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寓碎尸

　　1950年10月31日。别名“鹭岛”的福建省厦门市。
　　当时的厦门市，下辖五区：开元、思明、鼓浪屿、厦港、禾山。本案发生于思明区境内一条名叫“笠斗巷”的一座公寓楼内。
　　该公寓楼有些袖珍，只有三层，每层有十家住户。但在当时的厦门市，算是一个有名的处所，甚至被作为思明区的一个有名气的地标——虽然该建筑建造时间不长，但是在抗战时期曾被侵厦日军用作日军招待所。当时一说笠斗巷“军招”，老百姓都知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军招”作为敌产接收，成为“国有资产”，先是作为来自南京和福州的几家接收机构的办公点之一，后来被交通部作为安置前来踏勘准备修筑厦漳铁路的技术人员及其家眷的住宿处所。厦门解放后，上述人员离开厦门，由另外有公职岗位的留用人员迁入成为新住户。
　　这天上午七时许，看门人秦老头儿正在公寓楼门前台阶上擦拭那两扇玻璃大门时，来了一辆三轮车。车夫跟秦老头儿曾打过几次照面算是相识，姓宋，是个五十来岁的大高个儿，秦老头儿唤其“老宋”。老宋把三轮车在门外台阶下停下后，跟秦老头儿打招呼，取出香烟递过来，两人便抽着烟闲聊了几句。秦老头儿看看车上所装的一个枣红色的木箱和一个军绿色的大号帆布旅行袋，便知是送东西来的，就问老宋这是几号的东西？老宋说是有人让送202室的。
　　秦老头儿略表惊讶：“202室还没粉刷，就把东西搬过来啦？”
　　“军招”202室自9月底原先的住户搬离后，空了半个多月，前几天才有房管所的人领着新房客前来看房交房。那个年代人们乔迁，远不像如今这样讲究，没有装修之说，但像这种不打扫不粉刷就把东西搬过来的住户，在秦老头儿记忆中好像还不曾有过。老宋见秦老头儿疑惑，便说了他拉这趟活儿的经过——
　　半小时前，老宋拉了一趟活儿，客人在银鹭戏院门口下车后，他刚点了支烟想歇歇脚顺带等客时，对面巷口就有人朝他招手，嘴里呼唤“三轮车”。他便立刻把烟掐灭，踩着车穿过马路在巷口停下。那是一个三十三四岁的瘦高个儿男子，头戴鸭舌帽，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夹克衫，敞开着，露出腰间那根宽宽皮带上的白铜皮带头，老宋识得这是抗战胜利后，曾在厦门短期停驻的美国军舰上的那些水兵在港口前的马路上设摊儿叫卖的舶来品中的一件。对方客气地唤了声“师傅”，老宋便微笑着打了个手势，示意对方上车。那人还以一笑，没有吭声，而是回身从巷口旁边那家尚未开门的渔具行门前的廊柱后面拎出了两件行李。老宋连忙迎上前去相帮，接过那个箱子和旅行袋，发现都沉甸甸的颇有分量，心里盘算：这两件行李再加上这个客人，这趟活儿不轻松啊！得跟对方好好开个价。
　　对方没等老宋开口就已经先开腔了：“‘军招’你知道吧？麻烦师傅把这两件东西送那边去，记住是送到202室的。”他边说边掏出一张一万元纸币（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0∶1，下同）递给老宋。从银鹭戏院到“军招”不算很远，平时老宋拉客时也就收两三千元，现在对方一掷万元，这趟活儿太值了！老宋接过钞票，问道：“先生您不去啊？要是202室的住户正好出去了，家里没人，这东西交给谁呢？”
　　对方微笑道：“没关系，你送过去就是，到了那里，把东西卸在门房，对看门师傅说是202室的就行了。”
　　这种情况，老宋以前也曾碰到过，既然人家信得过自己，那就最好了。老宋便把这两件东西载送过来了。
　　秦老头儿让老宋把这两件东西卸下，放在门房外面的门厅角落里。老宋放下东西后，说声“打扰”就踩着三轮车离开了。当时，秦老头儿、老宋都没有想到这两个箱包内装的竟然是人体尸块！
　　本来，这两个内装碎尸的箱子、旅行袋可能还要放两三天才会被人发现，以厦门10月底的气温，尸块会发生腐烂，从而流出液体并散发臭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苦了秦老头儿，还不知要把门厅清洗多少遍呢！好在这天碰巧，上午九点，202室的新住户正好来送石灰。秦老头儿跟他说三轮车给他送来了两件东西，他听后一脸惊异，说啥东西啊，他根本没请三轮车搬来过什么东西呀！
