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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背景下，我国出版“走出去”步入新征程。本文通过分析当下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与动因，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并分析其可行路径，以期为今后出版“走出去”的路径提供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出版“走出去”；对外传播；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2-0062-03
回望过去，中国出版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显著成就。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后疫情时期”影响下，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对国内外的传播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标准的要求，创新出版“走出去”路径，建构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与动因分析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多维度话语权构建的需求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国际交流中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1]。当今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转变给“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广度、深度空前提高，“走出去”力度持续加大，在媒体传播、人文交流、对外出版等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过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充分体现了中国理念、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有效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也更加复杂，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意识形态纷争、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等因素已成为影响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屏障。
以纸质图书为主的出版“走出去”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润物无声的传播功能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肩负着提升我国话语权及舆论引导的重大责任。事实上，中国出版业在国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图书很少，难以完成多维度构建国际话语权的责任与使命。这是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在未来的艰巨任务和重大使命。
（二）国际舆论新格局下，精细化传播的需求
随着国际传播格局的调整和中国传播主体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从实践角度看，沟通实践的强化包含传播渠道、内容生产的强化，还有信息流量的增加以及国别区域研究精细化样态的形成。事实上，随着中国对外传播思维的不断转变，因地制宜、传播策略逐渐精细化成为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策略之一。
在出版领域，中国出版界也在积极尝试着优化出版“走出去”战略布局，根据传播对象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宗教等不同现状与要求以及境外合作方的意愿和能力等诸多因素，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实现精细化、精准化“走出去”策略，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事实上，随着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不断深化，出版“走出去”不仅需要考虑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层面的因素，也需要关注个体民众的需求，关注本国民众所关心的中国议题及问题，开展本土化、情境化的传播。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数字革命之际，出版“走出去”拥有了更多的载体、平台和渠道，能够接触到更多普通的大众读者，从而使得丰富“自下而上”的传播渠道成为出版“走出去”新阶段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三）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中国出版转变的需求
随着出版“走出去”实践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版业已经从最初简单的版权、出版物输出逐渐步入资本输出阶段，出版业所承担的重任已不仅仅是简单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主动“走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在过去五年中，我国出版业与世界范围内近百家出版机构达成合作，图书出口、版权贸易成绩斐然，出版内容、渠道不断拓展，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出版“走出去”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2]。
但是实际上，我国出版“走出去”质量仍然有待提高，信息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效果的提升，实际效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中国出版物与海外市场的真正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出版物未能真正地渗透进海外市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探索[3]。对我国出版界而言，在不断增强力度和广度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推进深度和精度，从而实现由“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转变。
二、中国出版“走出去”路径分析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提出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中外人文交流力度。我国出版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向世界介绍中国，积极传播中华文化。2020年是“十三五”新闻出版“走出去”专项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一年。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这对我国出版“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其面臨着更严峻的挑战。基于此，笔者从内容、主体、渠道三方面分析过去五年中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经验与路径，以期对创新“走出去”路径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内容多样，创新中国故事讲述方式
优质的内容是中国出版“走出去”、连接世界的基础。出版“走出去”应当从内容入手，深入挖掘中国故事的精神文化内核，讲述中国的使命与担当，融通中外不同的话语模式，借助优质的内容架起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桥梁。“十三五”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内容种类逐渐呈现多样化特征，无论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摆脱贫困》等主题出版物，还是《战疫，英雄有你》《战“疫”日记》等抗疫主题图书，又或是如曹文轩、刘慈欣等知名作家的作品，均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欢迎。
