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港壹加壹商场边上的一块空旷平地，变成了一个临时“劳务市场”，每天搭起10几个招聘摊位，每个摊位面前都挂出巨大的招聘广告牌，“大量招聘18岁以上男女普工，月薪保证2500元以上”、“外资工厂 ，待遇好，急招”之类的字眼相当常见。
　　2月18日是大年初九，当天上午10时，江西人武莉与其他前来招工的企业同行一样，呆坐在摊位办公桌后面，虽然摊位前人气冷清，但她仍然顶着阵阵寒风坚守于此。 “我从2012年9月起就经常来这里坐班招工了，可是很难招到人呀，厂里用工很紧，我的压力很大哦。”这位开发区某台资企业人力资源专员对记者说。
　　武莉所说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用工荒”的“恶化”程度却是年甚一年，已从季节性的“用工荒”向常态性的“用工荒”转变了，它今日之果反映的，已不仅仅是“中国制造”本身的问题，而是更加深远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

“用工荒”新特点

　　“我的公司已经出到3000元月薪了，也同样招不到足够的员工。”在中山市三角镇开设分厂的香港上市公司达进东方照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凯山对记者说。
　　2013年春节长假过后，记者连续走访位于中山的20多家日资、港资、台资、韩资企业和内资民营企业，发现“用工荒”问题在中山市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中相当严重。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黄志国告诉记者：“从2012年12月初开始，我们就对全市各镇企业缺工情况进行大摸底。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中山市制造业的用工缺口至少6万多人。”
　　杨凯山则总结，当前出现的“用工荒”与往年相比有所不同：一是由季节性“用工荒”向常态性“用工荒”转变，“用工荒”不再局限于春节前后一段时间，时间跨度不断拉长；二是局部地区“用工荒”向全国性“用工荒”转变，往年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企业为主，现在湖南、四川等劳动力输出省份也遇到“用工难”问题，进一步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三是出现新的结构性“用工荒”，以往招工不缺普工只缺技工，目前招普工也非常难。
　　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恶性循环”：欧美市场的低迷，大批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海外市场订单减少，导致企业部分员工因开工不足辞工走人，而当企业出现缺工之后，每当遇到海外采购商增加订单，企业必然不敢接，就算接下来也只能外包给别的工厂，而海外采购商一旦知道你的企业缺工，就不敢再给订单，导致企业接到的订单会越来越少。
　　为了能留住员工，企业主也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比如，改善员工各种福利待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感情牌和事业牌留人，但仍然很难留住原有的员工，也很难招到足够的员工，因为员工们都想得到更高的薪水。但企业又不可能不断地给员工加薪，因为企业人工成本高企，已经导致企业濒临亏损境地，随时可能倒闭。
　　根据中山市工商局的统计数据，2012年1～10月，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注销户数均有明显上升势头。企业注销户数的上升，很大程度是因为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导致的投资转移。

薪酬不是唯一因素

　　“在外辛苦打工一年下来只存得不到1万元，继续干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再说我的孩子就要上小学了。”周江才对记者说。他一家3口在2012年12月底举家搬回湖南老家。

当前出现的“用工荒”与往年相比有所不同：一是由季节性“用工荒”向常态性“用工荒”转变，二是局部地区“用工荒”向全国性“用工荒”转变，三是出现新的结构性“用工荒”，以往招工不缺普工只缺技工，目前招普工也非常难。

　　邵阳周江才在中山石岐区一个知名山庄楼盘当保安，每天上班12小时，月总收入2500元，他妻子在一家塑料制品厂打工，月收入近2000元。扣除社保等费用之后，他两夫妻每月总收入4000多元，而每月生活费开支、房租、女儿上幼儿园费用等总开支已经接近3000元，这意味着他家每月只能存下1000元积蓄。
　　2010年，随着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珠三角出口加工企业终于拿到新订单，开始组织新一轮的生产。然而，“用工荒”却不断出现。这只能说明，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制造业的活跃程度。
　　最突出的原因，是制造业工人薪酬收入与生活成本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按外来工目前的工资水平与生活成本相比，在外打工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再加上由于目前的户籍政策导致外来工子女读书难，那些像周江才一样在外打工多年的30～45岁年龄段青壮年外来工已经无法再继续留下来，返乡另谋职业是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受国家政策拉动开始兴起，当地的薪酬水平与生活成本相比优于外出务工，使越来越多的外来工选择返乡在家乡周边小城市就业。
　　外来工紧缺，本地人也不愿打工。由于近几年来房地产泡沫兴起，土地价格飙升，中山本地农村普通人均有土地入股分红，有的村庄甚至每人每年可分得数万元，于是有不少农村劳动力选择不就业；有就业意向的农村青壮年都不愿意干企业生产一线的职业。
　　而那些80、90后新生代外来工与上一辈农民工相比，观念、追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80%的中山外来工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外出打工已经不是单纯为了谋生，更多是想在满足生存的前提下，谋求个人融入所在城市的发展空间，提升生活幸福指数。
　　低端制造业的低薪酬让他们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在金融危机中，许多制造业企业采取待岗减员等措施来压缩成本、维持运转，造成大量外来工流失、返回家乡。部分企业并没有把外来工当作企业的宝贵资源，往往有订单就招人，订单任务完成就裁员，造成员工对企业没有归属感，因而就业缺乏稳定性。 　　“很多企业老板很黑心的，我们累死累活之后账面上的应发工资的确有3000多元，但老板制定了很多非常没人性的苛刻管理制度，员工被扣除罚款之后，实际收入也只有2000多了，所以打死我也不愿回原来那个厂了。”在中山汽车总站门口的一个招工点上，来自广西崇左市的27岁小伙农立进对记者如是说。

