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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整日忙于加班的工人未必清楚，从2月份开始，自己的工资单为何会多出几百元钱。
这与大洋彼岸的一份报纸有关。1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题为“苹果在中国的血汗代价”（Apple’s iPad and the Human Costs for Workers in China），写的是富士康工人的境遇，但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富士康的代工对象苹果公司。文章引用苹果前高管的话说：“你可以制定所有你想要的行为准则，但如果你不给供应商足够的利润去善待工人，这些准则就都没有意义。”
苹果CEO蒂姆·库克对这篇报道怒不可遏，第二天，他写邮件给全体苹果员工说：“任何讲我们漠不关心的说法，都是明显错误的，是对我们的挑衅。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对供应链中的问题坐视不理或假装视而不见，这是我的承诺。”
库克的邮件迅速公之于众，但并未平息美国公众的抗议。2月9日，多个社会团体抗议者来到苹果位于纽约的专卖店，递交了超过2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苹果改善海外代工厂尤其是中国工厂的工作环境。
其他美国主流媒体也在报道富士康的故事。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相关节目播出后，25万多苹果用户在网上签名，呼吁苹果生产第一部“道德的”iPhone。
2月13日，苹果聘请的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开始调查富士康的劳工环境。2月17日，富士康宣布从2月1日起上调普通员工底薪16％－25％，升至每月1800元至2500元。
相比两年前，这一底薪翻了一番。2010年初，富士康普通工人的底薪是900元。当年6月，富士康将普工底薪上调至1200元，10月，再度上调至1550元。加薪的背景，是当年1月－5月富士康震惊中外的“十二连跳”。
2011年5月，生产iPad的富士康成都工厂发生致死四人的铝粉爆炸事故，再度引发国际舆论聚焦富士康和苹果公司。而那篇产生轰动效应的《纽约时报》文章，正是以成都的爆炸作为开头。
郭台铭、库克都是“惟利是图”的商人，但其行为表明他们并非狄更斯笔下的冷血商人。面对公众压力，他们都作出了善意的回应。富士康的回应含金量更高。该公司的净利润率不到2％，而仅深圳一地的工厂，今年就要支出24亿元人民币用于加薪。
富士康发言人表示，公司有能力消化增加的成本。因为加薪有助于留住熟练工人，从而提高良品率，进而降低成本。另外，加薪也迫使公司加强内部管控以节约成本。
相形之下，净利润率24％、净利润259亿美元、现金储备980亿美元（2011财年）的苹果公司，除了向富士康等供应商施压之外，并未表示增加供应商利润的意向。如果库克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关心苹果全球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工人的话，他就应当拿出真金白银来反驳《纽约时报》对苹果一心从供应商那里压榨利润的指责。
尽管如此，富士康的工人仍然应该感谢苹果，如果只有媒体和公众的压力而没有苹果的压力，很难想象富士康会大幅加薪。2006年，郭台铭曾起诉一份中国报纸的两名记者，向其索赔3000万元，原因是记者在报道中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
迄今为止，今年这场由富士康、苹果、美国媒体、美国NGO、美国公众所参与的博弈，得到的似乎一个帕累托改进——工人提高了工资、富士康提高了效率（尚待验证）、苹果修补了名誉，媒体、NGO和公众捍卫了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工人和工会组织的缺席和弱势，他们本该是博弈的主角，却只是被动享受了博弈成果。《纽约时报》的报道部分解释了其中的原因：2011年，由于劳资纠纷，富士康成都公司的宿舍区发生骚动，结果200名警察冲进厂区，逮捕了8名工人。
这并不奇怪，富士康是各地政府争相招揽的投资大户，面对政商强强联手，工人的弱势可想而知。此种情况下达成的工资水平，必然低于正常市场下的均衡工资。
具有讽刺性的是，富士康树大招风，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但其竞争对手却不必如此，苹果因此可以将订单从富士康转至成本更低的代工企业。如果工人拥有谈判权，富士康的工资水平就不会成为特例，苹果想转移订单也就没那么容易。
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国媒体、NGO和公众在今年这场博弈中的缺席。美国人没有理由比中国人更关心中国工人。如果中国媒体、NGO和公众也能参与进来，博弈各方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帕累托改进。
此种情境的出现还需要一个前提：放松社会管制，让各利益主体都拥有合法的博弈权利。此种条件之下达成的博弈均衡，就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从来都是一个利益主体和博弈主体，但古往今来，政府也无不宣示以全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其利益导向。进入现代社会，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政府，更有责任抑强扶弱，让各利益主体成为相对平等的博弈主体。这正是当今世界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所遵循的共同准则。
