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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的学术界,信任,已经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成为了贯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焦点。在这样的前提下,梳理信任研究的历史,对信任社会学理论源流的综述性工作,也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关键词 信任社会学 产生 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信任是一种社会伦理,信任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又无处不在。一大批社会学家关注信任,就连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个话题着迷。因为信任可能不能代表“看不见的手”,但多多少少能够代表一部分,如果裁缝不相信会有面包师做出面包来销售,他肯定不敢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缝纫之上。
其实人们对信任的关注由来已久。世界上所有千姿百态的文化中,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信任”。在《论语》中,“信”出现了38次,在《圣经》中,信任(trust或confidence)则出现了数十次之多,而在《古兰经》也谆谆教导信徒,“不可不忠于你们所受的信任”。基于信任的重要角色,早期的社会学家如齐美尔也曾关注过信任研究,并得出精辟结论。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在他对南意大利经济衰退的研究中提出了“社会资本”思想,所谓的“社会资本”,正是社会联系以及伴随着的规范与信任。这个观点给了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重要启发,写出了全美畅销一时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也重点提出,“信任”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习俗,对经济发展却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结合我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不信任现状,在当今中国,研究“信任”,有着极大的意义。
时至今日,信任受到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著作层出不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伦理学家等等,都在以各自不同的视角研究信任,得出了丰硕的成果。有研究信任与权力问题的(如卢曼《信任与权力》),有研究信任与经济发展的(代表作如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有研究信任与法律的关系的(如中国学者张维迎的《信息、信任与法律》),也有单纯从学术上研究信任的(如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的《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进入新世纪,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时,关于电子商务中的信任研究的理论文献也不断涌现。而当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被广泛应用时,也有不少科学家加入到了信任理论的研究之中,开始研究信任的生理基础与进化渊源。
二、 信任社会学的研究走向
社会科学对“信任”的关注起源于齐美尔,但齐美尔之后,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一片沉寂。直至五十年后,在多依奇等人的努力下,信任社会学才逐渐走向发轫。
信任研究一旦显露其深厚的潜力,立刻成为众多社会学家竞相挖掘的对象,并形成了关于信任研究的众多流派与视角。其中,最成熟也最为重要的,分别是信任与政治生活的研究、信任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以及信任与经济繁荣的研究。在这三个主要的发展脉络上,众多社会科学才俊各抒己见,学术界一片火热。
我们将先关注信任研究的发轫阶段,继而分析信任研究的三大主流,简述当代信任研究的最新动态,最后简述我国的信任研究。
(一)信任研究的发轫:齐美尔——多依奇——卢曼。
在社会学的启蒙时代,最早对信任做出论述当属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 在他的不朽名作《货币哲学》中,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做出了精妙的探究。他认为货币是“对社会—政治组织和秩序的信任的最集中的和最直接的形式和体现。”
齐美尔之后半个世纪,信任研究没有得到发展,直到1958年,心理学家多依奇(M. Deutsch)开始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信任”问题。他试图在囚徒困境的冲突中探讨信任的问题。多依奇的信任研究集中于微观实验方面,主要探究信任与个体心理的关系。
尼古拉斯•卢曼与伯纳德•巴伯分别在1979年与1983年对信任研究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卢曼在《信任与权力》中,将信任分为了个人信任与系统信任,认为熟悉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信任是对复杂社会的一种简约机制,是信任使发展成为可能。巴伯在卢曼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体制中为所有成员增进利益的创造者”, 他着重考察了两种信任期望——基于能力的信任期望和基于责任的社会期望。
在齐美尔——多依奇——卢曼等人间或断续的研究中,信任研究走向发轫,为二十世纪末期开始的对信任的高热研究提供了“富矿”。
(二)政治中信任的研究。
信任作为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主要的研究课题即为民主政治与信任的关系。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在《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中,分析了民主制度的悖论,认为民主社会产生的前提是假定制度化的不信任,而“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自发的信任就会越多”。 作为生活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波兰学者,彼得甚为详细地描述了独裁统治下的社会不信任,以及民主制度下信任的由来。
