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月份，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的一段话，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一阵“寒门难出贵子”的感慨。
面对镜头，这个少年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的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现在很多状元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所以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一定改变不了命运。”
小熊同学并没有揭示什么新鲜的道理，他所说的已经是流行多年的观点。这些话引起关注，不是因为启示了大众的头脑，而是因为调动了大众的心理—过去是失意者在说“我们的命好苦”，或者是中立者在说“他们的命好苦”，而现在是优胜者在说：“没错，你们的命就是很苦。”
这当然让人唏嘘，但“命”是什么呢？小熊的分析，体现着社会决定论的逻辑，经过神秘化的社会决定论，大体上相当于人们常说的“宿命”。
就教育而言，如今的“宿命”早已不是体制，体制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去包揽和控制一切，它更多地回归到社会这一背景下—作为人的成长环境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空间，如何决定性地与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相联系。
大分化
先来看几组数据。
2015年的高考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有9成以上的高考状元都是“非农业户口”，而且父母学历普遍比较高。
也就是说，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业人口，只“贡献”了不到十分之一的高考状元。
北大学生的“出身”，也和上述结论互相印证。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生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05年，已经萎缩为1成左右。而在2016年，全国有54.63%的中学生来自农村，但这一年北大新生中只有16.3%的农村生源。
此外，根据一项对全国省级高考状元的调查结果，2007年至2016年全国共有约837名高考状元，其中有5成的状元父母是教师（35%）和工程师（12.6%），还有近2成父母是公务员，而且，状元们大多出自省会城市。
借助这些资料，我们可以逐步缩小分析范围。
第一，高考优胜者（以“状元”为代表）呈现出空间分布的极端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并且与城乡资源失衡相匹配。
第二，“城乡”这种概念还太大，以至于有点不靠谱，因为在城市空间里，优胜者也是向大城市畸形集中。
第三，就算是在大城市，仍然存在另一种畸形结构—优胜者集中于从事某些特定职业的家庭。
这表明，人的成长环境对受教育的质量非常重要，而且“家庭出身”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先赋性条件。
还要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这些优胜者，是真正的优胜者吗？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理性语境下的“状元”，还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概念。因为过去的“好学生”，大多是一群这样的孩子：他们考试的分数很高，非常熟悉课本，喜欢讲“学习方法”，有时爱谈“逆向思维”，说起话来总是带着一些大而无当的道理。
今天的“状元”已经变了，熊轩昂可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榜样，与“前辈状元”们相比，他们知识更广博，思维更理性，更具现实感，有更强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
这些新的讨人喜欢的特质，显然都不是“课堂学习”的结果。它提醒我们，有另一种隐形的机制，在对人的成长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1985年，北京171中学的学生在操场上运动。 摄影/任曙林
闲 暇
20世纪80、90年代在农村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们，一定还记得一个名词—农忙假。每当作物成熟，放假长达三四个星期，大部分地区一年耕种两次，所以是上下学期各放一次。城市里的学生则“享受”不了这一假期，这意味着他们每年会多花6到8周在学校学习。
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闲暇是所有知识进步的源泉。“所有的智力进步都来自闲暇，所有的闲暇都来自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
时间差异并不局限于城乡之间，而是與家庭经济条件的落差相对应。离生存这一底线越近的家庭，孩子在课外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务上，在正常的时间上与书本就越疏远。
我们可以把复杂的社会运作方式简化为两个学生家庭之间的关系—学生A的父母，为学生B的父母工作，学习时间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这一关系链条还可以变形为“A给父母帮忙→A父母为B父母工作→B父母为B服务”，在城市复合社会里，这一链条可能更隐蔽但更切合实际。
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明确感受到这一关系链条的存在，因为一方面A和B相识、相处的概率很小，另一方面两个家庭之间的联系环节多重而复杂，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角色在每一个人身上也有双重性，人们认为各自似乎在互不相干地谋生。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20年前，用于不受干扰地学习的可支配时间，差异是绝对的，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孩子的课外自由时间较少，甚至正常上课时间也会受到家庭事务的干扰。
