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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日前一致通过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推荐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自2012年1月1日起连任秘书长职务5年。由于没有竞争者，潘基文连任已无悬念。但梳理他过去5年的表现，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担忧潘基文连任并非因为工作多么优秀，仅仅是因为“无害”罢了。
“隐形人”“滑溜的鳝鱼”“世界上最危险的韩国人”……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称呼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人：潘基文。以色列《国土报》颇为惊奇地说，如果只根据媒体上的报道，很容易得出结论，即潘基文的任期是失败的，但事实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大会在潘基文连任上反对者寥寥无几。该报称，事实上对潘基文的批评大都来自西方媒体。路透社记者路易斯曾说，很难找到一个鄙视潘基文的联合国代表。但是，更难找到一个人认为潘基文具有其前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南的那种分量和魅力。安南曾称美国入侵伊拉克属于“非法”而触怒美国上届政府。报道说，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这样评价潘基文：“他不像是瓶中闪电，但我们能接受他。”《国土报》认为，潘基文会成功连任，原因在于他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而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活儿要干的。
潘基文上任后强调自己是第一个具有亚洲价值观的秘书长，其极其低调的作风自2007年起就被不断讨论。人们认为，与安南相比，这个沉默寡言的“隐形人”实在没有存在感。美国《华盛顿邮报》措辞强烈地指责说，“潘基文经常对独裁者的残忍行为保持缄默。”英国《经济学人》在其首轮任期过半的时候给出评分，“潘基文的组织管理能力仅能得2分(满分为10分)”。
联合国官员们也承认，潘基文缺乏他的一些前任们所展示出的强大个人魅力。让他们沮丧的是，虽然身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很多公开声明都没有得到足够注意。
2007年3月，潘基文指责苏丹总统巴希尔，让其接受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达尔富尔，三周后巴希尔同意了。但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否认潘基文在中间发挥了作用。2009年8月泄露的一份机密备忘录里，挪威联合国常驻代表莫娜·尤尔称潘基文“懦弱”“没有魅力”“缺乏决断力”“没有奉献精神”。
亲西方大国的政治胆小鬼
潘基文被公认为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忠实朋友”，发展中国家则讽刺他每次遇到世界大事时，发表的声明都和美国的立场一致，甚至字句不差。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抱怨潘基文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表态常常和美国十分相似。一位非洲国家的外交官称，你也许可以把他称作一个只对美国说“是”的人。
2009年，潘基文在公开批评美国欠联合国8亿多美元的会费，引发白宫激烈反弹后，他连忙专门为此事道歉。这一举动被人们拿来和他的前任安南对比。当美国2003年绕开安理会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安南痛感联合国多年来辛苦营造的尊严和威望丧失殆尽，公开批评美国发动战争为不合法。不得不指出的是，潘基文向美国“靠拢”其实并没有换来多少“资本”，在上任两年后，一项调查发现，81％的美国人要么对他没什么看法，要么根本没听说过他是谁。
韩国媒体也给潘基文取了一个绰号叫“泥鳅”，也就是说做事“圆滑”。美国《时代》周刊则称潘基文为“特富龙式的外交官”，意为他像“特富龙不黏锅”一样，无论有什么麻烦，他都能脱身得干干净净。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曾撰文披露，萨达姆被施行绞刑后，有人间秘书长有何反应，秘书长说了一通萨达姆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话，受到死刑反对者们的猛烈抨击，潘一下子慌了神，立刻向伊拉克当局要求暂缓对萨达姆两名同案犯的死刑执行，并称联合国反对死刑的立场没有改变。博尔顿就此讽刺潘基文是个“不敢坚持己见的政治胆小鬼”，压抑了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听任狂热分子的摆布。
外交接连失败
迄今为止，谋求连任的潘基文保持着访问旅程和握手人数之最两项纪录，但勤勉并不等同于处理棘手问题时的能力。在斯里兰卡，因为没有对泰米尔难民提供援助，当地政府狂轰滥炸地把他们赶进了难民营。在缅甸，潘基文与军政府进行交涉，要求对方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但缅甸军政府领袖丹瑞拒绝他跟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见面的要求。
