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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格非在《褐色鸟群》中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展现出了时代的精神困境，小说中充斥着时间和人物的符号化以及感知的理性化，人变成了抽象的事物而丧失了主体性，且其在面对荒诞境遇时所采取的行动无不体现出人的异化。其内涵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本文试从存在主义视角作一番浅析。
【关键词】 存在主义;《褐色鸟群》;格非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09-02
一、异化
异化是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篇小说中所体现的人的异化，主要是通过感知的异化来表现。这种异化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符号化和理性化。
（一）时间的符号化
将时间线还原后，可以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对季节、气候、农事之类的东西十分敏感且感兴趣的人，但多年之后的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本来明确感知季节的能力，只能依靠一个特定的符号——褐色鸟群来判断季节，这是时间的符号化。
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而人把对于时间的感知简化为一个动态符号，建立起一种不稳定的联系，这会导致存在精神状态的不稳定：“我”不仅常常担忧候鸟的飞离会把时间带走，还出现了幻听。作者对这个幻听的描写也很值得体会：“它像是来自一个拥挤的车站，或者一座肃穆的墓地。那声音听上去像是落雪，又像是落沙。”寥寥数语便完成了一幅现代都市生活的场景速写，勾勒出现代人类的生活常态，同时立刻插入一幅死亡气息浓重的画面，这是生与死鲜明的交织。而“落雪”和“落沙”又给人以一种无尽的苍凉感、生命的枯寂感。
时间的流动带来的是生命的成长和思想的活动。但整篇小说中时间的流动极其缓慢，甚至是静止的：“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仿佛感到这个酒店里的时间是静止的。”它展现的是一种缓滞的生命和麻木的思想，这是存在在异化中走向枯槁的警告。
（二）人的符号化
小说中的“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难以辨别他人，这也是整篇小说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我”并不是靠容貌性格等要素来辨别他人的，而是靠衣物来辨别他人的。而衣物可以说是人身上对视觉冲击力最大的部分，因为衣物通常具有较为鲜明的风格和颜色，可以说是人身上一个显著的视觉符号。
小说中出现大量对衣物的色彩描写，也许可以为几处矛盾情节的解释提供一种线索：一处是“我”在结尾把棋与少女混淆，用简明的三段论来看，也许是因为棋穿着亮眼的红色衣服、扛着显眼的大板子，这个少女也穿着亮眼的红色衣服、扛着显眼的大板子，所以“我”认为这个少女是棋;还有一处是与女人的相遇，“我”前几年在城里遇见女人（甲），可女人（乙）却说长大后没去过城里。也许可以认为，“我”其实是混淆了女人甲和女人乙两个不同的女人。因为女人甲穿栗树色靴子，女人乙也穿栗树色靴子，所以“我”认为女人乙就是女人甲。因为他人的符号化，能指和所指在“我”脑中也条件反射地自行匹配，形成了错误的认知，便造成了旁人看来的记忆错乱，其矛盾也造成了读者阅读时的困惑。可见，人的符号化会消解人的真实存在，弱化存在的主体性和本真性，人成为了抽象的人，以至于抛出两个不同的人身上的一个共同符号，“我”便无法分清二者。
（三）感知的理性化
感知本该是人们与世界原初的联系之一，是人们体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小说中“我”的感知有一种过度理性化以至于机械化的倾向，比如“做匀速运动的流星”，以及“像化学实验中几种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后析出的某种蓝色晶体粉末”的冰莹纯蓝色的石子滩。古人的“物感说”在这便失效了。这些自然事物在常人眼里，并不会因为人自身所具备的理性的科学知识而失去它浪漫神秘的色彩。但是在异化的人眼里，它就坍缩为一个质点，变成一个做匀速运动的东西，或者缩略为一种物质，变成化学反应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流星”具有转瞬即逝的特征，这象征着鲜活流动的时间。但是在异化的人眼里，它就成了一个一成不变、可有可无的事物。
