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弋舟的短篇小说《随园》以充满现场感与紧张感的叙事令读者深深地被裹挟进文本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中年女主人公“我”在外多年以后回乡找寻当初的“启蒙”老师薛子仪,却发现当初她又爱又恨的薛子仪已接近生命的尾声,在充满回忆的叙述中“我”终于对自己经历的一切释怀。本文首先通过对小说中的叙事视角进行分析来探寻小说造成读者“在场感”与“亲近感”的原因,其次借用格雷玛斯的“行动元”理论来分析小说叙事中“追寻”模式的形成,最后运用罗兰·巴特的功能层理论来分析《随园》叙事中各个功能单位对小说整体氛围塑造与小说意旨表达的作用。
关键词:《随园》;叙事视角;功能层;小说意旨
一、讲故事的人
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与古代的说书传统不同的是现代小说的作者无法像古代说书人那般对他的听众进行当面锣、对面鼓的进行讲述,所以现代小说的作者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书写,这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有一种“在场感”,仿佛置身于故事当中,自己就是小说中的一位人物,而不是冷静的旁观者。“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小说《随园》中,“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也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存在,所以可将作品视为第一人称叙述作品。整个故事有“我”关于和老师薛子仪、老王以及和周围环境的对话与冲突,最终,故事结束后,“我”完成了中年返乡的历程,同时也对“精神父亲”薛子仪释怀。《随园》虽是感伤主义的故事底色,但整篇小说对第一人称视角“我”的运用恰到好处,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设置最终完成了对“我”的塑造。或许此时可以借用本雅明的话来揭示小说《随园》的意旨或者说最终的精神指向:“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
二、当我们返乡时,我们在做什么?
弋舟的小说《随园》讲述了中年女主人公杨洁返回故乡河西走廊寻找旧日“老师”薛子仪的故事,当然,并不只是寻找薛子仪那般简单,还有对故乡的追忆与某种她不能释怀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中,“返乡”模式由来已久,这当然与背后的社会变迁不无关系,社会层面的人口流动也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返乡”模式,“故乡”在中国是一个绝对热门的词汇,因为它与无数人的情感皈依有关。《随园》中的女主人公在离开故乡多年后返回故乡,其中的心路历程则更为曲折,因为她当初离开家乡是某种逃避或者是被生活“劝退”,正如她所说“我总是被‘劝退’。如果说我的人生是部电视剧,那么这句酸曲儿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酸曲儿萦绕,我被搞得很烦。我想罢演,哪怕去另一部戏里当个配角。”主人公的这种“返乡”其实是一次追寻,她需要回乡追寻往日时光,因为这往日时光里有她的精神“父亲”或者说某种文化归属感,这里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经验。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追寻”叙事,就需要借用格雷玛斯的行动元理论进行分析。在《随园》中,主体是小说女主人公杨洁,客体则是带有身体与精神启蒙意味的薛子仪老师。发送者是主人公在地铁里遇到的五十多岁的胖女郎,因为她“有种凛然的勇气和怒放的自我”,接受者则是在外漂泊多年的思乡心态。帮助者是流浪诗人老王,反对者是自己多年来不敢正视或者说对青春成长痛感所造成的不能释怀的逃避心态。小说《随园》叙事中最为重要的行动元是客体,也就是对主人公杨洁来说具有身体与精神启蒙意味的薛子仪老师,整个故事的发展及走向最终都指向了薛子仪,薛子仪所代表的“精神父亲”是主人公回乡之旅最为重要的寻找目标。整个故事的写作将主客体相生相依,达到了小说叙事所要追求的冲突与对话效果。
三、意象与功能
弋舟的小说《随园》在叙事的过程中营造了一种古今穿行的历史感与时间感,而且以看似不露痕迹的叙事完成了对历史的追忆,之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小说之中的几个关键意象,“白骨”、雪山、戈壁、失去的乳房、“隨园”、《子不语》、《夹边沟记事》,这些意象为整个故事营造了氛围,同时也逐步完成了对小说意旨的揭示。这些意象也就是叙事作品中的功能,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功能有时由大于句子的单位(长短不一的句组,以至整个作品)来体现,有时由小于句子的单位(句子的组合段,单词,甚至只是单词中的某些文学成分)来体现。”小说《随园》中的核心功能有两个,分别是白骨和随园,上述其他意象都承担着催化功能。首先来看第一个核心功能白骨,小说中的白骨也可视作中国古典文论中所说的“文眼”,白骨有两块,一块是薛子仪老师拥有的真的人骨,另一块是主人公“我”在路上顺手掰的一截风干胡杨木。另一个核心功能是随园,随园是小说中薛子仪老师为自己建造的山庄,随园也是古代仓山居士袁枚的庄园名号,在小说中,随园则起到了古今穿行之感,为故事的整体提供了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需要注意的是《子不语》和《夹边沟记事》作为催化功能则印证了核心功能随园的有效性,核心功能与催化功能共同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将整个小说的历史意味,哲学意味,时间意味挥发了出来。
结语
弋舟的《随园》以相当精巧的叙事方式将故事叙说给每一个读者,其引发的关于对青春成长记忆中痛感的共鸣,关于对历史消亡的追忆之情,以及对一个生命个体成长中的历史意味、哲学意味的人道关注,其可谓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近年来的最佳写作者。对《随园》的阅读还没有结束,因为正如弋舟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这本集子取名为《丙申故事集》,本身就是在向时光和岁月致敬,那么,与过去重逢,回溯与检索,不就是时光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注释
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本雅明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版,第96页。
3.弋舟:《随园》,《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4.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2页。
5.弋舟:《重逢准确的事实——代后记》,《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随园》;叙事视角;功能层;小说意旨
一、讲故事的人
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与古代的说书传统不同的是现代小说的作者无法像古代说书人那般对他的听众进行当面锣、对面鼓的进行讲述,所以现代小说的作者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书写,这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有一种“在场感”,仿佛置身于故事当中,自己就是小说中的一位人物,而不是冷静的旁观者。“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小说《随园》中,“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也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存在,所以可将作品视为第一人称叙述作品。整个故事有“我”关于和老师薛子仪、老王以及和周围环境的对话与冲突,最终,故事结束后,“我”完成了中年返乡的历程,同时也对“精神父亲”薛子仪释怀。《随园》虽是感伤主义的故事底色,但整篇小说对第一人称视角“我”的运用恰到好处,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设置最终完成了对“我”的塑造。或许此时可以借用本雅明的话来揭示小说《随园》的意旨或者说最终的精神指向:“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
二、当我们返乡时,我们在做什么?
