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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在形象塑造与叙事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热潮，对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毋庸讳言，作为开拓者，许多方面还处在探索阶段，未臻完善。就其语言来说，尚显文白夹杂，较少生活气息，但作者努力追求雅俗共赏的立场是坚定的，最终形成了“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风格，开辟了通俗白话小说创作的先河。
三国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到宋代又受到了说书艺人的青睐，金元时期还被大量改编为戏剧。但无论说书人还是演员，他们擅长说唱表演，注重临场发挥，精彩之处往往是赖以生存的法宝，轻易不以文字的形式公之于众，以致留下的说书底本与演出剧本大都是“言辞鄙谬”。作者虽然对此不满，可也不愿改成供文人玩味的文言小说，又无现成的白话小说语言模式可供参考，只好借鉴传统雅文学的语言来改编通俗民间话本，于是形成了半文半白的独特语言风貌。
首先，受古代散文写作的陶冶，用典范的文言来替代原有白话，呈现出文白夹杂的特点。文言是古代流行的书面语，而白话却是人们的口头语言，二者区别明显。作者借用古代散文典范的语言进行通俗小说的创作，对许多人物的介绍，就沿袭了《史记》等纪传体史书的传记模式。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选取典型，用简要的语言进行叙写，来突出人物鲜明的个性。曹操是该书中绝对的重量级人物，他的出场非常简洁。选用一件小事就尽显其“有权谋，多机变”的性格特点：
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曹操之父），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
句式简短，惜墨如金。不用修饰性词语，完全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曹操自小狡黠多谋的形象，明白清晰，如在目前。书中诸如“隆中对”“舌战群儒”等都叙事用典，跌宕有致，显得十分优雅别致，皆可谓典范的文言文。还有不少地方，连赳赳武将与山野农夫也能引经据典，满口“之乎者也”，纯粹是文人的口吻，其文言的使用又未免有点过头了。例如，张飞痛打督邮，刘备阻止时：
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
即便关公也曾“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然而毕竟不是满腹经纶的儒将。在当时紧急情况之下，实难说出如此话语，不仅条理清晰，逻辑周密，而且言简意赅，虚词运用炉火纯青。况且“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一句，比兴娴熟，算得上标准的文人雅语。又如，在“三顾茅庐”中，见几个农夫荷锄而歌：
玄德闻歌，勒马唤农夫问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此歌乃卧龙先生所作也。”玄德曰：“卧龙先生住何处？”农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茅庐中，即诸葛先生高卧之地。”
山野农夫随口答话也都是精致的文言句式，与他们的身份还是不太相称，这并非来自生活的语言。《水浒传》等书就成熟多了，李逵初遇宋江，一见面就问：“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告诉他，他还不信，问：“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宋江自己承认后，他才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些说个，也教铁牛喜欢！”这才是个性十足的民间生活常用口语。相比而言，《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对话就显得半文半白，与实际生活距离较大。
其次，受古典诗词的熏陶，在小说中大量使用诗化的语言，形成了精练准确的风格。在改写过程中，不仅直接引入大量的古典诗词，也用诗词化语言来写小说。例如，诸葛亮临终前的一段描写就显得优雅传神，是典型的诗化语言：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回到帐中，病转沉重……
文雅精致，多选用四六句式，不仅环境描写具有诗歌的境界，其情感抒发也颇显诗人气质。其中“秋风吹面，彻骨生寒”，用词优美，令人感同身受，顿生惆怅之情。其长叹“悠悠苍天，曷此其极”，更是类似《诗经》中的诗句形式，齐整典雅。此外，又往往斟词酌句，反复推敲，甚至到了诗歌中“炼字”的地步：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
这就是曹操找许劭评点自己的全过程，从“劭不答”来看，故事应该颇有周折，但被一概略去，只突出一个“喜”字，就把曹操精确定格于“奸雄”的形象。这个字原本作“笑”，“大笑”是英雄豪放不羁的表现，而小说并非历史，唯有“大喜”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曹操奸雄的本色。在“喜”与“笑”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小说语言如诗歌般精致的一面。