　　这么一说，秦老头儿就觉得奇怪了，寻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别是老宋那家伙把货送错了？想想又不可能，平时跟老宋聊天曾听他说过，他早在十六岁时就已经干这一行了，至今已经踩了三十多年三轮车了。厦门的每条路他都熟悉得好似自己手掌上的纹路，哪有把货送错的道理？
　　这么想着，秦老头儿就觉得这件事应该值得重视了。厦门解放后，“军招”被人民政府接管，属于国有资产，产权人是房管局，秦老头儿系房管局的临时工。厦门地处福建前线，对反特工作一向重视，领导要求像秦老头儿这样的公寓看门人，平时须密切注意反特斗争的新动向，公安机关也曾组织过相关讲座让他们去听。因此，秦老头儿脑子里的那根反特弦一直是绷着的。现在，老宋送来的那两件东西已被证实并非是住户的，那就奇怪了，是什么人让老宋送过来的呢？木箱和旅行袋里装的是什么呢？
　　秦老头儿立刻作出了决定：这两件东西不能动，须赶快报告派出所。
　　派出所对此情况很重视，立刻派了两名民警过来。到了现场后，其中一位年轻的警察怀疑这两件“货”里面可能藏着炸弹、地雷之类的危险物品。另一位年长的警察说，从目前获得的情况来判断，应该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人想把炸弹、地雷等爆炸物放在公共场所进行爆炸，使社会引起混乱的话，他完全可以把这两件东西让三轮车师傅送到更能达到其罪恶目的的场所，比如戏院、电影院、公交汽车站、百货公司等;而眼下这两件东西被送到“军招”来了，应该跟上述怀疑没有关系。年轻的警察听后，认为不无道理，便说那咱们把木箱和旅行袋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啥玩意儿。
　　木箱和旅行袋的搭襻上都用铁丝缠得紧紧的，徒手无法打开。两人借来工具，扭坏了木箱和旅行袋的金属襻，甫一打开，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年长的警察反应快，叫了一声“不好”，立刻合上箱盖。如此，这两位警察就不再去碰那两件“货”了，年长的警察让年轻的警察留守现场，他去附近找电话向所里报告。 　　刑警翻阅之前的调查记录，发现三轮车师傅老宋对那个嫌疑人的衣着陈述中并无鞋子。而调查笔录中对此是有记载的，刑警当时问老宋那人穿什么鞋，老宋说他没留心这个。即便如此，刑警也认为那双白底跑鞋或球鞋是个亮点，可以据此进行调查。因为在1950年的厦门，某人如果有一双新的跑鞋或球鞋，他的邻居、同事、朋友肯定不会说“没留意”、“不知道”——那年头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仅限于此。
　　刑警对这条线索进行了分析：假设这个穿白底跑鞋或球鞋的男人就是三轮车师傅老宋遇到的那个“鸭舌帽”，那么林小道所看到的那一幕跟案情是相符的。那个男人在戏院附近的某个场所杀人分尸后，为转移侦查视线将碎尸运至银鹭戏院附近，招呼三轮车运送“军招”，就用箩筐把尸块运送过去。于是，专案组找到了调查重点：把在银鹭戏院附近查找“鸭舌帽”男人的线索延伸到“白底跑鞋或球鞋”上。
　　次日，一个目标进入了刑警的眼帘。
　　距银鹭戏院四百余米处的殓衣巷有一个单身居民，名叫隋添福，汉族，三十挂零，系“大升杂货贸易行”的账房先生。隋添福的祖上曾是郑成功属下的将领，武功了得，代代相传，到隋添福这一代，他照样习武练功。 1945年10月，福建省为庆祝抗战胜利曾举办全省国术大赛，隋添福作为厦门的代表前往福州参加南拳散打，进入前八名。本来他还要打下去，进入半决赛、决赛甚至弄个冠军不一定没有希望，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了他母亲病逝的消息，于是立刻退出比赛，星夜回厦门奔丧。以隋添福的拳术水平，登门拜师的自然不少，可是都被他拒之门外，因为隋家有传子不传女的规矩，只传亲生儿子，外人自然不可能被收为弟子学习武艺。而隋添福二十岁结婚，次年妻子分娩时因大出血母子同殁，至今已经做了十年“王老五”，所以并无弟子。
