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偷窥二先生

　　 大概是1973年的夏季，房山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文化馆在文革时期改名）举办业余作者创作班，男男女女二十几个人。 全体学员安排了食宿，每屋七八个人睡大通铺或双层床，一日三餐吃伙房。饭食上窝头和稀粥少不了的，偶尔也吃一顿“炖吊子”，但这也比家里吃得强。
　　 这期学习班共二十二天。该吃的吃了，该学的学了，下达任务，每人创作一篇小说。这些学员就各绞脑汁、各显其能，搬个凳子、拖把椅子，去犄角旮旯构思去了。待每人作品有了眉目，轮番给大家念，本宿舍人员先进行讨论。其中有个学员是一名代课教师，未及二十岁，竟写出了带专业性的妇产科医生怎么“掏”、怎么“转”，这个专业术语我忘了，读出来让大家乐。我知道，他家里穷，买稿纸的钱是老妈卖鸡蛋凑的，而且只能买标语纸，一沓稿花红柳绿。因为公鸭嗓，对他记忆深。
　　 正此间，好消息传来：《北京文艺》编辑部要来大编辑啦！闻听此讯，我一夜没睡好觉。
　　 与学员见面，听介绍，两位老师一位是编辑部周雁如，一位是文联研究部的，是名男同志，他叫戴其锷。都四十出头，穿戴极为朴素。创作组干部把学员作品敛齐，交给了两位先生，学员静候消息，玩起了扑克。
　　 连续两天，先生在特为提供的一间办公室看稿。有事没事的，我总由窗口望一望，勾着我的魂儿。
　　 那是个半夜，院儿大灯把院子照得通亮，西北角一棵合欢树，粉红色花开得正好，灯光照射，一树绮丽纷扬，我感觉身在神宫。
　　 轻手轻脚走近窗根，见两位先生正在专注地阅读稿件。天儿热，没有电扇、空调，他俩不时扇扇子，文胸武肚僧大领，周老师扇纸扇，戴老师扇大蒲扇。两人偶尔轻声对语，我也不知谈论什么。
　　 稿件统统审阅完了，宣布阅稿结果，每个学员都惶恐不安。最后，着重点评了我和赵日升、许谋清的三篇初稿。老师说，这三篇都写了重大题材，我的《花香菜鲜》，写工农联盟，批判了小农意识;赵日升的《火红的朝阳》，写了教育革命;许谋清的《钟声震荡》，以陈队长、莘队长两个人物为比喻，写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周老师肯定这三篇“有基础”，夸我的作品有生活气息。
　　 我自小腼腆，老师辅导期间，没单独靠近两位老师，只是远远地听，远远地望，却不知这次学习班是我走进编辑部的机缘。
　　 隔年，这三篇经修改的作品同期刊登在《北京文艺》，都作了人物插图，后来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把它们绘成一本连环画。我的处女作好像更幸运，被收入北京出版社的《瑞雪纷飞》短篇小说集。据说，还改编为小话剧，在中山公园上演。

农民崽子入京城

　　 距县城办的这期学习班时隔两月，创作组干部赵日升、刘永成先后通知我：去《北京文艺》当业余编辑。
　　 我忘了听到喜讯是什么状态，那时我爷爷尚在世，哥哥当兵走了，两个弟弟还小，母亲做家务，在家喂猪、养鸡，父亲给生产队赶马车。我在这之前修京原铁路，从京原铁路归来，在大队当民兵营副营长、团总支副书记。村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当了一名报幕员，同时兼任广播员。每天早中晚三次播音，早晨6：30准时播放《东方红》，然后“坨里大队广播站开始播音”。
　　 我迫切要求改变命运，主观性比我大哥强。
　　 许是八九月份吧，时令特征是长安街西侧的国槐坠着“吊死鬼儿”。九毛钱的长途车票到天桥，再倒一次去动物园的6路车，就让我望见了电报大楼。
　　 我的着装我记着：单裤、单褂，旧布鞋，没穿襪子，上衣为褪色的军装，头戴没有红五角星、留五角星痕迹的绿军帽，挎一个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黄色军用挎包，裤子穿的颜色想不起来了。但记着的这些不会差。
　　 去编辑部报到，心情好像不太慌乱吧，先见了周老师，由周老师向各位作了介绍，大家表示欢迎，一双双清澈目光接纳我这土格啷呛的后生。
　　 我当时二十二岁，学历仅为“老三届”初二。入这个殿堂，我自知知识渺小，说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专业术语讲“掺沙子”，而我知道自我，容我登门，是政治需要，读书人畏惧的是“政治”，没必要畏惧我。我在校文革期中，没斗过老师，没斗过校长，没参与“打砸抢”，回农村没捅过“四类分子”一个指头。我这连虫儿都不忍碾死的人，指望我监督文艺界动向，这不是胡扯吗？在农村，我虽为贫寒子弟，却雄心万夫，练武术能打出整套四路华拳，“五凤齐飞鸣九天”高难动作腾跃连贯，正踢踢至下巴颏，“倒踢紫金冠”踢着后脑勺。为练写毛笔字，笔杆儿坠一串铜钱儿，刻苦程度夏天把脚擩凉水盆，街上演电影不去看，就想如何光宗耀祖。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学万人敌不学一人敌，我到这儿是来学本事的。这个心志，当然不会向老师交代。