异化的人成了破碎的存在。雪夜独归路上，“我”的思绪从桥飘到路面飘到骑车人。整个思绪是涣散破碎的，像一个没有核心的灵魂。无论是在与棋对话，还是在与女人过夜时，“我”的思绪也都一直飘在外部，没有集中在当下的场景、当下的存在上。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面对巨大的虚无，“我”想着的是“她现在在哪里？那个老人是谁？那究竟是一座怎样的桥？”这句话中充满了“她”“他”“它”，唯独没有“我”，由此可窥见人主体性和本真性的缺失，以及背后体现的荒诞。
二、荒诞
（一）死亡的荒诞
死亡是存在必须直面的东西，人要想本真地存在，就必须本真地去理解和面对死亡。小说中“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生日变成忌日，存在的诞生与死亡交织，昭示着人生生死无常的荒诞。作者多次将“我”这个逃避死亡的存在赤裸裸地暴露在死亡面前，其中两处死亡都伴随着腐臭的环境出场，仿佛作者想以最具冲击力的方式展现人最终死亡的模样——面目全非，不成人样，而这便是生命的归宿。作者把逝去的生命以最狼狈的姿态展示在活着的人眼前，给人最深刻的震撼。文末“我”做了新婚之梦，本应是吉利喜事，却梦到新娘离世，并且尸体“乳房上长满了青草”，可见“我”的潜意识已经被荒诞的死亡渗透。
（二）自由选择的荒诞
在存在主義的人生观中，宇宙中并不存在规范或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秩序，所以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拥有绝对自由。虽然人无法摆脱自己生存于荒诞处境当中这一事实，但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赋予处境意义，对自我的存在方式进行选择，从而成“自在的存在”变为“自为的存在”。而不选择也是一种自由选择，小说中的人物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几乎都是无为的消极选择。“我”问老人为什么不拆去危险的断桥，老人却以还将有一次更大的洪水为由表达了自己消极否定的态度。这体现了哪怕是饱经世事的、将“我”从虚无的深渊里救出的老人，也无形中肯定了自然的绝对权威，否定了人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做出了消极的自由选择;小说快结尾处，“我”提出结婚，这是一个积极的，充满可能性的自由选择，但马上被现实屡次打断。自由选择本是人挣脱荒诞状态的积极抗争，可小说中的自由选择却成了荒诞本身的表征。
三、自欺
海德格尔对时间性作出了三项区分：一个是作为真实性或“沉沦”的过去、一个是作为“可能”的未来，还有一个是淹没在人们日常关怀中的现在。而在这三个维度中，作为“可能”的未来这个维度是最为重要的。人们都是“可能”的创造物，生活在“未成”和“可能”之中。他曾说：“我的向死而在，我必死的时间性，是我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它是我其他可能性的终结。”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与文中提到的李劼的“不生哲学”不谋而合。
当人面对荒诞的境遇，没有“向死而生”的自知和勇气时，便会陷入自欺。人具有超越性和真实性，而自欺就是设法否认其中的一极，来逃避两极之间的张力。自欺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设法把超越性即可能性瓦解为真实性。小说中“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我”想把它献给“从前的恋人”。这里的“蛰居”一词既指现实中的“我”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特定空间里，又指精神中的“我”将自己封闭在过去的回忆里。由此，可以看出存在面对境遇，“我”选择将自己封闭在虚幻迷离而破碎的回忆里。这里的“水边”是雅称，实际上这里的“水”似乎是指臭水沟。而“我”全篇都将它称作“水边”，这也是一种自欺。这里的“圣约翰预言”，有一种神圣的宗教意味，这不仅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封存、纪念或祭奠这份逝去的爱情，更是在将回忆神圣化，把它铭刻在“我”的生命上，是“我”全身心皈依过往的体现。
在小说中，“我”还说过“回忆就是力量”这样的荒诞之言。阿德勒心理学认为，记忆经常会充当一个工具的角色，不是记忆决定我们，而是我们决定记忆，我们会出于当下的某些目的，选择性地搬出部分记忆。面对失意迷茫的境遇，把自己封闭在静止的回忆里便是一种有目的性的自欺。时间指向的终点是死亡，而小说中“我”麻痹自己对时间的感知，亦是一种自欺。这种自欺背后是人在荒诞境遇中的无力感，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困境。
参考文献：
