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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京的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同学说出了他那句大实话“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条件好又厉害的孩子”时，我有一种感觉：他的成绩好，不是以压抑了某些东西为代价的。
以往关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那些划分和争论，在现在已经破产。社会的巨变使教育裂变出了一种新的特质。
我的耳边回响着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一句话：“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不合理性中的合理性。”
这句话在“买学区房就是买阶层”的房产中介吆喝声中，在无数中产阶层家长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子女出国留学的焦虑中，似乎无声无息。但仍然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教育具有“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性，不合理性中的合理性”的复杂面相。我们在面对中国教育，面对子女教育时的焦虑来源有很多，但其中的一种来源于此。
四种教育
教育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教育层面”，这是常识。无数人，尤其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很大程度并不是对教育本身的焦虑而恰恰是背后的阶层焦虑，这也需要承认。
而如果超越个体视角，从社会和国家层面，关于教育的很多争论，也只是在“公平”、“能力”、“自我成长”这三个似乎可能构成冲突的关键词中不断纠缠。
我想先澄清一些混乱。
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一种批评，说主流学校教育压抑学生的生命潜能，没有根据每个人的优势、天赋、兴趣来培养，而是用标准化的考试来一刀切，用考试分数来决定成功者和失败者。这就是传说中的“应试教育”。
其理论依据非常多，有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有哲学家卢梭说要适应自然和人的天性的“自然主义教育”；有哲学家洛克的“绅士教育”；有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教育……大咖云集，阵容强大。
这些都对。但明显是把很多不属于学校教育，或者学校教育都搞不定的事情强加给学校了。换句话说，批评者对教育的理解较为狭窄。其实教育分为四种，具有不同的主体和位于不同的领域。
第一种是一个人的自我教育。具备自我教育能力的人不多，天赋异禀的人除外。而且一个人小时候也很难具有自我教育的意识。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好具备自我教育的能力，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孔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有必要接受那些在经验、智识上比自己厉害且负责任的人的教育，他可以是老师，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其他“贵人”；如果一个人自我感觉很良好，不想要这种教育，那么还有另一种教育供他选择：现实残酷的教育。如果现实残酷的教育对他都不起作用，那确实没办法了。
第二种是家庭教育。一个人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教养、视野、自我的成长，主要是从家庭教育中获得的。毕竟家庭教育不是以“知识”为主，而是以影响到了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对世界会作出什么反应为主。
家庭教育能够提供的时间、精力、意愿、素质背景、社会关系、资源，是不一样的。因此，家庭教育好的学生，非常有可能在适应学校考试的应试能力和适应社会生存的素质上就比别人处在了一个优势地位。以熊轩昂同学为例，今年的高考状元很多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拼父母”不是没有道理的，除非娃天赋异禀，否则家庭教育很差的，无疑会“坑娃”。
第三种是学校教育。这也是我们关于“教育”最广泛的含义。它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出问题还有一个具体或抽象的主体负责—可以找学校，可以找教育制度。学校教育主要负责提供三种东西：对国家、政党、制度、社会的热爱；理解这个世界和以后在社会生存中的基础知识（大学和职业学校以前）、专业知识（大学和职业学校），以及基本体能；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选拔人才。
