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概念表述上看，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十分晚近的产物。
　　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发表《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 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城市群的概念，将其视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并在1976年发文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看作世界六大都市带之一。
　　进入20世纪80年代，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长三角经济圈（区）”被引入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之中，并凭借种种优势条件而长期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执牛耳者。四十年间，长三角的空间范围不断演化，终于在2018年的国家战略中定于26市的地域规模。而中国古代的江南地区一直是处于长三角规划的核心區域。
　　如果说长三角是一个地理和经济概念，那么江南的概念则更加宽广和丰富。形象地说，江南是历史传统和文化纽带的“神”，而长三角则是富于现代性的“形”，而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代表的区域整合则让这片土地愈发“神形兼备”，充满活力以及未来的可能性。
　　江南文脉流传千年，而长三角城市群也不是一日建成的。它是成形于明清，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达与文化繁荣，更直接得益于这一地区远高于同时代其他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从近代至今，这里的乡村和城市，愈发缺乏明确的界限，它们皆是故土。

长三角与江南

　　在近代，长三角城市群的现代化转型首先体现在中心城市从苏南向上海的转移过程中。
　　自唐末以来，经济重心加速南移，江南成为了物质财富与文化资本的聚集地，依托于互补的资源禀赋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江南地区产生了相融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共同的文化认同，大小城镇联系日益紧密，开始形成一个城市共同体雏形。到鸦片战争前夕，长三角已经成为一个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共有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 个，几乎占当时全国10 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一半。
　　这一城市群的中心是苏州，苏州地处内河水运网络的中心，既是外地输入江南地区商品粮的周转、调剂中心，又是江南丝、棉手工业品主要集散地。当时的苏州被誉为“天下雄郡”，其人口规模与商品经济繁荣程度均居江南乃至全国之冠，以1820年统计数据为例，苏州府内人口达590万，府城人口规模近100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都市圈。
　　以苏州大都市为中心，还形成了一种辐射全国市场经济体系，苏州从华北输入棉花等原料，从长江中上游输入粮食，并向全国输出棉丝制品，在苏州的商业会馆公所数量达到227个，占当时江南各府总和的近二分之一，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凡是商贸繁盛的地点，往往被冠以“小苏州”的称号，一如今日遍地的“小上海”。
　　由于整个市场网络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商品内部流通，以及内河航运是当时的主要交通方式，江南大抵形成了以沿运河与长江分布的城市格局。
　　地处长江和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和镇江成为江南与华北商品的主要中转地，也成为当时的繁盛都会，与苏杭并称的杭州则因处于运河末端而在与苏州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上海在清中叶海禁放开后也已经成为南北海运的重要港口，但偏在运河东端，其城市地位在江南并不突出，经海路运抵上海港的南北货物，也多由内河转运到苏州销售。

无锡也是近代江南不得不提的明星城市。到1937年，无锡的工业产值已经排列在上海、广州之后，居中国第三位。

　　这一切在上海开埠后发生了剧变，中国卷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原有的经济格局、交通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江南最主要的产业—棉丝纺织业在西方廉价纺织商品的冲击下瓦解，庞大的进口贸易带动下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内河航运相继废弃，新式交通工具尤其是铁路轮船的引入使得交通线转向铁路沿线和沿海口岸。
　　中国城市的布局与发展随之出现激变，口岸城市与铁路沿线城市的迅速发展，如上海、无锡、南通在长三角地域中地位迅速抬升。原本边缘的港口上海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兴盛取代了苏州，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格局和市场体系也由此转向口岸城市引领的外向型分布模式。
　　和苏州一样，无锡也是近代江南不得不提的明星城市。无锡的工商文化源远流长，自19世纪中叶，无锡的“丝市”“布码头”就已闻名遐迩。至20世纪上半叶，无锡迅速崛起了以杨、荣、薛、唐四大家族为龙头的民族工商业群体，形成了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等三大支柱产业。到1937年，无锡的工业产值已经排列在上海、广州之后，居中国第三位。
　　但苏南和上海相比，后者毕竟有着洋商集聚的资本优势与租界林立的开放优势。因此，工商业从苏南向上海的转移也一直都在发生。
　　自19世纪末以来，上海长时间占据全国进出口贸易和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全国在金融、工业、文化、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绝对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和城市，周边及其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上海的腹地。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长三角城市格局却大体稳定，一直延续至今日。