编辑部环境

　　 《北京文艺》编辑部设在西长安街七号，于路的北侧，电报大楼后边，距中南海西围墙不过二三百米。
　　 由电报大楼东边一大门进，先遇见教育局楼，顺楼边儿向北为一条窄道，窄道高高的东墙砌的是旧城砖，沿高墙行短短一段路，小道东见一窄小朱漆双扇门，为北京市政府参事馆，据说有多位国民党将军在此工作。再短行，为二道门传达室，前行几步，传达室北侧拐角为二层古楼阁，底层为文化局、文联食堂，上层可住人。由此向西，过二三十米，又拐弯向北，走窄道三五十米，就进了文化局、文联大院儿。
　　 入院西边为编辑部，一座单体、单层旧建筑，五级红色大理石台阶，台阶两侧有护阶矮墙。门前左首有一棵茂盛的绒花树（合欢），夏天开满了粉色的花。由于和电报大楼挨得近，每到整点时，电报大楼报时的《东方红》乐曲声听着格外悠扬、清亮。据说，这原是日军占据时期的电台驻所。整座建筑大体为方形，瓦是红的，砖是红的，砖缝细腻。屋内木地板，虽旧，但质量高，不鼓不裂，刷的紫红色油漆也没多掉颜色。踏上去，温软，无哐哐响声。
　　 室内一刬巨大玻璃窗，每个窗口有几扇玻璃。房间腾出一块空地，两边靠墙处摆放编辑办公桌。小说散文组在南侧阳面，诗歌评论组在北侧阴面。小说散文组加了隔扇，屏风与室内隔开。靠里有三四个单间，中间的一间为公共洗手间，靠阳的两间主编所用，靠阴的两间由周老师、孙迅韬各使用一间。办公桌不同，一般编辑用新式写字台，周老师用的是笨重的原木两头沉，抽屉榫松了，关也关不严。只有她和主编多放了一台老式旧台灯。靠门口的一间，作收发室。 　　 时代造就了她们，她们对共产党信念坚定不移。志民先生、谭谊先生、迅韬先生、雁如老师，都是文艺界的“黄埔一期”、建国后第一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是当今鲁迅文学院的前辈。

《北京文艺》标杆人物

　　 就我所知，《北京文学》前身叫《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1950年北京市有两种文艺刊物创刊，前后是《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前者由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后者由北京市文联主办。《说说唱唱》主编是李伯钊、赵树理，旗下人员有王亚平、田间、老舍、端木蕻良、辛大明、马烽、章容、康濯、凤子，以及我的乡贤苗培时等十一位。《北京文艺》主编为老舍，副主编为王亚平。编委有王春、吴晓玲、石煌、汪刃锋、李微含、曹菲亚、李岳南、王慧敏、商白苇、谭谊、潘德千等十六人。汪曾祺是那时的编辑部主任，但那时称“编辑部总集稿人”。《北京文艺》创刊伊始，彭真、郭沫若、周扬、梅兰芳题词祝贺。刚创刊定位在通俗文艺一档，与中央要求有关。1951年中宣部下发文件，要求“省市出版的期刊，必须是通俗的;省市的文艺杂志应成为以供给工人业余文娱团体和农村剧团的应用材料与工作指导为目的的期刊”。经历了1951年《北京文艺》合并于《说说唱唱》之后，1955年4月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合并后的两刊再度打出《北京文艺》的旗号。在老舍先生蒙难，“文革”期间停刊，再复刊并转为《北京文艺》和《北京文学》以后，历任主持者和主编有谭谊、张志民、李清泉、杨沫、王蒙、林斤澜、浩然、赵金九、刘恒，一干执牛耳显赫大家。这些名头儿集中一处，全国期刊界罕见。
　　 它的影响力，不唯“北京”二字，确实在于名家办刊，名作家云集。我听闻，国内哪一位作家，若不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上发表作品，在当地打不出名堂。汪曾祺引起关注，还是因李清泉当政，刊载了《受戒》。我清楚记得，我在职期间，陈忠实反映抗旱阶级斗争动向的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北京文艺》上。后边的新生代作家，一个一个还用讲吗？
　　 一本文学杂志，主编人选由北京市委组织部确定，我不知全国是否有类似情况。