　　刑警盯上隋添福当然不是由于他习武，而是另有原因——他最近确实购买了一双蓝面白底跑鞋，那是他做账房先生的“大升行”从香港进的货，这批跑鞋产自英国，物美价廉，所以“大升行”的老板就允许员工每人购买一双。隋添福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半月前买下后天天穿在脚上，看得一干邻居羡慕不已，此刻也为刑警获取线索提供了方便。循着这双跑鞋查到主人后，接着再查其他特征：年龄、体态，相符;鸭舌帽，相符;军绿色旅行袋，相符（邻居曾看见他使用过同一款式的旅行袋）;箩筐，相符（一年前为购买大米、煤球，他曾从供职的“大升行”购买了一副箩筐，邻居曾向其借用过）;是否有作案时间，相符（隋上常日班，每天晚上都在家）。一连串的相符使刑警有点儿兴奋，便决定对其住所先进行秘密查看，隋添福若是真在住所杀人碎尸的话，肯定会遗留下蛛丝马迹。
　　11月2日下午三时许，专案组五名刑警由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陪同来到殓衣巷，隋添福此时还在“大升行”上班，住所大门铁将军把门。不过这难不倒刑警，他们从邻居家的院子里翻墙进入隋家院子。储德福双脚刚刚落地，只听见“呼”的一声，一条黑色土狗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竟然一声不吭地咬住他的右小腿！即便储德福躲闪得快，可裤脚还是被这畜生一口咬住，撕下了一块布条。随后落地的几个刑警或飞腿或随手操起抓得到的木棍、碎砖之类的东西对付这条黑狗。这畜生竟然毫不示弱，狂吠着与众人周旋，时不时还主动攻击。直到刑警拔出了手枪，推弹上膛准备动真格时，它才蹿越一人多高的院墙跳到邻家院子，吓得没有翻墙过来的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急避不迭，它却无意攻击，趁机一溜烟儿地窜出门去逃跑了。
　　刑警不去管溜之大吉的黑狗，立刻查看隋添福的住所。这是一所独门独户的小宅院，进门有一个大约二十多平方米的院子，院内一角有一口水井;三间平房，分别是客堂、卧室和厨房;厨房门外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小天井。刑警逐间察看，最后走进厨房，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顿时一阵兴奋，有戏！于是立刻四下散开查看。刑警曹滨、许嘉超走到天井里，只见墙壁上竟有溅上血迹后未能冲刷干净的斑痕。接着，刑警又从厨房碗橱下的抽斗里找到了磨得寒光闪闪的匕首和菜刀，另一个抽斗里则有几根麻绳，厨房角落墙边，一副箩筐赫然在目！
　　众刑警大为高兴，议论说这主儿疑点很重，看来得对他采取措施将其控制起来。正在这时，外面传来狗叫声，大门从外往里开启了——隋添福回家了！
　　咦！双方都大吃一惊。这时，先前逃掉的那条黑狗狂吠着直窜进院子，冲刑警扑来，被隋添福吹了一声口哨唤住。王升有看着隋添福，尽量用平和的口气问道：“你是隋添福？”
　　隋添福打量着眼前穿便衣的五个男子，点点头，抱拳作揖：“不错，敝人隋某！不知列位是何方高人？不请而至，擅入民宅，不知有何见教？”
　　隋添福这一开口，刑警便明白他竟然把他们当成登门前来“求教”、“切磋武功”的江湖武人了。可他又是怎么知道家里来人的呢？须知此刻离他下班尚有半个多小时呢！这时，那条黑狗又一步步地逼上前来，像是知晓王升有是头儿似的，朝他仰头吠叫。王升有顿时明白了，隋是被这条狗从“大升行”叫回来的。当下心里不禁感叹，这条狗真厉害，不但勇敢，而且机灵！
　　王升有正要亮明身份的时候，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出现在隋添福背后门外的台阶上。隋是习武之人，立刻知道身后有人，立马像水里的鱼儿那样灵巧地往旁边挪移，转眼一看来人竟是穿着制服的户籍警，不禁愣了一下，问道：“顾同志，这几位是……？”