由于接受学校教育的人如此之多，一个班几十个人，无论是从资源上还是技术上，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没办法根据每个人的优势、天赋、兴趣来进行教育。从其教育内容上看，还是以传递态度和普遍化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为主。而且即使技术上可行，它也有这方面浓厚的兴趣，资源也不够呀，在中小学阶段，教师懂的更多是学校教育的那些基础知识，而非跟优势、天赋、兴趣有关的那些专门知识。
所以批评学校教育压抑创造性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这事实上是预设好像什么都应该是中小学阶段的学校教育来干的。但实际上，它更多是一个人的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大学和职业学校的专业教育、社会教育的事。
历史悠久的哈佛大学安嫩伯格食堂。
第四种是社会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学校教育能够给予学生的知识，对于以后的社会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来说，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对于一个人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能力、素质来说，学校教育更只是一种浅层次的教育。所以，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后，仍须接受最广泛的社会教育，包括对自己人生清晰的规划，包括专业能力的提升，包括对社会运作规则的了解，包括社会变化中出现的机会的反应……两个人在同一个班大学毕业后，或许他们具有相同的个人初始社会地位获得，比如都进了体制内当普通公务员，但很多年后会拉开差距，一个做到了局长，另一个则只是科长，这里的一个奥妙就是社会教育的不同。
所以我认为，我们观察教育问题，应从这四种教育的角度来观察，忽略了个人的自我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有失偏颇的。而每一种教育，其实都很难单打独斗。
教育竞争
但为什么很多人对学校教育如此焦虑，几乎把宝押到了这里？
因为背后闪烁着一个谁都看得见的巨大身影：阶层—准确地说是社会位置。学校教育的“成果”，那一纸文凭，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人在參与社会生存竞争后，他的初始社会位置获得，会被嵌入社会利益结构的哪一个位置，而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向上移动的可能性有多大，会获得什么样的资源、机会、人脉。大家竞争的，主要是这一点。 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社会位置获得。
第一种是出身时所处的社会位置。比如是出身在上层之家，中产之家，还是下层之家，是王思聪，熊轩昂，还是一个留守儿童。这个纯粹跟中不中自然彩票有关。有的人运气太好，属于巴菲特所说的“幸运精子”，他中的自然彩票兑现成了社会彩票，一出生就比别人占有巨大的优势。但这个跟他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享受到了父母所处的社会位置红利而已。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一个人可以继承他父母的社会位置吗？
如果一个人是山野里耕作的农民，他儿子的理想只是做个跟父亲一样的农夫，不想走出那座山，那正常接受教育即可，似乎不需要有意识下血本去参与高强度的教育竞争。原因就在于，做农民在社会利益结构中，是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没有什么竞争者，即使是教育竞争中的失败者也对这个位置没有什么兴趣（说人们要去竞争一个社会中的底层位置好像是比较搞笑的）。在没有竞争或通过制度完全排斥竞争的情况下，子女确实可以直接继承父母的社会位置（比如过去对国企职工具有照顾性质的“顶替”，更不用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古代了）。
但在现代社会，社会利益结构中的较高位置都存在残酷的竞争。而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对应于他嵌入到了社会利益结构中的哪个位置。比如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是中产，那是因为他在体制内当上一个处长，或在外企是一个高管。所以大多数社会位置没办法直接传递，一个人即使享受到了其父母所在社会位置的红利，也不可能直接继承，而是需要他靠自己、靠家庭的资源和力量去维护他在社会利益结构中的位置来保证。
即使一个人在社会利益结构中的位置可以直接传递，从而可以让自己的社会位置传递给子女，子女要维护也不容易。比如，王建林是可以把钱全砸给王思聪，把万达总裁的位置让王思聪继承，甚至可以把利益网络全部转交到王思聪手里，他也不可能把能力传递给王思聪。二世祖之类的人迟早会败光他老子的钱，搞不好还会导致社会位置断崖式下跌。所以，他仍然需要通过教育去获得继承这个利益结构位置的资源和能力。
清华大学大礼堂。
