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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钟嵘《诗品》品评汉魏至南朝齐之间的诗人一百余人,而独钟情于曹植与谢灵运,这不仅表现在二人为上品之最,更表现为对曹植的评价近似忘乎所以,对谢灵运的评价又确似意味深长。究其原因,是曹植与谢灵运以非凡的文学天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诗歌的形式诠释得最完整最深透,并迎合时代的审美趣味,把诗歌的外延特性演绎得最生动最完美,以其天赋与功力,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钟嵘 《诗品》 曹植 谢灵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钟嵘《诗品》品评汉魏至南朝宋、齐之间一百余人之诗作。处上品者十一人,外加“古诗”;中品者三十九人;下品者七十三人。在钟嵘看来,上品中的十一人与“古诗”是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特指五言诗)的佼佼者。而这佼佼者中又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最。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称,钟嵘“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
本文以为,钟嵘最尊者陈思、谢客二人而已,士衡不可与之肩并。原因是尽管钟嵘在《诗品序》里有“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这样的评价,但在实际的评价中却不尽然。在《序》里,钟嵘虽然肯定“太康”诗坛有“中兴”之功,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笼统概之,并无特别强调士衡贡献之意,能够支撑“太康之英”的论证不足。但钟嵘却对“元嘉之雄”的谢灵运论之甚详:“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跞潘、左。”他在《诗品》上“魏陈思王植”一章中又盛赞曹植,并在盛赞曹植的同时,将其与士衡拉开相当距离。其评曰: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 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升堂”、“入室”语出自《论语·先进》篇:“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杨伯俊先生在注中解释说:“‘堂’是正厅,‘室’是内室。先入门,次升堂,最后入室,表示做学问的几个阶段。”从这段评价里不仅可以看出,钟嵘对子建的推崇之至;更可看出思王、公干、景阳潘陆文学禀赋之差异。周振甫先生在《诗品译注》中说:“升堂比中等,入室比高等。坐廊庑,比初等。”“思王入室”说明子建作诗已达到了最高境界,自然成就最高,是第一等的文字;“公干升堂”是中等文字;而景阳潘陆的坐于廊庑之间,就是初等的文字了。
钟嵘《诗品》,对子建的评价最热烈、最冲动、最不顾一切,以“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论之,不仅指出其渊源之高远,更推崇其文学实践之成功。这种成功具体化,便是“人伦之周孔,鳞羽之龙凤……”,形象地展现了曹植的文学成就以及在钟嵘心目中的地位。
钟嵘对谢灵运的品评用语最多、寄情最深、意味最深长。《诗品》卷上谢灵运章说: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 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尽管钟嵘在赞美之余,对谢灵运略有微词,但“未足贬其高洁也”。而对其出生、成长的描写,实为品诗之闲笔。在《诗品》中如此用笔可谓独具匠心,但也可以看出来钟嵘对谢灵运感情的特殊。而对士衡的评价比及二人就要理智得多、平淡得多、客观得多,而且也存在着矛盾心理。这不仅表现在“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的评语上,更主要是其文学实践、文学成就及文学影响远不如曹、谢二人。钟嵘矛盾之,一方面因陆机文风与陈思相近,“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故将其列入上品;另一方面,又因“纵辞尤繁”,也就是文辞过繁,“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即不看重编织文采,损害了文辞的奇巧,而流露出无奈之情。如此看来,钟嵘最推崇者,就是曹植与谢灵运。那么为什么在众多文人中钟嵘最推崇此二人呢?本文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文学天赋高,性情相通,文风相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领悟最透。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原因之一。
追溯文学传统的渊源,应是“诗、骚”传统。“诗”乃指《诗经》,它奠定了文学的现实性,具体来说,包括文学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功力意义等。“骚”即《楚辞》,因为《离骚》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故以“骚”代之。它开启了文学的另一面:情感意义、生命意义、形式意义与审美意义。“风、骚”传统是先秦贡献于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瑰宝,成为诗歌创作的两面旗帜,影响了中国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基本面貌。无论是才高者抑或平庸者,都沿着两大传统指示的方向创作。而得其精髓者也不乏其人。
