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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教授是我崇敬的恩师。我于1960年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那时学制五年，前三年主要学习“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基础课，后两年主要学习专业课。从四年级开始，分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和历史地理四个专门化课程。当时金冲及老师任学校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他兼职给我们上“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凭着扎实深厚的史学根基，金师上课几乎不看讲稿，滔滔不绝，条理清晰，分析精当，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分专门化，我选中国近现代史，与金师对我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金冲及老师1965年2月年随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往北京国家文化部，此后我与金师的接触与交往就少了，但有时去北京出差总忘不了去拜访金师。改革开放后，金师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后被复旦聘为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每逢他来复旦给研究生上课、指导或评审论文，我总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向老师请教。和金师数十年的交往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金师做人治学，一以贯之，坚守求真务实。这里记述的是几则故事。
在我的宿舍金师“交待”加入中共地下党始末
金冲及老师因其能言善写，在复旦期间曾为校长以及党委书记杨西光等领导起草过多份总结、报告以及内参，是了解复旦内情的重要人物。“文革”初期，上海“一月风暴”，校党委被造反派夺权，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不久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金冲及老师也被复旦大学造反派召回复旦受审。其时把金老师召回复旦的目的，一是让他揭发党委，二是怀疑金老师是假党员，要严格审查。因金老师组织关系不在复旦，揭发交待审查未将其隔离，而是将他安置在学生宿舍6号楼，与六三级学生住在一起，同吃、同住、同批判，行动尚属自由。
当时，我任六五级学生政治指导员，住在学生宿舍6号楼203室。有一天晚饭后工军宣队通知我：“今晚借用你的房间让金冲及交待加入地下党事宜，你可以旁听，房间不准闲人进来。”金老师进来后，坐在房间中间方凳上，工军宣队驻历史系的头头沉下脸来严肃对金师说：“金冲及，你听着，今晚你要详细、老实坦白交代你参加地下党的事情。”金老师镇定、详实、坦言作答：
我是1947年9月进入复旦的。这年五六月间，上海市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进行了严厉的压制。但是学生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12月下旬严冬时刻，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冻死的难民，惨不忍睹。同济大学的学生首先发起募捐寒衣运动。复旦地下党抓住募捐寒衣合法活动之机，发动和团结校内多数同学冲破原来沉寂的空气。我作为学生骨干，常和同學一起到市区四处劝募寒衣，又将寒衣发放到流浪街头难民的手中；我还发起和参加了各种社团和读书会活动，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1948年1月29日，我参加了复旦同学支援同济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进京请愿的活动，被军警武装押回学校，校方给记了一次大过。这一年，经历了残酷激烈的斗争风雨的考验，我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全身心投入到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骨干。1948年四五月间，我经人介绍秘密地参加了梦寐以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厅传讯和通缉，被迫离校，准备到解放区去，直至解放后才回到学校。当时入党是单线联系，我被两位地下党领导看中，履行过两次入党手续。
最后他向工军宣队领导表示：“我交待的入党事实真真切切，没有一点假话，请领导严格审查！”在铁的事实面前造反派解除了对金师假党员的怀疑。旁听金老师的入党衷言，我受到一次深刻生动的革命斗争教育，增强了作为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信念，就是在逆境中也要求真务实，坚持真理不动摇。
说来也巧，两年后，因反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倒行逆施，“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和五位做过学生政治指导员的党员教师被打成“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每晚专案人员来隔离室大搞逼、供、信，军宣队头头来我房间训话，说我态度很坏，揭发交待内容不到百分之二。当时，我想起金老师在高压下，造反派怀疑他是假党员，但金师镇静自如，不说一句假话。我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金师的真诚、坦荡、直言，决不能在高压下，编造谎言，做墙倒众人推的伤天害理之事。