对于中产阶层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中产阶层的社会位置，除少数具有强大自我教育能力的人外，更多是依靠学校教育（读了名校）或偶然运气（城市拆迁暴富）而嵌入了某个利益结构里。这里的竞争非常大，最多让子女可以享受到一点自己的社会位置红利，根本没办法把这个社會位置传递给子女。子女要维护中产阶层的社会位置，或在阶层上有所突破，必须依靠教育去获得相应的筹码和能力。如果在教育竞争中失败，则可能父母的阶层地位都保不住，存在着下跌的巨大风险。所以中产阶层对教育可以把一个人嵌入社会利益结构中的某一个位置具有近乎本能的认知，在教育竞争中也更焦虑。
第二种社会位置获得，就是通过教育（文凭、证书、知识）进入社会时的个人初始社会位置。能不能考公务员进入体制内，华为是不是跑到了你的学校招人，世界五百强要不要你，是可以在CBD里上班还是只能在工厂流水线，看的就是教育背景。教育竞争的结果决定了个人初始社会位置的不同。这里面虽有出身初始位置的影响，比如因为享受到了父母社会位置的红利而使一个人在教育竞争中胜出，但客观地说，个人的聪明、努力所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只怪家庭，怪社会如何如何恰恰说明这种人并不聪明。
第三种社会位置获得，就是一个人在工作后，由利益结构、能力、环境、机会、运气等所形成的那个一般意义上讲的社会位置了。这个，虽然也受出身的社会位置、个人初始社会位置所影响，但从大概率上主要还是靠个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无疑对他获得这个社会位置有很大的作用，但他的自我教育、社会教育更重要。
合 流
教育要干的事是什么呢？无非是：激发、培养每个人适应社会生存的能力；让每一个人自我成长，发挥生命潜能，具有获得幸福的素养和选择机会；维护社会公平，选拔人才，让一个社会良性运转下去。从国家、社会、利益组织（比如公司）、个体（家长和学生）的不同角度考虑，侧重点或许不一样，但无疑都没有否认教育的这些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提法过时了—这种对立的预设本来也是不成立的。
以一次可以决定命运的考试为例。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能考高分的人其实只是超强发挥了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这些“智商”中并不那么厉害的能力，很可能他只是学到了一堆死的知识，碰到现实问题就没法了，更别谈创造性，他最擅长的可能就是做一个学别人东西的好学生。但是，这些能力，不恰恰也是那些有创造性的人应该具备的吗？它不是充分条件，但显然应该是必要条件。所以，应试厉害的人可能没有多高的素质，出了社会或许是一个平庸的人，但素质很高的人，不至于怕应试。
和社会一样，教育也是分层的。“素质教育”代表了中产以上阶层的趣味。当初也是建立在欧美一些顶尖中学、大学的幻想上。根据相关研究，培养一个在社会利益结构上位于上层的人，着重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洞察能力、表演能力、领袖气质、整合资源能力、操控能力、创造性、人格魅力等。这些确实重要，也是有志于“做大事”的人追求的能力，但要把它渗透在普遍的学校教育上明显不切合实际。对于只能靠学校教育的竞争获得一个具有优势的个人初始社会位置的人来说，应试能力并不比这些素质不重要，在考试前，或许更为优先。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教育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科技的突破很快，使社会经济结构所需要的知识日益更新。一个人可能刚读大学时，所学的专业知识还比较时尚，但在毕业后则已经陈旧了。这导致了两个结果：社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一个人出了学校后恐怕才是一种新的学习的开始；在学校时，一个学生不能死记硬背。换句话说，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教育已经被动地进行了变革，日益重视那些运用性、创造性的能力。“应试”和“素质”已经合流。
另外，以现在的高考状元为例，他们既是应试教育的成功人士，似乎也是素质教育上的佼佼者。他们所出身的较为优越的家庭所给予他们的各种素养、眼界，早让他们脱离了死抠书本的教育“原始积累”阶段。而应试教育中的失败人士，绝大多数是其家庭出身无法给予他们良好“素质教育”资源的孩子。在这里，教育已经升级换代，可能已经进入了教育资源的“垄断”阶段。同样，我们排除价值判断，“应试”和“素质”也已经合流。
这提醒我们：一个人的自我教育能力相当重要；家庭教育相当重要。它们是在学校的教育竞争中胜出的重要基础，也是未来获得社会位置的有力依托。而家庭的教育资源并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物质条件和只有用钱才能堆出来的那些东西，不是在幼升小、小升初中没有进入一个好的小学、中学就觉得没戏。资源还有父母的素质，培养孩子的意愿、方法、精力，以及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心理成长、人格成长的了解。我个人认为，这些可能还更加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孩子的创造力，激发他自我教育的能力，而且没有压抑他的生命潜能。被教育竞争的焦虑攫住而忽略这一点是不明智的。