陈思王是 “风、骚”传统最早的成功实践者,将“风”的古朴质实与“骚”的典雅高华完美结合。因此,钟嵘在肯定曹子建承继文化传统时,一方面,直截了当指出“其源出于《国风》”,另一方面在评语中甚推其诗风的“情兼雅怨”。“情兼雅怨”本是司马迁《史记》推崇屈原《离骚》之语。《屈原列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矣。”周振甫认为,“情兼雅怨”,“是说曹植的诗兼有《诗经》的《小雅》和《离骚》的怨恨,即就风格说,出于《国风》,就思想感情说,兼有《小雅》和《离骚》的雅正和幽怨”。这样看来,所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就是达到了儒家理念中“文质彬彬”的最佳艺术审美效果。因此钟嵘大加赞赏,以“人伦之有周、孔”比之,对曹子建推崇极甚。
谢灵运恃才傲物,目无古人,更目无时代,却对曹子建倍加推崇,其程度不亚于钟嵘。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可见谢灵运对曹子建仰慕推崇之情。以此推之,谢灵运作诗以曹子建为榜样,乃情理中事。钟嵘以为谢灵运与曹子建渊源相接,“其源出于陈思”,说明二人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大体相近或相似。这种相近或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二人性情方面相同。
《文选》说“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则“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此引语说明二人都喜遨游。曹植的“公子不及世事”与谢灵运的“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其意一也。性情浪漫,不愿或懒谙世事,乃性情中人,非俗世中人也。曹植“忧生之嗟”多以诗体现之,也与灵运“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相同,都是以诗抒其情、表其意、壮其志。
2 二人文风相似。
曹植与谢灵运都才高八斗,富艳难踪。陈寿称子建:“陈思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诗品序》称:“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从这两段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诗歌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共同点就是气质高华,富贵艳丽。
正因为二人性情与文风相似,钟嵘品评灵运诗风才冠以“源出于陈思”。如果诗歌风格大相径庭,就无法在根本上将二者合流并轨。总体来说,谢灵运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有轻重、主次之分。这不是主观所望,而是客观所致。“骚”文化传统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对诗歌审美意义和个体生命的展示也就更充分。谢灵运对山水景物的痴迷与专注,使得其士族文人的气概更加傲岸,精神面貌空灵而超脱,生命状态在诗中与物合一,呈现出一种欣然愉悦的姿态:意蕴高远而明丽,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生命蓬勃而向荣,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读者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既慰藉了受损的心灵,又启迪生命的另一种作为——走出社会生命的低谷,以自然生命的率性为是。这是他的诗歌令世人痴迷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关乎社会政治、功利责任的“风”传统也不是毫不涉及,只是表达的较为曲折间接罢了。尽管没有涉及重大的时代矛盾,但其抑郁之怀、激愤之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失志之士普遍的心理与情怀,故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共鸣。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谢灵运诗没有涉及社会现实,只是反映手段曲折罢了。如肆意游遨、纵情山水之举,本身就是对世俗社会政治的漠视与不满。而漠视与不满的情绪又一定是基于社会政治的弊端丛生或是不尽合理,可见其意义不可小视。
正因为曹子建与谢灵运文学天赋高,对传统文化领悟深,又通过非凡的表现才华将其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故而钟嵘在品评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既是钟嵘慧眼识珠的个人认识,更是时代普遍的共识。
二 代表了诗歌自身的发展方向以及贵族文学的欣赏趣味。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又一个原因。