我的编辑实践

　　 一瓶红钢笔水，一支毛笔，一瓶糨糊，一把剪刀，是编辑从业的工具。
　　 那时的稿件，全为手写，方格稿纸三五百字不等。需要删的，毛笔蘸了红墨水抹掉;添加的内容多，写在另纸覆盖原文或粘贴在稿页旁边。什么符号是删，什么符号是恢复，并段如何，分段如何，如何把改处画明确引出来，老师全程教给了我。编务组按人员顺序分发自由来稿，定期一轮，作初审，看上眼的提交上去。我这小蟊贼，猴儿学人，挑起了正差儿。
　　 我的根底我清楚，初中只读了两年，课外书读得多的，是侠义公案小说，《包公案》《施公案》《济公传》《说岳》《说唐》《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大八义》《小五义》等等。叫“施不全”，另外，展昭叫“展熊飞”，小五义的“艾虎”，蒋平使用“峨眉刺”，记得特别清。《三国》《水浒》《西游记》《东周列国》《封神演义》《镜花缘》也读了，想读《聊斋》见不到，《红楼梦》读不进去。新时代作品，读过《创业史》《苦菜花》《艳阳天》《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红旗谱》《红岩》《三家巷》《三里湾》《上海的早晨》《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欧阳海之歌》……诗歌读了毛主席诗词和贺敬之与郭小川。挺奇特的，幼时读的两个小薄本儿，《你呀，你呀，盖有义》和《猎人海力布的故事》，愣没忘记。外国的东西不多啦，不爱读，憷那一长串名字，小说类仅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少数几本，诗歌类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人送一本普列汉诺夫论文艺，至今未翻，我以为它高不过《典论·论文》《六一诗话》《诗品》和《文心雕龙》。小的时候真奇特，大概性发育萌芽，很多段落内容记不住，却记住了关键术语。比如一个女杰（罗金蝉或王金定？）摸锦帐里罗成，“金枪相似”。《牛虻》中的“处女宝”，当时就让我凝神很长时间，思考那个构件。后一感受，好像王蒙先生也记述过。
　　 我这点儿底啊，“祸害”了不少人，遭毒手、记清楚的，如下两位：一是陈淀国，他那篇《干枝梅》，咋读也是“干”，原封不动装了信封，作“退稿”处理。赵金九是有意还是无意，打开了这信封，搜出这作品，看一遍，连声道“好”，我当即羞愧不已。陈作者当时在内蒙古的铁道兵部队，著文很多，只是我不知，后来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第二个被“毙”的就不像陈淀国死而复生了，署名王为政。我看后，发善念，未用退稿稿签打发，写了一封亲笔信，百八十言“教导”他学习“三突出”云云……这后者后来也厉害呀，画界名家，其夫人更是大名鼎鼎、写《穆斯林葬礼》的霍达……
　　 给作者退稿是那时的程序，在编辑部的信封上写清原作者地址，每天退回一摞。附一稿签，抬头填个名字，铅印训语如一，末尾署上“××组”。想起来后怕，我因能力不足导致的误判，让多少作者喊“瞎眼编辑”啊，毁了别人理想前程也未可知。我现在坦白，以前冤案由我造成，列位千万别再羞辱、怨恨编辑部啦！
　　 放在当今，出不了这误差，可是你要知道，发去的电子稿，很多情形没人给你看;报装的热线电话，根本无人接。三个月不理你茬儿，你还不知你的稿子是怎么回事么。
　　 跟您说，《北京文艺》编辑，都是优秀的，那一茬人打着灯笼难找。他们讨论作品，我一旁倾听，“偷艺”长经验，随着自己水平提高，有时也加入阵营，表达个三言两语。老师们看稿时精力集中，看乏了就相互开开玩笑，我体会到了为师者的高档幽默和俗世快乐，说不准哪一时将我这小弟弟也带入他們的欢乐谷。
　　 艺出京都，没齿难忘，那个时光的切贴与美镌刻在我的骨子里。对于我，那是一段由幼稚走向同化、由一地乡土走向广阔世间、由青春志向发育走向目标清醒的历程，是行为上矫正自己、知识上填充自己、工作上壮大自己的历程。