而同时期的美国学者们,则未必有彼得这样的乐观,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素•哈丁,撰文询问,《我们需要信任政府吗?》,因为民主政治褒扬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即为公民不应当信任政府,而应当提防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种前提,大卫•休谟提出,要设计出一套,即使是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制度。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奥纳多•帕特森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不相信政府,不同的民主强调不同的信任制度。他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其实是“三种竞争的民主形式复杂和凌乱混合的产物,这三种竞争的民主形式,即自由主义的多元论形式,精英分子的自由意志论形式,以及南方优等民族的原始民主形式”。 在这三种形式中,信任与不信任的制度各相迥异,调和而成美国的民主政治。
马克•E.沃伦认为政治与信任之间同时包含着同源关系与互补性,但“因为政治风险使信任成为问题,民主与信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紧张关系”。 不过马克对此依然还是抱着乐观态度,他认为这种紧张的关系能够被缓解,只要人们能“对脆弱的话语权力发挥其作用所必须的政治关系累的保护结构和保证给予特别关注”。
时至今日,政治中的信任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欧洲与美国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三)经济中信任的研究。
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研究中,福山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是不可忽略的大成之作。在他的著作中,福山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但他认为“可以把新古典经济学想成是百分之八十正确的学说”, 而剩余的百分之二十,则应归功于文化(尤其是信任)的巨大力量。他将全世界分为低信度社会与高信度社会。
在低信度社会中,信任的力量主要局限于家庭与家族的内部,低信度国家(如儒教社会、意大利、法国)中的成功企业往往都是家族企业,因为家族企业内部的信任对企业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但家族型企业面临两个致命创伤:(1)出于对家族外人的不信任,企业发展由家族掌控,使得企业难以充分有效地吸纳人才;(2)家族企业在财产继承与权力交接时往往出现大的危机。因而家族企业往往规模较小且不能持久,因而缺乏竞争力。企业即使能够发展壮大,也无法有效解决企业内部权力交替的问题,当第一代创业者逝世后,财富往往被几个儿子所平分,企业随即分崩离析,从而无法形成名牌企业和高端产品。
在高信度社会(如日本与德国)中,信任的力量不局限于家族内部,能够比较顺畅地铺向全社会,因而高信度社会能够建立自发性的社团组织,人们习惯于在血缘关系之外进行广泛合作。在这种信任度的辅助下,家族产业能够很顺利地过渡为现代公司,不断地进行资本积聚,而很少出现继承权问题。在日本,家族产业往往明文规定不能由家族内继承。创业者的后代们往往成为手握股权的股东,而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掌管。日本社会的高度信任使得日本的终生雇佣制度以及财团组织能够得以存在,从而保证了日本的经济崛起。
在德国,信任牢牢扎根于教育体系之中,德国人著名的学徒制度即为此例,当世界陷入福特主义浪潮之中时,德国依然保持着对蓝领工人的高度信任,将企业的众多决定权下放给蓝领工人,保证蓝领工人旺盛的工作热情。(无独有偶,日本丰田的“精简化生产”也是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生产线上的所有产业工人面前都有一条绳子,生产线上的任何一个工人看见任何地方有问题,都可以拉动绳索,停止整条生产线。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中,这样的场景无法想象。)
在对美国社会的研究中,福山先肯定美国社会中有着“苍鹰孤影”的个人主义情节,但同时精辟地指出,世界(包括美国人自己)对于美国人有着极大的误解,因为美国人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但在另一方面也强调集体主义,因而美国社会有着极高的社会信任。他认为,“美国自从立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权,这期间绝非个人主义的社会,反而是具有高度自发社交性的社会,享有普遍的社会信任感,因而能建立起大型经济组织”。
与福山同时产生的众多经济著作也都在强调信任的重要意义,对我国而言,如何处理信任与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将是日后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话题。
(四)关于社会资本与信任的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与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与道德联结的研究,经历了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众多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和威巴的著作《市民文化》立足于政治生活领域,对市民的文化做了深层次的剖析。80年代,Keane、Cohen and Arato、Kumar等社会学家重新将“市民社会”的经典概念提取出来并做了详实描述,市民通过对彼此的信任产生共同意识。随后的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重要思想,罗伯特•普特南也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思想,“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规范和信任——能使参与者更有效地一起行动,去追求共同的目标”。
在此之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与彼得•什托姆普卡先后提出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文明的资格”,更精细地研究道德伦理,尤其是信任,在社会中的作用。