诗歌自身的发展大致是由内容向形式再向二者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过程。诗歌是展现灵魂的手段,是承载心灵的器具,是精神世界充溢的结果。正如《诗大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对诗歌内容的把握和传达,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始动力,是诗歌初级阶段最重要的生发和存在因素。如果没有心灵的感动和与外物互动产生的强烈的宣泄要求,诗歌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更谈不上诗歌意识的自觉与提升。既然诗是情志的不得已,不吐不足以平情绪、快心志的产物,这就对诗在内容方面提出了要求:“灵祗待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是对诗歌功能的最好说明。能使神接受祭祀,能使鬼借之祷告,可谓诗的功能真正是“动天地,感鬼神”的。既然能“动天地,感鬼神”,感动人类自己就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感动因时代、政治以及个体生命的需求不同,而表现出诗歌内延的迥然有别。有的注重生命的快乐、忧伤与焦虑;有的注重社会政治的平和、动荡与灾难;有的抒发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通达;有的则是精神空虚的浮华与无聊。或喜或悲、或正或邪、或慨叹或呻吟,都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他人或是无益的,对时代或是有害的,但对个体生命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每个生命的内在沉积都是不一样的,生命的驱动程序千差万别,能源的补给也因生命体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要求。但大都贯穿着人类的共性与时代的个性。只是因时代与个体生命的差异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生命需要。最初的诗歌,由于对外在形式缺乏认识,精力都放在了对内容的认识上。而“动天地,感鬼神”就是对诗歌内涵力量的最好诠释。
对诗歌表现形式的注重是迟早的事。这好比人类物质生活满足后,转而追慕精神文明一样。这是生活概念的优化,生命意识的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作诗亦如此。尽管对形式美的过分注重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我们仍不得不说这是进步,是从基本状态向审美状态的提升。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谢灵运与钟嵘时代就是文学自觉的全盛时期。曹丕确立了“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形态。尽管社会制度弊端丛生,却拥有了一个阶层文学自觉的实践者和滋生唯美主义的最好土壤。
曹植是曹丕时代文学自觉的成功实践者。他在继承“风”的现实性的同时,把“骚”光艳华美的艺术美融为一体,开启了中世纪唯美主义文风趋之若鹜的探讨与追求。后世及钟嵘力挺曹植的原因正在于此。钟嵘称曹子建诗歌风格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细细品味钟嵘钟情于曹植的关键,就是“词彩华茂”与“情兼雅怨”。“情兼雅怨”前面已论述,这是对子建诗歌“风”、“骚”传统兼而有之的最精辟的说明。起点高,体质完备,因而自是“卓尔不群”。而“词彩华茂”更是子建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根本所在。魏晋诗人“骨气奇高”者不乏其人,而“词采华茂”者,当首推子建。
曹植时代是文学自觉的初醒阶段。诗歌内容的言之有物,文人大都具备。诗歌内涵力量的展现已成为了时代共性,无须刻意倡扬。而在辞藻的表现上,却是参差不齐,高下有别。曹植在“骨气奇高”等时代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将词藻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令后世刮目相看。并因此在钟嵘眼里,与同时代的诗人拉开距离。例如曹操诗歌的气骨较之曹植有过之而无不及,唯词藻逊之,以“古直”见称,屈居下品;而曹植以“词彩华茂”位居上品。风格两样,命运两济。这一方面说明了诗歌发展过程中认识的片面性,也说明了“词采华茂”在钟嵘时代的重要性。
谢灵运是曹植的崇拜者,崇拜的原因是其才高词赡,篇体光华。而这种风格又成为钟嵘时代的主流风格。原因有二:第一,是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认识的自我成熟。形式美已成为完善诗歌功能的最重要的手段。曹子建是最早最成功运用华美的形式来表现社会矛盾和生命内涵的。通过对形式的精益求精,使文学的形象生动、显现而感性,既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又迎合了时代的审美趣味,故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主流风格。第二,文学士族化。士族大体说来是个腐朽、无能而又自以为是的统治集团。政治上无建树,人格上不独立,精神空虚,审美趋于偏狭。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主张——尚美趋丽,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故而更助长了这种风气的滋生蔓延。应该指出的是,文学士族化不仅是创作者的行为,也是赏析者的审美倾向所致。也就是说,文学士族化是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互动的结果。一种文学形式能在某一个时代蔚为风气,说明了这个时期欣赏者阶级属性的主导地位。