而在今天，生存问题普遍解决之后，这一差异变成了相对差异，通过所能获得的资源的效率体现出来。经济条件更好的孩子，拥有更优越的学习环境，更高水平的老师，更先进而齐全的设备，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辅导或兴趣培训，同样的时间但事半功倍。面对资源效率的落差，A要想和B靠近，就不得不利用非正常时间（比如午夜）。
这就是囊萤映雪的故事—车胤、孙康不是嫌白天读书没读够，而是他们白天根本就没读书。
优势积累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囊萤映雪还管用吗？
至少到上世纪末为止，囊萤映雪是管用的，但在今天其效力已非常有限。如果说过去的知识是一个池塘，今天的知识就是一条河流，它变动不居，难以用静止的方式来把握。 反映到教育上，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例如高考作文题就常常被人们挑出毛病—某些题材过于时尚、过于特殊，因此不适合所有学生，尤其对经济地位弱势家庭的学生不公平。
但是反过来看，高考是一根学习指挥棒，作文题的这种“问题”，其实正是对知识发展趋势的回应。
人们是需要触感来激发求知欲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现实中感知到知识的存在，以及它对解决实际问题或内心困惑的效果，我们的求知欲就会不断良性循环。一个人如果从某次知识汲取中获得了快感，就会激发他寻求更多同类型的快感，相对于不能体验这种快感的人，他就会获得一种加速度的优势积累。这一激发机制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而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知识以极快的速度更新，对这一机制的依赖就更甚。
坦率地说，人们越是身处底层，就越是无法获得这种触感。比如，一个农村孩子，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飞机的气动力知识，但他对真实的飞机一无所知，而一个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如果他对这些知识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不断的乘坐体验中一步步内化，甚至可以通过制作航模来对知识加以验证。折射到教育领域，这就是对知识是生硬记忆还是条件反射的区别。
长期对知识缺乏触感的人，对知识往往满不在乎。在电影《驴得水》一开头，校长和三位老师就在讨论学生越来越少，要不要通过“发放奖学金”来吸引学生。这就是因为那些放羊割麦、从未见识过文明世界的乡村孩子，无法在生活中对“三民主义”之类的知识产生触感。从概率上说，越是处于社会底层，就越是不重视教育，这在今天也还是一个悲哀的现实。
统计数据中提到，教师、工程师、公务员家庭出产的高考狀元，占据过去10年里状元总数的7成。这些职业的一大特点是，他们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无论过去与现在，他们对知识都有生动的触感，因而会有意识把优势积累的机制在下一代身上开发出来。
马太效应
我们如果把自由时间的多寡和社会“食物链”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闲暇”其实代表着受教育的一整个物质后勤系统（投资能力）和精神动力系统（主动性）。
这个隐形的系统是社会自带的精英生产机制，以效率为唯一原则，必然形成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垄断性资源，在传统社会是特权式垄断，而在今天是基于社会分化的自然垄断，这就是“寒门难出状元”背后的运行逻辑。
赫钦斯说到一种可能性：“闲暇这份礼物，可能会被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闲暇的人所糟蹋。”放到今天，仍然有判断力。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通过工业化之路历史性地全面解决了温饱问题，闲暇尽管分配极度不均，但也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均沾福利，但底层所获得的份额，很大程度上被消耗在无意义的消遣（如遍地开花的麻将馆）上。
还有一部分人，幸运地攀跃到了社会食物链上游，但内心里从未体验过汲取知识的快感，因而对教育心存一种可遗传的轻薄，这个群体的代表是财富爆炸式增长的“土豪”。说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初中同学，因其无心向学，老师把家长叫到了办公室。家长是个包工头，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小开发商，他很不耐烦地对殷殷切切的老师说：“我已经给他准备了20万（那时是一个大数），学不学，由他去。”
这个故事大致上解释了为什么高产状元的家庭职业当中没有“企业家”这一项，不过这一状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按照美国社会的经验，企业家的后代，一般会向律师、医生、金融家和政治精英这些职业过度，而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有钱人。
驯化社会
你的孩子在唱什么歌、听什么音乐？是《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还是《雪绒花》《孤独的牧羊人》、贝多芬、莫扎特？
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情况下会暴露你的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你给了孩子怎样的教育。