最后，受戏剧创作的影响，在小说中运用戏剧化的语言，产生了简洁明快的艺术效果。戏剧注重舞台演出，抓住事件的主要矛盾，凸现人物性格。《三国演义》一书“陈叙百年，概括万事”。面对头绪繁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要有快刀斩乱麻般的叙事技巧。小说借鉴了三国剧的语言风格，叙写阔大的战争场面时，笔端极少游走，往往聚焦于主要人物，寥寥数语就让人震撼不已。关公“匹马斩颜良”一段就是如此：
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来，凤目圆睁，蚕眉倒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
两军对垒，旌旗飘展，战马嘶鸣，主将酣战，擂鼓呐喊，本是异常纷杂。要进行细致的描写，即使写下一段繁复冗长的文字，也难以描述清楚。有意采用戏剧化语言，用粗线条勾勒的方法，以敌阵“波开浪裂”般崩溃显关公的神勇，而颜良居然“措手不及”，则可见关公人马之快，入敌方阵地取主将首级，竟“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幕幕就如同电影中的特技镜头一般，又好像在盛大的演唱会上，聚光灯都打在关羽身上，隐去细枝末节，衬托出了主角的神威。
貂蝉是王允府中一名美貌歌伎，王允劝说她去离间董卓、吕布父子：
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篡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异常。我观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于董卓。汝于中取便，谋间他父子分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
古代戏剧中，少有直接介绍事件的语言，也不可能如今天的电影一般可用画外音。很多事件只能通过人物的转述，要求语言简洁明快。这里短短数语，先是申明大义，国家百姓处在危难之际，赋予貂蝉大任。然后指出董卓、吕布父子的祸国殃民与他们好色的特点。最后讲明“连环计”的内容及其关键所在，征求貂蝉的意见。字字切中要害，绝无拖沓之词。
《三国演义》流传广泛，雅俗共赏，也得益于其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早在明朝弘治年间，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时，就称其“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语言上又对它进行了加工与整理。整体看来，虽显得有些文雅，不如《水浒传》《红楼梦》那种来自生活的通俗语言般富于表现力，但其开创通俗白话小说之功却是不可磨灭的。
编辑/姚晟
三国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到宋代又受到了说书艺人的青睐，金元时期还被大量改编为戏剧。但无论说书人还是演员，他们擅长说唱表演，注重临场发挥，精彩之处往往是赖以生存的法宝，轻易不以文字的形式公之于众，以致留下的说书底本与演出剧本大都是“言辞鄙谬”。作者虽然对此不满，可也不愿改成供文人玩味的文言小说，又无现成的白话小说语言模式可供参考，只好借鉴传统雅文学的语言来改编通俗民间话本，于是形成了半文半白的独特语言风貌。
首先，受古代散文写作的陶冶，用典范的文言来替代原有白话，呈现出文白夹杂的特点。文言是古代流行的书面语，而白话却是人们的口头语言，二者区别明显。作者借用古代散文典范的语言进行通俗小说的创作，对许多人物的介绍，就沿袭了《史记》等纪传体史书的传记模式。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选取典型，用简要的语言进行叙写，来突出人物鲜明的个性。曹操是该书中绝对的重量级人物，他的出场非常简洁。选用一件小事就尽显其“有权谋，多机变”的性格特点：
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曹操之父），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
句式简短，惜墨如金。不用修饰性词语，完全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曹操自小狡黠多谋的形象，明白清晰，如在目前。书中诸如“隆中对”“舌战群儒”等都叙事用典，跌宕有致，显得十分优雅别致，皆可谓典范的文言文。还有不少地方，连赳赳武将与山野农夫也能引经据典，满口“之乎者也”，纯粹是文人的口吻，其文言的使用又未免有点过头了。例如，张飞痛打督邮，刘备阻止时：
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
即便关公也曾“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然而毕竟不是满腹经纶的儒将。在当时紧急情况之下，实难说出如此话语，不仅条理清晰，逻辑周密，而且言简意赅，虚词运用炉火纯青。况且“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一句，比兴娴熟，算得上标准的文人雅语。又如，在“三顾茅庐”中，见几个农夫荷锄而歌：