　　户籍警不知道刑警查看情况如何，面对着隋添福的询问，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这时，王升有开口道：“隋添福，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找你，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隋添福稍一愣怔，点头道：“可以。”忽见刑警掏出了手铐，他顿时神情倏变，问，“这是干什么？你们是来抓我的？我犯了什么律条啊？”
　　王升有一声咳嗽，众刑警索性亮出了手枪，成扇面形对准了隋添福。户籍警这时明白了，便冷不防地从侧面抱住了隋的后腰。其他刑警趁机上前，将隋扑倒在地。隋并不挣扎，也不吭声，任凭刑警上铐。刑警将其从地上扯起来时，黑狗愤怒地狂吠着扑上前来企图攻击，被隋喝止。
　　刑警随即对其住所进行搜查，并未发现其他涉案物品。 　　瓦洛加在华历练多年，已经成了一位老江湖，当下热情接待了三刑警。三刑警询问时，原以为三天前的事儿店方肯定能说得清道得明，瓦洛加一听，脸上所显现出的神情也表明“没有问题”，当下便唤来也是白俄的领班，用汉语吩咐他去问一下几位跑堂，10月30日晚上是否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光顾本店，所点的餐后水果中有哈密瓜。片刻，领班返回来向老板禀报：那天客人甚多，甚至一度出现等座，谁也没有留心这个情形。瓦洛加两手一摊，双肩向上一耸，表示遗憾。
　　老刑警吴景芝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对当地餐饮业的经营情况比较熟悉，当下说道：“那个女顾客是点了哈密瓜的，而且不是一块两块，你们把那些点了哈密瓜的账单拿出来查一下，可以帮你们回忆起那个女顾客。”
　　瓦洛加朝领班点头，示意他去取账单。领班脸有难色，瓦洛加便问他为什么不去取，他说今天账房张先生有事请假没来，委托跑堂小李代为收款记账，这是经过您同意的。张先生的规矩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如果请假不来，钥匙是从来不肯交出来的，所以没法儿拿到往日的账单。瓦洛加便向刑警表示遗憾。但刑警却说既然如此，他们就坐等吧，请老板派人去账房张先生府上把人给请过来！这下，瓦洛加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
　　半个多小时后，骨瘦如柴的张先生来了。看来这是一个很负责的账房先生，10月份才过去几天，他就已经把全月的账单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按日期和顾客结账顺序每天一叠装订起来，放在一个用硬纸板自制的夹子中，封面上用毛笔写着“黑蔷薇咖啡馆 1950年10月份营业明细账”。刑警心里都在想：这样一个账房先生记出的账目肯定不会有差错。
　　吴景芝粗略翻了一下账单，递给瓦洛加。老板又递给张先生，让他把10月30日晚点了哈密瓜的账单报出来。当晚点哈密瓜的一共有十一单，每张账单上都有用餐的桌号，老板唤来领班，用俄语嘀咕了几句。领班点头离开，估计是去问跑堂了。片刻返回，说据跑堂老柏回忆，那天七号桌上用餐的那位小姐吃了整整一盘哈密瓜，不知警察要查的是不是她？
　　刑警随即唤来老柏当面询问，让他回忆细节——
　　那是一个年约二十、穿着时髦的年轻小姐，体态娇小，肤色白皙，烫了头发，穿一件紫红色夹旗袍，足蹬高跟皮鞋，左手小臂上挂着一个小巧精致的蓝色坤包。和她一起进咖啡馆的是一个年约五十的男子，瘦高个儿，穿白色衬衫，外罩黑色灯芯绒夹克衫，浅蓝色劳动布长裤，脚穿黑色皮鞋，手里提着一个浅红色女式小皮箱，一看便知是那个小姐的。这对男女进店后，被跑堂老柏引领至七号桌。点菜时，老柏介绍本店有独家供应的新鲜哈密瓜，问客人是否需要品尝。那小姐一听，马上说有哈密瓜？新鲜吗？那太好了，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吃过哈密瓜呢，只是在书上看到过照片，还是黑白的，点一份！老柏说有三种规格的，小盘、中盘、大盘……小姐打断说来份大盘的吧！
