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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2009年10月，诺贝尔奖创造了一个纪录——女性得奖者达到前所未有的5位之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41年来，出现首位女性得主。
在诺贝尔奖百余年的历史上，截至2008年，共有789位获奖者，其中只有35位女性：她们所获奖项主要集中在和平奖、文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领域，人数分别为12位、11位和8位。
我们会发现，2009年的诺贝尔奖，不仅是属于女性的胜利，也是属于良心、道德、人文精神的胜利。
当瑞典文学院公布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大部分人的第一念头是：赫塔·米勒是谁?
虽然默默无闻，但在世界文坛，米勒却因为其作品，被人称作“当代最值得信赖的作家”。
写作源于恐惧，从出生就是没有根的人
这位身形娇小、神情坚毅、言辞激烈的女人总是一袭黑衣，身上透出强烈的不安和焦虑。她的紧张与敏感，源于深入骨髓的漂泊感。
1953年8月17日，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的一个村庄。那儿下雨时土地泥泞，漫长的酷暑里又尘埃飞扬：农场里的房子都由粘土所建，当再无人居住时，可以复归尘土。
米勒是德国施瓦本人的后裔，从小只懂得德语，熟悉德国文化。对罗马尼亚人来说，德国才是米勒的母国。而德语中，对该地区人的正式称呼又是“罗马尼亚德国人”，把他们视为“另一群”。
没有根的感觉，让米勒觉得自己生下来便是个异乡人。在公开场合，她从未说过她是罗马尼亚人，或是德国人，她只称自己为“巴纳特人”。
在一首散文诗中，她曾写道：“正是下午／四点／而我五岁／即使作为一个孩子／我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她敏感、独立、自尊，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一个像尼茨基多夫村那样的地方，却注定是沉默的，压抑的空气沉甸甸地悬在每个人头上。米勒原本家境殷实，政权更迭后，她祖父的财产被充公：村里不少人曾在二战时为德国党卫军服务，如米勒的父亲。二战结束后，在罗马尼亚，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广泛受到种族歧视，罗马尼亚执政者——齐奥塞斯库还专门设立臭名昭著的“安全部”，即秘密警察，迫害少数民族。
米勒从小就生活在歧视和恐怖之中。她说，她不喜欢“家园”这个词。在生养她的大地上，她看到的只是沉重的苦难。
更让米勒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是在1945年，巴纳特地区17至45岁的人被强制送到苏联境内的劳动营，五年后才得以返乡，米勒的母亲就在其中。
这些犯人是为纳粹德国在战争中的破坏赎罪，但其中不少人根本没参加过战争。这是所谓的“集体罪责”。个体清楚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却无力反抗。
六十多年后，米勒寻访了母亲呆过的强制劳动营，收集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材料，在2009年8月发表了《呼吸钟摆》。书里所写的这段历史是史书上的盲点、禁区，长期以来不被世人所知。小说描述了劳动营的残酷和荒谬，刚出版便获得了德国书奖，《法兰克福报》评价其为“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及谦恭的小说”。
米勒没有被种种黑暗压垮，因为在充满暴力的世界里，她在诗里找到了自己的家。
不妥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纯洁
米勒15岁时，才在城里的学校开始学罗马尼亚语。20岁那年，她离家到省城，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主修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
大学毕业后，米勒进了一家机器工厂当翻译。两年后，因为会两种语言，而且富有才华，国家安全部想邀米勒充当线人，遭到她拒绝，之后她就被工厂开除了。秘密警察依然没放过她，经常滋扰她，趁她不在家时，偷偷搜查她的住所，还发出死亡威胁。
颠沛流离的日子里，米勒一面做幼儿园老师、德语家教谋生，一面决心当一个作家，并嫁给了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
1982年，米勒出版处女作——～部短篇小说集，书名大意是“最坏的时代”。小说集以《低地》为主，这个故事展现了罗马尼亚乡村令人绝望的世界，从而反映出政权的暴虐。
而此时，的确是罗马尼亚“最坏的时代”——齐奥塞斯库弄了辆豪华坦克，满大街开着乱走，车里有他最爱的淋浴喷头和金餐具：他铲平了布加勒斯特市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他的家族控制了国家的一切，他甚至把东正教牧师们都收为安全部门的眼线或工作人员……
米勒认为一切恶都源于独裁。在她看来，齐奥塞斯库在政治、社会、宗教、文化、民族等各方面，对国家进行了一揽子摧残。
这样的时代，正适合滋养米勒这样刚而犯上、拒不妥协的硬骨头文人：这样的背景，《低地》自然遭到查禁。
两年后，《低地》的未删减本在德国出版，大受欢迎。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米勒公开发表演讲，反对罗马尼亚的管治方式，批判东德作家和秘密警察的合作。从此，她的作品被禁止在罗马尼亚出版。
1987年，米勒与丈夫、母亲移民西德。随后几年，她曾到德国许多大学讲学。1995年，米勒获得了德国语言和诗歌科学院院士职位。