很多东西，包括教育，看上去是回到了“阶层”，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回到了“人”本身，并且升级成了“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可以让一个孩子在素质、能力上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
以往关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那些划分和争论，在现在已经破产。社会的巨变使教育裂变出了一种新的特质。
我的耳边回响着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一句话：“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不合理性中的合理性。”
这句话在“买学区房就是买阶层”的房产中介吆喝声中，在无数中产阶层家长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子女出国留学的焦虑中，似乎无声无息。但仍然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教育具有“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性，不合理性中的合理性”的复杂面相。我们在面对中国教育，面对子女教育时的焦虑来源有很多，但其中的一种来源于此。
四种教育
教育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教育层面”，这是常识。无数人，尤其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很大程度并不是对教育本身的焦虑而恰恰是背后的阶层焦虑，这也需要承认。
而如果超越个体视角，从社会和国家层面，关于教育的很多争论，也只是在“公平”、“能力”、“自我成长”这三个似乎可能构成冲突的关键词中不断纠缠。
我想先澄清一些混乱。
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一种批评，说主流学校教育压抑学生的生命潜能，没有根据每个人的优势、天赋、兴趣来培养，而是用标准化的考试来一刀切，用考试分数来决定成功者和失败者。这就是传说中的“应试教育”。
其理论依据非常多，有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有哲学家卢梭说要适应自然和人的天性的“自然主义教育”；有哲学家洛克的“绅士教育”；有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教育……大咖云集，阵容强大。
这些都对。但明显是把很多不属于学校教育，或者学校教育都搞不定的事情强加给学校了。换句话说，批评者对教育的理解较为狭窄。其实教育分为四种，具有不同的主体和位于不同的领域。
第一种是一个人的自我教育。具备自我教育能力的人不多，天赋异禀的人除外。而且一个人小时候也很难具有自我教育的意识。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好具备自我教育的能力，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孔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有必要接受那些在经验、智识上比自己厉害且负责任的人的教育，他可以是老师，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其他“贵人”；如果一个人自我感觉很良好，不想要这种教育，那么还有另一种教育供他选择：现实残酷的教育。如果现实残酷的教育对他都不起作用，那确实没办法了。
第二种是家庭教育。一个人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教养、视野、自我的成长，主要是从家庭教育中获得的。毕竟家庭教育不是以“知识”为主，而是以影响到了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对世界会作出什么反应为主。
家庭教育能够提供的时间、精力、意愿、素质背景、社会关系、资源，是不一样的。因此，家庭教育好的学生，非常有可能在适应学校考试的应试能力和适应社会生存的素质上就比别人处在了一个优势地位。以熊轩昂同学为例，今年的高考状元很多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拼父母”不是没有道理的，除非娃天赋异禀，否则家庭教育很差的，无疑会“坑娃”。
第三种是学校教育。这也是我们关于“教育”最广泛的含义。它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出问题还有一个具体或抽象的主体负责—可以找学校，可以找教育制度。学校教育主要负责提供三种东西：对国家、政党、制度、社会的热爱；理解这个世界和以后在社会生存中的基础知识（大学和职业学校以前）、专业知识（大学和职业学校），以及基本体能；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选拔人才。
由于接受学校教育的人如此之多，一个班几十个人，无论是从资源上还是技术上，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没办法根据每个人的优势、天赋、兴趣来进行教育。从其教育内容上看，还是以传递态度和普遍化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为主。而且即使技术上可行，它也有这方面浓厚的兴趣，资源也不够呀，在中小学阶段，教师懂的更多是学校教育的那些基础知识，而非跟优势、天赋、兴趣有关的那些专门知识。