对待历史直言不讳
金冲及老师在复旦工作期间曾担任过“罗思鼎”写作组组长。1965年2月金冲及老师随石西民调往中央文化部，后由朱永嘉继任组长。上世纪90年代末，复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曾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协商承编中华民国史事宜，系领导指派我和张济顺等人去北京协商落实编写任务（后因我和张济顺、张云先后调离复旦，编史任务不了了之）。在京期间，一天由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朱宗震陪同，我们去中央文献研究室拜访了金冲及老师。
记不得乘什么车、经过什么路，只听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在地是当年林彪办公的毛家湾。走进一处都是平房的深宅大院，再进入一处坐北朝南的房间，经过曲曲弯弯的走廊，到了金师的办公室。金老师异常高兴，拿出好茶热情招待我们。落座后，他问我们来北京有何贵干，我将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合作编写中华民国史等事宜作了说明，接着金师谈了编写民国史的难与易。
师生相聚，无所拘束，无话不谈，有同学问金师来北京多年的感受，有同学问金师做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的体会。谈兴正浓，我半开玩笑地问金师：“如果你不调来北京，仍在上海当‘罗思鼎’写作组的组长会怎样？”金师直言不讳地回答：“那我比朱永嘉干得还厉害，刑期比他还要长！因为我接触人员比他更广泛，活动的空间能量比他大！”停了片刻，他又感慨地说：“人啊！有时个人的命运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金师的这番话切中时弊，含意深刻，引起在场同学的深思。金冲及和朱永嘉两位都是我的老师，金师给我们上的基础课是中国近代史，朱师教授的是中国古代史明清时期，两相比较是金师上得好。就学术研究而言，金师的学术成就比朱师大，金师与胡绳武老师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堪称时代杰作，金师耄耋之年写就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众多学术名家赞誉是“世纪之作”，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现今无人超越。金老师的人生经历恰好验证了那句古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
金冲及老师是追求真理、原则性极强的求真务实者，但他又是团结同志、热情谦虚、低调做人的楷模。2008年5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金冲及教授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金师当选俄罗斯外籍院士之时，正是他《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初稿完成之时，将满78岁，他谦虚欣慰地说：“这两件事对我都是一种勉励。”他当选外籍院士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但知道的人甚少。我的老同学施宣圆时任《文汇报》学林版主编，和金师常通电话，金师都没有透露过此事。复旦历史系金师的同事、好友和学生均不知道，他是一个极其低调，从不张扬的人。
治学要勤奋率真，反对浮躁趋时
2005年1月，我的老师蔡尚思教授百岁华诞，当时老同学施宣圆在蔡老的家乡筹资30余万元，为其出版400余万字的《蔡尚思全集》，特邀金冲及老师为顾问，并请为文集作序。金冲及老师在序言中说：“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知识的渊博是众所周知的。它来自先生过人的勤奋。从青年时代到耄耋岁月，他身上有着一股不断向前奋斗、仿佛使不完的劲。……我同先生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勤奋，一是率真。……（先生治学）直陈己见，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
金师借写序言之机将“一些不能己于言的话借此说说”。他尖锐地指出：“浮躁和趋时，正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金冲及老师不仅高度赞扬蔡尚思教授的勤奋与率真，他还赞颂过谭其骧教授的耿直与坦率。1990年谭其骧教授80寿辰时，他致信祝贺：“先生待人接物耿直坦率，总是有话直说，心口如一，不敷衍，不苟同，不说假话。”金冲及老师是尊师重学的模范，他在传承师长优良学风时，总是虚心向长者学习并严格要求自己。他在给谭师的贺信中，还有一段沁人心脾的描述：“自己在治学时即便是小处也不敢掉以轻心，宁可把自己当笨人对待，多下点笨功夫，不敢巧取，更不敢‘想當然’就信口胡说。”如果说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蔡尚思等前辈名师是开启复旦校训、树立师道的大师硕儒，那么金冲及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传承复旦校训校风基因的典范。
