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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周刊》：目前，世界各国都已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危机，并提出了诸如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等模式。但这些努力的结果却并未显现在温室气体有效减排上，这是为什么?
吕学都：首先，这些年各国减排的努力还是有显著成效的。我们国家减排的效果就非常显著，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你得出的这个结论，可能与如何计算减排效果有关，主要是计算的基准。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确实有不少困难。各国都希望在完成减排的同时，经济和生活水平不受影响，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找到了这样可行的灵丹妙药。英国2003年提出了低碳经济的口号和方向，我觉得这是对的。其实很多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都对低碳经济有过怀疑，我认为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很多省都在如火如荼地推动“省或市低碳经济”的战略和行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了解低碳经济的专家。目前，对低碳经济有清楚地理解和认识的专家不多。
应对气候变化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减排；另一是适应。适应气候变化，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这非常非常难，比减排还要难，这主要是我们现在的科学认知水平所限。我们今天讨论的气候变化指的是人为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气候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全球任何一个机构、团体和个人都无法把人为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划分开来。另外，限于科学认知水平，目前也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清楚地给出一个地方在未来的某个时段，它的气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导致我们很难决策采取何种具体行动来适应气候的变化。
我们现在对气候变化的预估和分析，是科学家运用大量的物理模型分析得出的。这些模型能够模拟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气候变化、海平面升高多少的大概数据。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测算。实际上，目前连对年、季和月数据的预测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气候预测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各国在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研究很多，说的很多，讨论很多，但在采取具体行动方面，会很谨慎。
《商务周刊》：《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否是各国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您对现行的CDM如何评价?
吕学都：目前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大量增长，其中欧美国家的排放增长速率虽然没有中国高，但是因为基数很大，增长量很高。《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但现在的实际数据显示，只有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但他们下降的原因并不值得借鉴。比如俄罗斯现在的经济规模根本没有达到1990年代的水平，而没有经济活动就没有能源活动也就没有排放，俄罗斯的情况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减排行为。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在往上涨，他们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主要需要依靠CDM通过购买减排量来实现的。其实这个事实也表明，即使是发达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而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增加或者是零排放，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现在国际社会主要讨论的是接下来应该采取哪些更有效的方式继续把减排做下去，毕竟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高的减排要求。如何实现大幅度减排，同时尽量降低减排成本，是国际社会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实看现在实施的CDM，表面上让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企业通过出售减排量实现了经济利润，但是靠买卖完成减排任务不是保护气候的初衷和最终目标。我们更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在自己国内实现自主减排，毕竟国内排放量继续上升意味着技术水平没有提高，也就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找到根除气候变暖问题的药方。
地球变暖是种病，我们现在是想通过把脉找到治愈气候变暖的药方，我们希望经济、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能够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的催促下率先找到这付药方，但原本促进跳跃式发展的CDM却成了各国偷懒的方法。
《商务周刊》：全球变暖同样威胁着企业自身经营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您认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有能力获取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吕学都：其实，大家都意识到了气候变暖的紧迫性，也知道要采取行动。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他们有战略、有远见卓识。我与几个西方的大公司交流过，他们都有专门的小组紧跟着国际形势，忧患意识强。另外，这些大公司每年都会投资好几个亿在减排的新技术研究上。这些投资并不追求短期或近期回报，而是看得很长远，如未来20年，可能会有大量的回报。
这是非常聪明的企业发展策略。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要有长远的前瞻性。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没有承担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这样相应的就还没有制定具体的低碳排放技术规范，包括技术要求。但实际上，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会做的更好，因为在约束的环境里反而难做。中国企业应该现在就开始为未来做投资，这样在20年后可能能够与国外大公司具有同等的竞争地位和竞争力，甚至更厉害。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发现中外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一些很有特点的现象：外国公司游说政府出台鼓励减排政策，而中国政府则是大力带动企业做减排。这也难怪，我们现在很多的公司是从机关单位演变而来的，作为公司，其董事会要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制定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些家族企业做得比很多国有企业要好。
《商务周刊》：气候问题已成为历次国际首脑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您怎么看气候问题的国际地位?中国一直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UNFCCC)以及《京都议定书》簇拥者，是否也能随着气候问题愈加重要而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
吕学都：实际上，除了军事、安全问题无法相比，气候问题已经超出经济、能源、道德、国际政治的范畴。它甚至比WTO还要重要，它涉及到的是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
往年气候变化正式会议通常召开两次，分别在年中和年底，但今年的气候变化大会计划召开六轮，目前已经谈判了四轮，从这里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是气候变化谈判的主渠道。其他渠道，如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的联合国大会、“8+5”大会等，都是为主渠道的气候变化谈判提供服务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在推动制定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UNFCCC及《京都议定书》中大量的条款都是根据我们提出的提案发展而来的；后来通过的一系列方案或决定中，很多是依据我们提出的草案和方案。
中国一直积极全面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活动，这使得我们的很多主张和立场能够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得到有效的反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快速提升，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份量还会进一步提升。