钟嵘品评士子,也有他阶级属性的成份所在。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与阶级类型都决定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意识的形态。对钟嵘的出身,学术界一直有庶族与士族之争,但现在已基本确定。根据现代学者曹旭《钟嵘身世考》中大量翔实的考证,结合《南史》、《梁书》等正史看,钟嵘出身士族毋庸置疑。阶级属性决定了钟嵘文学观念的士族化以及这种观念影响下《诗品》总体面貌的形成,也是钟嵘钟情于曹植、谢灵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作实际中,尽管士族文人大都崇尚华美艳丽,但要能摆脱平庸,自成一体者也是凤毛麟角,而能做到格高调雅、富艳不凡者更是少之又少。而谢灵运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难以企及的审美高度。他的诗“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尽显崇高洁净之美,让人望而生羡。谢灵运诗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实力成功导引了一种作为,对诗的外延特征进行总结、批评、建立、完善,使诗的形式在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同时,扩大了其审美的力量。谢灵运不仅启迪了“永明体”,更开创了后世的山水诗派。
三 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第三个原因。
尽管后人评钟嵘《诗品》多有微词,认为上、中、下品里的诗人有安排不妥之处。如王士 《渔洋诗话》就说:“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但对钟嵘评价子建、灵运却表现出最大的认同。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两人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除了陶渊明,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曹子建与谢康乐。事实上,我们也可看到,陶渊明诗产生的历史意义不可小觑,可是时代意义远不如曹子建与谢客。
曹子建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突显成效,关注者甚众,评语最高。仅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者多达二十余家。品评之富赡,叹为观止。在众多批评家中以谢灵运、钟嵘的评价最为生动而精到。而曹子建对谢灵运、钟嵘的影响还有明晰的连带关系。也就是说,谢灵运对曹植的崇拜直接影响了钟嵘对子建的认识。说的更具体的话,就是钟嵘对子建的评价明显受了谢灵运“八斗之才”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首先,谢灵运评价在前,以谢灵运当时之影响及威望,此评价天下皆知,钟嵘不可不知;其次,钟嵘在南朝众多文人中,对谢灵运有独特的情感,评价谢灵运用语最多、用情最深,对谢灵运也最在乎。在品评“左思一章”里,就用谢灵运曾经的评价来论左思的成就。如钟嵘曰:“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品评张华也以灵运尝言佐之,如:“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此处皆用原话。而在品评曹子建时却应用了谢灵运品赞曹子建之评语之精神,细观不难看出;第三,钟嵘对曹植品语之大胆、绝对,若无前人言语壮胆,不会如此不顾一切。因为这不符合作为文学批评家钟嵘品鉴诗歌的基本风格——相对客观、冷静。钟嵘对曹植的品鉴,理智完全为情感所驱动,主观色彩非常浓,这种忘乎所以的评价,与谢灵运赞赏子建的情态如出一辙。
谢灵运诗更是为世人所仰慕。《宋书》本传说他:“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学之者甚众。当时就有“谢灵运体”、“谢康乐体”之说。的确,谢灵运出身门户贵,社会名望大,文学天赋高,加上他不拘泥于前人,不凝滞于时代,在玄言诗盛极一时之时,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推陈出新,开一代风气。以他“才高词盛”、“富艳精工”的艺术功底,在玄言诗、陶渊明性情美之外又拓展了另一种审美领域,即声色美。他倾心“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创作手段,使声色美呈现出异样的光彩,让整个时代为之动容,学习模仿者趋之若鹜,如谢惠连、王籍、谢 、阴铿、何逊等,随即开启了一个时代新的文学样式——山水诗时代的到来。并以他卓越的文学天赋,启迪后来人在他山水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尝试、挖掘和完善,最终使山水诗至唐大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因此,通观钟嵘《诗品》,于曹植用情最多,于谢灵运用心最深。而后世也相对心服口服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的精髓领悟最深,而又以卓尔不群的诗歌修养,在诗歌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正是钟嵘钟情于此二人的关键处。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谈艺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2] 钟嵘,周振甫译注:《诗品》,中华书局,1998年。
[3] 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4] 刘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