科特迪瓦问题上，潘基文在没有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情况下擅自邀请法国出兵科特迪瓦，与瓦塔拉阵营攻打前总统巴博的部队。联合国驻科特迪瓦的代表团竟然要求在科特迪瓦从事人道主义救援的非政府组织不要去救助在战斗中受伤的巴博部队士兵。
不仅如此，潘基文私下里的低调斡旋收效也欠佳。有媒体报道，在今年叙利亚爆发大规模暴乱时，潘基文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打了3次电话，指责其“武力镇压”，阿萨德不厌烦的回问：“你怎么老打电话给我?”后来，阿萨德直接拒绝接听潘基文的电话。
莫娜·尤尔替那些质疑潘基文外交能力的人说出了心里话，“每当出现需要应对的全球危机问题，潘基文和联合国就会置身事外。”这样的局面还使他们更喜欢怀念过去。比如，达格·哈马舍尔德经常承担高调危险的使命，包括会见中国领导人请求释放朝鲜战争期间被俘的15名美国飞行员，多次访问刚果来避免殖民地自治时期的战乱；在20世纪80年代，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推动马岛战争后阿根廷和英国的谈判，促进纳米比亚从南非独立；安南则以200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证明了自己。
重大议题“一无所获”
在要求连任的陈词中，潘基文将气候变化对策和减贫成果作为其第一任期的成绩。但不少人指出：“潘基文秘书长并未取得像样的成绩，他更多的时候是在努力照顾大国情绪。”在气候问题上，潘基文自上任之初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并督促八国集团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然而一直到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历时12天的讨论仍然无法达成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关于该议题的最新消息是，17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1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第二轮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存续和如何落实长期资金等实质问题上未能弥合分歧。
10年前，189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上通过《千年宣言》，承诺在2015年之前实现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等8项目标。潘基文任内多次强调要推进千年发展目标中期阶段任务的达成。但此间专家指出，千年发展目标大部分的进展发生在中国，世界贫困人口实际上比以往还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在过去20年里大幅增加。绝大多数捐助国未能遵守援助承诺，多数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低于起初承诺的0.7％。2010年，富裕国家实际提供的援助和承诺金额相差达200亿美元。
“联合国改革”主页更新还停在2006年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必须改革”成为各国共识。2005年安南向第59届联大提交题为《大自由》的改革报告，虽然最终未形成实质性突破，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联合国改革从方案到现实，已接近于“临门一脚”的阶段。潘基文拿到改革“接力棒”后，的确在初期表达了强烈兴趣。不过，这样的兴趣仅仅维持到2009年，他就不得不承认改革努力从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停顿，在采访中，他谈到改革时使用了过去时态。
在潘基文为数不多的改革足迹中，维和部门于2007年7月被分拆，“裁军事务办公室”正式挂牌。但这一变化并未让维和行动的效率有多少提升，他劝退了数十名旧联合国高管，却又因为他的“改革”增加了新的冗员。
在安理会改革方面，尽管他本人仍然多次强调，乐见一个“扩大的、更有代表性的、民主的安理会”，但这样的新安理会迄今并未实现，甚至一度火热的方案讨论、争执也渐渐沉寂下来，联合国官方网站上“联合国改革”主页，最后更新是2006年，那还是安南时代的最后一年。
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难引起“新持续国家”共鸣，专栏作家陶短房分析称，潘基文从主观上并非合适的改革推动者。他原本来自“团结谋共识集团”(韩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等)，这个集团主张改革安理会，但不主张增加常任理事国。原本占据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五大国”在改革上无不主张循序渐进，反对随便“增常”，尤其反对增加否决权。在这两方施压的状况下，潘基文的改革基本是按照美国的思路去做的，很难引起“新秩序国家”的共鸣。
2010年7月，联合国内部事务监督处负责人布里特·阿勒纽斯在离职前痛批联合国“不透明，权责不分明，没有任何改革的迹象”。她还指出潘基文在提拔高级官员问题上有“国籍歧视”，并剥夺本属于她的人事权，独断专行。这一公开指控在8月得到美国前检察官阿普尔顿的证实，他称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并向联合国索赔140万美元。事实上，《华盛顿邮报》早前就有报道，潘基文任人唯亲，喜欢任用韩国人，上任仅一年就提拔了66名韩国人到联合国总部。潘基文曾借用格言承认了自己在克服官僚僵化作风方面的失败，“我想以身作则，但是无人回应。”
