思想、情感、追求。观众看到的，并不是既往熟悉的主流套路所描摹出的鲁迅。
　　“他不该是学子们合上书本就想尽快忘掉的人物，也不该是一个象征“光伟正”的平面符号。”《大先生》的剧本由文学评论家、剧作家李静历时三年完成，获得了2014年“老舍文学奖”。李静说她创作《大先生》的初衷在于“借着鲁迅说自己的话”，“因为我们自己面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每个人生存的境遇其实都有很多觉得需要清理和思考的东西，需要反省，甚至愤怒、嘲讽或者要拥抱一下的东西，所有的感受都觉得可以借助鲁迅来表达。”
　　剧本里充满了鲁迅大段大段的思辨性的独白，而其他人物都不过是他弥留之时的幻影，倏忽而来倏忽而逝，甚至一个人物瞬间幻化成了另一人。因此要把它搬上舞台，难度极大。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说，“这个剧本对导演、演员和观众都是一种挑战，因为在这个舞台上鲁迅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魂魄，是鲁迅的意识流在舞台上流动”。
　　“除了鲁迅。皆为傀儡”
　　新锐导演王羽中为《大先生》注入了具有个人风格的“先锋”和“实验”的新鲜血液。在此之前，王翀曾执导过《雷雨2.0》《群魔2.0》《样板戏2.0》《阴道独白》等话剧，以大胆独特的舞台设计和天马行空的想像力而著称。
　　面对行云流水般的意识流剧本，王羽中提出了“除了鲁迅，皆为傀儡”的导演构想，在剧中大胆地让鲁迅之外的角色全部以“傀儡”的形式出现。“追逐爱情的许广平是海洋般宽广灵动的傀儡，讲法治的胡适是兽笼型傀儡，讲情怀的周作人是纸伞傀儡……”这些傀儡由美术家黄姒专门为《大先生》定制而成。为了学习“偶”的运用，王羽中和团队还专程前往台湾宜兰寻访“无独有偶”当代偶戏团。
　　被问到为什么会想到使用傀儡这一意象时，王羽中说，“在剧作家笔下鲁迅是一个不希望成为傀儡的人，鲁迅在整个剧里其实都是在挣脱束缚，探讨自由的价值，希望和被束缚的自己决裂。同时代表独裁者的反一号瘦子也说万一有一天你们得了势，我会跪下来向你们说我也只不过是他们的傀儡，是他们把我推上独裁者的宝座。对于自由、傀儡、操作、权力这一系列重要意向的解读，使我产生了使用傀儡的意向”。
　　在一众傀儡形象之中，著名演员赵立新饰演的鲁迅，是台上唯一一个以“人”的形象出现的角色。
　　如此一来，鲁迅如何跟这些傀儡交流会是一个挑战，解玺璋认为，“这不是正常的我们想象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是思想流动当中的碰撞，这个东西对于演员是极大的挑战，演员怎么演，跟常规的表演是不一样的”。
　　戏剧家林荫宇也有同样的担心，“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很重要的是交流，要跟观众交流，要跟自我的内心交流，要跟同台的对手交流”。对此王羽中回应道，“如果单看傀儡戏的话，傀儡和傀儡之间的交流本身就足够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情感的沟通。关键是要让傀儡活起来，这样人和傀儡的交流就有真实感了，能有情感上的沟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希望在适应傀儡难度的情况下让各个角色都鲜活起来。”
　　赵立新，1988年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编剧专业的优秀学生，被派往全苏国立电影大学（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硕本连读，2005年成立戏剧工作室，后对国内的戏剧环境越来越失望，慢慢把工作重心转向影视。
　　出于对戏剧的极度热爱和挑剔，他坚持每年做一部国外的经典戏剧，但是命运让他巧遇了《大先生》，他开玩笑，说把出演中国原创话剧的初夜权交给了李静。