多年来，在金冲及老师言传身教下，从复旦到地方志办，我始终坚守求真务实这条底线，这种治学精神像粒粒鲜活的种子，扎根在我的脑海里，萌生在我的血液中。
学术研究要科学、精准、严谨
金冲及老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期间，多次来复旦为研究生上课、指导论文写作以及主持博士生论文评审答辩。一次他来复旦住在国权路的酒店，我和余子道教授登门拜访，老朋友相见，倍感亲切。当时金师主编的《毛泽东传》刚刚出版，我们的话题就转到毛传上来。《毛泽东传》分两大部分：解放前1893-1949，一大册共75万字，主编署金冲及；解放后1949-1976，分上、下两大册共130万字，主编署逄先知、金冲及。这样规模宏大的皇皇巨著，跨度83年，总字数205万字，收资和撰稿的难度可想而知。金老师介绍，本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文稿、电报、书信、谈话、会议记录，以及报刊资料、有关书籍、有关访问记、回忆录等，中央档案馆涉密级高的档案资料，要经特批并办理有关手续，才能查阅。金师除了主编过《毛泽东传》，还主编过《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陈云传》《李富春传》等名人传记。他很自信地对我们说：“公开出版这些名人传记，内容表述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我敢保证入传资料都有据可查，每条资料都在页下脚注编序说明。”金师严格把守入传资料有据可查，这和他从事学术研究，始终一以贯之坚守求真务实的治学信念不动摇有直接的关系。
金师与我们议论的话题由名人传记又转到现实。当时正值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际，金师若有所思，忽然提出：“现在报刊上、电视上和某些领导作报告，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并列提出，这是不科学、不规范、不严谨的，我已向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当面提出。”当时，我就听到有的专家学者私下议论认为三个文明建设并列的提法不科学，不对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物质和精神是相对应的，二者又是可以转化的。人类社会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形态，政治文明从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三者是不能并列的。
金冲及老师以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敢于担当的魄力，大胆地向领导进言，纠正了这一错误，至今在宣传阵地上再也看不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并列表述的报道。这充分反映了金师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严格追求精准、严谨的科学态度。
2019年是金师八十九岁高寿，按传统习俗是九十大寿。但耄耋之年金师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在学术研究中，仍身体力行坚守求真务实，还一再谆谆告诫后人要努力传承和实践。学生衷心祝贺恩师身心健康，长命超百岁。
（作者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章洁
金冲及老师1965年2月年随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往北京国家文化部，此后我与金师的接触与交往就少了，但有时去北京出差总忘不了去拜访金师。改革开放后，金师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后被复旦聘为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每逢他来复旦给研究生上课、指导或评审论文，我总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向老师请教。和金师数十年的交往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金师做人治学，一以贯之，坚守求真务实。这里记述的是几则故事。
在我的宿舍金师“交待”加入中共地下党始末
金冲及老师因其能言善写，在复旦期间曾为校长以及党委书记杨西光等领导起草过多份总结、报告以及内参，是了解复旦内情的重要人物。“文革”初期，上海“一月风暴”，校党委被造反派夺权，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不久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金冲及老师也被复旦大学造反派召回复旦受审。其时把金老师召回复旦的目的，一是让他揭发党委，二是怀疑金老师是假党员，要严格审查。因金老师组织关系不在复旦，揭发交待审查未将其隔离，而是将他安置在学生宿舍6号楼，与六三级学生住在一起，同吃、同住、同批判，行动尚属自由。
当时，我任六五级学生政治指导员，住在学生宿舍6号楼203室。有一天晚饭后工军宣队通知我：“今晚借用你的房间让金冲及交待加入地下党事宜，你可以旁听，房间不准闲人进来。”金老师进来后，坐在房间中间方凳上，工军宣队驻历史系的头头沉下脸来严肃对金师说：“金冲及，你听着，今晚你要详细、老实坦白交代你参加地下党的事情。”金老师镇定、详实、坦言作答：