在即将结束的首轮任期中，韩国人逐渐丧失了全球领袖本应具有的影响力。在更具挑战的未来5年里，世界希望看到潘基文的作为，而不是执着于树立一个失败者的典型。
“隐形人”“滑溜的鳝鱼”“世界上最危险的韩国人”……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称呼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人：潘基文。以色列《国土报》颇为惊奇地说，如果只根据媒体上的报道，很容易得出结论，即潘基文的任期是失败的，但事实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大会在潘基文连任上反对者寥寥无几。该报称，事实上对潘基文的批评大都来自西方媒体。路透社记者路易斯曾说，很难找到一个鄙视潘基文的联合国代表。但是，更难找到一个人认为潘基文具有其前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南的那种分量和魅力。安南曾称美国入侵伊拉克属于“非法”而触怒美国上届政府。报道说，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这样评价潘基文：“他不像是瓶中闪电，但我们能接受他。”《国土报》认为，潘基文会成功连任，原因在于他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而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活儿要干的。
潘基文上任后强调自己是第一个具有亚洲价值观的秘书长，其极其低调的作风自2007年起就被不断讨论。人们认为，与安南相比，这个沉默寡言的“隐形人”实在没有存在感。美国《华盛顿邮报》措辞强烈地指责说，“潘基文经常对独裁者的残忍行为保持缄默。”英国《经济学人》在其首轮任期过半的时候给出评分，“潘基文的组织管理能力仅能得2分(满分为10分)”。
联合国官员们也承认，潘基文缺乏他的一些前任们所展示出的强大个人魅力。让他们沮丧的是，虽然身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很多公开声明都没有得到足够注意。
2007年3月，潘基文指责苏丹总统巴希尔，让其接受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达尔富尔，三周后巴希尔同意了。但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否认潘基文在中间发挥了作用。2009年8月泄露的一份机密备忘录里，挪威联合国常驻代表莫娜·尤尔称潘基文“懦弱”“没有魅力”“缺乏决断力”“没有奉献精神”。
亲西方大国的政治胆小鬼
潘基文被公认为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忠实朋友”，发展中国家则讽刺他每次遇到世界大事时，发表的声明都和美国的立场一致，甚至字句不差。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抱怨潘基文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表态常常和美国十分相似。一位非洲国家的外交官称，你也许可以把他称作一个只对美国说“是”的人。
2009年，潘基文在公开批评美国欠联合国8亿多美元的会费，引发白宫激烈反弹后，他连忙专门为此事道歉。这一举动被人们拿来和他的前任安南对比。当美国2003年绕开安理会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安南痛感联合国多年来辛苦营造的尊严和威望丧失殆尽，公开批评美国发动战争为不合法。不得不指出的是，潘基文向美国“靠拢”其实并没有换来多少“资本”，在上任两年后，一项调查发现，81％的美国人要么对他没什么看法，要么根本没听说过他是谁。
韩国媒体也给潘基文取了一个绰号叫“泥鳅”，也就是说做事“圆滑”。美国《时代》周刊则称潘基文为“特富龙式的外交官”，意为他像“特富龙不黏锅”一样，无论有什么麻烦，他都能脱身得干干净净。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曾撰文披露，萨达姆被施行绞刑后，有人间秘书长有何反应，秘书长说了一通萨达姆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话，受到死刑反对者们的猛烈抨击，潘一下子慌了神，立刻向伊拉克当局要求暂缓对萨达姆两名同案犯的死刑执行，并称联合国反对死刑的立场没有改变。博尔顿就此讽刺潘基文是个“不敢坚持己见的政治胆小鬼”，压抑了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听任狂热分子的摆布。
外交接连失败
迄今为止，谋求连任的潘基文保持着访问旅程和握手人数之最两项纪录，但勤勉并不等同于处理棘手问题时的能力。在斯里兰卡，因为没有对泰米尔难民提供援助，当地政府狂轰滥炸地把他们赶进了难民营。在缅甸，潘基文与军政府进行交涉，要求对方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但缅甸军政府领袖丹瑞拒绝他跟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见面的要求。
科特迪瓦问题上，潘基文在没有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情况下擅自邀请法国出兵科特迪瓦，与瓦塔拉阵营攻打前总统巴博的部队。联合国驻科特迪瓦的代表团竟然要求在科特迪瓦从事人道主义救援的非政府组织不要去救助在战斗中受伤的巴博部队士兵。
