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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只活了36岁，他是中共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位主要领导人，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就义前。瞿秋白清醒地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他写下了多首诗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共有7首，他还写了2万名字的长文《多余的话》。就是这篇《多余的话》，让瞿秋白长时间背费了“叛徒”的罪名。
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
《多余的话》正如瞿秋白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的，它是他“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既没有什么隐晦曲折，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没有什么春秋笔法，更没有什么影射寓意。
瞿秋白做了哪些“坦白”呢?他的“内心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得清清楚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是历史潮流，使他这么一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他坦白的是历史的事实，是他内心的话。只有像他这样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才能如此“坦白”。
他坦言，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没有当好党的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
他说，从他“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后，他“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对于政治，从1927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离开政治舞台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考，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他还说，他即将就义，即将成为烈士，但是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明明做了就义的充分思想准备，明明下了决心昂首赴义，他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主义的烈士，我对政治早已厌倦，“我只要休息”。
作者写作时的特殊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多余的话》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如果联系瞿秋白的一生，特别是他慨然面对死亡的壮举，《多余的话》更显得格格不入。那么，造成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必须对作者写作时的特殊背景有一番切实的了解。
首先，作者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排斥打击：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销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这是第一次打击；同年9月，他被派回国参加六届三中全会，负责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这又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1931年1月参加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走过的历史不足10年，还处在幼年时期。瞿秋白平步青云地被推上最高领袖的位置，又过于匆促地被开除出政治局。历史的脚步和角色的转换都来得太快，翟秋白缺乏足够的历练来应对这些。甚至在他还没能回过神来时，剧变就已降临到他的头上。可以这样说，他连静下心来清理和陈述这一切的机会都未曾获得。因此在《多余的话》中，他想说说这些。
其次，瞿秋白后来到了苏区，安排的是教育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职务清闲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他认真努力工作着。在主力红军长征转移时，他以病弱之躯被“左”倾中央领导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这绝不是组织在照顾他，而恰恰相反，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做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最后，瞿秋白执笔写《多余的话》时已被国民党俘虏，已暴露身份并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加之，他还是长这15年以上的严重的肺病患者。以瞿秋白这样情感丰富的文化人，在备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身心俱损，疲惫不堪，写了《多余的话》这样的文字，实在合情合理。
《多余的话》是作者临终之前对于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从人生道路到思想气质、到灵魂深处作了一次严肃的总清算。在进行这种自我清算时，他表现出非凡的磊落、无畏和真诚。不管那个灵魂是怎样的自轻自贱，《多余的话》之中，并无一字对信仰、同志、事业的亵渎，并无一语对敌人的恭维、谄媚、献策和乞怜。他在祝福同志的同时“疲惫和坦白”，他的真诚的自我滑稽感相自曝，是人性伟大而不可遏制的自觉和复苏。
被错定为叛徒的经过
20世纪60年代，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里，经江青、康生等人授意，1963年8月，戚本禹继抛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太平天国后期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之后，又写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借批李秀成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叛徒问题，促使原来的学术讨论变成复杂的政治斗争，瞿秋白《多余的话》由此受到牵连。不久，瞿秋白故居被关闭。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1967年4月12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讲话中说：“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这又是一条路线。”
4月13日，康生也在军委扩大会上谈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议论，但是在有些问题上足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是不对的。”
4月22日，江青也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4月25日，康生在高级党校学工人员大会上讲话说：“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高岗、彭德怀、张闻天一直到刘邓，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 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随之被隔离审查，还株连到了研究瞿秋白的人员及收集和保管瞿秋白烈士文物的各级干部。
不久，杨之华被撤销北京户口，转到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岁的杨之华在秦城监狱含冤病逝。
平反的曲折历程
1978年，杨之华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瞿秋白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先到中央专案组查问，但得不到明确回答。后来，瞿独伊拜访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正在住院的陆定一抱病给陈云和黄克诚写信，要求为瞿秋白同志平反。瞿独伊还走访了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和廖承志，廖承志对她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按廖承志的吩咐，瞿独伊给党中央写了信。
瞿独伊还亲自动手收集瞿秋白被捕后的一些情况。她寻访了当年国民党在福建负责关押瞿秋白的高级官员宋希濂。宋曾经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十分钦佩瞿秋白，当年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还为老师置办了酒席。他对瞿独伊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瞿先生。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找瞿先生劝降。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瞿秋白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985年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同一天，福建省长汀各界隆重举行重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由陆定一亲笔书写。