　　“黑蔷薇”把哈密瓜的价格定得很高，一份大盘的哈密瓜重约两斤，售价三万六千元，相当于两人一顿四菜一汤加主食和一瓶果酒的价钱。一般顾客即使舍得点哈密瓜尝鲜，也只是要中小盘的，像这样就两个主顾却要了大盘的，那是“黑蔷薇”推出哈密瓜以来的第一次。因此，老柏当时暗自吃惊。但是，哈密瓜送上去之后，那个男子竟然一口也没尝，全部让给那小姐吃了。
　　刑警听后一阵兴奋，不过他们想要了解的重点还在后头——这个小姐后来去了哪里？她究竟来自哪里？是什么人？

四、缜密调查

　　调查继续进行下去，刑警又从咖啡馆门口专事迎宾的那个白俄少年（瓦洛加的外甥）那儿打听到了那对年龄悬殊的男女结完账后离开的情况。当时是老柏把两人非常客气地送出门的，还对迎宾少年说给这二位叫辆三轮车。少年见他们没有拒绝的意思，便拦下了一辆路过的空三轮车，目睹两人上车后离去。
　　去了哪里呢？这个，迎宾少年就回答不上了。当时正好有一拨客人登门，他得赶紧上前迎接，所以没听见那对男女向三轮车师傅吩咐去哪里。
　　刑警对此还是比较乐观的，当时已经成立了非机动车运营行业的工会组织，可以通过工会寻找那位三轮车师傅。
　　果然，两小时后，三轮车师傅老薛坐在了刑警面前。老薛还记得10月30日晚上七点多钟确实在“黑蔷薇咖啡馆”门前拉过这么一趟活儿，那个男子付钱比较大方，给了整钱不要找零，另外，跟那个小姐的时髦打扮也有关系。
　　刑警问那对男女去了哪里呢？老薛说男的先把小姐送回家（这是老薛的主观想象）——苏厝街，就在五福巷附近下的车，那小姐谢绝男子为其代劳，下车后自己拎着小皮箱往前走了。然后他按照那男子的指令就地调了个头，去了白鹤路，在一家五金行前下的车，老薛接过车钱后踩着车离开了，也没有留意那男子去了哪里。
　　老薛离开时，已是暮色初降时分，刑警决定明天前往白鹤路一带去查访那个穿黑色灯芯绒夹克衫的男子。
　　次日，11月4日，两路刑警继续进行调查。
　　王升有、储德福两人去了渔行桥，寻找那个使用菜场08编号箩筐和扁担的小贩。渔行桥是一座桥梁，以附近商铺全是经营鲜活鱼虾螃蟹和海产品干货而得名，跟如今各地的农副产品、副食品行业市场一样。刑警过去一看，只见马路两侧以及渔行桥两边两条沿河的狭窄街道上，密密麻麻设满了摊贩。王、储二人一一查看下来，未见那副箩筐。正沮丧时，迎面来了一个戴红袖箍的市场管理员，便上前去将其请到隐蔽处，亮出证件，道明来意，问是否可以提供帮助。
　　市场管理员听完后笑道：“赶得早不如碰得巧，你们的运气还真不错！”
　　原来，这个管理员上班后在市场里向设摊儿的小贩收了管理费后，觉得累了，就进了路边一家出售鲜活海货的店铺，坐下喝茶。他看见这家店铺的店堂一侧堆放着的卖空了的箩筐中，有一副就写着菜场的简称，以及08的数字编号。
　　当下，二刑警窃喜，便随管理员去了那家店铺。老板见状连忙热情招呼，张罗着要沏茶奉烟，被管理员阻止，说跟这副箩筐配套的那根扁担呢？木头的，拿出来！ 　　聂浮翼一口气说了上述这些内容，这才问刑警：“我可以向你们打听真君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刑警事先互相交换过意见，认为在尚未确认10月30日与聂浮翼共进晚餐的那个姑娘确是被害人之前，暂不向聂浮翼透露案件的情况。于是，就搪塞了两句，让他等待消息。
　　专案组以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的名义，往漳州市公安局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漳州警方派人前往李米娜出家的仙姑庵，请她前来厦门，当然最好指派合适的女同志陪同。

六、同学老友

　　11月5日下午，李米娜在漳州佛教协会指派的两名女居士的陪同下赶到厦门，当即前往医院辨认尸体。途中，法医询问李米娜其女李真君身上有什么特征。李米娜说她小时候额头右侧曾磕过，留下一个半颗瓜子大小的疤痕，撩起头发能看得见。法医和刑警相视苦笑，被害人的头颅还没找到呢，这个特征再明显也没有用。于是，再问。李米娜又说其左脚第二个脚趾的指甲，长得长时是朝肉里延伸的，如果不及时修剪就会疼痛难熬甚至发炎。法医点点头，不再提问。刑警知道，这是患有甲沟炎，可以算是一个特征。
