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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无时无处不在
谈到管理,我们最容易联系起来的角色是“领导”,比如企业中的领导,他拥有对人、财、物的支配权,同时承当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我们往往容易忽略最重要的问题——“领导”的核心特质,即具有主体思维意识的人所从事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行为、有结果、有评估、有奖惩措施的行为。这里的先决条件是主体的思维意识和行为能力,这就意味着任何有着主体思维意识和行为能力的人都是管理者,管理的对象是人所面对的一切事物,既包括人的外部世界,也包括人的内部世界。
从“人”的角度看管理,管理伴随我们的一生。古人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了人生事业的各个阶段。这其中的“修”、“齐”、“治”、“平”就是具体的管理行为,而“身”、“家”、“国”、“天下”是管理的对象。人在其一生中所面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阶段的生命里程都离不开管理,不过是面对的对象和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从“社会”的角度看管理,管理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之中。不只是企业需要管理,国家、城市、政府、家庭以及个人都需要管理。社会把每个人置于不同的管理角色之中,家中有家长、企业有领导、城市有市长、国家有首脑,即使是个人,也要靠自己的头脑来支配。而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就来自于每个城市、每个企业、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良好自治。
所以说,管理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转变了这一观念有助于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进而提高其家庭、其所在部门和单位、乃至其所处的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
管理要管的有道理
管理是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管理好自己的一生首先要了解“管理”的本质内涵。
“管理”这两个字,如果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来解析,它就是这样一个体系:管是手段,理是道理,“管理”就是管得有道理。
“管”的手段、方式不尽其数,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还会衍生出更多的方法、工具,比如20世纪后期IT技术的兴起带动了信息化管理的实现。再向前追溯,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也得益于数学、统计学等的应用与推广,对于管理的艺术内涵的挖掘则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密不可分。
手段方法固然重要,但实际上管理的重点在“理”不在“管”。只知道方法工具,不知道规律准则,那就是舍本逐末了。所以无论管理什么,管理者都必须首先做到“明理”。
这个理,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含义。在中国进行管理,自然就是以中国人的道理(天理、人伦、历史、万物)来开展具体的管理活动。“理”,除了文化背景所导致的差异化之外,其本身也是有层次的,初级的“理”同中国古代的“礼”,倾向于外在的制度、规范、行为标准、量化指标等,是具体环境中的人所遵守的组织准则与游戏规则,目前在管理界普遍流行这样一些说法,“得标准者得天下,管理的最高阶段是制定规则”,——这就是管理的真谛吗?别忘了,规则只是“初级的理”,还有一个高级的“理”即“道理”。道理中包含一个“道”,自然之道、人性之道、生命之道。它的包容性很大,涵盖了事物的始终,融合了矛盾的两面。身在其中的所有人、所有物都能发挥自然之秉性、找到自身的本来归属。所谓,人尽其性、物尽其理。人有人性、物有物理,各归其位、皆致乎一,则无往而不胜矣!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和谐
管理是动态的平衡艺术,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企业必然是兼顾多方利益的高手。这其中,显性的是利益,隐性的是思想与文化。好的企业如同车轮一样,总是围绕一个轴心,发动所有的链条,永不停息地向前进。
然而,如何使这个车轮不散架,使所有的发条都各居其所、各尽其力、各执其责呢?那就要在“理”的层面找到一个共同的“轴心点”,在“管”的过程中寻求“和谐”的境界。两者联系起来便是中国人所推崇的管理哲学:和而不同。和的是“轴心”,不同的是各自的“方位”及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一个真正的管理者,应处于企业“轴心”的位置,他不但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使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力量转化为彼此激励、相互促进的“前进力”。中国古人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与二之间如果还存在对立面,到了三,则调和了一与二的矛盾,使万物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同样作为管理者,延续企业生命,亦不能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过于偏重哪一方都会引起内部纷争使企业整体利益受损。管理者应发挥的作用是把各自的矛盾转为内在的动力,事物的本质是不同的,各方的利益也是不同的,但通过“和”的共处可以得到相互发展、彼此成就。
而作为管理者自身而言,外部的和谐是自我身心和谐的体现与作用结果,自我身心的和谐、人格的全面发展是扩大视野、提高层面、平衡更多利益关系、聚合更多资源力量、承担更广社会责任、实现更大事业抱负的前提。