[1]格非.褐色鸟群[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2]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3]（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关键词】 存在主义;《褐色鸟群》;格非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09-02
一、异化
异化是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篇小说中所体现的人的异化，主要是通过感知的异化来表现。这种异化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符号化和理性化。
（一）时间的符号化
将时间线还原后，可以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对季节、气候、农事之类的东西十分敏感且感兴趣的人，但多年之后的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本来明确感知季节的能力，只能依靠一个特定的符号——褐色鸟群来判断季节，这是时间的符号化。
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而人把对于时间的感知简化为一个动态符号，建立起一种不稳定的联系，这会导致存在精神状态的不稳定：“我”不仅常常担忧候鸟的飞离会把时间带走，还出现了幻听。作者对这个幻听的描写也很值得体会：“它像是来自一个拥挤的车站，或者一座肃穆的墓地。那声音听上去像是落雪，又像是落沙。”寥寥数语便完成了一幅现代都市生活的场景速写，勾勒出现代人类的生活常态，同时立刻插入一幅死亡气息浓重的画面，这是生与死鲜明的交织。而“落雪”和“落沙”又给人以一种无尽的苍凉感、生命的枯寂感。
时间的流动带来的是生命的成长和思想的活动。但整篇小说中时间的流动极其缓慢，甚至是静止的：“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仿佛感到这个酒店里的时间是静止的。”它展现的是一种缓滞的生命和麻木的思想，这是存在在异化中走向枯槁的警告。
（二）人的符号化
小说中的“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难以辨别他人，这也是整篇小说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我”并不是靠容貌性格等要素来辨别他人的，而是靠衣物来辨别他人的。而衣物可以说是人身上对视觉冲击力最大的部分，因为衣物通常具有较为鲜明的风格和颜色，可以说是人身上一个显著的视觉符号。
小说中出现大量对衣物的色彩描写，也许可以为几处矛盾情节的解释提供一种线索：一处是“我”在结尾把棋与少女混淆，用简明的三段论来看，也许是因为棋穿着亮眼的红色衣服、扛着显眼的大板子，这个少女也穿着亮眼的红色衣服、扛着显眼的大板子，所以“我”认为这个少女是棋;还有一处是与女人的相遇，“我”前几年在城里遇见女人（甲），可女人（乙）却说长大后没去过城里。也许可以认为，“我”其实是混淆了女人甲和女人乙两个不同的女人。因为女人甲穿栗树色靴子，女人乙也穿栗树色靴子，所以“我”认为女人乙就是女人甲。因为他人的符号化，能指和所指在“我”脑中也条件反射地自行匹配，形成了错误的认知，便造成了旁人看来的记忆错乱，其矛盾也造成了读者阅读时的困惑。可见，人的符号化会消解人的真实存在，弱化存在的主体性和本真性，人成为了抽象的人，以至于抛出两个不同的人身上的一个共同符号，“我”便无法分清二者。
（三）感知的理性化
感知本该是人们与世界原初的联系之一，是人们体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小说中“我”的感知有一种过度理性化以至于机械化的倾向，比如“做匀速运动的流星”，以及“像化学实验中几种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后析出的某种蓝色晶体粉末”的冰莹纯蓝色的石子滩。古人的“物感说”在这便失效了。这些自然事物在常人眼里，并不会因为人自身所具备的理性的科学知识而失去它浪漫神秘的色彩。但是在异化的人眼里，它就坍缩为一个质点，变成一个做匀速运动的东西，或者缩略为一种物质，变成化学反应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流星”具有转瞬即逝的特征，这象征着鲜活流动的时间。但是在异化的人眼里，它就成了一个一成不变、可有可无的事物。
异化的人成了破碎的存在。雪夜独归路上，“我”的思绪从桥飘到路面飘到骑车人。整个思绪是涣散破碎的，像一个没有核心的灵魂。无论是在与棋对话，还是在与女人过夜时，“我”的思绪也都一直飘在外部，没有集中在当下的场景、当下的存在上。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面对巨大的虚无，“我”想着的是“她现在在哪里？那个老人是谁？那究竟是一座怎样的桥？”这句话中充满了“她”“他”“它”，唯独没有“我”，由此可窥见人主体性和本真性的缺失，以及背后体现的荒诞。