　　由于题材敏感，戏剧环境不景气，《大先生》历时三年才被搬上舞台，赵立新感慨“做一个鲁迅的戏太难了”。戏剧的结尾，“大先生“质疑了革命，质疑了理想主义，爬上梯子，掀翻椅子，没有站上去，用历史的经验给出劝告，什么样的事情不要去做，“这里就是天堂，无论谁跟你说这句话都不要相信”。
　　赵立新愤慨：“别说鲁迅，现在比鲁迅差十倍的人都没有。”他前一阵子出演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认为刘震云原著里面种种的现实问题，比如上访、比如计划生育，能拍出来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他不喜影视圈金钱至上的风气，力挺贾樟柯《天注定》里对于社会的关怀，他现在自己动笔写现实题材的剧本，计划导演电影，做纯粹的艺术，“让人们在生活中抵抗住那么多的打击、苦恼、烦闷、困扰、伤感、悲伤，能够继续去生活”。
　　“像处理哈姆雷特一样处理鲁迅”
　　某种意义上，公众最为关心的是这部话剧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形象。在一场围绕话剧《大先生》举办的座谈上，史航、止庵、解玺璋、过士行、林荫宇、杨早、孙郁等多位文学、戏剧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真的鲁迅是什么样的？通过一部戏剧还原鲁迅有可能实现吗？在鲁迅去世的笫80个年头，曲解太甚相隔太久，大家还有了解真的鲁迅的耐心和愿望吗？
　　论及各人心目中的鲁迅，编剧史航印象深刻的是鲁迅的毒舌，而且鲁迅还是“躺枪界”的前辈。李静说，“鲁迅老是躺枪，这也有点自作孽的成分，出那么大的名，枪也是横扫的”。
　　学者止庵则给鲁迅的毒舌提供了极佳的例子，“当年叶灵凤写过一篇小说，说每天照例从《呐喊》这本书上撕下几页到阳台上大便。这个事情鲁迅当时没有回应，五年以后鲁迅的《阿Q正传》被改编成话剧，叶灵凤在《戏周刊》上写了一个评论，于是鲁迅给《戏周刊》写了一封信，说当年的《呐喊》还没有用完呐，如果不是常年便秘的话一定是又买了一本。这是特别能体现鲁迅本质的东西。”
　　止庵说，鲁迅平生最恨两种人，一是伪先知，一是庸众，戏剧的形式特别容易变成其中的一种，比如伪先知，大家最不满意的那个鲁迅正是这样的。然而对这部戏，他有另外一个担心，“担心把他变成了好人，如果他变成了好人、普通人的话其实他就是庸众。”他认为鲁迅可以说是邪恶的天才或者黑暗的天才，“鲁迅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黑暗的力量”。
　　李静同意鲁迅身上有偏执和偏狭的地方，“他有意气之争，有时候他会由着脾气去做，他是很感性的，是病态的天才”，但是呢，“天才不能要求他很周全，而是要看他做到了什么，做出了什么，至于他什么东西没做对，任何一个人都会做不对一些事情，但你要看到他做对的事情深度、广度和质量、体量。”
　　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李静对鲁迅性格中恶意的这部分作了取舍，没有加以展现，“可能和我赋予这个剧本的任务有关系，思考的还是宏观的精神自由的问题，是人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问题”。
　　面对众人对鲁迅是什么样的人的激烈讨论，身为“80后”的导演王翀则努力抛开历史包袱，轻松前行：“为什么不能像不同的创作者处理哈姆雷特那样处理鲁迅，我们希望把具有高度诗意和思辨性的文本当成莎士比亚的文本来排，不去模拟历史上的哈姆雷特长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穿的衣服应该是什么样子，身材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希望用当代人的眼光，当代剧场的美学，当代年轻人的荷尔蒙，而把鲁迅带到观众面前来。”
　　因此在《大先生》中，他们不会直接让演员模拟鲁迅历史上的真实形象，不会有标志性的一字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