受教

　　 人说：两年编辑部，胜过两年大学。我更以为，两年大学不止。大学是学知识，但学不到人品，而我在这里是学到了怎样做人，本于什么人性。 　　 跟着老师学手艺，我体会是“耳濡目染”，关键是你是否“嗑这树的虫儿”，有无“灵性”的一根筋。他不教你全套武功，不教你花拳绣腿，教的都是实战技法，犹如武术中的“散打”。
　　 记得，周老师上下不离口夸我“内秀”，“老太太”的嘴角挂着笑意，但我真不知阅人无数、从战争中走来的周老师怎得出这个结论。我认为这是一种疼爱。
　　 我成长在充满爱意的集体里。
　　 我在《北京文艺》正刊登载的那篇小说和发表于增刊的儿歌，都经了周老师、谭谊老师、郭德润老师的亲手修改。
　　 《花香菜鲜》在编辑部定稿，谭谊老师帮助我添了一句“韭菜黄瓜两头鲜”，并给我讲了小说结构的“二律背反”。周老师给我讲，“想象是文学的翅膀”。
　　 《跃进喜讯传万家》这首儿歌，刊登在1975年元月“庆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专号，铜版纸印刷，套红。容我把这十八句抄出来，您别笑我：“张小梅，李小华，围在桌上听喇叭。喇叭里面传喜讯：‘四届人大召开啦！’小朋友们拍手笑，脸儿笑成一朵花。//红小兵，要出发，小喇叭，手中拿。奶奶问：‘去干啥？’举起喇叭笑声答：‘我们要开庆祝会，向党说说心里话！’//嘀嘀嗒，嘀嘀嗒，嘀嘀哒哒吹喇叭。声声和着跃进曲，跃进喜讯传万家。革命形势无限好，祖国跨上千里马。”
　　 您看，这如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一样格调的习作，就是我二十三岁时的水平。直到1984年《北京文艺》第一期“青年作者小说散文专辑”，才登了我第一篇独立完成的散文，余华的小说处女作《星星》列于头条。我熬年头比他长，年岁比他大，水平却不如他。名字同叫华，我臊死了！
　　 留着我爬行痕迹的那一张四开增刊套红，业余作者阵容强大，打头的为江西人万里浪，北京的有几位后来成了名家。比如署着“第一机床厂”的王恩宇，署着“木城涧煤矿”的陈建功，署着“京棉三厂”的陈满平，署着“红星公社”的姜连明等等。我署的是“房山县”。我爷爷生前见我白纸黑字的作品，就这一篇。
　　 赵金九教导我最多，记忆最深的是对我讲，“文学写什么？写记忆！这是老舍在济南时讲过的。”这讲法如今天曹文轩讲“谁也走不出童年”，性质一样。试来试去，我现在写着顺手的，还不是记忆吗？