相信,在未来的社会资本研究中,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一环,将会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五)当代信任研究的一些新趋势。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扩大化,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成熟与日趋升温,不少国外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重点研究信任在电子商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少生物技术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在信任研究方面,例如,瑞士苏黎世大学就曾经研究过“催产素”这种激素对于人的信任心理的影响,同期的研究也关注杏仁核、面部表情与信任的关系。
(六)我国信任社会学的研究现状。
我国信任社会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进来已经在国内形成了研究信任问题的小高潮。目前的研究主要分为京派学者的研究与汉派学者的研究。
京派学者的著作首推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的《信任论》,作品以东方人的视角来分析信任问题,试图从生物角度解释信任的来源,在信任的基础上,对信任的两大系统信任——专家系统与货币系统进行了分析。其他京派学者则更多从定量分析上进行信任研究。
汉派学者集中于武汉社会心理学会,主要进行定量研究,武汉市的重点研究项目《武汉人形象研究》中,汉派学者从信任的视角来研究某个特定城市的芸芸众生,分析角度十分新奇。
三、 信任社会学学的发展契机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关于信任的研究依旧方兴未艾,相信国内的信任研究也必将有长足发展。信任研究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对基本概念的整理和重新定义。要真正研究信任,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正式科学地定义信任,将关于信任的众多朦胧概念进行清晰地定位。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人,面临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以及社会中信任现象的百怪千奇,相信与海外同仁相比,反而能拥有更多的研究素材。□
(作者:作者均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注释:
G.simmel 1978: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178—179.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179.
伯纳德•巴伯.牟斌等译.信任: 信任的逻辑与局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第22 页.
彼得•什托姆普卡.程胜利译.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中华书局,第187页。
马克•E.沃伦 编.吴辉译.民主与信任.第188页,第321页,第321页.
弗朗西斯•福山.李宛蓉译.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0页,第302页.
Putnam 1995b:664—665.
关键词 信任社会学 产生 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信任是一种社会伦理,信任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又无处不在。一大批社会学家关注信任,就连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个话题着迷。因为信任可能不能代表“看不见的手”,但多多少少能够代表一部分,如果裁缝不相信会有面包师做出面包来销售,他肯定不敢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缝纫之上。
其实人们对信任的关注由来已久。世界上所有千姿百态的文化中,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信任”。在《论语》中,“信”出现了38次,在《圣经》中,信任(trust或confidence)则出现了数十次之多,而在《古兰经》也谆谆教导信徒,“不可不忠于你们所受的信任”。基于信任的重要角色,早期的社会学家如齐美尔也曾关注过信任研究,并得出精辟结论。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在他对南意大利经济衰退的研究中提出了“社会资本”思想,所谓的“社会资本”,正是社会联系以及伴随着的规范与信任。这个观点给了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重要启发,写出了全美畅销一时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也重点提出,“信任”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习俗,对经济发展却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结合我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不信任现状,在当今中国,研究“信任”,有着极大的意义。
时至今日,信任受到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著作层出不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伦理学家等等,都在以各自不同的视角研究信任,得出了丰硕的成果。有研究信任与权力问题的(如卢曼《信任与权力》),有研究信任与经济发展的(代表作如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有研究信任与法律的关系的(如中国学者张维迎的《信息、信任与法律》),也有单纯从学术上研究信任的(如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的《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进入新世纪,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时,关于电子商务中的信任研究的理论文献也不断涌现。而当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被广泛应用时,也有不少科学家加入到了信任理论的研究之中,开始研究信任的生理基础与进化渊源。