在主题出版领域，主题出版物内容涵盖面广，更新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主题出版物能够回应现实关切，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不断扩大受众范围。如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书系面向海外儿童读者，立足于有温度、有深度的生活态度，版权已输出约20个国家。在过去五年内的出版“走出去”实践中，部分主题出版物跳出了以往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窠臼，文字表达风格平易近人，兼顾权威性和易读性，以海内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严谨、正式的权威话语模式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叙事话语。在了解、把控出版“走出去”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上，主题出版以输出国家为核心，在深入了解出版输出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出版政策法规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坚持从内容到形式的“本土化”，推出适应不同国家的出版物，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大众出版领域，网络文学对外传播取得了较好成绩。我国网络文学作品已走进四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英、法等十几个语种，在拓宽传播渠道、文化输出、用户下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走出去”路径而言，网络文学在海外的不断发展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以国家推动为主的新路径。无论是国有、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还是网络作家、翻译者等“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这些来自不同路径的力量形成合力，构成了文化自觉视野下我国出版“走出去”多元主体聚力的现状。
（二）主体多元，打造出版“走出去”矩阵
在过去五年中，我國启动了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等多个促进文化交流、提升我国出版物影响力的项目，出版界充分发挥重大工程项目的重要作用，搭建版权、图书、实体“走出去”矩阵[4]，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发展，传播中国声音，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中少总社积极拓展丝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建立了“丝路书香·国际少儿出版多边合作框架”，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达成版权输出200多项，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展示了实力。以“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例，“十三五”以来共计资助1680种图书，涉及51个语种，覆盖78个国家。随着项目的不断深入，出版物内容愈加丰富，所涵盖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尝试“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等新形式、新创意，取得了一定成效[5]。
事实上，就传播主体而言，我国出版“走出去”传播主体已从“自塑”逐渐尝试增加“他塑”的方式。如“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通过积极培养国外友华亲华的汉学家和作者，面向国际读者，撰写客观介绍我国的出版物。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出版物的海外接受度，但在我国出版“走出去”实践中这种“他塑”的传播形式较少，可成为出版界未来尝试发展的新路径。
另一方面，在政策扶持力度、市场需求改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出版“走出去”的生产运营模式也相应发生变革，我国出版界也随之探索出新环境下的有效路径。比如积极参加国际云书展、主动自建“走出去”平台等线上策略成为加强图书出口、版权贸易的重要途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出版“走出去”如何快速找准自身定位与发展路径成为我国出版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三）渠道融合，开辟出版“走出去”新路径
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深入应用是出版企业发展转型的重要依托。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版“走出去”渠道与科技的融合日益紧密，技术已成为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量。过去五年来，出版业在深入了解技术与受众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渠道，积极尝试传统与数字媒介的融合，以优质内容为核心打造传播矩阵，真正做到渠道与内容的融合，提高文化传播的精度、广度与深度，使得“走出去”拥有更广阔的通路和前景。
事实上，数字化传播已经为我国的出版“走出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以往，单纯依靠传统纸质媒介的主题图书出版，虽然能细致深入地讲好中国故事，但这种方式渠道狭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传播人群辐射面也较窄，对于普通外国民众而言阅读难度较大。而在互联网时代，出版“走出去”拥有了更多载体、平台和渠道。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传播渠道能够更加快速、高效地吸引更多受众，并且形式灵活，能兼顾更加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如《中国关键词》多语种系列图书尝试“平台+出版”的全媒体融合形式，不仅仅以书籍为内容载体，而是将其打造成为以内容为基础的全媒体平台，以读者需求为中心，方便检索、反馈及时，使其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除数字化内容传播渠道外，我国出版界也尝试开拓海外沟通交流新模式，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创立人文社账号，开辟了中外文学交流的窗口；部分出版社亦加强与国外汉学家和作者的线上联系，利用后者在国际上的人脉资源等优势推动版权“走出去”。
三、出版“走出去”的建议与对策
（一）以真诚、包容的态度展现中国文化自信
中国出版“走出去”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支点。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对我国存在的误解以及出版“走出去”实际效果不佳的问题，出版“走出去”活动不仅要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核心价值观和优秀文化内容，使海外受众了解更加全面丰富的中国，更重要的是以真诚、包容的态度，展现我国对外交流的意愿，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而非意在意识形态输出。
以文化自信为出发点，建设好全面而系统的中国特色内容体系同时辅以平等、本土化的话语模式，坚持贯穿始终的跨文化传播理念，使得海外读者在充分了解中国发展与魅力的基础上增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与此同时，通过沟通民心，弥补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实现读者群体的“破圈”，扩大中国故事的声量，使出版内容以顺应时代要求的方式更准确、快速地与海外读者见面。
另外，在国际交流越来越普遍的大环境下，可以借助国际学术组织的影响力，与之加强合作，使我国出版“走出去”不断向前发展。
（二）借助数字技术深入研究海外受众及市场特点
