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词

　　赋予商业电影以现实主义批判性，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深入思考，导演文牧野做到了。将现实主义题材做得商业化，让更多观众看到人性的光辉，感受到电影的力量，触动现实的改善，电影《我不是药神》做到了。
　　“《我不是药神》拿了奖，获得那么多肯定，我肯定开心啊！”原本一脸正经接受采访的文牧野突然画风一变，瞪着眼睛咧着嘴，像海豹一样拍着手说：“好开心呀！”
　　《南风窗》记者并没有对他的表现感到驚讶，只是哈哈一笑，毕竟他在几分钟前刚刚说过，生活中的他很幼稚。
　　尽管《我不是药神》的编剧钟伟也举例证实了他的幼稚，但若不是亲眼所见，真的无法把“幼稚”这个词和出席任何场合都成熟稳重的青年导演文牧野联系在一起。
　　文牧野的幼稚和成熟有个分界线，叫电影。
　　一旦离开电影，他仿佛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走路都会撞树上，然后额头上还带着一块儿树皮。”听见记者在电话这头笑出了声，钟伟却依旧是稀疏平常的口吻，“大家都会笑，我已经习惯了。”
　　而只要和电影相关，无论是与人聊想法，还是实战创作，他都会全身心投入，并且条理清晰地展示出自己成熟、完整的电影观。
　　所以，短暂的幼稚过后，文牧野继续冷静认真地回答问题。“但其实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它还有很多粗糙的地方。只是中国缺少这样的题材，作为第一部，大家的包容度会相对高一些。”

“文保保”

　　30亿的票房，9.0的豆瓣评分，各类奖项拿到手软。《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成绩如此耀眼，令多数国产电影难以望其项背，但并没有让文牧野感到很意外。
　　每个做电影的人都会有野心去把自己的电影做好，而文牧野和团队做这个项目的初心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好题材做好。
　　怎样才算好？
　　“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文牧野的回答总是简单直白。坐在工作室的窗边，他一身休闲，诚恳中带点随性。
　　在他看来，电影创作，特别是现实主义题材，就好比去弄破一个气球。要么用一根针，针越尖，气球越易爆；要么用一个钝器，只要面够大，向下压的力度够大，气球也会爆。
　　《药神》要做一个钝器，就意味着要做成一个商业片。
　　第一版的剧本是偏文艺片风格的，但文牧野坚持要走商业化路线。题材本身是有空间做商业化创作的，既然能够更加贴近大众的口味，为什么不做呢？于是，观众的一哭一笑都在导演的规划之中。

在他看来，电影创作，特别是现实主义题材，就好比去弄破一个气球。要么用一根针，针越尖，气球越易爆；要么用一个钝器，只要面够大，向下压的力度够大，气球也会爆。《药神》要做一个钝器，就意味着要做成一个商业片。

　　“煽情”“升华”，这些被认为有些俗气的词，文牧野从不避讳。为什么不能煽情呢？他从不觉得煽情就是狗血，克制就是高级，毕竟电影只有让更多人看到，才实现了拍这电影的目的。
　　“我一直认为哭和笑是电影的钥匙，你哭，你笑，你产生情感共鸣了，我讲的道理你就能听进去了。”让观众顺畅地从头看到尾，看到人性的光辉，感受到电影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
　　而“商业”和“现实主义”之间并非是对立的，能否将两者巧妙结合，看的是导演的“手艺”，而“手艺”是需要时间打磨的。对此，文牧野很有耐心。
　　从拿到剧本的第一稿开始，文牧野耗时两年，修改了三遍，才最终定稿开机。导演要比任何人都了解故事，比任何人都知道要怎样的表演，比任何人都知道要拍什么风格，这才是时机成熟了。
　　“磨剧本的时候，我觉得钟伟可能都要烦死我了。”文牧野笑言，他每天都要给钟伟发50多条微信，或者干脆跑到他家去，一待就是一天。可事实上，钟伟很欣赏他的工作态度，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合作状态—认真、高效。
　　除此之外，他们俩还经常去长城脚下的农家乐里“闭关修炼剧本”。钟伟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整天都在讨论那么两三句台词，“就是在吹毛求疵，但那个时候在文牧野脑中的不单是剧本，而是已经有了电影画面。”
　　其实，在开机前，文牧野的脑中不仅有了几乎全部的电影画面，也有了各种人物的具体形象。他直言，拍摄现场会出现的问题都来自前期准备不充分。但如果剧本够好而电影拍得不好，便是导演的责任，“不都是导演喊的‘过’嘛！觉得不好就不要喊‘过’啊！”
　　不轻易喊“过”的文牧野在剧组有个绰号—文保保，因为他在剧组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再保一条！主演徐峥非常配合，文牧野说拍多少条都服从，从而带动着整个剧组的工作氛围。
　　整部电影拍的次数最多的一个镜头是：警察曹斌抽着烟翻案卷，一共拍了36条。“拍到后来，周一围抽烟抽得头都晕了。”文牧野无奈地一笑，有歉意，无悔意。“保一条”是因为他觉得还可以更好，事实证明，保的那一条确实更好。
　　这场戏不是重点场，但文牧野依旧不放过。因为重点场演员情绪都很饱满，其实很容易过，反而是这种小镜头容易出现“车祸”。