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
《多余的话》正如瞿秋白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的，它是他“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既没有什么隐晦曲折，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没有什么春秋笔法，更没有什么影射寓意。
瞿秋白做了哪些“坦白”呢?他的“内心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得清清楚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是历史潮流，使他这么一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他坦白的是历史的事实，是他内心的话。只有像他这样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才能如此“坦白”。
他坦言，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没有当好党的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
他说，从他“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后，他“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对于政治，从1927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离开政治舞台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考，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他还说，他即将就义，即将成为烈士，但是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明明做了就义的充分思想准备，明明下了决心昂首赴义，他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主义的烈士，我对政治早已厌倦，“我只要休息”。
作者写作时的特殊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多余的话》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如果联系瞿秋白的一生，特别是他慨然面对死亡的壮举，《多余的话》更显得格格不入。那么，造成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必须对作者写作时的特殊背景有一番切实的了解。
首先，作者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排斥打击：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销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这是第一次打击；同年9月，他被派回国参加六届三中全会，负责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这又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1931年1月参加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走过的历史不足10年，还处在幼年时期。瞿秋白平步青云地被推上最高领袖的位置，又过于匆促地被开除出政治局。历史的脚步和角色的转换都来得太快，翟秋白缺乏足够的历练来应对这些。甚至在他还没能回过神来时，剧变就已降临到他的头上。可以这样说，他连静下心来清理和陈述这一切的机会都未曾获得。因此在《多余的话》中，他想说说这些。
其次，瞿秋白后来到了苏区，安排的是教育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职务清闲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他认真努力工作着。在主力红军长征转移时，他以病弱之躯被“左”倾中央领导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这绝不是组织在照顾他，而恰恰相反，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做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最后，瞿秋白执笔写《多余的话》时已被国民党俘虏，已暴露身份并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加之，他还是长这15年以上的严重的肺病患者。以瞿秋白这样情感丰富的文化人，在备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身心俱损，疲惫不堪，写了《多余的话》这样的文字，实在合情合理。
《多余的话》是作者临终之前对于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从人生道路到思想气质、到灵魂深处作了一次严肃的总清算。在进行这种自我清算时，他表现出非凡的磊落、无畏和真诚。不管那个灵魂是怎样的自轻自贱，《多余的话》之中，并无一字对信仰、同志、事业的亵渎，并无一语对敌人的恭维、谄媚、献策和乞怜。他在祝福同志的同时“疲惫和坦白”，他的真诚的自我滑稽感相自曝，是人性伟大而不可遏制的自觉和复苏。
被错定为叛徒的经过
20世纪60年代，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里，经江青、康生等人授意，1963年8月，戚本禹继抛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太平天国后期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之后，又写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借批李秀成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叛徒问题，促使原来的学术讨论变成复杂的政治斗争，瞿秋白《多余的话》由此受到牵连。不久，瞿秋白故居被关闭。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1967年4月12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讲话中说：“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这又是一条路线。”
4月13日，康生也在军委扩大会上谈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议论，但是在有些问题上足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是不对的。”
4月22日，江青也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4月25日，康生在高级党校学工人员大会上讲话说：“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高岗、彭德怀、张闻天一直到刘邓，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 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随之被隔离审查，还株连到了研究瞿秋白的人员及收集和保管瞿秋白烈士文物的各级干部。
不久，杨之华被撤销北京户口，转到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岁的杨之华在秦城监狱含冤病逝。
平反的曲折历程
1978年，杨之华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瞿秋白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先到中央专案组查问，但得不到明确回答。后来，瞿独伊拜访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正在住院的陆定一抱病给陈云和黄克诚写信，要求为瞿秋白同志平反。瞿独伊还走访了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和廖承志，廖承志对她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按廖承志的吩咐，瞿独伊给党中央写了信。
瞿独伊还亲自动手收集瞿秋白被捕后的一些情况。她寻访了当年国民党在福建负责关押瞿秋白的高级官员宋希濂。宋曾经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十分钦佩瞿秋白，当年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还为老师置办了酒席。他对瞿独伊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瞿先生。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找瞿先生劝降。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瞿秋白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985年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同一天，福建省长汀各界隆重举行重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由陆定一亲笔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