一方面歌曲、音乐本身是一种阶层文化，它们总能和最合适的受众精准匹配，另一方面从中可以观察出一个家庭受到变动中的文化泡沫所左右的程度。那些对智力提升有着非常清醒、理性的意识的人群，往往更偏向于有恒久魅力的经典，这样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掌握的每部分知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失效。这种审美取向的差异将会延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最后就区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淡定、自信、优雅，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广博，一种踟蹰、惶惑、浮浅，总是对未来充满顾虑。当这两种人碰到一起，后者就会发现，对于前者而言是一种直觉的东西，对于自己却是苦学而不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出身底层的年轻人会慨叹：“我们努力想实现的目标，原来只不过是别人的起点。”
而这两种人，完全可能成长于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街区，但就可活动的空间来说，社会位置更高的家庭的孩子要更为广泛。换句话说，穷人在一座城市里的生活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哪怕城市很大。出于对自身地位的本能认知，他们会自觉划定界限：一些场所是自己不能去的，一些事情是自己不能想的，一些人是自己不能接触的。
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小时候喜欢看书，但买不起，于是就一遍一遍地去书店，无数次地去看一眼封面。那时的书店还是柜台式的，不叫服务员拿出来，是触摸不到书的，但自己兜里没钱，根本不敢叫人拿出来。而有的孩子，则可以一摞一摞地买回家。今天这种空间差异已经在层次上升级了，不变的是对于底层而言，每座城市都有太多神秘而不可知的角落，这些角落，可能就是一扇望向未来的窗户。
人与城市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财产关系，这是一个悲伤的事实。社会分化越严重，人与人的分野就越大。
教育与家庭的关系，其实主要是与父母的关系。经济条件是一方面，认识格局又是更重要的方面。知识对人有一种“缩小效应”，即懂得越多越敬畏未知，而懂得越少越盲目自大。见识越少、思维越褊狭的父母，会对自己越发自信，对左右孩子的成长方向越是自专。有研究结果表明，越是贫穷的父母，对读书无用论越是认同，那些认为读书有用的主要是孩子成绩比较好的家长，而且如果有机会敞开内心，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实还是认为读书无用。所以，穷人的孩子能读书成才，几乎是一种依靠天赋进行自然遴选的结果。
回头再看前面的数据，1978年至1998年，北大学生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占3成，这是被作为历史参照系来使用的高水平，但其实也远远低于这一时段内农村人口的比例。这正表明，居于优势地位的人中，一部分是通过“培养”成才的，而弱势者天然缺少被“培养”的机会。
不过这一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没有知觉的，或者说，是在常识范围内合理的。教育的另一面是，它通过一种能力主义、精英主义和文凭主义的包装来驯化社会，巧妙地在强调平等的现代社会将个体合法等级化，每个个体所处的等级位置，就是“命”。
在一座城市（一个社会）里，有人做董事长、科学家、金融家，有人做饭、扫地、端盘子，未来也是这样。改变者，永远是幸运的。
而要改变，就不能相信命运。
面对镜头，这个少年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的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现在很多状元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所以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一定改变不了命运。”
小熊同学并没有揭示什么新鲜的道理，他所说的已经是流行多年的观点。这些话引起关注，不是因为启示了大众的头脑，而是因为调动了大众的心理—过去是失意者在说“我们的命好苦”，或者是中立者在说“他们的命好苦”，而现在是优胜者在说：“没错，你们的命就是很苦。”
这当然让人唏嘘，但“命”是什么呢？小熊的分析，体现着社会决定论的逻辑，经过神秘化的社会决定论，大体上相当于人们常说的“宿命”。
就教育而言，如今的“宿命”早已不是体制，体制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去包揽和控制一切，它更多地回归到社会这一背景下—作为人的成长环境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空间，如何决定性地与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相联系。
大分化
先来看几组数据。
2015年的高考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有9成以上的高考状元都是“非农业户口”，而且父母学历普遍比较高。
也就是说，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业人口，只“贡献”了不到十分之一的高考状元。
北大学生的“出身”，也和上述结论互相印证。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生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05年，已经萎缩为1成左右。而在2016年，全国有54.63%的中学生来自农村，但这一年北大新生中只有16.3%的农村生源。
此外，根据一项对全国省级高考状元的调查结果，2007年至2016年全国共有约837名高考状元，其中有5成的状元父母是教师（35%）和工程师（12.6%），还有近2成父母是公务员，而且，状元们大多出自省会城市。
借助这些资料，我们可以逐步缩小分析范围。
第一，高考优胜者（以“状元”为代表）呈现出空间分布的极端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并且与城乡资源失衡相匹配。
第二，“城乡”这种概念还太大，以至于有点不靠谱，因为在城市空间里，优胜者也是向大城市畸形集中。
第三，就算是在大城市，仍然存在另一种畸形结构—优胜者集中于从事某些特定职业的家庭。
这表明，人的成长环境对受教育的质量非常重要，而且“家庭出身”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先赋性条件。