　　没有对手搭戏，演员的情感很难调动，就要靠细节来把控，翻档案翻到哪张、什么时候翻、动作到什么程度、抽烟是什么角度、镜头捕捉的画面到底对不对，这些细小的点，文牧野全都要恰到好处。
　　这份偏执源于文牧野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在影片的导演特辑中可以看到，文牧野对于每一场戏的每一个点都有精准的设计，他可以清晰地指导演员“整个节奏再慢半个拍”“瘫软可以再夸张一点”。
　　正如演员谭卓曾在采访中表示的，文牧野在拍戏前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的脑子里想好了拍摄的所有细节，没人能把他问倒。

只有电影

　　仅执导了一部长片，文牧野就达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到不了的高度。用行话讲，文牧野已经“成了”。

故事最后的落点，充满了光明和希望。“这个落点非常重要，当我们看了一遍世态炎凉的时候，是不是还相信这个世界是好的。让观众走一圈之后，最终回到这个特别光明的点上，充满希望地走出影院。”

　　顺么？比起其他的青年导演，真的太顺了！
　　“顺么？”文牧野反问，紧接着，他又补充道：“我考了三年才考上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记者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如果收获前积累了大量的付出，順或不顺就无法被定义了。
　　可是对于自己的付出或是遇到过的艰难，他不多说，不是不愿说，而是他都忘了那些不愉快了。“我心比较大，从来不记那些不开心的事儿。”说话已没什么东北腔的他，此刻却俨然有一副东北汉子的豪爽。
　　生活中的文牧野是个很乐观、很阳光的人，可能唯一记得住的烦心事儿是，小时候是个成绩不好的差生。“我特别知道烂人什么状态，我从小到大都是倒数第一，就是被老师拽在讲台上坐的那个孩子，要么就是被扔在最后一排。”说起这些，文牧野的语气听起来倒是挺无所谓的。
　　他初中开始看电影，买的第一张碟片是《黑客帝国》，每周大概看五六部，当时就是纯粹的爱好。
　　除了大量的买碟观影，文牧野还喜欢看漫画，家里有一面墙都是看过的漫画书。“反正上学那会儿，耳机往耳朵里一戴，头往桌子上一埋，就是看书。”文牧野轻描淡写地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漫画就是电影的分镜头嘛，看了那么多漫画书，也算是打了个基础。
　　高考成绩290多，差点没学可上。最后去了个三本，因为对电影感兴趣，选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的时候用特别差的设备拍了个短片交作业，从来没被表扬过的文牧野，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夸他有天赋。
　　“从那一刻起，我就立志一定要做电影。”那是文牧野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终于像个人似的。”
　　慢慢地，文牧野发现，除了做电影他不知道还能做啥，好像也做不了别的。就拍电影这事儿做得还可以，能养活自己，能获得一些尊严。事实上，他的生活除了电影，也再没什么可聊的事了。
　　“在生活方面他特别无聊。”钟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文牧野总声称自己有了新的爱好，但在钟伟看来那些都是“伪喜爱”。“比如，他和我说他喜欢打游戏，他也确实有好多游戏机，他还会向我介绍哪一种是他觉得比较好玩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他玩过！”
　　除了游戏机，文牧野还买了很贵的照相机、很贵的音响，然而这些“玩物”的命运都一样，闲置在家接灰用。钟伟略带“嘲讽”地说：“与其说他找到了新的爱好，不如说这个有收藏癖的人找到了新的让他感兴趣的收藏品。”
　　这么说来，唯一能算得上是实打实的爱好的，也就是电影了。工作是电影，爱好是电影，习惯也是电影。除去电影，文牧野的生活还剩下什么呢？他歪着脑袋、斜着眼睛、皱着眉头、抿着嘴唇，非常用力地想了半天，也没能想出个答案。
　　看他的样子，记者心里想着，算了算了，“放他一马”，还是聊回电影吧。