政企联动应对

　　“如今已经有几家台资服装厂、鞋厂到广西博白、广西桂平等劳动力较充足的内地开设分厂，而机械电子类的台资企业则选择武汉等地作为开设分厂的地址，在当地生产半成品之后，拉回中山组装成套再出口。这或许是一个渡过难关的有效办法。”中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合一（中山）电子元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连助对记者说。
　　对于“用工荒”问题的频繁发生，企业也已经不是像往年那样简单应对。目前，许多中山企业都在千方百计调整经营策略，通过大力开拓内销市场，发展总部经济、联盟基地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以缓冲企业运营成本和招工压力。
　　然而，据记者了解，无论“外迁”、“内迁”都有利弊。首先是高额搬迁费，对利润微薄的加工制造企业来说，厂房、土地都是长年租约，搬走损失很大。其次，企业要想完全迁走也很困难，因为迁入地的经济虽然发展加快，但产业链配套并不完善，从而也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那些内迁的企业，目前仍将总部保留在珠三角，只是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转到内地生产。”吴连助说，中西部地区一下子难以形成完整产业链，企业如果完全转移过去短期内也很难见到成效。
　　对于“用工荒”问题，地方政府也出手相助。据黄志国介绍，中山市制定了“三个行动”计划来解决用工荒问题。一是 “春运”行动，有次序组织外来工返乡过年。对打算返乡过年的外来工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们过年之后再回到中山工作；二是“春风”行动，组织人力与各劳务输出大省、各职业技术院校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并派人到现场为企业招工；三是“春暖南粤”行动，春节过后在各车站码头摆摊设点为企业招工。

“用工荒是分配制度不公导致社会贫富悬殊、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环境恶化造成的现象。如果经济结构失衡得不到解决，房地产行业无法回归理性，内需就不可能启动，那么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成功转型，“用工荒”也就不可能消失。”

　　但是，多位受访的企业主对政府这些应对措施仍表示担心，“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如果外来工在中山没有归属感，就算他们又回到中山打工，也仍然随时都可能离开中山”。

关键是解决经济失衡

　　“要留住外来工，政府必须出台‘爆炸性’的优惠政策。”杨凯山认为。
　　在他看来，政府要优化就业环境，进一步顺应外来工由谋生型向谋发展型转变。比如，要出台相关特殊政策，对已经在打工地买房多年的企业高管人员应放宽户口政策、提供子女教育医疗的同等服务；镇区政府应为普工提供足够的廉租房，多开办教育机构解决外来工子女读书难问题，增强外来工在中山市就业的归宿感、安全感和稳定性。
　　这些政策是否就能真正解决制造业“用工荒”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副教授唐伶给出了“可能性不大”的答案。她认为，“用工荒”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比如与中国几十年的教育模式僵化有关，与户籍政策、人口政策、劳动用工政策、用工信息不对称也有关，但根本原因其实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
　　学者们认为，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和货币超发是造成制造业困境的主要原因。以房地产泡沫为代表的经济结构失衡，让人们突然发现，通过劳动已经不能创造财富，而通过占有更多土地或房产却能获得巨大财富。这样一来，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工厂干活呢？当这种心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时，“用工荒”便应运而生。
　　而货币超发导致房价飞涨，也拉动其它物价迅速上涨，劳动力价格也必然被迫迅速上涨。虽然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企业运行有它自身的规律，中国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本身就处在利润率极低的产业链最低端，其发展速度根本无法赶上通胀速度，企业就无法为员工以相应速度提高工资，否则只能破产倒闭。
　　于是，工人大骂老板黑心吃工人血汗钱，而老板也骂工人索求无度，劳资双方之间的博弈只能以分道扬镳告终，进而又加剧“用工荒”的程度。
　　“‘用工荒’是分配制度不公导致社会贫富悬殊、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环境恶化造成的现象。如果经济结构失衡得不到解决，房地产行业无法回归理性，内需就不可能启动，那么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成功转型，‘用工荒’也就不可能消失。”唐伶指出。
　　对于学者的这些观点，受访的多位企业老板也表示认同。一位不愿具名的服装企业老板对记者坦言，近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连续增长并不是技术进步支持下的生产力提高推动的增长，而是靠剥夺劳工福利、出卖廉价资源获得的增长，否则就不会出现“用工荒”问题。
　　“政府应该尽快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通过房价理性回归引导不同行业的人工成本进行调整，内需市场才能发展起来，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才能慢慢消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