所以批评学校教育压抑创造性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这事实上是预设好像什么都应该是中小学阶段的学校教育来干的。但实际上，它更多是一个人的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大学和职业学校的专业教育、社会教育的事。
第四种是社会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学校教育能够给予学生的知识，对于以后的社会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来说，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对于一个人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能力、素质来说，学校教育更只是一种浅层次的教育。所以，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后，仍须接受最广泛的社会教育，包括对自己人生清晰的规划，包括专业能力的提升，包括对社会运作规则的了解，包括社会变化中出现的机会的反应……两个人在同一个班大学毕业后，或许他们具有相同的个人初始社会地位获得，比如都进了体制内当普通公务员，但很多年后会拉开差距，一个做到了局长，另一个则只是科长，这里的一个奥妙就是社会教育的不同。
所以我认为，我们观察教育问题，应从这四种教育的角度来观察，忽略了个人的自我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有失偏颇的。而每一种教育，其实都很难单打独斗。
教育竞争
但为什么很多人对学校教育如此焦虑，几乎把宝押到了这里？
因为背后闪烁着一个谁都看得见的巨大身影：阶层—准确地说是社会位置。学校教育的“成果”，那一纸文凭，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人在參与社会生存竞争后，他的初始社会位置获得，会被嵌入社会利益结构的哪一个位置，而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向上移动的可能性有多大，会获得什么样的资源、机会、人脉。大家竞争的，主要是这一点。 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社会位置获得。
第一种是出身时所处的社会位置。比如是出身在上层之家，中产之家，还是下层之家，是王思聪，熊轩昂，还是一个留守儿童。这个纯粹跟中不中自然彩票有关。有的人运气太好，属于巴菲特所说的“幸运精子”，他中的自然彩票兑现成了社会彩票，一出生就比别人占有巨大的优势。但这个跟他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享受到了父母所处的社会位置红利而已。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一个人可以继承他父母的社会位置吗？
如果一个人是山野里耕作的农民，他儿子的理想只是做个跟父亲一样的农夫，不想走出那座山，那正常接受教育即可，似乎不需要有意识下血本去参与高强度的教育竞争。原因就在于，做农民在社会利益结构中，是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没有什么竞争者，即使是教育竞争中的失败者也对这个位置没有什么兴趣（说人们要去竞争一个社会中的底层位置好像是比较搞笑的）。在没有竞争或通过制度完全排斥竞争的情况下，子女确实可以直接继承父母的社会位置（比如过去对国企职工具有照顾性质的“顶替”，更不用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古代了）。
但在现代社会，社会利益结构中的较高位置都存在残酷的竞争。而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对应于他嵌入到了社会利益结构中的哪个位置。比如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是中产，那是因为他在体制内当上一个处长，或在外企是一个高管。所以大多数社会位置没办法直接传递，一个人即使享受到了其父母所在社会位置的红利，也不可能直接继承，而是需要他靠自己、靠家庭的资源和力量去维护他在社会利益结构中的位置来保证。
即使一个人在社会利益结构中的位置可以直接传递，从而可以让自己的社会位置传递给子女，子女要维护也不容易。比如，王建林是可以把钱全砸给王思聪，把万达总裁的位置让王思聪继承，甚至可以把利益网络全部转交到王思聪手里，他也不可能把能力传递给王思聪。二世祖之类的人迟早会败光他老子的钱，搞不好还会导致社会位置断崖式下跌。所以，他仍然需要通过教育去获得继承这个利益结构位置的资源和能力。
对于中产阶层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中产阶层的社会位置，除少数具有强大自我教育能力的人外，更多是依靠学校教育（读了名校）或偶然运气（城市拆迁暴富）而嵌入了某个利益结构里。这里的竞争非常大，最多让子女可以享受到一点自己的社会位置红利，根本没办法把这个社會位置传递给子女。子女要维护中产阶层的社会位置，或在阶层上有所突破，必须依靠教育去获得相应的筹码和能力。如果在教育竞争中失败，则可能父母的阶层地位都保不住，存在着下跌的巨大风险。所以中产阶层对教育可以把一个人嵌入社会利益结构中的某一个位置具有近乎本能的认知，在教育竞争中也更焦虑。