文化精华在市镇

　　近代以来，部分中国文化人似乎已经习惯于以乡土中国指代传统中国，而现代文明的诸多要素载体又集中于城市，因此中国文化的更新就是要从乡土文化转向城市文化。这样的论述或许适合于他处，但并不适合于江南。某种意义上讲，江南文化来自传统，但本身即是一种都市文化或者说市镇文化。
　　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成为国家财赋的倚重，同时它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拥有“文化的领导权”，这与江南内部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转型的相伴相生。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熊月之对于江南文化的嬗变有着精当的论述：在宋代“城市革命”的大背景下，江南的城市逐渐取代了原来农村的文化功能，尤其伴随着明清以来大量乡间士绅移居城镇，江南文化最精华的部分都已经转向城市和城镇之中。近代的海派文化也是直接继承自江南的城市文化。
　　“和苏南相比，上海是更广大更多元的城市，这就带来了更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和更细致化的专业分工，这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在此基础上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创新，并在更大范围内接受中外多元文化刺激。海派文化就是在创新和交流中诞生。”
　　明清时代的江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商业性营利活动的普遍冲击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在江南城市特有的城市空間中，城市固有的经济功能与商业活力获得了解放。大量在乡间耕读的士绅出于对商业利润和奢侈生活的希求而趋向城居。
　　相对于地租收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要大得多，这对中下层士绅和普通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面临生存压力的他们纷纷弃农从商转向城市，也是他们构成了明清江南市民的主体。市民文化并不排斥消费与享乐，在江南的城市中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等长盛不衰。
　　在工商业发展和社会流动加速的大潮之中，人们的职业选择范围和生活可能性大大扩展。与耕读传家相比，一位出身于城市的士绅可以选择农业、商业、胥吏、教师、科考等多种行业机会。即使是乡间的农民，也要根据市场的变化，选择种植作物的种类和经营的方式。

在宋代“城市革命”的大背景下，江南的城市逐渐取代了原来农村的文化功能，尤其伴随着明清以来大量乡间士绅移居城镇，江南文化最精华的部分都已经转向城市和城镇之中。

　　正是长期浸淫于城市生活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之中，江南地区的人群对市场经济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普遍形成了开放包容、勇于创新、重视契约的群体心理，某些杰出人群更表现了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毫无疑问这不仅使得这一地区的人群能够在传统时代胼手胝足地创造大量财富，也更能适应挑战和变局。
　　江南大学庄若江教授把江南文化的特点概括为尚德向善、开放纳善、灵动智慧、务实进取、义利兼顾、善于进退。“强势文化的背后一定有强势的经济，传统时期江南文化能够在全国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离不开江南的经济优势，而由于城市在江南经济中的强势地位，江南文化也具有突出的城市特征。”
　　传统时期的徽商能够走出徽州，成为吃苦耐劳的“徽骆驼”，在江南各地成为显赫的大商人，创造“无徽不成镇”的佳话。而在近代的江南同样涌现了众多民族资本家，如南通张謇、无锡荣氏家族等，在自然经济的解体中没有迷失方向，而是开风气之先，大胆引入西方技术创办现代企业。
　　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契机之中，江南的乡镇里也最先诞生了一大批集体企业，在先天资源禀赋不足的情况下，早期企业的创办人们能够抓住政策利好和临近上海的地理优势，勇敢地开创出了“苏南模式”。这些创新智慧的背后，可以说是文化心理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江南上千年的市镇文化早已播下工商文明种子，只要水土一新，便立刻生根发芽，茁壮长大。

从历史寻找未来

　　戈特曼最早把长三角城市群列为世界六大都市带之一，然而翻看英文原文《Megalopolitan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读者会遗憾地发现文章只不过蜻蜓点水地提及了上海，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该文发表于1976年，彼时的中国依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真正的城市化尚未拉开序幕。
　　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后，长三角城市群才有了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真正实力。当前长三角包含的城市有26个，人口超过1.5亿人，2018年的GDP 总量超过21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3%。人口占世界六大城市群之首，经济总量则位于第四。
　　但发展的瓶颈与挑战依然严峻，外部的全球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内部也面临着产业同质、互补不足等问题。那么，未来的路在哪里？或许需要从历史中寻找启发。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对古代江南城市群有着长期研究，他对《南风窗》记者表示，传统江南城市群向近现代的长三角城市群转型的动力机制是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无论是中心城市从苏州向上海的转移，还是江南地区从农业、手工业迈向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都很大程度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

传统江南城市群向近现代的长三角城市群转型的动力机制是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无论是中心城市从苏州向上海的转移，还是江南地区从农业、手工业迈向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都很大程度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

　　同样，今天的长三角也应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化。与此同时，内部的协同也尤为关键。比如，内部产业的同质化也是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掣肘，同一等级的城市发展水平相近、城市职能相近，在资源禀赋与政策环境相近的情况下，势必要出现产业的同质发展。
　　因为，产业的门类是有限的，有前途的产业各个城市都想布局和建设。以长三角城市中的“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为例，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汽车制造等产业在各市规划中都频繁出现，产业定位重复雷同，产业发展目标缺乏细化的定位支撑、战略口号趋于一致等问题都十分明显。
　　刘士林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政府方面完善政策，制定规则，最大限度地运用政策的杠杆，防止同质化和恶性竞争。二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让各地的相关产业自行竞争，通过市场内部优胜劣汰的竞争和演化，逐渐形成新的良性秩序。
　　实际上，回顾长三角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内部协同由来已久，无论是民族工商业发轫于无锡，还是中心城市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区域的自发整合和要素重新分配。同时，这些趋势的发生更是在近代全球市场日益扁平的背景之下发生，全球化一直都是区域保持生机的推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讲，江南文化既是一种源于古典城镇化的强势文化，更是一种跨越地域界限、富有现代性的包容文化。它从历史中走出，却面向世界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