我是1947年9月进入复旦的。这年五六月间，上海市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进行了严厉的压制。但是学生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12月下旬严冬时刻，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冻死的难民，惨不忍睹。同济大学的学生首先发起募捐寒衣运动。复旦地下党抓住募捐寒衣合法活动之机，发动和团结校内多数同学冲破原来沉寂的空气。我作为学生骨干，常和同學一起到市区四处劝募寒衣，又将寒衣发放到流浪街头难民的手中；我还发起和参加了各种社团和读书会活动，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1948年1月29日，我参加了复旦同学支援同济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进京请愿的活动，被军警武装押回学校，校方给记了一次大过。这一年，经历了残酷激烈的斗争风雨的考验，我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全身心投入到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骨干。1948年四五月间，我经人介绍秘密地参加了梦寐以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厅传讯和通缉，被迫离校，准备到解放区去，直至解放后才回到学校。当时入党是单线联系，我被两位地下党领导看中，履行过两次入党手续。
最后他向工军宣队领导表示：“我交待的入党事实真真切切，没有一点假话，请领导严格审查！”在铁的事实面前造反派解除了对金师假党员的怀疑。旁听金老师的入党衷言，我受到一次深刻生动的革命斗争教育，增强了作为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信念，就是在逆境中也要求真务实，坚持真理不动摇。
说来也巧，两年后，因反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倒行逆施，“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和五位做过学生政治指导员的党员教师被打成“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每晚专案人员来隔离室大搞逼、供、信，军宣队头头来我房间训话，说我态度很坏，揭发交待内容不到百分之二。当时，我想起金老师在高压下，造反派怀疑他是假党员，但金师镇静自如，不说一句假话。我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金师的真诚、坦荡、直言，决不能在高压下，编造谎言，做墙倒众人推的伤天害理之事。
对待历史直言不讳
金冲及老师在复旦工作期间曾担任过“罗思鼎”写作组组长。1965年2月金冲及老师随石西民调往中央文化部，后由朱永嘉继任组长。上世纪90年代末，复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曾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协商承编中华民国史事宜，系领导指派我和张济顺等人去北京协商落实编写任务（后因我和张济顺、张云先后调离复旦，编史任务不了了之）。在京期间，一天由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朱宗震陪同，我们去中央文献研究室拜访了金冲及老师。
记不得乘什么车、经过什么路，只听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在地是当年林彪办公的毛家湾。走进一处都是平房的深宅大院，再进入一处坐北朝南的房间，经过曲曲弯弯的走廊，到了金师的办公室。金老师异常高兴，拿出好茶热情招待我们。落座后，他问我们来北京有何贵干，我将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合作编写中华民国史等事宜作了说明，接着金师谈了编写民国史的难与易。
师生相聚，无所拘束，无话不谈，有同学问金师来北京多年的感受，有同学问金师做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的体会。谈兴正浓，我半开玩笑地问金师：“如果你不调来北京，仍在上海当‘罗思鼎’写作组的组长会怎样？”金师直言不讳地回答：“那我比朱永嘉干得还厉害，刑期比他还要长！因为我接触人员比他更广泛，活动的空间能量比他大！”停了片刻，他又感慨地说：“人啊！有时个人的命运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金师的这番话切中时弊，含意深刻，引起在场同学的深思。金冲及和朱永嘉两位都是我的老师，金师给我们上的基础课是中国近代史，朱师教授的是中国古代史明清时期，两相比较是金师上得好。就学术研究而言，金师的学术成就比朱师大，金师与胡绳武老师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堪称时代杰作，金师耄耋之年写就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众多学术名家赞誉是“世纪之作”，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现今无人超越。金老师的人生经历恰好验证了那句古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
金冲及老师是追求真理、原则性极强的求真务实者，但他又是团结同志、热情谦虚、低调做人的楷模。2008年5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金冲及教授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金师当选俄罗斯外籍院士之时，正是他《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初稿完成之时，将满78岁，他谦虚欣慰地说：“这两件事对我都是一种勉励。”他当选外籍院士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但知道的人甚少。我的老同学施宣圆时任《文汇报》学林版主编，和金师常通电话，金师都没有透露过此事。复旦历史系金师的同事、好友和学生均不知道，他是一个极其低调，从不张扬的人。