[6] 《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
[8] 《二十五史》,《宋书·谢灵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作者简介:刘晓莉,女,1965—,陕西大荔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工作单位: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钟嵘 《诗品》 曹植 谢灵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钟嵘《诗品》品评汉魏至南朝宋、齐之间一百余人之诗作。处上品者十一人,外加“古诗”;中品者三十九人;下品者七十三人。在钟嵘看来,上品中的十一人与“古诗”是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特指五言诗)的佼佼者。而这佼佼者中又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最。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称,钟嵘“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
本文以为,钟嵘最尊者陈思、谢客二人而已,士衡不可与之肩并。原因是尽管钟嵘在《诗品序》里有“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这样的评价,但在实际的评价中却不尽然。在《序》里,钟嵘虽然肯定“太康”诗坛有“中兴”之功,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笼统概之,并无特别强调士衡贡献之意,能够支撑“太康之英”的论证不足。但钟嵘却对“元嘉之雄”的谢灵运论之甚详:“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跞潘、左。”他在《诗品》上“魏陈思王植”一章中又盛赞曹植,并在盛赞曹植的同时,将其与士衡拉开相当距离。其评曰: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 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升堂”、“入室”语出自《论语·先进》篇:“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杨伯俊先生在注中解释说:“‘堂’是正厅,‘室’是内室。先入门,次升堂,最后入室,表示做学问的几个阶段。”从这段评价里不仅可以看出,钟嵘对子建的推崇之至;更可看出思王、公干、景阳潘陆文学禀赋之差异。周振甫先生在《诗品译注》中说:“升堂比中等,入室比高等。坐廊庑,比初等。”“思王入室”说明子建作诗已达到了最高境界,自然成就最高,是第一等的文字;“公干升堂”是中等文字;而景阳潘陆的坐于廊庑之间,就是初等的文字了。
钟嵘《诗品》,对子建的评价最热烈、最冲动、最不顾一切,以“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论之,不仅指出其渊源之高远,更推崇其文学实践之成功。这种成功具体化,便是“人伦之周孔,鳞羽之龙凤……”,形象地展现了曹植的文学成就以及在钟嵘心目中的地位。
钟嵘对谢灵运的品评用语最多、寄情最深、意味最深长。《诗品》卷上谢灵运章说: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 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尽管钟嵘在赞美之余,对谢灵运略有微词,但“未足贬其高洁也”。而对其出生、成长的描写,实为品诗之闲笔。在《诗品》中如此用笔可谓独具匠心,但也可以看出来钟嵘对谢灵运感情的特殊。而对士衡的评价比及二人就要理智得多、平淡得多、客观得多,而且也存在着矛盾心理。这不仅表现在“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的评语上,更主要是其文学实践、文学成就及文学影响远不如曹、谢二人。钟嵘矛盾之,一方面因陆机文风与陈思相近,“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故将其列入上品;另一方面,又因“纵辞尤繁”,也就是文辞过繁,“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即不看重编织文采,损害了文辞的奇巧,而流露出无奈之情。如此看来,钟嵘最推崇者,就是曹植与谢灵运。那么为什么在众多文人中钟嵘最推崇此二人呢?本文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文学天赋高,性情相通,文风相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领悟最透。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原因之一。
追溯文学传统的渊源,应是“诗、骚”传统。“诗”乃指《诗经》,它奠定了文学的现实性,具体来说,包括文学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功力意义等。“骚”即《楚辞》,因为《离骚》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故以“骚”代之。它开启了文学的另一面:情感意义、生命意义、形式意义与审美意义。“风、骚”传统是先秦贡献于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瑰宝,成为诗歌创作的两面旗帜,影响了中国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基本面貌。无论是才高者抑或平庸者,都沿着两大传统指示的方向创作。而得其精髓者也不乏其人。