二、 信任社会学的研究走向
社会科学对“信任”的关注起源于齐美尔,但齐美尔之后,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一片沉寂。直至五十年后,在多依奇等人的努力下,信任社会学才逐渐走向发轫。
信任研究一旦显露其深厚的潜力,立刻成为众多社会学家竞相挖掘的对象,并形成了关于信任研究的众多流派与视角。其中,最成熟也最为重要的,分别是信任与政治生活的研究、信任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以及信任与经济繁荣的研究。在这三个主要的发展脉络上,众多社会科学才俊各抒己见,学术界一片火热。
我们将先关注信任研究的发轫阶段,继而分析信任研究的三大主流,简述当代信任研究的最新动态,最后简述我国的信任研究。
(一)信任研究的发轫:齐美尔——多依奇——卢曼。
在社会学的启蒙时代,最早对信任做出论述当属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 在他的不朽名作《货币哲学》中,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做出了精妙的探究。他认为货币是“对社会—政治组织和秩序的信任的最集中的和最直接的形式和体现。”
齐美尔之后半个世纪,信任研究没有得到发展,直到1958年,心理学家多依奇(M. Deutsch)开始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信任”问题。他试图在囚徒困境的冲突中探讨信任的问题。多依奇的信任研究集中于微观实验方面,主要探究信任与个体心理的关系。
尼古拉斯•卢曼与伯纳德•巴伯分别在1979年与1983年对信任研究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卢曼在《信任与权力》中,将信任分为了个人信任与系统信任,认为熟悉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信任是对复杂社会的一种简约机制,是信任使发展成为可能。巴伯在卢曼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体制中为所有成员增进利益的创造者”, 他着重考察了两种信任期望——基于能力的信任期望和基于责任的社会期望。
在齐美尔——多依奇——卢曼等人间或断续的研究中,信任研究走向发轫,为二十世纪末期开始的对信任的高热研究提供了“富矿”。
(二)政治中信任的研究。
信任作为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主要的研究课题即为民主政治与信任的关系。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在《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中,分析了民主制度的悖论,认为民主社会产生的前提是假定制度化的不信任,而“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自发的信任就会越多”。 作为生活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波兰学者,彼得甚为详细地描述了独裁统治下的社会不信任,以及民主制度下信任的由来。
而同时期的美国学者们,则未必有彼得这样的乐观,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素•哈丁,撰文询问,《我们需要信任政府吗?》,因为民主政治褒扬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即为公民不应当信任政府,而应当提防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种前提,大卫•休谟提出,要设计出一套,即使是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制度。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奥纳多•帕特森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不相信政府,不同的民主强调不同的信任制度。他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其实是“三种竞争的民主形式复杂和凌乱混合的产物,这三种竞争的民主形式,即自由主义的多元论形式,精英分子的自由意志论形式,以及南方优等民族的原始民主形式”。 在这三种形式中,信任与不信任的制度各相迥异,调和而成美国的民主政治。
马克•E.沃伦认为政治与信任之间同时包含着同源关系与互补性,但“因为政治风险使信任成为问题,民主与信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紧张关系”。 不过马克对此依然还是抱着乐观态度,他认为这种紧张的关系能够被缓解,只要人们能“对脆弱的话语权力发挥其作用所必须的政治关系累的保护结构和保证给予特别关注”。
时至今日,政治中的信任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欧洲与美国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三)经济中信任的研究。
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研究中,福山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是不可忽略的大成之作。在他的著作中,福山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但他认为“可以把新古典经济学想成是百分之八十正确的学说”, 而剩余的百分之二十,则应归功于文化(尤其是信任)的巨大力量。他将全世界分为低信度社会与高信度社会。
在低信度社会中,信任的力量主要局限于家庭与家族的内部,低信度国家(如儒教社会、意大利、法国)中的成功企业往往都是家族企业,因为家族企业内部的信任对企业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但家族型企业面临两个致命创伤:(1)出于对家族外人的不信任,企业发展由家族掌控,使得企业难以充分有效地吸纳人才;(2)家族企业在财产继承与权力交接时往往出现大的危机。因而家族企业往往规模较小且不能持久,因而缺乏竞争力。企业即使能够发展壮大,也无法有效解决企业内部权力交替的问题,当第一代创业者逝世后,财富往往被几个儿子所平分,企业随即分崩离析,从而无法形成名牌企业和高端产品。
在高信度社会(如日本与德国)中,信任的力量不局限于家族内部,能够比较顺畅地铺向全社会,因而高信度社会能够建立自发性的社团组织,人们习惯于在血缘关系之外进行广泛合作。在这种信任度的辅助下,家族产业能够很顺利地过渡为现代公司,不断地进行资本积聚,而很少出现继承权问题。在日本,家族产业往往明文规定不能由家族内继承。创业者的后代们往往成为手握股权的股东,而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掌管。日本社会的高度信任使得日本的终生雇佣制度以及财团组织能够得以存在,从而保证了日本的经济崛起。