永不消逝的独白，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
1989年，东欧兴起民主化浪潮，该年圣诞节，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下台，随后被审讯及处决。“炸弹”已受潮，禁令已解除，许多曾经反抗暴政的作家失去了目标，“充满爆发力的文字，突然失去了力量”。
但米勒并未如此。她的大部分书出版于1989年后的德国，内容却全是罗马尼亚的过去——剖析极权社会的停滞，批判秘密警察的控制，描写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恐惧、无处搁浅的乡愁、被背叛玷污的友谊。她不断地回忆，咀嚼她那代人的经历。
许多人疑惑，为什么揪住过去不放?不是都结束了吗?许多批评家指责米勒眼界小，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未免落伍。
米勒风趣地为自己辩护，“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她的意思是，创作和卖鞋子不一样，要倾听内心的召唤，不能一味追逐时尚。而她内心最深处的召唤是，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若不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写作”。
对米勒来说，暴行结束了，回忆还在；历史结束了，命运还在；政治结束了，道德还在。
即使诺贝尔奖激起千层浪，但声浪背后，米勒仍然平静地生活。她心中的巴纳特省仍是老样子，而她依然是那个无家可归者，依然为阴暗的记忆写作。“我现在没觉得更好也没觉得更糟。我内心的那件事就是写作，那才是我的依靠。”
获奖后，她开记者会，说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并为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米勒的文字，正像她的面容，冷不丁看上去很凶恶，再仔细看，就会发现她美得不寻常。如果脱离那些残忍的故事，人们会恍然觉得在读散文诗。她的语言纤细准确，没有呐喊、呻吟，却分明让人感到无以排解的压抑。
瑞典学院评价米勒“以诗歌的凝炼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
这种“无所寄托的状态”触及了现代社会人类的共通困境，饱含着复杂深切的痛苦——不见天日的痛苦、旁观他人痛苦的痛苦、由人及己的痛苦，因为落入圈套、被逼迫、被摆布、被勒索、被戏耍、被分类、被羞辱的恐惧而痛苦。
怎样在痛苦中生存，而不致堕落，不向恶势力甚至死亡低头，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
很多人觉得，米勒获奖是出于政治原因，了解她的人却认为，还不如说是对道德与良心的褒扬——褒扬米勒在暴政下的不屈，褒扬她的作品对专制、野蛮、伪善不妥协的揭露。这种出于道义良心的选择，终究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选择。
(编辑 赵 莹)
在诺贝尔奖百余年的历史上，截至2008年，共有789位获奖者，其中只有35位女性：她们所获奖项主要集中在和平奖、文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领域，人数分别为12位、11位和8位。
我们会发现，2009年的诺贝尔奖，不仅是属于女性的胜利，也是属于良心、道德、人文精神的胜利。
当瑞典文学院公布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大部分人的第一念头是：赫塔·米勒是谁?
虽然默默无闻，但在世界文坛，米勒却因为其作品，被人称作“当代最值得信赖的作家”。
写作源于恐惧，从出生就是没有根的人
这位身形娇小、神情坚毅、言辞激烈的女人总是一袭黑衣，身上透出强烈的不安和焦虑。她的紧张与敏感，源于深入骨髓的漂泊感。
1953年8月17日，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的一个村庄。那儿下雨时土地泥泞，漫长的酷暑里又尘埃飞扬：农场里的房子都由粘土所建，当再无人居住时，可以复归尘土。
米勒是德国施瓦本人的后裔，从小只懂得德语，熟悉德国文化。对罗马尼亚人来说，德国才是米勒的母国。而德语中，对该地区人的正式称呼又是“罗马尼亚德国人”，把他们视为“另一群”。
没有根的感觉，让米勒觉得自己生下来便是个异乡人。在公开场合，她从未说过她是罗马尼亚人，或是德国人，她只称自己为“巴纳特人”。
在一首散文诗中，她曾写道：“正是下午／四点／而我五岁／即使作为一个孩子／我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她敏感、独立、自尊，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一个像尼茨基多夫村那样的地方，却注定是沉默的，压抑的空气沉甸甸地悬在每个人头上。米勒原本家境殷实，政权更迭后，她祖父的财产被充公：村里不少人曾在二战时为德国党卫军服务，如米勒的父亲。二战结束后，在罗马尼亚，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广泛受到种族歧视，罗马尼亚执政者——齐奥塞斯库还专门设立臭名昭著的“安全部”，即秘密警察，迫害少数民族。
米勒从小就生活在歧视和恐怖之中。她说，她不喜欢“家园”这个词。在生养她的大地上，她看到的只是沉重的苦难。
更让米勒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是在1945年，巴纳特地区17至45岁的人被强制送到苏联境内的劳动营，五年后才得以返乡，米勒的母亲就在其中。
这些犯人是为纳粹德国在战争中的破坏赎罪，但其中不少人根本没参加过战争。这是所谓的“集体罪责”。个体清楚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却无力反抗。