本土英雄

　　在北京电影学院念硕士时，文牧野师从田壮壮。有一次，田壮壮让他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喜欢拍东西这个过程，还是拍完以后得到的结果？
　　这是一个挺尖锐的问题，简单如文牧野也是思来想去才确定了答案：他享受拍东西的过程。

“想要被时代善待，就要用心去善待时代。感恩、乐观、尽量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不要抱怨、消化负能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让中国越来越好。”

　　所以，尽管《药神》批判了现实中的一些现象，但也并非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文牧野创作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讲好这个“中国英雄”的故事，传达出“善念”。
　　故事最后的落点，充满了光明和希望。“这个落点非常重要，当我们看了一遍世态炎凉的时候，是不是还相信这个世界是好的。让观众走一圈之后，最终回到这个特别光明的点上，充满希望地走出影院。”
　　电影是大众文化，电影和电影导演的文化责任非常重要。文牧野一直以来的创作原则是：用真诚的态度，做动人的电影，让观众看完电影以后充满希望地走出电影院去面对生活的困难。
　　电影可以影响人，但却难以凭一己之力改变国家或改变社会，他也没有这样的野心。“电影一定是顺应时代、反映时代的，它可以提出问题，但不要寄希望于一部电影就可以改变世界。”文牧野的电影观很通透。
　　从在学校拍摄作业短片开始，文牧野就在做现实主义题材。贾樟柯导演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主义，就是现实主义。他十分赞同。做现实题材，就要取材于现实。文牧野的手机上安装了近乎所有的新闻App，每天他都会把每一个App的社会板块看一遍。
　　而在实操时，平衡现实与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将娱乐性、社会性、灵魂性，三性统一。
　　娱乐性是指观众是否觉得好看，能否跟住剧情的发展，娱乐性越饱满，越能一直走到最后。但是观众不可能只诉求娱乐性，还要诉求社会性和灵魂性。
　　社会性是指观众看完电影以后是否会去和别人讨论电影的内容，电影能否引起公共性议题。灵魂性指的就是人的救赎，灵魂性上是否有共鸣，也决定了观众是否会一看再看。
　　三者之间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的，关键看如何平衡。“其实好的电影也不是非要三个全满，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和取舍。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电影做得不好看。”文牧野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他对《药神》的定位很明确，娱乐性和社会性要尽力追求满分，灵魂性则可稍放一些。
　　让观众们相信中国是有英雄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文牧野认为这是《药神》最大的现实意义。他对“褒奖段落”的运用，也体现了他对塑造“中国英雄”的渴望。
　　“褒奖段落”是所有“英雄电影”必须有的升华，“说俗一点，我当个‘英雄’你得给我一个出口，让我觉得没白干这事儿。”其实这种手法国外已经用烂了，但是国内还没有人用“。褒奖段落”这个词，是文牧野研究过所有相关东西以后自己给起的名字。

　　虽然很多平民英雄—像电影的“原型”程勇，是“被逼出来的”，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这种信念般的存在，它使我们可以拥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电影跟观众最紧密的共鸣，不来自品位、批判精神，甚至不在于价值观，而是情感。只有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共鸣，这个电影才能真正抵达心灵深处。
　　“想要被时代善待，就要用心去善待时代。感恩、乐观、尽量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不要抱怨、消化负能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让中国越来越好。”外形有点儿痞又有点儿萌的文牧野，内心全是阳光。
　　导演的价值取向，深深潜藏在电影的基调里。拍有温度的电影，塑造中国自己的英雄，文牧野认为这是他作为导演应该要做的事儿。
　　文牧野
　　出生于1985年，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学历。2018年，执导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凭借该片获得第55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等多个奖项。该片获得澳大利亚影视艺术学院奖最佳亚洲电影奖，是中国首次获得该奖项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