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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北京时间2013年10月14日19时，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国三位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和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共同获此殊荣。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席勒多年来在多个场合给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摘编如下。
不失时机的经济制度和结构性改革才会使中国故事完美演绎下去
席勒一直关注和祝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2009年7月，席勒在耶鲁大学接受复旦大学教授王永钦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开局不错。作为经济学家，他一是关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二是经济结构的完善。他认为，中国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改革，才会使得中国“故事”完美地演绎下去。席勒当时预期，再过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面貌会大不相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会让美国朋友席勒失望。
不要让富有者被仇恨
席勒非常关注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他认为，无论是谁，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差距被公众视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周围的人都对你的富有很愤怒，那么你即使是个富人，你的生活也了无乐趣。每一个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同样的原则，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人们设置社会规范，在游戏规则内获得财富，就可以使获得的财富不被仇恨。我们所要实现的是，让收入分配在多数人认为公平的范畴内进行。
中国政府应编制社会不平等指数
席勒赞扬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对中国社会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十分关注。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不平等指数”。中国政府不应该强制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规定固定的所得税税率，而应该依据“不平等指数”拟定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如果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会自动调节不同税级之间的差额。席勒还具体提出了不平等指数的两种编制方法：一种是使不平等差距逐渐缩小，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是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后一种方式从政治角度考虑是最容易被接受的。这种方式编制出的指数，其目标是防止收入不平等的严重恶化。
为保持GDP增长应向人民发行生计保险
2004年3月6日，席勒出席在北京举办的“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风险”会议上提出了发行生计保险的建议。这是和人们的工资和收入相联系的保险，因为人们最重要的风险就是关于他们的生计风险。这样，可以保持人们对经济增长创业的动力，这也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保险还应该被拓展到家庭房屋价格的保险，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火灾险等，但是实际上这类险已经是非常原始的保险了，因为随着管理的增强，这种风险会越来越小。而更重要、越来越大的风险是房屋价值风险，房屋价值的变化将会越来越厉害，这比火灾险还重要。
应发行完全由政府承担风险的证券
席勒出席在北京举办的“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风险”研讨会时建议，中国应该发行一种风险证券，这种风险证券的价值要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关，不仅与政府相联系，而且这种风险都要由政府来承担。他指出，这个建议的想法，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激进，但是在有些国家早已实行了，比如阿根廷等。他们发行的这种证券和他们国家的GDP相联系。这在中国也可以试行。
高房价泡沫很有可能会破裂
2009年12月11日席勒应邀出席深圳一个房地产论坛，会上他指出，中国和美国房地产发展的情况大同小异，而且是异小于同。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房地产行为模式也是很类似的，在沟通、交往、人的行为模式表现等方面非常相近。从90年代以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危机的出现。特别是在中国，2005、2006、2007、2008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非常热的局面。在深圳、上海以及其他中国主要的城市买房，价格数倍于他们的年收入。美国加州用电脑分析房价和收入比，数字是8-10倍，我们都觉得太高了。现在一些高房价是由泡沫的心理所支撑的，泡沫很有可能会破裂。这么高的价格会让人们都蒙受巨大的损失。我觉得现在的泡沫心理不会长期存在，会逐步发生改变。中国对于房地产的投资非常惊人，中国人应当避免过度乐观的情绪，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投资方式，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
政府不太可能“骗出一个好的均衡”
席勒在中国说，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和提振人们的信心。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廉价谈话（cheap talk，即不付出任何代价的信息传递）来实现既定目标？席勒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公众对经济的基本面会有自己的认识，对政府故意做出的乐观表态会有自己的理性预期，所以政府不太可能“骗出一个好的均衡”。政府必须做出一些切实的承诺，如实施经济刺激方案，向经济中投入实际的资源。所以，政治家应该说真话，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还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都应该如此。
国有大银行应淡化政府色彩
席勒说他经常听到人们抱怨大银行：政府色彩太强，存款依赖政府的支持，又常因各种原因不发放贷款，价格机制也无法制定。长期看，中国是否需要国有大银行的存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短期看，如何使它们起到稳定中国经济的作用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席勒主张中国国家金融体制要创新，中国国有大银行应该成为政府色彩较淡的金融机构，尽量减少政府对它们业务的干涉，但这个过程的转变可能比较困难。这缘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危机和问题也必然是大量存在的。他认为银行混业经营是世界的趋势。在欧洲，一些被称作“综合银行”（universal bank）已经把这些业务都结合起来了；在美国，目前还是分业进行的，但趋势是混业经营。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北京时间2013年10月14日19时，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国三位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和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共同获此殊荣。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席勒多年来在多个场合给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摘编如下。