治学要勤奋率真，反对浮躁趋时
2005年1月，我的老师蔡尚思教授百岁华诞，当时老同学施宣圆在蔡老的家乡筹资30余万元，为其出版400余万字的《蔡尚思全集》，特邀金冲及老师为顾问，并请为文集作序。金冲及老师在序言中说：“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知识的渊博是众所周知的。它来自先生过人的勤奋。从青年时代到耄耋岁月，他身上有着一股不断向前奋斗、仿佛使不完的劲。……我同先生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勤奋，一是率真。……（先生治学）直陈己见，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
金师借写序言之机将“一些不能己于言的话借此说说”。他尖锐地指出：“浮躁和趋时，正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金冲及老师不仅高度赞扬蔡尚思教授的勤奋与率真，他还赞颂过谭其骧教授的耿直与坦率。1990年谭其骧教授80寿辰时，他致信祝贺：“先生待人接物耿直坦率，总是有话直说，心口如一，不敷衍，不苟同，不说假话。”金冲及老师是尊师重学的模范，他在传承师长优良学风时，总是虚心向长者学习并严格要求自己。他在给谭师的贺信中，还有一段沁人心脾的描述：“自己在治学时即便是小处也不敢掉以轻心，宁可把自己当笨人对待，多下点笨功夫，不敢巧取，更不敢‘想當然’就信口胡说。”如果说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蔡尚思等前辈名师是开启复旦校训、树立师道的大师硕儒，那么金冲及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传承复旦校训校风基因的典范。
多年来，在金冲及老师言传身教下，从复旦到地方志办，我始终坚守求真务实这条底线，这种治学精神像粒粒鲜活的种子，扎根在我的脑海里，萌生在我的血液中。
学术研究要科学、精准、严谨
金冲及老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期间，多次来复旦为研究生上课、指导论文写作以及主持博士生论文评审答辩。一次他来复旦住在国权路的酒店，我和余子道教授登门拜访，老朋友相见，倍感亲切。当时金师主编的《毛泽东传》刚刚出版，我们的话题就转到毛传上来。《毛泽东传》分两大部分：解放前1893-1949，一大册共75万字，主编署金冲及；解放后1949-1976，分上、下两大册共130万字，主编署逄先知、金冲及。这样规模宏大的皇皇巨著，跨度83年，总字数205万字，收资和撰稿的难度可想而知。金老师介绍，本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文稿、电报、书信、谈话、会议记录，以及报刊资料、有关书籍、有关访问记、回忆录等，中央档案馆涉密级高的档案资料，要经特批并办理有关手续，才能查阅。金师除了主编过《毛泽东传》，还主编过《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陈云传》《李富春传》等名人传记。他很自信地对我们说：“公开出版这些名人传记，内容表述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我敢保证入传资料都有据可查，每条资料都在页下脚注编序说明。”金师严格把守入传资料有据可查，这和他从事学术研究，始终一以贯之坚守求真务实的治学信念不动摇有直接的关系。
金师与我们议论的话题由名人传记又转到现实。当时正值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际，金师若有所思，忽然提出：“现在报刊上、电视上和某些领导作报告，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并列提出，这是不科学、不规范、不严谨的，我已向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当面提出。”当时，我就听到有的专家学者私下议论认为三个文明建设并列的提法不科学，不对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物质和精神是相对应的，二者又是可以转化的。人类社会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形态，政治文明从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三者是不能并列的。
金冲及老师以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敢于担当的魄力，大胆地向领导进言，纠正了这一错误，至今在宣传阵地上再也看不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者并列表述的报道。这充分反映了金师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严格追求精准、严谨的科学态度。
2019年是金师八十九岁高寿，按传统习俗是九十大寿。但耄耋之年金师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在学术研究中，仍身体力行坚守求真务实，还一再谆谆告诫后人要努力传承和实践。学生衷心祝贺恩师身心健康，长命超百岁。
（作者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