陈思王是 “风、骚”传统最早的成功实践者,将“风”的古朴质实与“骚”的典雅高华完美结合。因此,钟嵘在肯定曹子建承继文化传统时,一方面,直截了当指出“其源出于《国风》”,另一方面在评语中甚推其诗风的“情兼雅怨”。“情兼雅怨”本是司马迁《史记》推崇屈原《离骚》之语。《屈原列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矣。”周振甫认为,“情兼雅怨”,“是说曹植的诗兼有《诗经》的《小雅》和《离骚》的怨恨,即就风格说,出于《国风》,就思想感情说,兼有《小雅》和《离骚》的雅正和幽怨”。这样看来,所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就是达到了儒家理念中“文质彬彬”的最佳艺术审美效果。因此钟嵘大加赞赏,以“人伦之有周、孔”比之,对曹子建推崇极甚。
谢灵运恃才傲物,目无古人,更目无时代,却对曹子建倍加推崇,其程度不亚于钟嵘。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可见谢灵运对曹子建仰慕推崇之情。以此推之,谢灵运作诗以曹子建为榜样,乃情理中事。钟嵘以为谢灵运与曹子建渊源相接,“其源出于陈思”,说明二人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大体相近或相似。这种相近或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二人性情方面相同。
《文选》说“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则“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此引语说明二人都喜遨游。曹植的“公子不及世事”与谢灵运的“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其意一也。性情浪漫,不愿或懒谙世事,乃性情中人,非俗世中人也。曹植“忧生之嗟”多以诗体现之,也与灵运“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相同,都是以诗抒其情、表其意、壮其志。
2 二人文风相似。
曹植与谢灵运都才高八斗,富艳难踪。陈寿称子建:“陈思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诗品序》称:“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从这两段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诗歌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共同点就是气质高华,富贵艳丽。
正因为二人性情与文风相似,钟嵘品评灵运诗风才冠以“源出于陈思”。如果诗歌风格大相径庭,就无法在根本上将二者合流并轨。总体来说,谢灵运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有轻重、主次之分。这不是主观所望,而是客观所致。“骚”文化传统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对诗歌审美意义和个体生命的展示也就更充分。谢灵运对山水景物的痴迷与专注,使得其士族文人的气概更加傲岸,精神面貌空灵而超脱,生命状态在诗中与物合一,呈现出一种欣然愉悦的姿态:意蕴高远而明丽,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生命蓬勃而向荣,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读者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既慰藉了受损的心灵,又启迪生命的另一种作为——走出社会生命的低谷,以自然生命的率性为是。这是他的诗歌令世人痴迷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关乎社会政治、功利责任的“风”传统也不是毫不涉及,只是表达的较为曲折间接罢了。尽管没有涉及重大的时代矛盾,但其抑郁之怀、激愤之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失志之士普遍的心理与情怀,故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共鸣。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谢灵运诗没有涉及社会现实,只是反映手段曲折罢了。如肆意游遨、纵情山水之举,本身就是对世俗社会政治的漠视与不满。而漠视与不满的情绪又一定是基于社会政治的弊端丛生或是不尽合理,可见其意义不可小视。
正因为曹子建与谢灵运文学天赋高,对传统文化领悟深,又通过非凡的表现才华将其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故而钟嵘在品评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既是钟嵘慧眼识珠的个人认识,更是时代普遍的共识。
二 代表了诗歌自身的发展方向以及贵族文学的欣赏趣味。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又一个原因。