谈到管理,我们最容易联系起来的角色是“领导”,比如企业中的领导,他拥有对人、财、物的支配权,同时承当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我们往往容易忽略最重要的问题——“领导”的核心特质,即具有主体思维意识的人所从事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行为、有结果、有评估、有奖惩措施的行为。这里的先决条件是主体的思维意识和行为能力,这就意味着任何有着主体思维意识和行为能力的人都是管理者,管理的对象是人所面对的一切事物,既包括人的外部世界,也包括人的内部世界。
从“人”的角度看管理,管理伴随我们的一生。古人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了人生事业的各个阶段。这其中的“修”、“齐”、“治”、“平”就是具体的管理行为,而“身”、“家”、“国”、“天下”是管理的对象。人在其一生中所面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阶段的生命里程都离不开管理,不过是面对的对象和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从“社会”的角度看管理,管理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之中。不只是企业需要管理,国家、城市、政府、家庭以及个人都需要管理。社会把每个人置于不同的管理角色之中,家中有家长、企业有领导、城市有市长、国家有首脑,即使是个人,也要靠自己的头脑来支配。而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就来自于每个城市、每个企业、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良好自治。
所以说,管理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转变了这一观念有助于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进而提高其家庭、其所在部门和单位、乃至其所处的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
管理要管的有道理
管理是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管理好自己的一生首先要了解“管理”的本质内涵。
“管理”这两个字,如果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来解析,它就是这样一个体系:管是手段,理是道理,“管理”就是管得有道理。
“管”的手段、方式不尽其数,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还会衍生出更多的方法、工具,比如20世纪后期IT技术的兴起带动了信息化管理的实现。再向前追溯,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也得益于数学、统计学等的应用与推广,对于管理的艺术内涵的挖掘则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密不可分。
手段方法固然重要,但实际上管理的重点在“理”不在“管”。只知道方法工具,不知道规律准则,那就是舍本逐末了。所以无论管理什么,管理者都必须首先做到“明理”。
这个理,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含义。在中国进行管理,自然就是以中国人的道理(天理、人伦、历史、万物)来开展具体的管理活动。“理”,除了文化背景所导致的差异化之外,其本身也是有层次的,初级的“理”同中国古代的“礼”,倾向于外在的制度、规范、行为标准、量化指标等,是具体环境中的人所遵守的组织准则与游戏规则,目前在管理界普遍流行这样一些说法,“得标准者得天下,管理的最高阶段是制定规则”,——这就是管理的真谛吗?别忘了,规则只是“初级的理”,还有一个高级的“理”即“道理”。道理中包含一个“道”,自然之道、人性之道、生命之道。它的包容性很大,涵盖了事物的始终,融合了矛盾的两面。身在其中的所有人、所有物都能发挥自然之秉性、找到自身的本来归属。所谓,人尽其性、物尽其理。人有人性、物有物理,各归其位、皆致乎一,则无往而不胜矣!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和谐
管理是动态的平衡艺术,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企业必然是兼顾多方利益的高手。这其中,显性的是利益,隐性的是思想与文化。好的企业如同车轮一样,总是围绕一个轴心,发动所有的链条,永不停息地向前进。
然而,如何使这个车轮不散架,使所有的发条都各居其所、各尽其力、各执其责呢?那就要在“理”的层面找到一个共同的“轴心点”,在“管”的过程中寻求“和谐”的境界。两者联系起来便是中国人所推崇的管理哲学:和而不同。和的是“轴心”,不同的是各自的“方位”及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一个真正的管理者,应处于企业“轴心”的位置,他不但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使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力量转化为彼此激励、相互促进的“前进力”。中国古人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与二之间如果还存在对立面,到了三,则调和了一与二的矛盾,使万物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同样作为管理者,延续企业生命,亦不能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过于偏重哪一方都会引起内部纷争使企业整体利益受损。管理者应发挥的作用是把各自的矛盾转为内在的动力,事物的本质是不同的,各方的利益也是不同的,但通过“和”的共处可以得到相互发展、彼此成就。
而作为管理者自身而言,外部的和谐是自我身心和谐的体现与作用结果,自我身心的和谐、人格的全面发展是扩大视野、提高层面、平衡更多利益关系、聚合更多资源力量、承担更广社会责任、实现更大事业抱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