还要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这些优胜者，是真正的优胜者吗？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理性语境下的“状元”，还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概念。因为过去的“好学生”，大多是一群这样的孩子：他们考试的分数很高，非常熟悉课本，喜欢讲“学习方法”，有时爱谈“逆向思维”，说起话来总是带着一些大而无当的道理。
今天的“状元”已经变了，熊轩昂可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榜样，与“前辈状元”们相比，他们知识更广博，思维更理性，更具现实感，有更强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
这些新的讨人喜欢的特质，显然都不是“课堂学习”的结果。它提醒我们，有另一种隐形的机制，在对人的成长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闲 暇
20世纪80、90年代在农村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们，一定还记得一个名词—农忙假。每当作物成熟，放假长达三四个星期，大部分地区一年耕种两次，所以是上下学期各放一次。城市里的学生则“享受”不了这一假期，这意味着他们每年会多花6到8周在学校学习。
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闲暇是所有知识进步的源泉。“所有的智力进步都来自闲暇，所有的闲暇都来自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
时间差异并不局限于城乡之间，而是與家庭经济条件的落差相对应。离生存这一底线越近的家庭，孩子在课外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务上，在正常的时间上与书本就越疏远。
我们可以把复杂的社会运作方式简化为两个学生家庭之间的关系—学生A的父母，为学生B的父母工作，学习时间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这一关系链条还可以变形为“A给父母帮忙→A父母为B父母工作→B父母为B服务”，在城市复合社会里，这一链条可能更隐蔽但更切合实际。
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明确感受到这一关系链条的存在，因为一方面A和B相识、相处的概率很小，另一方面两个家庭之间的联系环节多重而复杂，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角色在每一个人身上也有双重性，人们认为各自似乎在互不相干地谋生。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20年前，用于不受干扰地学习的可支配时间，差异是绝对的，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孩子的课外自由时间较少，甚至正常上课时间也会受到家庭事务的干扰。
而在今天，生存问题普遍解决之后，这一差异变成了相对差异，通过所能获得的资源的效率体现出来。经济条件更好的孩子，拥有更优越的学习环境，更高水平的老师，更先进而齐全的设备，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辅导或兴趣培训，同样的时间但事半功倍。面对资源效率的落差，A要想和B靠近，就不得不利用非正常时间（比如午夜）。
这就是囊萤映雪的故事—车胤、孙康不是嫌白天读书没读够，而是他们白天根本就没读书。
优势积累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囊萤映雪还管用吗？
至少到上世纪末为止，囊萤映雪是管用的，但在今天其效力已非常有限。如果说过去的知识是一个池塘，今天的知识就是一条河流，它变动不居，难以用静止的方式来把握。 反映到教育上，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例如高考作文题就常常被人们挑出毛病—某些题材过于时尚、过于特殊，因此不适合所有学生，尤其对经济地位弱势家庭的学生不公平。
但是反过来看，高考是一根学习指挥棒，作文题的这种“问题”，其实正是对知识发展趋势的回应。
人们是需要触感来激发求知欲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现实中感知到知识的存在，以及它对解决实际问题或内心困惑的效果，我们的求知欲就会不断良性循环。一个人如果从某次知识汲取中获得了快感，就会激发他寻求更多同类型的快感，相对于不能体验这种快感的人，他就会获得一种加速度的优势积累。这一激发机制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而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知识以极快的速度更新，对这一机制的依赖就更甚。
坦率地说，人们越是身处底层，就越是无法获得这种触感。比如，一个农村孩子，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飞机的气动力知识，但他对真实的飞机一无所知，而一个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如果他对这些知识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不断的乘坐体验中一步步内化，甚至可以通过制作航模来对知识加以验证。折射到教育领域，这就是对知识是生硬记忆还是条件反射的区别。
长期对知识缺乏触感的人，对知识往往满不在乎。在电影《驴得水》一开头，校长和三位老师就在讨论学生越来越少，要不要通过“发放奖学金”来吸引学生。这就是因为那些放羊割麦、从未见识过文明世界的乡村孩子，无法在生活中对“三民主义”之类的知识产生触感。从概率上说，越是处于社会底层，就越是不重视教育，这在今天也还是一个悲哀的现实。
统计数据中提到，教师、工程师、公务员家庭出产的高考狀元，占据过去10年里状元总数的7成。这些职业的一大特点是，他们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无论过去与现在，他们对知识都有生动的触感，因而会有意识把优势积累的机制在下一代身上开发出来。
马太效应