　　到了医院，李米娜一见碎尸，当场昏厥。医生救治的当儿，法医和刑警查看了碎尸左下肢的第二个脚趾的指甲，果然有甲沟炎的特征。不过，死者最近刚刚修剪过，并不明显，所以验尸时没有留意到。
　　一会儿，李米娜苏醒了，坚持要看碎尸。这次她不昏厥了，尽管眼泪滂沱，但还是把碎尸一块块都察看了。她又发现了一处特征：左手食指前侧端的一处刀痕，那是李真君读小学时削铅笔割破的。
　　至此，已经可以认定被害人就是李真君了。
　　专案组随即分三路同时进行调查：一、二路由刑警曹滨、许嘉超、吴景芝三人负责向聂浮翼、李米娜了解李真君生前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这次来厦门前的情况。第三路是围绕菜场（被害人指定的下车点正好在菜场附近）展开调查。
　　聂浮翼跟李真君的接触其实不多，二十年来也就见了十来次面，加上女儿跟他不亲，父女间交谈很少，沟通很浅。因此，聂浮翼说不出什么内容。刑警试图启发他，询问最后一顿晚餐时李真君说了些什么内容，尤其是在离开咖啡馆前后李真君是否说到了具体住宿地点在哪里、对方是什么人、事先是否联系过、是通过什么途径跟对方取得联系的，等等。聂浮翼想来想去也没有印象，他在跟女儿的接触中，向来只是听女儿说什么，从来不向她询问什么，包括掏钱给女儿，事先也不会问她是否缺钱、想买什么东西之类的话，而是直接掏钱给她。所以，刑警在聂浮翼这边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再说跟李米娜的接触，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专案组把她和两个陪同来厦门的女居士安置在市政府招待所。李米娜受此打击后，反应变得迟钝了，坐在那里只是闭目默念往生咒，对刑警说的话置之不理。那两个女居士在一旁反复劝告，良久她才睁开了眼睛。刑警小心翼翼地跟她聊下来，得知以下情况——
　　学校解散、失业之事对李真君的刺激很大，她事后去尼姑庵见母亲时反复说“怎么会这样”，甚至有了跟随母亲削发为尼之念，被李米娜劝阻。出家的念头是断了，可是她的情绪仍然有波动，李米娜发现她因这件事对其家族甚至漳州由原先的热爱变成了憎恨，她接到聂浮翼发来的信后，曾幽幽地对母亲说：“我离开之后，再也不回漳州了。”
　　李真君临走前还想做一件事，不过没有做成：李米娜当初削发为尼时，把她历年的积蓄以及首饰全都交给奶妈，让其等李真君长大成人后再交给她。李真君踏上工作岗位时，已改做女佣的奶妈年迈告老回乡，临走时奶妈当着李家全家人的面把贴着李米娜亲笔签封的首饰箱当众打开，清点核实后交给李真君。李真君那时才知原来母亲留给了自己这份价值不菲的财产，但她不想接受，就跑到尼姑庵说要交还母亲。李米娜说出家人要钱财何用？坚决不收，仍让女儿收回。李真君离开漳州前往厦门前，她曾想把这笔钱财处理掉，要么请母亲收回，要么捐给尼姑庵，但都被李米娜否决，而且拒绝代为保管。最后，李真君还是把那个首饰箱装进了她的小皮箱，带到厦门去了。
　　当时李米娜问李真君，到了厦门后是直接去学校报到后由学校安排住宿呢还是自己解决？李真君说父亲的来信中说过住宿由学校解决，所以今后应该是住校的。不过，她倒不愿意报到当天就住校，她还想先处理一些事情。在这方面，李米娜的做法跟聂浮翼是一样的，她当时听后并没有问李真君要处理什么事情，以及住到哪里去。女儿六年前就已经去省城上师范学校独立生活了，此番前往厦门料想没有问题。厦门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肯定比以前要好些，况且还有聂浮翼在厦门，肯定会照顾女儿的。
　　以上是刑警向李米娜调查的结果，是否有用，留待后言。现在再说第三路调查，即由王升有、储德福二人负责的围绕菜场排查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这活儿工作量很大，别说王、储二人，就是整个专案组全部扑上去都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专案组跟管段派出所联系请求协助，派出所派了一名民警、三名在派出所相帮的青年志愿者协助，这样，六个人就可以分成三拨力量进行调查。由于排查范围大，还得靠居委会的支持。