就出版活动而言，读者的接收与反馈是传播环节的最后一部分。在过去五年内的出版“走出去”实践中，传播信息量的增加并未带来同等程度效果的产生，很多出版物面临着“自说自话”的困境。究其根本，在全球传播新时代，多元话语主体正在解构主流的国际传播范式，面对这一新环境，中国出版“走出去”往往想当然地陷入“闭门造车”的宏大叙事中，无法贴近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与分裂而流动的轻量化叙事语态，造成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议程鸿沟。因此，如何把握读者需求，吸引读者目光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中国出版业开展全球化竞争与用户需求分析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未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应以海外受众为中心，满足个性化需求，从而达到对价值观认同目标的加持。利用数字技术沟通民心，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扩大出版走出去海外营销渠道
为了更好地实现出版“走出去”，中国需要开拓国外市场营销渠道与宣传模式，加强与当地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形式多样、创新多元的宣传模式，加快全球本地化步伐，从而使中国出版物能够更好、更快地走进海外国家。
以拓宽营销渠道为出发点，推动产业融合，通过融合营销产业链，实现海外营销渠道的多样化和系统化，在兼具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出版“走出去”营销模式的创新与升级。具体而言，在出版“走出去”融合营销生态链中，以图书为核心，强化其内容载体背后的媒介属性，实现不同行业间的融合发展，赋予图书主体内容以外的价值意义。对于出版方而言，其面对的不仅仅是阅读渠道与终端，而是不同国家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结合不同国家的文化发展特征，打造符合各国基本国情的营销矩阵，充分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与海外出版企业、广大受众的沟通与交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提高“走出去”出版物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当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国际舞台乱变交织，世界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国际秩序处于风云变幻之际，中国以其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不断摸索中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和平发展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复兴。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任重而道远。
中国出版“走出去”是系统性的、长期的过程。回望过去，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较高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新时期背景下，对外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与挑战。出版者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处于聚光灯下之时，顺势而为，积极响应海外需求，以真诚的态度策划“走出去”项目，尝试多种新颖的模式与途径，深入了解海外受众，扩大出版传播力，使得出版“走出去”成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助力。
参考文献：
[1] 李源，刘永杰.全球视野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模式构建与路径[J].新闻爱好者，2020（12）：53-56.
[2] 路玥.中国出版“走出去”提质增效的路径探索——以中少总社对外出版成果及资助项目出版图书为例[J].出版广角，2020（12）：39-41.
[3] 范军.出版走出去要加强“五个转向”[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8-24（005）.
[4] 张志强. 2016年中国出版回顾[J].编辑之友，2017（2）：98-103.
[5] 范军，邹开元.“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发展报告[J].中国出版，2020（24）：3-10.
作者簡介：陈进才（1971—），男，福建厦门人，硕士，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
关键词：出版“走出去”；对外传播；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2-0062-03
回望过去，中国出版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显著成就。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后疫情时期”影响下，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对国内外的传播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标准的要求，创新出版“走出去”路径，建构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与动因分析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多维度话语权构建的需求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国际交流中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1]。当今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转变给“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广度、深度空前提高，“走出去”力度持续加大，在媒体传播、人文交流、对外出版等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过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充分体现了中国理念、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有效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也更加复杂，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意识形态纷争、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等因素已成为影响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屏障。
以纸质图书为主的出版“走出去”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润物无声的传播功能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肩负着提升我国话语权及舆论引导的重大责任。事实上，中国出版业在国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图书很少，难以完成多维度构建国际话语权的责任与使命。这是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在未来的艰巨任务和重大使命。
（二）国际舆论新格局下，精细化传播的需求
随着国际传播格局的调整和中国传播主体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从实践角度看，沟通实践的强化包含传播渠道、内容生产的强化，还有信息流量的增加以及国别区域研究精细化样态的形成。事实上，随着中国对外传播思维的不断转变，因地制宜、传播策略逐渐精细化成为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策略之一。
在出版领域，中国出版界也在积极尝试着优化出版“走出去”战略布局，根据传播对象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宗教等不同现状与要求以及境外合作方的意愿和能力等诸多因素，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实现精细化、精准化“走出去”策略，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事实上，随着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不断深化，出版“走出去”不仅需要考虑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层面的因素，也需要关注个体民众的需求，关注本国民众所关心的中国议题及问题，开展本土化、情境化的传播。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数字革命之际，出版“走出去”拥有了更多的载体、平台和渠道，能够接触到更多普通的大众读者，从而使得丰富“自下而上”的传播渠道成为出版“走出去”新阶段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三）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中国出版转变的需求