我们如果把自由时间的多寡和社会“食物链”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闲暇”其实代表着受教育的一整个物质后勤系统（投资能力）和精神动力系统（主动性）。
这个隐形的系统是社会自带的精英生产机制，以效率为唯一原则，必然形成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垄断性资源，在传统社会是特权式垄断，而在今天是基于社会分化的自然垄断，这就是“寒门难出状元”背后的运行逻辑。
赫钦斯说到一种可能性：“闲暇这份礼物，可能会被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闲暇的人所糟蹋。”放到今天，仍然有判断力。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通过工业化之路历史性地全面解决了温饱问题，闲暇尽管分配极度不均，但也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均沾福利，但底层所获得的份额，很大程度上被消耗在无意义的消遣（如遍地开花的麻将馆）上。
还有一部分人，幸运地攀跃到了社会食物链上游，但内心里从未体验过汲取知识的快感，因而对教育心存一种可遗传的轻薄，这个群体的代表是财富爆炸式增长的“土豪”。说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初中同学，因其无心向学，老师把家长叫到了办公室。家长是个包工头，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小开发商，他很不耐烦地对殷殷切切的老师说：“我已经给他准备了20万（那时是一个大数），学不学，由他去。”
这个故事大致上解释了为什么高产状元的家庭职业当中没有“企业家”这一项，不过这一状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按照美国社会的经验，企业家的后代，一般会向律师、医生、金融家和政治精英这些职业过度，而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有钱人。
驯化社会
你的孩子在唱什么歌、听什么音乐？是《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还是《雪绒花》《孤独的牧羊人》、贝多芬、莫扎特？
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情况下会暴露你的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你给了孩子怎样的教育。
一方面歌曲、音乐本身是一种阶层文化，它们总能和最合适的受众精准匹配，另一方面从中可以观察出一个家庭受到变动中的文化泡沫所左右的程度。那些对智力提升有着非常清醒、理性的意识的人群，往往更偏向于有恒久魅力的经典，这样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掌握的每部分知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失效。这种审美取向的差异将会延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最后就区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淡定、自信、优雅，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广博，一种踟蹰、惶惑、浮浅，总是对未来充满顾虑。当这两种人碰到一起，后者就会发现，对于前者而言是一种直觉的东西，对于自己却是苦学而不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出身底层的年轻人会慨叹：“我们努力想实现的目标，原来只不过是别人的起点。”
而这两种人，完全可能成长于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街区，但就可活动的空间来说，社会位置更高的家庭的孩子要更为广泛。换句话说，穷人在一座城市里的生活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哪怕城市很大。出于对自身地位的本能认知，他们会自觉划定界限：一些场所是自己不能去的，一些事情是自己不能想的，一些人是自己不能接触的。
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小时候喜欢看书，但买不起，于是就一遍一遍地去书店，无数次地去看一眼封面。那时的书店还是柜台式的，不叫服务员拿出来，是触摸不到书的，但自己兜里没钱，根本不敢叫人拿出来。而有的孩子，则可以一摞一摞地买回家。今天这种空间差异已经在层次上升级了，不变的是对于底层而言，每座城市都有太多神秘而不可知的角落，这些角落，可能就是一扇望向未来的窗户。
人与城市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财产关系，这是一个悲伤的事实。社会分化越严重，人与人的分野就越大。
教育与家庭的关系，其实主要是与父母的关系。经济条件是一方面，认识格局又是更重要的方面。知识对人有一种“缩小效应”，即懂得越多越敬畏未知，而懂得越少越盲目自大。见识越少、思维越褊狭的父母，会对自己越发自信，对左右孩子的成长方向越是自专。有研究结果表明，越是贫穷的父母，对读书无用论越是认同，那些认为读书有用的主要是孩子成绩比较好的家长，而且如果有机会敞开内心，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实还是认为读书无用。所以，穷人的孩子能读书成才，几乎是一种依靠天赋进行自然遴选的结果。
回头再看前面的数据，1978年至1998年，北大学生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占3成，这是被作为历史参照系来使用的高水平，但其实也远远低于这一时段内农村人口的比例。这正表明，居于优势地位的人中，一部分是通过“培养”成才的，而弱势者天然缺少被“培养”的机会。
不过这一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没有知觉的，或者说，是在常识范围内合理的。教育的另一面是，它通过一种能力主义、精英主义和文凭主义的包装来驯化社会，巧妙地在强调平等的现代社会将个体合法等级化，每个个体所处的等级位置，就是“命”。
在一座城市（一个社会）里，有人做董事长、科学家、金融家，有人做饭、扫地、端盘子，未来也是这样。改变者，永远是幸运的。
而要改变，就不能相信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