走进编辑部的作家

　　 在北京文艺编辑部，我几乎认识了全部的北京老作家：阮章競、管桦、杨沫、雷加、李方立、古立高、李克、草明、曹菲亚、葛翠琳、杲向真、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一大铺撒。独未见过汪曾祺，今生所憾。
　　 老作家印象深的，如下：
　　 阮章競，面孔白净，宽脑门儿，无须。
　　 雷加，头面有如“赤发鬼刘唐”，或也像“大猩猩”，感觉眉毛红，有些瘆人。他的作品多，但不善言谈。
　　 管桦，体大耳阔，面色红润。我的遗憾，是那时没向他索一幅“管桦竹”。
　　 杨沫，她的胖几乎与周老师一样。
　　 草明，瘦小，皮肤细白，一般性短发黑的成分还较大，看着严肃。
　　 古立高，高个子，穿戴上利索，在初中我读过他一个长篇《生活的道路》。
　　 李克，《地道战》另一作者，面黑红，有坑儿，断定青年期没少长了“火疙瘩”。
　　 萧军，认识晚了几年，他戴一顶无檐带揪揪帽，至老不改孔武形象。刘绍棠喊他“出土文物”，他快然于胸，甘愿接受“神童”赠予的封号。
　　 陈模，身材修长，青年时期给彭真当秘书，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文联高级领导。
　　 朱靖宇，一位淹贯经书的老夫子，腹内学问如他坚硬表情一样实，给《现代汉语词典》挑出一百多处毛病，周雁如老师的挽联或可出自他的手笔。
　　 江山、江枫，也居文联或文化局领导职位，江山胡子茬青、眉重，略有印象，而江枫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萧乾，我在十渡见过，已是后话。
　　 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形象记不准了，只记得众人喊“端木”，我读过骆宾基的小说《山区收购站》。他二位学识，为老舍先生所敬。
　　 那李方立呢，我知道两点，他作品少，比较显著的是两个小长篇：《第一年》和《第一犁》。他的方脸型不太主要，我记住他一个桥段：走长安街，小孩爬树掉下鞋，他弯腰去拾，小孩说一声“谢谢爷爷”，他一听，“呱哒”把鞋扔回原地，扭身而去，嗔童儿把他喊老了。
　　 李方立、杨沫、雷加、管桦、周述曾、戴其锷、曹菲亚、浩然，都在我少年时期先后在房山县接受劳动锻炼，只是那时我不知。
　　 ……
　　 李学鳌，我是边读他送我的诗集《乡音集》，边和他忠厚人品对上号。那首《乡音》太好了，我仍记得开篇的两段：“谁说乡音不好聽？发音如清泉，喷喷出石门！谁说乡音不好听？落音如铁锤，重重击岩层！//啊，家乡声，家乡音，多少年啊梦中听。千只金鸟鸣银山，怎比乡音一字亲！万把丝竹歌一曲，怎比乡音语半声！”工人诗人的声韵铿锵，与张万舒的《黄山松》开笔吼出的“好！黄山松”堪属异曲同工。
　　 刘厚明是《箭杆河边》的作者，我也遇上过，他的这部作品与李亚如等的《夺印》同样影响大。
　　 李瑛和浩然是常客，李瑛去诗歌组，浩然拜过周老师以后找赵金九说话儿。浩然精气神儿足，人也随和，让我看着潇洒。李瑛呢，我读过他的《枣林村集》，但没和他说过话儿。

改稿子的人

　　 短篇小说是主打。作品有基础，把作者请到编辑部改稿，是编辑业务一个主项。
　　 稿子经编辑传阅，然后讨论，跟作者当面提出修改意见。一篇稿子凝聚的集体智慧。
　　 在小说组，我先后见到改稿的三个人，李陀、孟广臣和傅用霖。
　　 李陀是后来的笔名，在北京重型机械厂时的真名叫孟克勤。“文革”前他写小评论，《北京文艺》发表很多他的评论作品。此人络腮胡，头发打卷儿，整个一个“俄罗斯”。这家伙思维活跃，爱抬杠，忒能“矫情”。斤澜先生就说过他“爱用斯基什么的唬人”。与周老师争论“重大题材”，他说，试验原子弹是大事，不能天天写原子弹，噎得“老太太”够呛。他的小说处女作《重担》，一遍遍改，黑夜白日改了九遍，脸都改青了，最终在周老师和小说组同志不厌其烦的帮助下通过了，最发表。我看着都心疼。 　　 后来，他的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于全国首届评选中获奖，与刘心武的《班主任》同在一榜。再后，与身为导演的夫人张暖忻合写了电影剧本《沙鸥》，讲述中国女排故事的影片又获奖。李陀的笔名在刊物重新出现，官至《北京文学》副主编。
　　 孟广臣，讲鬼故事讲得妙，老早就是北京文联理事。他家住延庆，那地儿冷，我们这儿穿单褂儿进麦秋了，他还捂着棉裤棉袄。他年岁比那二位大十几，给他安排的住处就是文联食堂上边的二楼。跟我讲：你站楼下一喊老孟，我就听见了。
　　 傅用霖，性情不枉满族后裔，穷得开心。他原是北京化工机械厂宣传干部，以反映化工战线小说为主。在當时，他的名气不逊天津写机电行业的蒋子龙。穷，还硬撑着，我亲眼见“老太太”擩给他粮票。
　　 在评论组，常与编辑切磋的，有钱光培和钱世明。
　　 编辑对业余作者，业余作者跟编辑，一个心肠。