玄德闻歌，勒马唤农夫问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此歌乃卧龙先生所作也。”玄德曰：“卧龙先生住何处？”农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茅庐中，即诸葛先生高卧之地。”
山野农夫随口答话也都是精致的文言句式，与他们的身份还是不太相称，这并非来自生活的语言。《水浒传》等书就成熟多了，李逵初遇宋江，一见面就问：“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告诉他，他还不信，问：“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宋江自己承认后，他才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些说个，也教铁牛喜欢！”这才是个性十足的民间生活常用口语。相比而言，《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对话就显得半文半白，与实际生活距离较大。
其次，受古典诗词的熏陶，在小说中大量使用诗化的语言，形成了精练准确的风格。在改写过程中，不仅直接引入大量的古典诗词，也用诗词化语言来写小说。例如，诸葛亮临终前的一段描写就显得优雅传神，是典型的诗化语言：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回到帐中，病转沉重……
文雅精致，多选用四六句式，不仅环境描写具有诗歌的境界，其情感抒发也颇显诗人气质。其中“秋风吹面，彻骨生寒”，用词优美，令人感同身受，顿生惆怅之情。其长叹“悠悠苍天，曷此其极”，更是类似《诗经》中的诗句形式，齐整典雅。此外，又往往斟词酌句，反复推敲，甚至到了诗歌中“炼字”的地步：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
这就是曹操找许劭评点自己的全过程，从“劭不答”来看，故事应该颇有周折，但被一概略去，只突出一个“喜”字，就把曹操精确定格于“奸雄”的形象。这个字原本作“笑”，“大笑”是英雄豪放不羁的表现，而小说并非历史，唯有“大喜”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曹操奸雄的本色。在“喜”与“笑”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小说语言如诗歌般精致的一面。
最后，受戏剧创作的影响，在小说中运用戏剧化的语言，产生了简洁明快的艺术效果。戏剧注重舞台演出，抓住事件的主要矛盾，凸现人物性格。《三国演义》一书“陈叙百年，概括万事”。面对头绪繁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要有快刀斩乱麻般的叙事技巧。小说借鉴了三国剧的语言风格，叙写阔大的战争场面时，笔端极少游走，往往聚焦于主要人物，寥寥数语就让人震撼不已。关公“匹马斩颜良”一段就是如此：
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来，凤目圆睁，蚕眉倒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
两军对垒，旌旗飘展，战马嘶鸣，主将酣战，擂鼓呐喊，本是异常纷杂。要进行细致的描写，即使写下一段繁复冗长的文字，也难以描述清楚。有意采用戏剧化语言，用粗线条勾勒的方法，以敌阵“波开浪裂”般崩溃显关公的神勇，而颜良居然“措手不及”，则可见关公人马之快，入敌方阵地取主将首级，竟“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幕幕就如同电影中的特技镜头一般，又好像在盛大的演唱会上，聚光灯都打在关羽身上，隐去细枝末节，衬托出了主角的神威。
貂蝉是王允府中一名美貌歌伎，王允劝说她去离间董卓、吕布父子：
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篡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异常。我观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于董卓。汝于中取便，谋间他父子分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
古代戏剧中，少有直接介绍事件的语言，也不可能如今天的电影一般可用画外音。很多事件只能通过人物的转述，要求语言简洁明快。这里短短数语，先是申明大义，国家百姓处在危难之际，赋予貂蝉大任。然后指出董卓、吕布父子的祸国殃民与他们好色的特点。最后讲明“连环计”的内容及其关键所在，征求貂蝉的意见。字字切中要害，绝无拖沓之词。
《三国演义》流传广泛，雅俗共赏，也得益于其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早在明朝弘治年间，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时，就称其“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语言上又对它进行了加工与整理。整体看来，虽显得有些文雅，不如《水浒传》《红楼梦》那种来自生活的通俗语言般富于表现力，但其开创通俗白话小说之功却是不可磨灭的。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