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7日，《楚天金报》登载了一篇《八成学生不爱学语文》的文章。内容是：武汉市武昌区楚才实验中学对70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是：“你对语文学习是否有兴趣？”22人回答“没有”，39人答“一般”，回答“有”的仅有9人。谈及不感兴趣的原因，有36人认为是课文“离生活太远”、“枯燥无味”、“说教性太强”······
　　2006年11月27日，《新闻晨报》又发表一篇《语文教材不合学生口味》的文章。内容是：上海市中学生现代文阅读大赛组委会，在17所中学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043份。调查中64%的学生表示，近期阅读印象最深的文章是自己发现的，来自语文课本的仅5.1%。与此同时，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语文课对其运用母语能力的影响最大。对入选语文课本的现代文反馈，46%的中学生感到“一般”，仅8.7%的学生认为“非常好”······
　　“误尽苍生是语文”的声讨才停息不久，现在又听到了学生们不喜欢语文的声音。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哦。这不能不令人反思。反思什么？人们为什么骂语文？学生们为什么不喜欢语文？我想，造成现在的局面我们的语文教材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觉得，我们的语文教材应该反思了。特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更应该进行彻底的反思。现在的语文教材虽然换了一个面孔，然而，所选的课文并没有多大变化，学生们不喜欢是正常的。
　　我认为现行的语文教材不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原因有：
　　首先，正如学生们所说的那样，语文教材所选的课文距离生活太远，让学生无法理解、接受。例如《五柳先生传》这篇课文，大家知道，五柳先生因为淡薄名利，不追求功名，读书当然就可以“不求甚解”，但是我们今天的学生是要追求功名利禄的，他们读书是为了考试、升学、就业的。段考、期末考、中考、高考等等，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学生们都要弄明白，不能“不求甚解”的，否则，吃亏就在眼前。所以，学生们怎能接受五柳 先生的那种“不求甚解”呢？再说五柳先生还“性嗜酒”，可学生是不能学喝酒的。又如教材里的《陋室铭》，文章体现的是清高、孤芳自赏、安贫乐道的思想。而我们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世界接轨，强调人与人的交往，鼓励每一个人往富裕的路上奔跑。而我们的新的教科书竟然选上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文章来做教材。难怪学完这一课后竟有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也许编书的人把这样的文章选做教材，可能是为了让学生们拿来消遣消遣的吧，可学生们来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并不是为了消遣呀，他们最紧要的是学有所用。这种远离生活、远离时代的课文还有很多。而学生们喜爱的明星、崇拜的英雄，他们成长、奋斗、成功等文章，根本没有。生活中的轰轰烈烈的事件少得可怜。时代在前进、在变化，“与时俱进”已深入人心，语文教材老想与世隔绝、不“同流合污”那怎么行。语文教科书要想得到学生的喜欢，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时俱进。要选学生喜欢的文章、内容，如果选的东西学生都不喜欢，还谈什么学习。
　　其二，我们的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错误不少，这在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仅前后矛盾就不少，例如，《济南的冬天》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既然有了“整”，后面怎么又来一个“只有”？《山市》里“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有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既然“一切乌有”了，怎么还“惟有”？《塞翁失马》里“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既然人人都（皆）去安慰他，怎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其父”？《丑小鸭》里，文章的前半部极力描绘丑小鸭经历的种种苦难、不懈的奋斗，最后才实现自己的梦想，变成白天鹅，可是到了后面第42段文章却这样写“只要你是一只天鹅蛋，就算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就令人产生疑惑了：是磨难、不懈的奋斗才变成白天鹅呢，还是因为它是白天鹅蛋才变成白天鹅？《皇帝的新装》里，“皇帝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了。”可是在教科书的插图里皇帝还是穿裤子的。这些错误还有很多，也许编书的人认为这是白璧微瑕，不足为奇，可是老师开始教学生说话、写作文时强调的是要前后一致，不能前后矛盾的。学生们是带着崇敬的心理来学这些课文的，一旦这些经典课文出了“微瑕”学生的崇拜的心理就会烟消云散，还有什么喜欢。
　　第三，说教性太强，而且有的枯燥五味、空洞，有的虚情假意、无病呻吟，有的佶屈聱牙。这些课文也是很多的。如《斑羚飞渡》，看第一遍确实令人感动，可是看了第二遍令人恶心，这是因为作者在胡编乱造。在文章的后面，作者这样写，为了下一代的生存老斑羚们粉身碎骨牺牲了自己。可是在第33段，作者是这样写的，有一只老斑羚往六米多宽的山涧跳，好一会儿，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既然有“扑通”的落水声，这水一定不浅，这个山崖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既然是掉到这样的水里，那就不会粉身碎骨（没有牺牲）。如果那样的话，人类的跳水运动早就应该取消了。还有，作者（狩猎队员）竟然等到最后一只老斑羚跳进山涧“粉身碎骨”后，才走开，回家把他的感动、震撼、敬佩写出来教育别人。这种虚情假意、假慈悲也想感人？这种文章也想让学生们喜欢？