弋舟的小说《随园》讲述了中年女主人公杨洁返回故乡河西走廊寻找旧日“老师”薛子仪的故事,当然,并不只是寻找薛子仪那般简单,还有对故乡的追忆与某种她不能释怀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中,“返乡”模式由来已久,这当然与背后的社会变迁不无关系,社会层面的人口流动也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返乡”模式,“故乡”在中国是一个绝对热门的词汇,因为它与无数人的情感皈依有关。《随园》中的女主人公在离开故乡多年后返回故乡,其中的心路历程则更为曲折,因为她当初离开家乡是某种逃避或者是被生活“劝退”,正如她所说“我总是被‘劝退’。如果说我的人生是部电视剧,那么这句酸曲儿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酸曲儿萦绕,我被搞得很烦。我想罢演,哪怕去另一部戏里当个配角。”主人公的这种“返乡”其实是一次追寻,她需要回乡追寻往日时光,因为这往日时光里有她的精神“父亲”或者说某种文化归属感,这里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经验。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追寻”叙事,就需要借用格雷玛斯的行动元理论进行分析。在《随园》中,主体是小说女主人公杨洁,客体则是带有身体与精神启蒙意味的薛子仪老师。发送者是主人公在地铁里遇到的五十多岁的胖女郎,因为她“有种凛然的勇气和怒放的自我”,接受者则是在外漂泊多年的思乡心态。帮助者是流浪诗人老王,反对者是自己多年来不敢正视或者说对青春成长痛感所造成的不能释怀的逃避心态。小说《随园》叙事中最为重要的行动元是客体,也就是对主人公杨洁来说具有身体与精神启蒙意味的薛子仪老师,整个故事的发展及走向最终都指向了薛子仪,薛子仪所代表的“精神父亲”是主人公回乡之旅最为重要的寻找目标。整个故事的写作将主客体相生相依,达到了小说叙事所要追求的冲突与对话效果。
三、意象与功能
弋舟的小说《随园》在叙事的过程中营造了一种古今穿行的历史感与时间感,而且以看似不露痕迹的叙事完成了对历史的追忆,之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小说之中的几个关键意象,“白骨”、雪山、戈壁、失去的乳房、“隨园”、《子不语》、《夹边沟记事》,这些意象为整个故事营造了氛围,同时也逐步完成了对小说意旨的揭示。这些意象也就是叙事作品中的功能,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功能有时由大于句子的单位(长短不一的句组,以至整个作品)来体现,有时由小于句子的单位(句子的组合段,单词,甚至只是单词中的某些文学成分)来体现。”小说《随园》中的核心功能有两个,分别是白骨和随园,上述其他意象都承担着催化功能。首先来看第一个核心功能白骨,小说中的白骨也可视作中国古典文论中所说的“文眼”,白骨有两块,一块是薛子仪老师拥有的真的人骨,另一块是主人公“我”在路上顺手掰的一截风干胡杨木。另一个核心功能是随园,随园是小说中薛子仪老师为自己建造的山庄,随园也是古代仓山居士袁枚的庄园名号,在小说中,随园则起到了古今穿行之感,为故事的整体提供了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需要注意的是《子不语》和《夹边沟记事》作为催化功能则印证了核心功能随园的有效性,核心功能与催化功能共同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将整个小说的历史意味,哲学意味,时间意味挥发了出来。
结语
弋舟的《随园》以相当精巧的叙事方式将故事叙说给每一个读者,其引发的关于对青春成长记忆中痛感的共鸣,关于对历史消亡的追忆之情,以及对一个生命个体成长中的历史意味、哲学意味的人道关注,其可谓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近年来的最佳写作者。对《随园》的阅读还没有结束,因为正如弋舟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这本集子取名为《丙申故事集》,本身就是在向时光和岁月致敬,那么,与过去重逢,回溯与检索,不就是时光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注释
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本雅明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版,第96页。
3.弋舟:《随园》,《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4.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2页。
5.弋舟:《重逢准确的事实——代后记》,《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