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有四分之一的案件,《证人保护法》都无法帮助受害者。因此,在俄罗斯当证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梁赞州米哈伊洛夫地区的农场主彼得·切列波夫斯基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否还要寻求法律的保护?另外以何种身份——是作为受害者还是证人来寻求法律的保护?不久前,切列波夫斯基在米哈伊洛夫内务局被告知事情已经完全结束,而近日他家却接到一张小纸条。
　　事情始于大约一年前。有一天,两个劫匪闯入了切列波夫斯基的农庄,绑架了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两个劫匪翻箱倒柜,不过,他们既没有找到大量现金,也没有找到贵重的首饰。趁劫匪累了休息之际,切列波夫斯基设法解开绑绳,拿起一把菜刀,砍死一个劫匪,另外一个劫匪逃跑了,但很快被警察抓获。警方查明,这两个劫匪属于一个犯罪集团。法院要求切列波夫斯基出庭作证,判处那个劫匪8年监禁,并且宣判切列波夫斯基无罪。这个惩罚强盗的故事似乎是完美结束了,但是并非如此。切列波夫斯基在自己家门口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你活不长了。”此外,他的一个儿子在抢劫事件发生后开始口吃,他的妻子一直没有离开医院。尽管米哈伊洛夫内务局劝说切列波夫斯基不要因为一张纸条就乱了手脚,但他已经开始考虑举家搬迁。
　　在俄罗斯,类似的事件越来越多,犯罪集团甚至在审判完毕后,还会继续迫害证人。根据俄联邦内务部的资料,在为刑事案件做过证人的1000万人中,就有500万到550万人受到过来自犯罪集团的威胁,而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向内务部门申请保护。
　　为什么申请保护的人会这么少呢?要知道这种特殊的部门具有广泛的权力,其新成立的证人保护机构完全有能力向需要国家保护的人们提供帮助,不仅能提供简单帮助,还有高规格的保护,如隐藏所有的履历数据,改名换姓,更换工作、住处,甚至是安排受保护人迁移去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做整容术。5年来,俄罗斯政府向国家保护项目拨款超过16亿卢布,但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保护在职官员——法官、检察长、监察员、税务官员和司法警察等,用于保护普通证人的微乎其微。下面看看阿列克谢·波伊科夫一家接受《证人保护法》保护后的遭遇。
　　阿列克谢·波伊科夫是犯罪集团“印古什一黄金”走私案件的主要证人。“印古什一黄金”犯罪集团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从亚美尼亚向生产珠宝首饰的雅库特和马加丹走私珍贵金属。当波伊科夫提供该犯罪集团有关犯罪的证据以后,内务部门根据《证人保护法》承诺会保护好他及其家人,同时建议波伊科夫搬迁、换新工作,答应帮助其找到新家。
　　“我们是傻瓜,居然相信了。”波伊科夫的妻子维拉·博布里亚科娃回忆说,“侦查期间我和丈夫本来是要被安排住进秘密公寓,孩子们会被送到亲戚家。但最后我们被安排住进了警察局办公室,而不是秘密公寓,我们的房子也以仅10万卢布的价钱卖掉了。原来被告知只需住一个月,实际上我们却在警察局住了近一年。有关孩子们的消息我们一概不知。大家都同情我们,那有什么办法呢!最后警局建议我们自己出钱(坐飞机需要6万卢布)离开此地,并承诺以后会偿还这笔钱给我们。”
　　事实上,波伊科夫一家一直被蒙骗。警局承诺要对两个孩子的新住址绝对保密,但他们却一直受到犯罪集团成员的恐吓。孩子们的保姆是第一个接到恐吓电话的人,当天就辞职不干了。从此,在那个小城市里再也没人敢接收他们的孩子进幼儿园学习。最终,波伊科夫得到的保护不过是八个半月在警局的监禁,当初承诺帮助他们买房子的事情也不再提起。
　　从法律上讲,阿列克谢·波伊科夫一家是处于《证人保护法》的保护之下的。在证人保护的计划框架内,他们应该受到所在地区内务部门的保护。面对记者的提问,当地内务局长谢尔盖·库切鲁克回答道:“我们还在研究怎么给他们提供帮助。”另外,他建议记者不要和受保护者联系,因为“他们签了有关严禁泄密的文件”。
　　俄罗斯有关专家认为,只有出台一部法规,阐明如果罪犯对证人施压,特别是企图用绑架和谋杀来恐吓那些已经做过口供的证人,都会成为他们将来被判刑的不利条件,他们受到的惩罚将比他本该得到的惩罚还要重,并能真正实施,犯罪分子的气焰才能受到打击,消灭和追杀证人的事件才会逐渐减少。
　　(译自俄罗斯《侧面》周刊2010年第4期 作者弗拉基米尔·叶梅里亚年科 李有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