我说雁如老师像妈妈

　　 在编辑部有人缘儿，大概因了四名属兔的起了主导作用。周雁如、张钦祖、赵金九、蓝春荣都属兔。赵与蓝同庚，周张二老长他俩一轮，长我两轮。重要的是，我爹妈也属兔，天然根襻儿，她跟我爹妈一辈儿。
　　 “老太太”待我太好。“老太太”一辈子太累。
　　 我母亲不识字，年上九十仍然健朗，而像妈妈的周老师，六十二岁时就离去了。
　　 我的“没出息”还得要揭。平日见编辑部人都称“老周”，我虽没明着叫，但背后同他们一个叫法，给她写信也称“老周”，而今真真感愧与并。那时那样称呼，我以为是延安作风、共产党章法，没叫哪个编辑一声“老师”，可把这章法带回房山，尤其近年太不适用。称官场人物，年龄比我低的，表示尊敬，我称“老×”“老×”，可人家充耳不闻，甚至于场合上不与我同桌，或拂袖而去。我碍着谁了？这称呼是编辑部学来的，怎那么招人不待见？是我中了“毒”，害我不浅！现在学乖了，遇官称官职，逢人叫老师。
　　 “老太太”书桌上，稿子堆得最多，天天看，天天看不败，夙夜皆怛，身心交瘁。孙迅韬老人追忆老战友，在《人们不会忘记她》一文讲述了周老师工作常态：“三十余年，从小说组长到编辑部主任，从未离开过小说散文的行当。访作者，组稿子，看稿子，退稿子，选稿子，讨论稿子，发稿子，上班桌上堆的是稿子，下班书包里装的也还是稿子。稿子，稿子，稿子，稿子，三十多年的日日夜夜，谁能够统计她精心阅读过多少亿万字千姿百态、五花八门的中国字！谁能够记清她踏过多少位著名的和不著名的作家们的门槛！谁能够记得清她举办过多少次创作或改稿的学习班，给多少工农作者出过多少次“点子”！谁能够查清三十年来发表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上，尽收眼底，写着别人姓名的作品里都包含着她的多少智慧和辛劳！”
　　 迅公在倾情描述雁如老师雪写星抄、殆无虚日的工作精神后，于上文又记叙一件事：1958年初，刊物需要一篇反映十三陵水库的文章，任务落实给他，周老师完全可以任其自往，可她伴随去了。在除夕这天，她参与采访，在水库工地与不停歇的人们彻夜长谈。当时她家中撂着三岁女孩……
　　 与此事互证，我提供一件。我家坨里村，自打出了作家苗培时，文脉不断，出现几位爱好文学的农民。我当时上中学，也爱与他们糗。我的乡亲一篇小说投了出去，周老师看了认为“有基础”，就专程到村来了。那时交通环境很差，破汽车，土路，颠簸一百多里。一双解放黄胶鞋，一身布衣裳，住马车店。当年马车店啥条件，我跟你介绍：院落宽大，面积大约六亩，大栅栏敞院，靠北一溜石板房，除了守门口看店的和车把式住的大通炕房，窗户和门齐全，其余全为通风透光、一根窗棂没有的牲口棚。靠南侧停放马车。有一口辘轳井，人马共用，打上来的水，漂着牲口料。人提水走了，车把式就近在大石槽饮牲口。一地尿臊，一地骡马粪，入棚骡马不时嘶鸣。院场外是钉马掌的和一盘打造农具的红炉。二道门里七八个单间提供给“体面人”住宿。体面场儿如何，容讲：小窄炕，破炕席。那被子、枕头呀，原为蓝布，却看不出布样儿，油渍麻花地锃亮。全藏着虱子。为了一篇小说，周老师在这儿住了两夜。那篇小说在《北京文艺》发表了，作者声誉保持了好几十年。我知道周老师名号，由此发源，敬她，始于少年。
　　 被她培养成气候的作家太多了，浩然只是其中一位。浩然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出自周老师编辑之手。在她主持小说工作三十余年里，经她编发的许多小说在全国获奖，发现和扶植了很多有才华的青年。那时期在京的青年作家哪个对她不敬？理由、李惠薪、陈建功、陈祖芬、郑万隆、陈大彬、陈昌本、胡天亮胡天培胡氏兄弟、傅用霖、母国政、刘国春、孟广臣、刘锦云、韩霭丽、尹俊青、马徐然、肖复兴、王梓夫、刘颖南、周祥、李功达、李子玉、倪勤、刘连书、韩静霆、张辛欣、刘索拉、刘恒……一一在她护翼下走向成功。她喜欢这些青年作家，孟克勤（李陀）虽然犯“拧”，但周老师神情透出了对他的包容。
　　 “老太太”患高血压，长年200以上。医生检查出来，不放她走，可到底还是跑了。追到办公室，说：“可不行！你这样会发生危险！”她说：“不碍的！我这样惯了，低了还不舒服哩！”