六十多年后，米勒寻访了母亲呆过的强制劳动营，收集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材料，在2009年8月发表了《呼吸钟摆》。书里所写的这段历史是史书上的盲点、禁区，长期以来不被世人所知。小说描述了劳动营的残酷和荒谬，刚出版便获得了德国书奖，《法兰克福报》评价其为“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及谦恭的小说”。
米勒没有被种种黑暗压垮，因为在充满暴力的世界里，她在诗里找到了自己的家。
不妥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纯洁
米勒15岁时，才在城里的学校开始学罗马尼亚语。20岁那年，她离家到省城，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主修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
大学毕业后，米勒进了一家机器工厂当翻译。两年后，因为会两种语言，而且富有才华，国家安全部想邀米勒充当线人，遭到她拒绝，之后她就被工厂开除了。秘密警察依然没放过她，经常滋扰她，趁她不在家时，偷偷搜查她的住所，还发出死亡威胁。
颠沛流离的日子里，米勒一面做幼儿园老师、德语家教谋生，一面决心当一个作家，并嫁给了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
1982年，米勒出版处女作——～部短篇小说集，书名大意是“最坏的时代”。小说集以《低地》为主，这个故事展现了罗马尼亚乡村令人绝望的世界，从而反映出政权的暴虐。
而此时，的确是罗马尼亚“最坏的时代”——齐奥塞斯库弄了辆豪华坦克，满大街开着乱走，车里有他最爱的淋浴喷头和金餐具：他铲平了布加勒斯特市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他的家族控制了国家的一切，他甚至把东正教牧师们都收为安全部门的眼线或工作人员……
米勒认为一切恶都源于独裁。在她看来，齐奥塞斯库在政治、社会、宗教、文化、民族等各方面，对国家进行了一揽子摧残。
这样的时代，正适合滋养米勒这样刚而犯上、拒不妥协的硬骨头文人：这样的背景，《低地》自然遭到查禁。
两年后，《低地》的未删减本在德国出版，大受欢迎。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米勒公开发表演讲，反对罗马尼亚的管治方式，批判东德作家和秘密警察的合作。从此，她的作品被禁止在罗马尼亚出版。
1987年，米勒与丈夫、母亲移民西德。随后几年，她曾到德国许多大学讲学。1995年，米勒获得了德国语言和诗歌科学院院士职位。
永不消逝的独白，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
1989年，东欧兴起民主化浪潮，该年圣诞节，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下台，随后被审讯及处决。“炸弹”已受潮，禁令已解除，许多曾经反抗暴政的作家失去了目标，“充满爆发力的文字，突然失去了力量”。
但米勒并未如此。她的大部分书出版于1989年后的德国，内容却全是罗马尼亚的过去——剖析极权社会的停滞，批判秘密警察的控制，描写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恐惧、无处搁浅的乡愁、被背叛玷污的友谊。她不断地回忆，咀嚼她那代人的经历。
许多人疑惑，为什么揪住过去不放?不是都结束了吗?许多批评家指责米勒眼界小，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未免落伍。
米勒风趣地为自己辩护，“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她的意思是，创作和卖鞋子不一样，要倾听内心的召唤，不能一味追逐时尚。而她内心最深处的召唤是，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若不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写作”。
对米勒来说，暴行结束了，回忆还在；历史结束了，命运还在；政治结束了，道德还在。
即使诺贝尔奖激起千层浪，但声浪背后，米勒仍然平静地生活。她心中的巴纳特省仍是老样子，而她依然是那个无家可归者，依然为阴暗的记忆写作。“我现在没觉得更好也没觉得更糟。我内心的那件事就是写作，那才是我的依靠。”
获奖后，她开记者会，说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并为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米勒的文字，正像她的面容，冷不丁看上去很凶恶，再仔细看，就会发现她美得不寻常。如果脱离那些残忍的故事，人们会恍然觉得在读散文诗。她的语言纤细准确，没有呐喊、呻吟，却分明让人感到无以排解的压抑。
瑞典学院评价米勒“以诗歌的凝炼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
这种“无所寄托的状态”触及了现代社会人类的共通困境，饱含着复杂深切的痛苦——不见天日的痛苦、旁观他人痛苦的痛苦、由人及己的痛苦，因为落入圈套、被逼迫、被摆布、被勒索、被戏耍、被分类、被羞辱的恐惧而痛苦。
怎样在痛苦中生存，而不致堕落，不向恶势力甚至死亡低头，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
很多人觉得，米勒获奖是出于政治原因，了解她的人却认为，还不如说是对道德与良心的褒扬——褒扬米勒在暴政下的不屈，褒扬她的作品对专制、野蛮、伪善不妥协的揭露。这种出于道义良心的选择，终究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选择。
(编辑 赵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