　　六十多年前的街坊邻里关系比较简单，每家有什么情况，邻居都比较了解，这便给专案组排查本案犯罪嫌疑人带来了方便。也就大半天的时间，专案组便在众多居民中排查出七个嫌疑对象来。当天傍晚，专案组就在派出所对这七人分别进行讯问。
　　两小时问下来，七人却均无作案条件，这里的“条件”指的是是否有作案时间和作案的体能。七人中有四人没有作案时间，有三人虽然有作案时间，但他们一看就是作不了这起恶性案件的人。其中两人分别是上下肢骨折，且都是在本案前发生的;还有一位患急性中耳炎，耳朵发炎流脓，案发前后那两天痛得语不成声，说话尚且都痛得流泪，哪能活活扼杀被害人和分尸、转移尸体？ 　　之前进行排查时，夏仙露的父母亲每次都积极配合，从容回答刑警等人的询问，明确表示家中没有任何外人来访过，更别说投宿了。夏家的四邻也都表示夏家并无任何可疑情况。
　　可是，李真君明明是来找夏仙露投宿的，怎么就没进门呢？王升有决定当面向夏仙露了解情况。
　　当天晚上，刑警在派出所跟夏仙露见了面，一问碎尸案，她点头说听说过。当刑警告诉她该案的被害人是李真君时，她极为震惊，一迭声的“真的”后，掩面痛哭。被劝停后，夏仙露回答了刑警的问题。刑警便得知她根本不知道李真君在厦门谋得了小学教师的职位，也没有接到过李真君要来她家暂住的消息。前年暑假，李真君来厦门时倒是去过她家的，当时李真君住在旅馆，去她家是给她送一些漳州的土特产，事先也没有打招呼，幸亏夏家整天有人在，她便没有扑空。
　　如此看来，李真君那天尽管已经坐三轮车到了夏家所在的巷子口附近，但她却并未去夏家。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李真君突然改变主意不想去夏仙露家借宿，而另找他处投宿了？从夏仙露对李真君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介绍来看，还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尽管从其被害后暴露出的其他线索（如菜场失窃箩筐、戏院对面抛尸等）来看，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很低，但专案组还是决定立刻向李真君的另外两个同学朱冰美、祝嘉耀进行调查。
　　朱、祝二人已经结为夫妇，他们是在一个多月前的国庆节成的亲。刑警由夏仙露带着登门，夫妇二人闻知噩耗，也是大惊，说他们并不知道李真君要来厦门工作，事先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信息。
　　当天深夜，专案组对案情进行分析，认为李真君的被害应该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第一种可能是她下了三轮车跟父亲告别后，突然遭到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的凶手的劫持，将其带至附近的住所或者适宜作案的地方实施了作案，然后分尸并转移。第二种可能是李真君在目送聂浮翼乘坐的三轮车离开后，突然改变主意，不想去夏家投宿而想找旅馆住宿，在去旅馆途中被劫持而遇害。刑警认为第一种情况的概率较高。所以，接下来的侦查工作还是应围绕菜场进行排查。
　　这一排查，发现了一条线索！

七、错疑对象

　　这次排查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室内开会讨论中进行的，对之前已经获取的情况重新进行分析，看是否有差错、疏忽而形成的遗漏。