　　 除了高血压，更年期也有症候，单说给薛凌云时，我听了一言半语，但没见她歇过工。
　　 我就想象不出，一个疾病缠身的“老太太”，意志力咋这么坚强？上下班挤公共汽车，车上没座位，她的胖身子是怎么挤上去，又怎么挺过十几站的呢？
　　 从文联图书室“顺回”的早期《北京文艺》，我发现了她多篇散文作品，有一篇《在白云石车间》写的是首钢的事，那笔触，真叫妥、细腻。“老太太”喜欢作品的“生活味儿”，她的作品这一特点明显。她也是苦心钻硏过小说的，她的创作含小说和剧本。遗著《吕堤事件》，被我朋友看到，吉林省作协副主席、小说家朱日亮刚看一眼书名就赞佩不已！
　　 “老太太”晚年太不顺了 ，老伴儿半身不遂，大女儿“晓露”因没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大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家人多让她操心哪！我就生气，那么一摊子事，怎么还去上班干事业？ 　　 “老太太”疼爱女儿的心，跟我讲了。“晓露”病情稳定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我给“晓露”介绍个对象，说不求相貌，人品好就行。捧读这封信的刹那间，我落泪了！老人家是从不开口求人的人，生前友好那么多，有那么广泛的人缘儿，她不去跟别人说，独独把心腹事说给了我这晚生后辈，这是对我何等的信任！
　　 接信后，用心查找，終于访到县机械厂一名青年职工。个子高，不俊，有充裕的“青春痘”，但我判断出本分、老实，他的父亲还是解放军团职干部。反馈给老师，老人家高兴。待把这个青年领去羊坊店，“晓露”拒不见面。老人家笑容收敛，再不为此事给我来信了。
　　 再一封信，不是周老师写的，是北京市文联的来信，用的白信封，下边一行黑体字是“周雁如治丧领导小组”。那时我还在十渡文化站工作，早晨披着雪花从拒马河边遛弯回来，还沉浸在雪天愉悦，进了文化站，邮政所（文化站一墙之隔）送来这封信，一时还不很明白，但很快就蒙了，头发根儿发奓，泪水哗哗流了下来。往日周老师的音容，一一浮现……多年以来，当天空飘雪，大地一片洁白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周老师。
　　 1990年2月周老师的追悼会，我去了。人很多。像这般真心实意悲痛的样儿，我在北京仅见过两回：一为周老师，二为志民先生。哀悼行列中我见到了贺敬之、李凖、王蒙、翟泰丰、邓友梅、林斤澜、浩然、绍棠、李学鳌、韩少华、张洁、谌容、曹世钦、刘厚明……一干师长。有一副挽联情深意重，极讲学问，有“淑界”二字。追悼会上关于周老师的文字材料，我存了一份，包括挽联内容，存了几十年，但在写这段文字时，翻了几遍柜子，竟一时找不到了。——待找到，我把这原始痕迹补上……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周老师，我的泪流干了，再也流不出泪来了。妈在家在，妈不在挂念在，我这一跨过花甲的不肖徒儿给您老跪拜行礼了。

回家

　　 千里搭棚，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要回家了。志民先生请我到他家吃一顿饭，解释不得收留的原因：农村户口，编辑部转不了正。在编辑部两年增长不少见识，回到房山县或许有个前程。
　　 见我郁郁不乐，傅老师解劝：搞写作，还是在基层，离生活近。
　　 我没得可说，点头诺诺。
　　 回家日期，准确时间是1975年10月6日，我的一点日记可与周雁如老师所赠纪念品标注互证：她送我一支钢笔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采访本。采访本，豆青色塑料皮，活页芯，扉页毛主席语录后边，竖行写了：“董华同志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