诗歌自身的发展大致是由内容向形式再向二者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过程。诗歌是展现灵魂的手段,是承载心灵的器具,是精神世界充溢的结果。正如《诗大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对诗歌内容的把握和传达,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始动力,是诗歌初级阶段最重要的生发和存在因素。如果没有心灵的感动和与外物互动产生的强烈的宣泄要求,诗歌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更谈不上诗歌意识的自觉与提升。既然诗是情志的不得已,不吐不足以平情绪、快心志的产物,这就对诗在内容方面提出了要求:“灵祗待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是对诗歌功能的最好说明。能使神接受祭祀,能使鬼借之祷告,可谓诗的功能真正是“动天地,感鬼神”的。既然能“动天地,感鬼神”,感动人类自己就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感动因时代、政治以及个体生命的需求不同,而表现出诗歌内延的迥然有别。有的注重生命的快乐、忧伤与焦虑;有的注重社会政治的平和、动荡与灾难;有的抒发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通达;有的则是精神空虚的浮华与无聊。或喜或悲、或正或邪、或慨叹或呻吟,都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他人或是无益的,对时代或是有害的,但对个体生命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每个生命的内在沉积都是不一样的,生命的驱动程序千差万别,能源的补给也因生命体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要求。但大都贯穿着人类的共性与时代的个性。只是因时代与个体生命的差异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生命需要。最初的诗歌,由于对外在形式缺乏认识,精力都放在了对内容的认识上。而“动天地,感鬼神”就是对诗歌内涵力量的最好诠释。
对诗歌表现形式的注重是迟早的事。这好比人类物质生活满足后,转而追慕精神文明一样。这是生活概念的优化,生命意识的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作诗亦如此。尽管对形式美的过分注重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我们仍不得不说这是进步,是从基本状态向审美状态的提升。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谢灵运与钟嵘时代就是文学自觉的全盛时期。曹丕确立了“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形态。尽管社会制度弊端丛生,却拥有了一个阶层文学自觉的实践者和滋生唯美主义的最好土壤。
曹植是曹丕时代文学自觉的成功实践者。他在继承“风”的现实性的同时,把“骚”光艳华美的艺术美融为一体,开启了中世纪唯美主义文风趋之若鹜的探讨与追求。后世及钟嵘力挺曹植的原因正在于此。钟嵘称曹子建诗歌风格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细细品味钟嵘钟情于曹植的关键,就是“词彩华茂”与“情兼雅怨”。“情兼雅怨”前面已论述,这是对子建诗歌“风”、“骚”传统兼而有之的最精辟的说明。起点高,体质完备,因而自是“卓尔不群”。而“词彩华茂”更是子建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根本所在。魏晋诗人“骨气奇高”者不乏其人,而“词采华茂”者,当首推子建。
曹植时代是文学自觉的初醒阶段。诗歌内容的言之有物,文人大都具备。诗歌内涵力量的展现已成为了时代共性,无须刻意倡扬。而在辞藻的表现上,却是参差不齐,高下有别。曹植在“骨气奇高”等时代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将词藻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令后世刮目相看。并因此在钟嵘眼里,与同时代的诗人拉开距离。例如曹操诗歌的气骨较之曹植有过之而无不及,唯词藻逊之,以“古直”见称,屈居下品;而曹植以“词彩华茂”位居上品。风格两样,命运两济。这一方面说明了诗歌发展过程中认识的片面性,也说明了“词采华茂”在钟嵘时代的重要性。
谢灵运是曹植的崇拜者,崇拜的原因是其才高词赡,篇体光华。而这种风格又成为钟嵘时代的主流风格。原因有二:第一,是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认识的自我成熟。形式美已成为完善诗歌功能的最重要的手段。曹子建是最早最成功运用华美的形式来表现社会矛盾和生命内涵的。通过对形式的精益求精,使文学的形象生动、显现而感性,既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又迎合了时代的审美趣味,故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主流风格。第二,文学士族化。士族大体说来是个腐朽、无能而又自以为是的统治集团。政治上无建树,人格上不独立,精神空虚,审美趋于偏狭。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主张——尚美趋丽,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故而更助长了这种风气的滋生蔓延。应该指出的是,文学士族化不仅是创作者的行为,也是赏析者的审美倾向所致。也就是说,文学士族化是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互动的结果。一种文学形式能在某一个时代蔚为风气,说明了这个时期欣赏者阶级属性的主导地位。