随着出版“走出去”实践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版业已经从最初简单的版权、出版物输出逐渐步入资本输出阶段，出版业所承担的重任已不仅仅是简单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主动“走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在过去五年中，我国出版业与世界范围内近百家出版机构达成合作，图书出口、版权贸易成绩斐然，出版内容、渠道不断拓展，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出版“走出去”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2]。
但是实际上，我国出版“走出去”质量仍然有待提高，信息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效果的提升，实际效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中国出版物与海外市场的真正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出版物未能真正地渗透进海外市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探索[3]。对我国出版界而言，在不断增强力度和广度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推进深度和精度，从而实现由“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转变。
二、中国出版“走出去”路径分析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提出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中外人文交流力度。我国出版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向世界介绍中国，积极传播中华文化。2020年是“十三五”新闻出版“走出去”专项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一年。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这对我国出版“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其面臨着更严峻的挑战。基于此，笔者从内容、主体、渠道三方面分析过去五年中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经验与路径，以期对创新“走出去”路径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内容多样，创新中国故事讲述方式
优质的内容是中国出版“走出去”、连接世界的基础。出版“走出去”应当从内容入手，深入挖掘中国故事的精神文化内核，讲述中国的使命与担当，融通中外不同的话语模式，借助优质的内容架起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桥梁。“十三五”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内容种类逐渐呈现多样化特征，无论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摆脱贫困》等主题出版物，还是《战疫，英雄有你》《战“疫”日记》等抗疫主题图书，又或是如曹文轩、刘慈欣等知名作家的作品，均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欢迎。
在主题出版领域，主题出版物内容涵盖面广，更新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主题出版物能够回应现实关切，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不断扩大受众范围。如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书系面向海外儿童读者，立足于有温度、有深度的生活态度，版权已输出约20个国家。在过去五年内的出版“走出去”实践中，部分主题出版物跳出了以往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窠臼，文字表达风格平易近人，兼顾权威性和易读性，以海内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严谨、正式的权威话语模式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叙事话语。在了解、把控出版“走出去”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上，主题出版以输出国家为核心，在深入了解出版输出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出版政策法规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坚持从内容到形式的“本土化”，推出适应不同国家的出版物，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大众出版领域，网络文学对外传播取得了较好成绩。我国网络文学作品已走进四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英、法等十几个语种，在拓宽传播渠道、文化输出、用户下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走出去”路径而言，网络文学在海外的不断发展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以国家推动为主的新路径。无论是国有、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还是网络作家、翻译者等“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这些来自不同路径的力量形成合力，构成了文化自觉视野下我国出版“走出去”多元主体聚力的现状。
（二）主体多元，打造出版“走出去”矩阵
在过去五年中，我國启动了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等多个促进文化交流、提升我国出版物影响力的项目，出版界充分发挥重大工程项目的重要作用，搭建版权、图书、实体“走出去”矩阵[4]，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发展，传播中国声音，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中少总社积极拓展丝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建立了“丝路书香·国际少儿出版多边合作框架”，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达成版权输出200多项，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展示了实力。以“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例，“十三五”以来共计资助1680种图书，涉及51个语种，覆盖78个国家。随着项目的不断深入，出版物内容愈加丰富，所涵盖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尝试“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等新形式、新创意，取得了一定成效[5]。
事实上，就传播主体而言，我国出版“走出去”传播主体已从“自塑”逐渐尝试增加“他塑”的方式。如“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通过积极培养国外友华亲华的汉学家和作者，面向国际读者，撰写客观介绍我国的出版物。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出版物的海外接受度，但在我国出版“走出去”实践中这种“他塑”的传播形式较少，可成为出版界未来尝试发展的新路径。
