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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打新,首选奥赛康。这家公司的招股书我们反复看过多遍,找不出什么瑕疵,是个好公司。”就在IPO开闸前几天,一位长期关注新股的机构人士对笔者如是说。
但开闸没几天,风云突变。这家“好公司”却变成了监管层以及广大投资者眼中的“坏股票”。“坏股票”被暂缓发行,一说是出自证监会的考虑——证监会看不下去了;后来又有说法称,是公司自己主动要求——公司自己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的原因,是被称为“可以载入中国证券市场史册的闹剧”的存量发行安排。
奥赛康本轮发行新股数量为1186.25万股,控股股东南京奥赛康转让老股的数量却达到了4360.35万股,远高于新股的数量。按其确定的发行价格测算,投资者31.83亿元资金进入了奥赛康股东的个人腰包,仅有8.66亿元的融资额进入公司用于募投向项目。
在这样的对比下,坊间指责声一片,其中很多就将矛头指向了存量发行本身。有业内评论员认为,存量发行为老股东疯狂套现大开方便之门,应该立刻叫停。
想当初,证监会在新股发行改革中引入存量发行,主要出于控制发行人超募现象的考虑。其提出的具体方案包括,如果因为新股定价高出现超募,那么就要扣减新股的发行数量,同时启动存量发行,由老股东转让部分股权。
但从奥赛康的此次发行安排来看,证监会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发行价格确定的情况下,即使稍为缩减发行总规模,总募资数量依然高高在上。而数量上的此消彼长,只不过使得超募资金从上市公司挪到了老股东口袋而已,对投资者而言,超募资金留在上市公司更有价值。
实际上,存量发行的确具有解决超募的功能,但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并不在于“乾坤大挪移”,而应是通过包括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
IPO定价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在存量发行的情况下,出售股票的股东作为“理性经济人”,将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本无可厚非。但缘何奥赛康一幕依然让人感觉荒唐?
问题说来复杂,但归结起来实际上就两点:博弈所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是否健康,过程是否公平。只有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IPO的定价才能更趋合理。从这个角度看,存量发行这一制度本身显然是当了替罪羊。
存量发行并非是第一次当替罪羊。早在2001年,为配合国有股减持,曾经对四支新股试行过“存量发行”。其政策依据来自于国务院2001年6月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然而,由于股权分置问题的存在,那次国有股减持却引起了投资者的恐慌,当年6月,上证指数创下2245.44点的阶段性顶部,之后四个月的跌幅分别为13.42%、4.49%、3.78%和4.29%。试行四个月后,2001年10月22日,在新股首发和增发中执行国有股减持的政策被紧急叫停。
国有股减持虽然被叫停,但由于政策修订的预期依然存在,投资者恐慌情绪依然难以得到缓解,后来便是历时5年的漫漫熊市。
值得注意的是,那次的失败,并非存量发行的失败,而是国有股减持的失败。国有股减持被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引发公众恐慌:国有股减持的庞大数量,足以使得市场供应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从而引发股市下跌。
更为重要的是,该次国有股减持执行的是市价减持,对作为核心的利益平衡问题欠考虑,对市场生态的判断欠考虑。而存量发行作为陪绑者,被贴上了“替罪羊”的标签。
返观此次奥赛康事件,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对市场生态的问题欠考虑。在如此多的问题未得到厘清的情况下,让存量发行扛起大旗,其难堪重负当是不会出乎意外。正所谓:存量发行本无罪,奈何又当替罪羊。
但开闸没几天,风云突变。这家“好公司”却变成了监管层以及广大投资者眼中的“坏股票”。“坏股票”被暂缓发行,一说是出自证监会的考虑——证监会看不下去了;后来又有说法称,是公司自己主动要求——公司自己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的原因,是被称为“可以载入中国证券市场史册的闹剧”的存量发行安排。
奥赛康本轮发行新股数量为1186.25万股,控股股东南京奥赛康转让老股的数量却达到了4360.35万股,远高于新股的数量。按其确定的发行价格测算,投资者31.83亿元资金进入了奥赛康股东的个人腰包,仅有8.66亿元的融资额进入公司用于募投向项目。
在这样的对比下,坊间指责声一片,其中很多就将矛头指向了存量发行本身。有业内评论员认为,存量发行为老股东疯狂套现大开方便之门,应该立刻叫停。
想当初,证监会在新股发行改革中引入存量发行,主要出于控制发行人超募现象的考虑。其提出的具体方案包括,如果因为新股定价高出现超募,那么就要扣减新股的发行数量,同时启动存量发行,由老股东转让部分股权。
但从奥赛康的此次发行安排来看,证监会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发行价格确定的情况下,即使稍为缩减发行总规模,总募资数量依然高高在上。而数量上的此消彼长,只不过使得超募资金从上市公司挪到了老股东口袋而已,对投资者而言,超募资金留在上市公司更有价值。
实际上,存量发行的确具有解决超募的功能,但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并不在于“乾坤大挪移”,而应是通过包括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
IPO定价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在存量发行的情况下,出售股票的股东作为“理性经济人”,将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本无可厚非。但缘何奥赛康一幕依然让人感觉荒唐?
问题说来复杂,但归结起来实际上就两点:博弈所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是否健康,过程是否公平。只有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IPO的定价才能更趋合理。从这个角度看,存量发行这一制度本身显然是当了替罪羊。
存量发行并非是第一次当替罪羊。早在2001年,为配合国有股减持,曾经对四支新股试行过“存量发行”。其政策依据来自于国务院2001年6月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然而,由于股权分置问题的存在,那次国有股减持却引起了投资者的恐慌,当年6月,上证指数创下2245.44点的阶段性顶部,之后四个月的跌幅分别为13.42%、4.49%、3.78%和4.29%。试行四个月后,2001年10月22日,在新股首发和增发中执行国有股减持的政策被紧急叫停。
国有股减持虽然被叫停,但由于政策修订的预期依然存在,投资者恐慌情绪依然难以得到缓解,后来便是历时5年的漫漫熊市。
值得注意的是,那次的失败,并非存量发行的失败,而是国有股减持的失败。国有股减持被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引发公众恐慌:国有股减持的庞大数量,足以使得市场供应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从而引发股市下跌。
更为重要的是,该次国有股减持执行的是市价减持,对作为核心的利益平衡问题欠考虑,对市场生态的判断欠考虑。而存量发行作为陪绑者,被贴上了“替罪羊”的标签。
返观此次奥赛康事件,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对市场生态的问题欠考虑。在如此多的问题未得到厘清的情况下,让存量发行扛起大旗,其难堪重负当是不会出乎意外。正所谓:存量发行本无罪,奈何又当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