不仅如此，潘基文私下里的低调斡旋收效也欠佳。有媒体报道，在今年叙利亚爆发大规模暴乱时，潘基文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打了3次电话，指责其“武力镇压”，阿萨德不厌烦的回问：“你怎么老打电话给我?”后来，阿萨德直接拒绝接听潘基文的电话。
莫娜·尤尔替那些质疑潘基文外交能力的人说出了心里话，“每当出现需要应对的全球危机问题，潘基文和联合国就会置身事外。”这样的局面还使他们更喜欢怀念过去。比如，达格·哈马舍尔德经常承担高调危险的使命，包括会见中国领导人请求释放朝鲜战争期间被俘的15名美国飞行员，多次访问刚果来避免殖民地自治时期的战乱；在20世纪80年代，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推动马岛战争后阿根廷和英国的谈判，促进纳米比亚从南非独立；安南则以200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证明了自己。
重大议题“一无所获”
在要求连任的陈词中，潘基文将气候变化对策和减贫成果作为其第一任期的成绩。但不少人指出：“潘基文秘书长并未取得像样的成绩，他更多的时候是在努力照顾大国情绪。”在气候问题上，潘基文自上任之初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并督促八国集团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然而一直到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历时12天的讨论仍然无法达成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关于该议题的最新消息是，17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1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第二轮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存续和如何落实长期资金等实质问题上未能弥合分歧。
10年前，189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上通过《千年宣言》，承诺在2015年之前实现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等8项目标。潘基文任内多次强调要推进千年发展目标中期阶段任务的达成。但此间专家指出，千年发展目标大部分的进展发生在中国，世界贫困人口实际上比以往还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在过去20年里大幅增加。绝大多数捐助国未能遵守援助承诺，多数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低于起初承诺的0.7％。2010年，富裕国家实际提供的援助和承诺金额相差达200亿美元。
“联合国改革”主页更新还停在2006年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必须改革”成为各国共识。2005年安南向第59届联大提交题为《大自由》的改革报告，虽然最终未形成实质性突破，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联合国改革从方案到现实，已接近于“临门一脚”的阶段。潘基文拿到改革“接力棒”后，的确在初期表达了强烈兴趣。不过，这样的兴趣仅仅维持到2009年，他就不得不承认改革努力从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停顿，在采访中，他谈到改革时使用了过去时态。
在潘基文为数不多的改革足迹中，维和部门于2007年7月被分拆，“裁军事务办公室”正式挂牌。但这一变化并未让维和行动的效率有多少提升，他劝退了数十名旧联合国高管，却又因为他的“改革”增加了新的冗员。
在安理会改革方面，尽管他本人仍然多次强调，乐见一个“扩大的、更有代表性的、民主的安理会”，但这样的新安理会迄今并未实现，甚至一度火热的方案讨论、争执也渐渐沉寂下来，联合国官方网站上“联合国改革”主页，最后更新是2006年，那还是安南时代的最后一年。
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难引起“新持续国家”共鸣，专栏作家陶短房分析称，潘基文从主观上并非合适的改革推动者。他原本来自“团结谋共识集团”(韩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等)，这个集团主张改革安理会，但不主张增加常任理事国。原本占据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五大国”在改革上无不主张循序渐进，反对随便“增常”，尤其反对增加否决权。在这两方施压的状况下，潘基文的改革基本是按照美国的思路去做的，很难引起“新秩序国家”的共鸣。
2010年7月，联合国内部事务监督处负责人布里特·阿勒纽斯在离职前痛批联合国“不透明，权责不分明，没有任何改革的迹象”。她还指出潘基文在提拔高级官员问题上有“国籍歧视”，并剥夺本属于她的人事权，独断专行。这一公开指控在8月得到美国前检察官阿普尔顿的证实，他称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并向联合国索赔140万美元。事实上，《华盛顿邮报》早前就有报道，潘基文任人唯亲，喜欢任用韩国人，上任仅一年就提拔了66名韩国人到联合国总部。潘基文曾借用格言承认了自己在克服官僚僵化作风方面的失败，“我想以身作则，但是无人回应。”
在即将结束的首轮任期中，韩国人逐渐丧失了全球领袖本应具有的影响力。在更具挑战的未来5年里，世界希望看到潘基文的作为，而不是执着于树立一个失败者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