钟嵘品评士子,也有他阶级属性的成份所在。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与阶级类型都决定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意识的形态。对钟嵘的出身,学术界一直有庶族与士族之争,但现在已基本确定。根据现代学者曹旭《钟嵘身世考》中大量翔实的考证,结合《南史》、《梁书》等正史看,钟嵘出身士族毋庸置疑。阶级属性决定了钟嵘文学观念的士族化以及这种观念影响下《诗品》总体面貌的形成,也是钟嵘钟情于曹植、谢灵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作实际中,尽管士族文人大都崇尚华美艳丽,但要能摆脱平庸,自成一体者也是凤毛麟角,而能做到格高调雅、富艳不凡者更是少之又少。而谢灵运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难以企及的审美高度。他的诗“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尽显崇高洁净之美,让人望而生羡。谢灵运诗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实力成功导引了一种作为,对诗的外延特征进行总结、批评、建立、完善,使诗的形式在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同时,扩大了其审美的力量。谢灵运不仅启迪了“永明体”,更开创了后世的山水诗派。
三 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是钟嵘最推崇曹谢二人的第三个原因。
尽管后人评钟嵘《诗品》多有微词,认为上、中、下品里的诗人有安排不妥之处。如王士 《渔洋诗话》就说:“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但对钟嵘评价子建、灵运却表现出最大的认同。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两人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除了陶渊明,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曹子建与谢康乐。事实上,我们也可看到,陶渊明诗产生的历史意义不可小觑,可是时代意义远不如曹子建与谢客。
曹子建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突显成效,关注者甚众,评语最高。仅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者多达二十余家。品评之富赡,叹为观止。在众多批评家中以谢灵运、钟嵘的评价最为生动而精到。而曹子建对谢灵运、钟嵘的影响还有明晰的连带关系。也就是说,谢灵运对曹植的崇拜直接影响了钟嵘对子建的认识。说的更具体的话,就是钟嵘对子建的评价明显受了谢灵运“八斗之才”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首先,谢灵运评价在前,以谢灵运当时之影响及威望,此评价天下皆知,钟嵘不可不知;其次,钟嵘在南朝众多文人中,对谢灵运有独特的情感,评价谢灵运用语最多、用情最深,对谢灵运也最在乎。在品评“左思一章”里,就用谢灵运曾经的评价来论左思的成就。如钟嵘曰:“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品评张华也以灵运尝言佐之,如:“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此处皆用原话。而在品评曹子建时却应用了谢灵运品赞曹子建之评语之精神,细观不难看出;第三,钟嵘对曹植品语之大胆、绝对,若无前人言语壮胆,不会如此不顾一切。因为这不符合作为文学批评家钟嵘品鉴诗歌的基本风格——相对客观、冷静。钟嵘对曹植的品鉴,理智完全为情感所驱动,主观色彩非常浓,这种忘乎所以的评价,与谢灵运赞赏子建的情态如出一辙。
谢灵运诗更是为世人所仰慕。《宋书》本传说他:“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学之者甚众。当时就有“谢灵运体”、“谢康乐体”之说。的确,谢灵运出身门户贵,社会名望大,文学天赋高,加上他不拘泥于前人,不凝滞于时代,在玄言诗盛极一时之时,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推陈出新,开一代风气。以他“才高词盛”、“富艳精工”的艺术功底,在玄言诗、陶渊明性情美之外又拓展了另一种审美领域,即声色美。他倾心“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创作手段,使声色美呈现出异样的光彩,让整个时代为之动容,学习模仿者趋之若鹜,如谢惠连、王籍、谢 、阴铿、何逊等,随即开启了一个时代新的文学样式——山水诗时代的到来。并以他卓越的文学天赋,启迪后来人在他山水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尝试、挖掘和完善,最终使山水诗至唐大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因此,通观钟嵘《诗品》,于曹植用情最多,于谢灵运用心最深。而后世也相对心服口服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的精髓领悟最深,而又以卓尔不群的诗歌修养,在诗歌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正是钟嵘钟情于此二人的关键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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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十五史》,《宋书·谢灵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作者简介:刘晓莉,女,1965—,陕西大荔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工作单位:铜川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