这与大洋彼岸的一份报纸有关。1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题为“苹果在中国的血汗代价”（Apple’s iPad and the Human Costs for Workers in China），写的是富士康工人的境遇，但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富士康的代工对象苹果公司。文章引用苹果前高管的话说：“你可以制定所有你想要的行为准则，但如果你不给供应商足够的利润去善待工人，这些准则就都没有意义。”
苹果CEO蒂姆·库克对这篇报道怒不可遏，第二天，他写邮件给全体苹果员工说：“任何讲我们漠不关心的说法，都是明显错误的，是对我们的挑衅。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对供应链中的问题坐视不理或假装视而不见，这是我的承诺。”
库克的邮件迅速公之于众，但并未平息美国公众的抗议。2月9日，多个社会团体抗议者来到苹果位于纽约的专卖店，递交了超过2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苹果改善海外代工厂尤其是中国工厂的工作环境。
其他美国主流媒体也在报道富士康的故事。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相关节目播出后，25万多苹果用户在网上签名，呼吁苹果生产第一部“道德的”iPhone。
2月13日，苹果聘请的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开始调查富士康的劳工环境。2月17日，富士康宣布从2月1日起上调普通员工底薪16％－25％，升至每月1800元至2500元。
相比两年前，这一底薪翻了一番。2010年初，富士康普通工人的底薪是900元。当年6月，富士康将普工底薪上调至1200元，10月，再度上调至1550元。加薪的背景，是当年1月－5月富士康震惊中外的“十二连跳”。
2011年5月，生产iPad的富士康成都工厂发生致死四人的铝粉爆炸事故，再度引发国际舆论聚焦富士康和苹果公司。而那篇产生轰动效应的《纽约时报》文章，正是以成都的爆炸作为开头。
郭台铭、库克都是“惟利是图”的商人，但其行为表明他们并非狄更斯笔下的冷血商人。面对公众压力，他们都作出了善意的回应。富士康的回应含金量更高。该公司的净利润率不到2％，而仅深圳一地的工厂，今年就要支出24亿元人民币用于加薪。
富士康发言人表示，公司有能力消化增加的成本。因为加薪有助于留住熟练工人，从而提高良品率，进而降低成本。另外，加薪也迫使公司加强内部管控以节约成本。
相形之下，净利润率24％、净利润259亿美元、现金储备980亿美元（2011财年）的苹果公司，除了向富士康等供应商施压之外，并未表示增加供应商利润的意向。如果库克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关心苹果全球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工人的话，他就应当拿出真金白银来反驳《纽约时报》对苹果一心从供应商那里压榨利润的指责。
尽管如此，富士康的工人仍然应该感谢苹果，如果只有媒体和公众的压力而没有苹果的压力，很难想象富士康会大幅加薪。2006年，郭台铭曾起诉一份中国报纸的两名记者，向其索赔3000万元，原因是记者在报道中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
迄今为止，今年这场由富士康、苹果、美国媒体、美国NGO、美国公众所参与的博弈，得到的似乎一个帕累托改进——工人提高了工资、富士康提高了效率（尚待验证）、苹果修补了名誉，媒体、NGO和公众捍卫了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工人和工会组织的缺席和弱势，他们本该是博弈的主角，却只是被动享受了博弈成果。《纽约时报》的报道部分解释了其中的原因：2011年，由于劳资纠纷，富士康成都公司的宿舍区发生骚动，结果200名警察冲进厂区，逮捕了8名工人。
这并不奇怪，富士康是各地政府争相招揽的投资大户，面对政商强强联手，工人的弱势可想而知。此种情况下达成的工资水平，必然低于正常市场下的均衡工资。
具有讽刺性的是，富士康树大招风，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但其竞争对手却不必如此，苹果因此可以将订单从富士康转至成本更低的代工企业。如果工人拥有谈判权，富士康的工资水平就不会成为特例，苹果想转移订单也就没那么容易。
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国媒体、NGO和公众在今年这场博弈中的缺席。美国人没有理由比中国人更关心中国工人。如果中国媒体、NGO和公众也能参与进来，博弈各方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帕累托改进。
此种情境的出现还需要一个前提：放松社会管制，让各利益主体都拥有合法的博弈权利。此种条件之下达成的博弈均衡，就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从来都是一个利益主体和博弈主体，但古往今来，政府也无不宣示以全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其利益导向。进入现代社会，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政府，更有责任抑强扶弱，让各利益主体成为相对平等的博弈主体。这正是当今世界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所遵循的共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