不失时机的经济制度和结构性改革才会使中国故事完美演绎下去
席勒一直关注和祝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2009年7月，席勒在耶鲁大学接受复旦大学教授王永钦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开局不错。作为经济学家，他一是关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二是经济结构的完善。他认为，中国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改革，才会使得中国“故事”完美地演绎下去。席勒当时预期，再过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面貌会大不相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会让美国朋友席勒失望。
不要让富有者被仇恨
席勒非常关注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他认为，无论是谁，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差距被公众视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周围的人都对你的富有很愤怒，那么你即使是个富人，你的生活也了无乐趣。每一个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同样的原则，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人们设置社会规范，在游戏规则内获得财富，就可以使获得的财富不被仇恨。我们所要实现的是，让收入分配在多数人认为公平的范畴内进行。
中国政府应编制社会不平等指数
席勒赞扬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对中国社会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十分关注。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不平等指数”。中国政府不应该强制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规定固定的所得税税率，而应该依据“不平等指数”拟定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如果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会自动调节不同税级之间的差额。席勒还具体提出了不平等指数的两种编制方法：一种是使不平等差距逐渐缩小，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是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后一种方式从政治角度考虑是最容易被接受的。这种方式编制出的指数，其目标是防止收入不平等的严重恶化。
为保持GDP增长应向人民发行生计保险
2004年3月6日，席勒出席在北京举办的“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风险”会议上提出了发行生计保险的建议。这是和人们的工资和收入相联系的保险，因为人们最重要的风险就是关于他们的生计风险。这样，可以保持人们对经济增长创业的动力，这也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保险还应该被拓展到家庭房屋价格的保险，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火灾险等，但是实际上这类险已经是非常原始的保险了，因为随着管理的增强，这种风险会越来越小。而更重要、越来越大的风险是房屋价值风险，房屋价值的变化将会越来越厉害，这比火灾险还重要。
应发行完全由政府承担风险的证券
席勒出席在北京举办的“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风险”研讨会时建议，中国应该发行一种风险证券，这种风险证券的价值要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关，不仅与政府相联系，而且这种风险都要由政府来承担。他指出，这个建议的想法，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激进，但是在有些国家早已实行了，比如阿根廷等。他们发行的这种证券和他们国家的GDP相联系。这在中国也可以试行。
高房价泡沫很有可能会破裂
2009年12月11日席勒应邀出席深圳一个房地产论坛，会上他指出，中国和美国房地产发展的情况大同小异，而且是异小于同。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房地产行为模式也是很类似的，在沟通、交往、人的行为模式表现等方面非常相近。从90年代以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危机的出现。特别是在中国，2005、2006、2007、2008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非常热的局面。在深圳、上海以及其他中国主要的城市买房，价格数倍于他们的年收入。美国加州用电脑分析房价和收入比，数字是8-10倍，我们都觉得太高了。现在一些高房价是由泡沫的心理所支撑的，泡沫很有可能会破裂。这么高的价格会让人们都蒙受巨大的损失。我觉得现在的泡沫心理不会长期存在，会逐步发生改变。中国对于房地产的投资非常惊人，中国人应当避免过度乐观的情绪，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投资方式，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
政府不太可能“骗出一个好的均衡”
席勒在中国说，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和提振人们的信心。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廉价谈话（cheap talk，即不付出任何代价的信息传递）来实现既定目标？席勒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公众对经济的基本面会有自己的认识，对政府故意做出的乐观表态会有自己的理性预期，所以政府不太可能“骗出一个好的均衡”。政府必须做出一些切实的承诺，如实施经济刺激方案，向经济中投入实际的资源。所以，政治家应该说真话，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还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都应该如此。
国有大银行应淡化政府色彩
席勒说他经常听到人们抱怨大银行：政府色彩太强，存款依赖政府的支持，又常因各种原因不发放贷款，价格机制也无法制定。长期看，中国是否需要国有大银行的存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短期看，如何使它们起到稳定中国经济的作用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席勒主张中国国家金融体制要创新，中国国有大银行应该成为政府色彩较淡的金融机构，尽量减少政府对它们业务的干涉，但这个过程的转变可能比较困难。这缘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危机和问题也必然是大量存在的。他认为银行混业经营是世界的趋势。在欧洲，一些被称作“综合银行”（universal bank）已经把这些业务都结合起来了；在美国，目前还是分业进行的，但趋势是混业经营。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