吕学都：首先，这些年各国减排的努力还是有显著成效的。我们国家减排的效果就非常显著，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你得出的这个结论，可能与如何计算减排效果有关，主要是计算的基准。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确实有不少困难。各国都希望在完成减排的同时，经济和生活水平不受影响，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找到了这样可行的灵丹妙药。英国2003年提出了低碳经济的口号和方向，我觉得这是对的。其实很多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都对低碳经济有过怀疑，我认为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很多省都在如火如荼地推动“省或市低碳经济”的战略和行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了解低碳经济的专家。目前，对低碳经济有清楚地理解和认识的专家不多。
应对气候变化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减排；另一是适应。适应气候变化，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这非常非常难，比减排还要难，这主要是我们现在的科学认知水平所限。我们今天讨论的气候变化指的是人为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气候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全球任何一个机构、团体和个人都无法把人为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划分开来。另外，限于科学认知水平，目前也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清楚地给出一个地方在未来的某个时段，它的气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导致我们很难决策采取何种具体行动来适应气候的变化。
我们现在对气候变化的预估和分析，是科学家运用大量的物理模型分析得出的。这些模型能够模拟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气候变化、海平面升高多少的大概数据。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测算。实际上，目前连对年、季和月数据的预测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气候预测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各国在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研究很多，说的很多，讨论很多，但在采取具体行动方面，会很谨慎。
《商务周刊》：《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否是各国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您对现行的CDM如何评价?
吕学都：目前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大量增长，其中欧美国家的排放增长速率虽然没有中国高，但是因为基数很大，增长量很高。《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但现在的实际数据显示，只有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但他们下降的原因并不值得借鉴。比如俄罗斯现在的经济规模根本没有达到1990年代的水平，而没有经济活动就没有能源活动也就没有排放，俄罗斯的情况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减排行为。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在往上涨，他们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主要需要依靠CDM通过购买减排量来实现的。其实这个事实也表明，即使是发达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而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增加或者是零排放，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现在国际社会主要讨论的是接下来应该采取哪些更有效的方式继续把减排做下去，毕竟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高的减排要求。如何实现大幅度减排，同时尽量降低减排成本，是国际社会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实看现在实施的CDM，表面上让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企业通过出售减排量实现了经济利润，但是靠买卖完成减排任务不是保护气候的初衷和最终目标。我们更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在自己国内实现自主减排，毕竟国内排放量继续上升意味着技术水平没有提高，也就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找到根除气候变暖问题的药方。
地球变暖是种病，我们现在是想通过把脉找到治愈气候变暖的药方，我们希望经济、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能够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的催促下率先找到这付药方，但原本促进跳跃式发展的CDM却成了各国偷懒的方法。
《商务周刊》：全球变暖同样威胁着企业自身经营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您认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有能力获取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吕学都：其实，大家都意识到了气候变暖的紧迫性，也知道要采取行动。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他们有战略、有远见卓识。我与几个西方的大公司交流过，他们都有专门的小组紧跟着国际形势，忧患意识强。另外，这些大公司每年都会投资好几个亿在减排的新技术研究上。这些投资并不追求短期或近期回报，而是看得很长远，如未来20年，可能会有大量的回报。
这是非常聪明的企业发展策略。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要有长远的前瞻性。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没有承担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这样相应的就还没有制定具体的低碳排放技术规范，包括技术要求。但实际上，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会做的更好，因为在约束的环境里反而难做。中国企业应该现在就开始为未来做投资，这样在20年后可能能够与国外大公司具有同等的竞争地位和竞争力，甚至更厉害。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发现中外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一些很有特点的现象：外国公司游说政府出台鼓励减排政策，而中国政府则是大力带动企业做减排。这也难怪，我们现在很多的公司是从机关单位演变而来的，作为公司，其董事会要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制定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些家族企业做得比很多国有企业要好。
《商务周刊》：气候问题已成为历次国际首脑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您怎么看气候问题的国际地位?中国一直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UNFCCC)以及《京都议定书》簇拥者，是否也能随着气候问题愈加重要而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
吕学都：实际上，除了军事、安全问题无法相比，气候问题已经超出经济、能源、道德、国际政治的范畴。它甚至比WTO还要重要，它涉及到的是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
往年气候变化正式会议通常召开两次，分别在年中和年底，但今年的气候变化大会计划召开六轮，目前已经谈判了四轮，从这里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是气候变化谈判的主渠道。其他渠道，如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的联合国大会、“8+5”大会等，都是为主渠道的气候变化谈判提供服务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在推动制定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UNFCCC及《京都议定书》中大量的条款都是根据我们提出的提案发展而来的；后来通过的一系列方案或决定中，很多是依据我们提出的草案和方案。
中国一直积极全面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活动，这使得我们的很多主张和立场能够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得到有效的反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快速提升，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份量还会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