第二种社会位置获得，就是通过教育（文凭、证书、知识）进入社会时的个人初始社会位置。能不能考公务员进入体制内，华为是不是跑到了你的学校招人，世界五百强要不要你，是可以在CBD里上班还是只能在工厂流水线，看的就是教育背景。教育竞争的结果决定了个人初始社会位置的不同。这里面虽有出身初始位置的影响，比如因为享受到了父母社会位置的红利而使一个人在教育竞争中胜出，但客观地说，个人的聪明、努力所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只怪家庭，怪社会如何如何恰恰说明这种人并不聪明。
第三种社会位置获得，就是一个人在工作后，由利益结构、能力、环境、机会、运气等所形成的那个一般意义上讲的社会位置了。这个，虽然也受出身的社会位置、个人初始社会位置所影响，但从大概率上主要还是靠个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无疑对他获得这个社会位置有很大的作用，但他的自我教育、社会教育更重要。
合 流
教育要干的事是什么呢？无非是：激发、培养每个人适应社会生存的能力；让每一个人自我成长，发挥生命潜能，具有获得幸福的素养和选择机会；维护社会公平，选拔人才，让一个社会良性运转下去。从国家、社会、利益组织（比如公司）、个体（家长和学生）的不同角度考虑，侧重点或许不一样，但无疑都没有否认教育的这些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提法过时了—这种对立的预设本来也是不成立的。
以一次可以决定命运的考试为例。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能考高分的人其实只是超强发挥了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这些“智商”中并不那么厉害的能力，很可能他只是学到了一堆死的知识，碰到现实问题就没法了，更别谈创造性，他最擅长的可能就是做一个学别人东西的好学生。但是，这些能力，不恰恰也是那些有创造性的人应该具备的吗？它不是充分条件，但显然应该是必要条件。所以，应试厉害的人可能没有多高的素质，出了社会或许是一个平庸的人，但素质很高的人，不至于怕应试。
和社会一样，教育也是分层的。“素质教育”代表了中产以上阶层的趣味。当初也是建立在欧美一些顶尖中学、大学的幻想上。根据相关研究，培养一个在社会利益结构上位于上层的人，着重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洞察能力、表演能力、领袖气质、整合资源能力、操控能力、创造性、人格魅力等。这些确实重要，也是有志于“做大事”的人追求的能力，但要把它渗透在普遍的学校教育上明显不切合实际。对于只能靠学校教育的竞争获得一个具有优势的个人初始社会位置的人来说，应试能力并不比这些素质不重要，在考试前，或许更为优先。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教育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科技的突破很快，使社会经济结构所需要的知识日益更新。一个人可能刚读大学时，所学的专业知识还比较时尚，但在毕业后则已经陈旧了。这导致了两个结果：社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一个人出了学校后恐怕才是一种新的学习的开始；在学校时，一个学生不能死记硬背。换句话说，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教育已经被动地进行了变革，日益重视那些运用性、创造性的能力。“应试”和“素质”已经合流。
另外，以现在的高考状元为例，他们既是应试教育的成功人士，似乎也是素质教育上的佼佼者。他们所出身的较为优越的家庭所给予他们的各种素养、眼界，早让他们脱离了死抠书本的教育“原始积累”阶段。而应试教育中的失败人士，绝大多数是其家庭出身无法给予他们良好“素质教育”资源的孩子。在这里，教育已经升级换代，可能已经进入了教育资源的“垄断”阶段。同样，我们排除价值判断，“应试”和“素质”也已经合流。
这提醒我们：一个人的自我教育能力相当重要；家庭教育相当重要。它们是在学校的教育竞争中胜出的重要基础，也是未来获得社会位置的有力依托。而家庭的教育资源并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物质条件和只有用钱才能堆出来的那些东西，不是在幼升小、小升初中没有进入一个好的小学、中学就觉得没戏。资源还有父母的素质，培养孩子的意愿、方法、精力，以及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心理成长、人格成长的了解。我个人认为，这些可能还更加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孩子的创造力，激发他自我教育的能力，而且没有压抑他的生命潜能。被教育竞争的焦虑攫住而忽略这一点是不明智的。
很多东西，包括教育，看上去是回到了“阶层”，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回到了“人”本身，并且升级成了“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可以让一个孩子在素质、能力上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