二、荒诞
（一）死亡的荒诞
死亡是存在必须直面的东西，人要想本真地存在，就必须本真地去理解和面对死亡。小说中“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生日变成忌日，存在的诞生与死亡交织，昭示着人生生死无常的荒诞。作者多次将“我”这个逃避死亡的存在赤裸裸地暴露在死亡面前，其中两处死亡都伴随着腐臭的环境出场，仿佛作者想以最具冲击力的方式展现人最终死亡的模样——面目全非，不成人样，而这便是生命的归宿。作者把逝去的生命以最狼狈的姿态展示在活着的人眼前，给人最深刻的震撼。文末“我”做了新婚之梦，本应是吉利喜事，却梦到新娘离世，并且尸体“乳房上长满了青草”，可见“我”的潜意识已经被荒诞的死亡渗透。
（二）自由选择的荒诞
在存在主義的人生观中，宇宙中并不存在规范或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秩序，所以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拥有绝对自由。虽然人无法摆脱自己生存于荒诞处境当中这一事实，但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赋予处境意义，对自我的存在方式进行选择，从而成“自在的存在”变为“自为的存在”。而不选择也是一种自由选择，小说中的人物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几乎都是无为的消极选择。“我”问老人为什么不拆去危险的断桥，老人却以还将有一次更大的洪水为由表达了自己消极否定的态度。这体现了哪怕是饱经世事的、将“我”从虚无的深渊里救出的老人，也无形中肯定了自然的绝对权威，否定了人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做出了消极的自由选择;小说快结尾处，“我”提出结婚，这是一个积极的，充满可能性的自由选择，但马上被现实屡次打断。自由选择本是人挣脱荒诞状态的积极抗争，可小说中的自由选择却成了荒诞本身的表征。
三、自欺
海德格尔对时间性作出了三项区分：一个是作为真实性或“沉沦”的过去、一个是作为“可能”的未来，还有一个是淹没在人们日常关怀中的现在。而在这三个维度中，作为“可能”的未来这个维度是最为重要的。人们都是“可能”的创造物，生活在“未成”和“可能”之中。他曾说：“我的向死而在，我必死的时间性，是我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它是我其他可能性的终结。”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与文中提到的李劼的“不生哲学”不谋而合。
当人面对荒诞的境遇，没有“向死而生”的自知和勇气时，便会陷入自欺。人具有超越性和真实性，而自欺就是设法否认其中的一极，来逃避两极之间的张力。自欺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设法把超越性即可能性瓦解为真实性。小说中“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我”想把它献给“从前的恋人”。这里的“蛰居”一词既指现实中的“我”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特定空间里，又指精神中的“我”将自己封闭在过去的回忆里。由此，可以看出存在面对境遇，“我”选择将自己封闭在虚幻迷离而破碎的回忆里。这里的“水边”是雅称，实际上这里的“水”似乎是指臭水沟。而“我”全篇都将它称作“水边”，这也是一种自欺。这里的“圣约翰预言”，有一种神圣的宗教意味，这不仅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封存、纪念或祭奠这份逝去的爱情，更是在将回忆神圣化，把它铭刻在“我”的生命上，是“我”全身心皈依过往的体现。
在小说中，“我”还说过“回忆就是力量”这样的荒诞之言。阿德勒心理学认为，记忆经常会充当一个工具的角色，不是记忆决定我们，而是我们决定记忆，我们会出于当下的某些目的，选择性地搬出部分记忆。面对失意迷茫的境遇，把自己封闭在静止的回忆里便是一种有目的性的自欺。时间指向的终点是死亡，而小说中“我”麻痹自己对时间的感知，亦是一种自欺。这种自欺背后是人在荒诞境遇中的无力感，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困境。
参考文献：
[1]格非.褐色鸟群[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2]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3]（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