另一方面，在政策扶持力度、市场需求改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出版“走出去”的生产运营模式也相应发生变革，我国出版界也随之探索出新环境下的有效路径。比如积极参加国际云书展、主动自建“走出去”平台等线上策略成为加强图书出口、版权贸易的重要途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出版“走出去”如何快速找准自身定位与发展路径成为我国出版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三）渠道融合，开辟出版“走出去”新路径
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深入应用是出版企业发展转型的重要依托。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版“走出去”渠道与科技的融合日益紧密，技术已成为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量。过去五年来，出版业在深入了解技术与受众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渠道，积极尝试传统与数字媒介的融合，以优质内容为核心打造传播矩阵，真正做到渠道与内容的融合，提高文化传播的精度、广度与深度，使得“走出去”拥有更广阔的通路和前景。
事实上，数字化传播已经为我国的出版“走出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以往，单纯依靠传统纸质媒介的主题图书出版，虽然能细致深入地讲好中国故事，但这种方式渠道狭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传播人群辐射面也较窄，对于普通外国民众而言阅读难度较大。而在互联网时代，出版“走出去”拥有了更多载体、平台和渠道。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传播渠道能够更加快速、高效地吸引更多受众，并且形式灵活，能兼顾更加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如《中国关键词》多语种系列图书尝试“平台+出版”的全媒体融合形式，不仅仅以书籍为内容载体，而是将其打造成为以内容为基础的全媒体平台，以读者需求为中心，方便检索、反馈及时，使其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除数字化内容传播渠道外，我国出版界也尝试开拓海外沟通交流新模式，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创立人文社账号，开辟了中外文学交流的窗口；部分出版社亦加强与国外汉学家和作者的线上联系，利用后者在国际上的人脉资源等优势推动版权“走出去”。
三、出版“走出去”的建议与对策
（一）以真诚、包容的态度展现中国文化自信
中国出版“走出去”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支点。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对我国存在的误解以及出版“走出去”实际效果不佳的问题，出版“走出去”活动不仅要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核心价值观和优秀文化内容，使海外受众了解更加全面丰富的中国，更重要的是以真诚、包容的态度，展现我国对外交流的意愿，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而非意在意识形态输出。
以文化自信为出发点，建设好全面而系统的中国特色内容体系同时辅以平等、本土化的话语模式，坚持贯穿始终的跨文化传播理念，使得海外读者在充分了解中国发展与魅力的基础上增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与此同时，通过沟通民心，弥补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实现读者群体的“破圈”，扩大中国故事的声量，使出版内容以顺应时代要求的方式更准确、快速地与海外读者见面。
另外，在国际交流越来越普遍的大环境下，可以借助国际学术组织的影响力，与之加强合作，使我国出版“走出去”不断向前发展。
（二）借助数字技术深入研究海外受众及市场特点
就出版活动而言，读者的接收与反馈是传播环节的最后一部分。在过去五年内的出版“走出去”实践中，传播信息量的增加并未带来同等程度效果的产生，很多出版物面临着“自说自话”的困境。究其根本，在全球传播新时代，多元话语主体正在解构主流的国际传播范式，面对这一新环境，中国出版“走出去”往往想当然地陷入“闭门造车”的宏大叙事中，无法贴近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与分裂而流动的轻量化叙事语态，造成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议程鸿沟。因此，如何把握读者需求，吸引读者目光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中国出版业开展全球化竞争与用户需求分析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未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应以海外受众为中心，满足个性化需求，从而达到对价值观认同目标的加持。利用数字技术沟通民心，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扩大出版走出去海外营销渠道
为了更好地实现出版“走出去”，中国需要开拓国外市场营销渠道与宣传模式，加强与当地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形式多样、创新多元的宣传模式，加快全球本地化步伐，从而使中国出版物能够更好、更快地走进海外国家。
以拓宽营销渠道为出发点，推动产业融合，通过融合营销产业链，实现海外营销渠道的多样化和系统化，在兼具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出版“走出去”营销模式的创新与升级。具体而言，在出版“走出去”融合营销生态链中，以图书为核心，强化其内容载体背后的媒介属性，实现不同行业间的融合发展，赋予图书主体内容以外的价值意义。对于出版方而言，其面对的不仅仅是阅读渠道与终端，而是不同国家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结合不同国家的文化发展特征，打造符合各国基本国情的营销矩阵，充分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与海外出版企业、广大受众的沟通与交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提高“走出去”出版物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当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国际舞台乱变交织，世界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国际秩序处于风云变幻之际，中国以其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不断摸索中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和平发展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复兴。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任重而道远。
中国出版“走出去”是系统性的、长期的过程。回望过去，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较高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新时期背景下，对外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与挑战。出版者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处于聚光灯下之时，顺势而为，积极响应海外需求，以真诚的态度策划“走出去”项目，尝试多种新颖的模式与途径，深入了解海外受众，扩大出版传播力，使得出版“走出去”成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助力。
参考文献：
[1] 李源，刘永杰.全球视野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模式构建与路径[J].新闻爱好者，2020（12）：53-56.
[2] 路玥.中国出版“走出去”提质增效的路径探索——以中少总社对外出版成果及资助项目出版图书为例[J].出版广角，2020（12）：39-41.
[3] 范军.出版走出去要加强“五个转向”[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8-24（005）.
[4] 张志强. 2016年中国出版回顾[J].编辑之友，2017（2）：98-103.
[5] 范军，邹开元.“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发展报告[J].中国出版，2020（24）：3-10.
作者簡介：陈进才（1971—），男，福建厦门人，硕士，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