在德国,信任牢牢扎根于教育体系之中,德国人著名的学徒制度即为此例,当世界陷入福特主义浪潮之中时,德国依然保持着对蓝领工人的高度信任,将企业的众多决定权下放给蓝领工人,保证蓝领工人旺盛的工作热情。(无独有偶,日本丰田的“精简化生产”也是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生产线上的所有产业工人面前都有一条绳子,生产线上的任何一个工人看见任何地方有问题,都可以拉动绳索,停止整条生产线。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中,这样的场景无法想象。)
在对美国社会的研究中,福山先肯定美国社会中有着“苍鹰孤影”的个人主义情节,但同时精辟地指出,世界(包括美国人自己)对于美国人有着极大的误解,因为美国人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但在另一方面也强调集体主义,因而美国社会有着极高的社会信任。他认为,“美国自从立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权,这期间绝非个人主义的社会,反而是具有高度自发社交性的社会,享有普遍的社会信任感,因而能建立起大型经济组织”。
与福山同时产生的众多经济著作也都在强调信任的重要意义,对我国而言,如何处理信任与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将是日后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话题。
(四)关于社会资本与信任的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与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与道德联结的研究,经历了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众多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和威巴的著作《市民文化》立足于政治生活领域,对市民的文化做了深层次的剖析。80年代,Keane、Cohen and Arato、Kumar等社会学家重新将“市民社会”的经典概念提取出来并做了详实描述,市民通过对彼此的信任产生共同意识。随后的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重要思想,罗伯特•普特南也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思想,“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规范和信任——能使参与者更有效地一起行动,去追求共同的目标”。
在此之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与彼得•什托姆普卡先后提出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文明的资格”,更精细地研究道德伦理,尤其是信任,在社会中的作用。
相信,在未来的社会资本研究中,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一环,将会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五)当代信任研究的一些新趋势。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扩大化,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成熟与日趋升温,不少国外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重点研究信任在电子商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少生物技术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在信任研究方面,例如,瑞士苏黎世大学就曾经研究过“催产素”这种激素对于人的信任心理的影响,同期的研究也关注杏仁核、面部表情与信任的关系。
(六)我国信任社会学的研究现状。
我国信任社会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进来已经在国内形成了研究信任问题的小高潮。目前的研究主要分为京派学者的研究与汉派学者的研究。
京派学者的著作首推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的《信任论》,作品以东方人的视角来分析信任问题,试图从生物角度解释信任的来源,在信任的基础上,对信任的两大系统信任——专家系统与货币系统进行了分析。其他京派学者则更多从定量分析上进行信任研究。
汉派学者集中于武汉社会心理学会,主要进行定量研究,武汉市的重点研究项目《武汉人形象研究》中,汉派学者从信任的视角来研究某个特定城市的芸芸众生,分析角度十分新奇。
三、 信任社会学学的发展契机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关于信任的研究依旧方兴未艾,相信国内的信任研究也必将有长足发展。信任研究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对基本概念的整理和重新定义。要真正研究信任,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正式科学地定义信任,将关于信任的众多朦胧概念进行清晰地定位。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人,面临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以及社会中信任现象的百怪千奇,相信与海外同仁相比,反而能拥有更多的研究素材。□
(作者:作者均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注释:
G.simmel 1978: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178—179.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179.
伯纳德•巴伯.牟斌等译.信任: 信任的逻辑与局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第22 页.
彼得•什托姆普卡.程胜利译.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中华书局,第187页。
马克•E.沃伦 编.吴辉译.民主与信任.第188页,第321页,第321页.
弗朗西斯•福山.李宛蓉译.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0页,第302页.
Putnam 1995b:664—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