　　《岳阳楼记》，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谁都知道，范仲淹从没去过岳阳楼的，这还不算，据王龙先生《由柏杨讥讽范仲淹说起》（06年4月28日《杂文报》）的文章分析，范仲淹并没有那么高尚、伟大，简直是卑鄙。
　　请看王龙先生的文章：“公元1038年，位于西北边陲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称西夏皇帝，欲与北宋分庭抗礼。北宋当然不能容忍，与之开战。次年正月，西夏军队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知州范雍被打得一败涂地，惊慌失措。于是朝廷派出知名的文臣韩琦、范仲淹到西境主持军事，并由范仲淹代替范雍担任延州知州。查遍史料，我惊奇地发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正史多说范仲淹守边三年，筑城练兵，号令严明，屡挫敌锋。西夏人无不闻风丧胆，避之不及。而柏杨先生却坚称，范仲淹只是一介文人，对军事完全是门外汉，但他却有宋王朝士大夫特有的对内宣传技巧。到职一个月，就自己宣称，西夏帝国已警告他们国人：‘小范老儿（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儿（范雍）可欺。’结果第二年西夏兵团大举进攻，由韩琦率领的宋军被打得惨败。柏杨接着写道：‘明明韩琦兵败又惧又惭，不几个月，就又有人宣称，边区人民到处歌唱：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当然是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问题是，虚假的对内宣传只是一种肉麻当有趣的小动作，并不能解决实际困难。又明年（1042），镇戎会战，宋军再度大败，九千四百余人，全部战死或被俘。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帝国只好谋求和解。1044年，正式承认西夏帝国独立。”王龙先生又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北宋的制度分析，有力地证明了柏扬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范仲淹为了自己的私利，竟然如此弄虚作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他的嘴里说出，这不是虚情假意、无病呻吟又是什么？《鱼我所欲也》，除了说教，那佶屈聱牙的字句一点也不亚于鲁迅先生小时读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痛苦。说教，不能说不要，而是要有真情实感，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感人。老师教学生作文要有真情实感，而我们的教材却可以无病呻吟，学生们喜欢吗？最多也依葫芦画瓢无病呻吟一番罢了。
　　第四，文学作品太多，学非所用。在我们的教材中几乎是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代教育家余国潘先生，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散文害苦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到了美国，不会写学术论文，他们认为写论文是一件苦差事。他们的逻辑思维几乎是空白的。造成这样的后果就是中国的教科书文学作品太多。其实文学作品害苦学生在中国随处可见：最近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读了九年书、十二年书，不会写信、不会写通知、不会写合同、不会生存（靠父母养）、没有什么技能······这都是我们的教材里的美文造成的后果。我们的教材给人的感觉是，把学生培养成作家。这样的教材脱离中国人的生活也太远了吧。让我们的学生学这种“屠龙”之术，不如教给他们生活中一些有用的东西。
　　第五，课文、单元的安排杂乱，目的不明。如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这个单元选了《珍珠鸟》、《斑羚飞渡》、《华南虎》、《马》、《狼》五篇课文。在“单元提示”里，编者说：阅读这些文章可以激发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情感······编者好象忘记了前面的提示，把《狼》也放在这个单元里，而且课后的练习是：文中是怎样写狼的狡猾的？有的版本的练习还要求找出狼的贪婪的句子。选这样的文章，设计这样的练习题能激发学生们关爱动物吗？《珍珠鸟》在小学课本已有，《邹忌讽齐王纳谏》在高一课本已有，而我们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还是选有。在八年级、九年级，两个文言文单元全放在最后，这样安排一点不科学。在学生中文言文是最难的，又要背诵。一般情况各地都是提前学文言文，现在编者把它放在最后就没有考虑到方便学生的学习。这虽是细节，但也成为学生讨厌的一个原因。
　　第六，忽略作文教学。在七到九年级三年的语文教材里，每个单元的“综合性学习”有关作文的方法、要求等等都没有提到。一切全有个位老师决定，这难免太随意了吧。虽然文无定法，但是刚起步、刚入门是要有方法的，有要求的。至于应用文根本没有，难道义务教育阶段不用掌握应用文写作了吗？
　　我们的教材令学生们讨厌的还不止这些，学生们不喜欢学语文的原因多着呢，希望编书的人能深入学生，了解情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编出一套好的教材，编出一套让学生喜欢的教材来，造福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