　　大伙儿议来议去，认为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可能就出在对那七个被怀疑有涉案可能的嫌疑人的调查上。于是，专案组决定重新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进行得极为细致，要求每个刑警对分工调查的对象的每一个当初被作为“没有作案条件”的理由都须一查到底，不允许有任何“想当然”的情形存在。
　　这一查，就查出了一个嫌疑对象——钱斗量。
　　钱斗量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七个嫌疑对象中手臂骨折的那位。这人出生在一个开五金行的资本家家庭，从小摆弄五金工具、零件——他是当玩具来玩耍的，便对金工活儿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小学毕业后他再也不肯读书，一心要拜师学手艺，立志做一名大工匠，家里挨不过他，只好依从。好在他父亲是做五金生意的，认识的各类工匠甚多，就拜了当时厦门颇有名气的钳工大匠高溥澍为师。可是，钱斗量的运气似乎很差。他拜高为师之前，高大工匠身体颇健，收他为徒后，一年时间，竟然肝病缠身、脸黄肌瘦、腹部凸出，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高溥澍走后，钱斗量又拜了一个姓罗的师傅，也是当地的钳工名匠，其手工产品闻名闽南黑白两道。可是，说也奇怪，钱斗量拜罗名匠为师后，人家好端端的一个人也渐渐感觉身体不适，就像一棵被截断了根须的大树那样日趋枯萎，医生诊断是胃癌，最后也一命呜呼了。
　　巧合再次出现了——钱斗量的父亲钱老板也就一年时间，这个在厦门有名的五金行老板也患病不治而殁了。高、罗二位去世后，钱斗量再拜的第三位师傅金运祥的本领已经没有前两位那样大了。待到钱老板一死，金运祥猛然醒悟，说这小子竟是克星啊，他还要活下去呢，于是赶紧解除师徒关系。
　　如此几番折腾，钱斗量就只能成为一名普通工匠了。五金行已经倒闭，他只能在修船厂当了一名工人。
　　大匠名匠没有做成，钱斗量难免灰心丧气，工作不求上进。厦门解放后，修船厂的活儿变多了，工人们常常加班，收入却有限。别人想得通，钱斗量却不行，就隔三差五找借口休班。不上班干啥呢？鼓捣五金买卖，他在这方面有灵性，据说鼓捣一回所挣的钱抵得上半年的薪水。手头有了钱，钱斗量就赌博、嫖娼，曾被公安局抓过两次，都被修船厂以缺少技术工人为由保了出来。
　　之前排查出的七个嫌疑对象中，钱斗量是最具作案条件的一位——他半年前已离婚，一个人住着一套带院子天井的独门独户平房;他是钳工，家里既有工具，又擅长操作钢锯;他嗜赌，有作案动机。可是，专案组将其传唤到派出所谈话时，却发现这家伙的左臂竟上着石膏，问下来说是骨折了，还是10月28日骨折的，是在修船厂上班时走路踩到了甲板上的油污，滑了一跤，倒下时左手下意识地一撑，手腕就出问题了，钱斗量说当时自己就听见了骨头折断的声音。
　　当时，专案组除了看钱斗量的病历卡，还去医院找主治医生了解了情况，察看了医院拍摄的X光片子，都可证明这是案发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对于一个腕部骨折病人来说，当然是不可能作下杀人碎尸的恶性大案的，所以当时专案组就将其排除了。
　　可是，这次复查就不同了，专案组要求把每一个已经排除疑点的对象重新进行更为严密的排查。这活儿落在刑警许嘉超的身上，他寻思：之前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现在要说严密复查，那就只好把钱斗量拉到医院再拍一张片子，看看骨头到底断了没有。这样做不是不可以，可是许嘉超却觉得有些不妥，万一当事人抵触，而强迫检查后真的是骨折时那就不大好了。于是，许嘉超去钱斗量供职的修船厂，向和他一起干活儿的工人和厂医了解情况。结果，疑点出现了。工人说，那天谁也没听说钱斗量在甲板上跌跤，他去医务室倒是有人看见，当时他还递给厂医一支烟，顺便点了火儿，记忆中他一双手是活动自如的。后来听说他骨折了，大家都感到意外，不过这家伙为混病假，经常伪装生病，甚至有过自残的前科，所以大家也就没当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