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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雍乾时代又被称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这一时期中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盛世的到来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又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本文拟通过论述康雍乾三代帝王促进农业发展的动因、措施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而来说明农业发展与国家兴衰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农业经济政策;垦荒;盛世;发展
康雍乾时代较清初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巩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然而，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评价却并未统一，学术界大致对康雍乾时代大致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和“肯定和否定中和说”。观点的不同，在于评判的标准不同。从农业经济发展这一方面而言，康雍乾时代是发展的、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农工商三者，并称实业，而三者之中，农业尤要。必有农，然后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在清代，统治者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将农业列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康雍乾三帝更是紧紧抓住农业这一基石，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发展农业经济的动力
首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家大计在于农事，农事荒则民心乱，民心乱则天下败。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大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顺治元年，天津总督洛养性上奏论述了当时百姓的惨状“当此民穷财尽之秋，田野荒芜之日，使小民经年力作，无以赡生。”同年八月，北京大兴县知县阮德基和宛平县知县杨煇联名上疏“两县自遭流寇残破以后，库藏如洗，搜无可搜，借无可借，如此之苦，如此之穷也。”可见，农业经济的破坏，使得百姓无以为家，生活惨不忍睹。没有出路的农民进而为寇，扰乱社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其次，农民和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经过几十年的农民战争和清朝的统一战争，农业经济崩溃，农民没有收成，无法向国家按时缴纳赋税，导致国家财政匮乏、入不敷出。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户口只有一千九百多万口，还不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万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国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万多顷。由于土地、人丁的锐减，清朝开国之初困难重重。
顺治时虽然也力图恢复农业，但当时与南明的战争尚未结束，清廷分身乏力，无法大力发展农业。康熙即位后，农业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农业发展的困难与其产生的危机，让统治者惶恐不安。康熙时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得以集中力量整顿农业生产。之后，便颁布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后的雍正、乾隆两朝也都继承了康熙发展农业经济的这一基本政策，在继承的同时又所创新和发展，共同把农业经济推向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二、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策
康雍乾时期，农业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这三朝在农业经济政策上保持了连续性。但是，在不同的時期，其政策的具体实施状况又有所不同。
1.垦荒。康熙时，南明灭亡，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康熙帝开始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在继续推行顺治时期垦荒政策的同时，又针对垦田的弊端调整政策。在顺治及康熙前期，由于国家对垦荒的田赋索取赋税太急、对官员垦田的考核过于宽大以及农民没有资金进行垦荒等原因，使得垦田政策收效甚微。康熙针对这些弊端，重新制定了垦荒政策，采取鼓励垦荒的措施。首先，自康熙十年起，一再放宽对各地新垦荒地的起科年限，康熙十二年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起科年限的延长，大大减轻了百姓垦田的负担，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其次，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垦田成绩优异者都给予奖励，如“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者，试其文义通顺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这与以前只对官员进行奖惩相比，其措施更具有进步性，不仅激励了官员，还提高了百姓垦荒的积极性。最后，对贫困地区人民资助种子、耕具等等。这一系列措施施行后，垦荒事业收效显著。到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土地约有608万顷，比康熙初年增加了约60万顷，基本恢复了自明末以来凋敝的农业。到雍正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矛盾，雍正在继承康熙垦荒政策的同时又实行了新的垦荒政策，例如进一步延长开垦荒地的起科年限;为防止地方官员对百姓的勒索，规定禁止地方官员干预垦荒。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到乾隆时期，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为缓和人地矛盾带来的危机，其垦荒政策与前代相比更为宽松、更具有鼓励性，不仅在边疆地区进行垦荒，还把重点转移到提高单位亩产量上，更具有科学性。
土地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康雍乾三帝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土地，使无业的百姓有地可耕、有土可守，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蠲免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破产会危害到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因此，康雍乾三代将蠲免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经济政策，用国家财政扶助小农发展。蠲免有多种类型，分为普免、灾蠲、恩免等等。普免，是对全国或某些地区免征全年钱粮。康熙曾实行过一次普免，雍正时未实行，乾隆朝实行过五次。灾蠲，是一项救灾措施，指免除受灾当年的田赋，尽可能的减轻农民负担，让他们休养生息。据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统计，“康熙朝灾蠲6161次、雍正朝845次、乾隆朝10634次”。恩蠲，“恩蠲者，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辄免其田赋。”乾隆南巡经过山东时，就曾免征地丁钱粮，“上谕内阁曰：朕此次南巡所有经过直×山东地方，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俱着加恩蠲免十分之三。此内山东上年偶被偏灾处，所着免十分之五”。蠲免政策的实行，尤其是在灾荒年间，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其能够有余力和资金再次进行农业生产。蠲免政策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反映出康雍乾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强盛，国家税收的不断增加。国家财政强大了，才有经济实力进行一次次的蠲免。
3.水利工程。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微弱，稍遇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就会受到巨大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之严重，堪称历代之最。“据《清史稿·灾异志》的统计可知，清代的特大型洪水及淫雨所造成的受灾州县为2681个，年均为13.75个;特大型旱灾的受灾州县为1188个，年均为6.09个;两者合计为3871个，年均为19.85个。”[1]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因此，康雍乾三代注重营建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的营建不仅能够保护农业生产，而且有利于漕运的发展。水旱灾害的发生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淮河等农业生产区域。康熙重点治理黄淮、治河导运，成功疏通淮阳运河、黄河入海口和中运河。改变了顺治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的问题，变水害为水利，黄河两岸连年丰收。乾隆将治河放在首位，创新之处在于治河费用由国家承担，他曾说过“朕轸念群黎，如河南、江南等省一切河务，关系民生者，不惜千百万帑金，兴工修筑，以期永资捍卫。”疏通了危害甚大的永定河、江苏海塘等等，对于各地方的水利工程更是常抓不懈。总之，康雍乾时期以治河为中心，兴修水利，投入巨额资金，有效保证了漕粮的运输与沿岸农业的生产。 4.土地、劳动力。土地与劳动力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清人入关时，实行圈地政策，“凡圈民，请旨。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吠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垧六亩，垧者折一绳之方广）”。清初的圈地政策严重破环了农业生产，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加入流民队伍，使得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另一方面，被圈占的土地无人耕种，以致
荒废。康熙八年“谕停止圈地，本年所圈房地俱退还”，部分农民重获土地，成为自耕农，为农业生产增添了活力。康熙五十年规定“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人丁税，还实行除贱为良政策，将大部分低贱的人解放为自由民，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了，客观上解放了生产力。
三、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顶峰。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盛世的到来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首先，农业经济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增加，“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仅800余万两;雍正时，积累渐增，财政好转，已达6000余万两;至乾隆四十六年，又上升到7800万两。”[2]财政收入增加，国家得以有财力、物力进行其它方面的建设。例如，在军事方面，康熙西北用兵消耗3000余万两，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消耗7000余万两，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无法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那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可能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康熙五十二年，还举行了“千叟宴”，宴请每位来京为皇帝祝寿的老人，并赠送礼物。这生动形象的展示了经济的强盛与盛世的欢容;其次，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封建社会向来重农抑商，大量的土地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康雍乾时期随着各种种植技术的推广、双季稻的普及，粮食作物单位产量增加，百姓家给人足。因粮食产量的增加与充裕，无需在全部土地上种植粮食作物，转而开始在部分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剩余粮食的售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最后，百姓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农业是百姓的根本，农业经济的强盛与否关系到国家政权是否稳定。康雍乾时期，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百姓家给人足、安居乐业。遇到收成不好的时期，国家也有财力予以扶植，以康熙朝为例“截止到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自元年开始，全国所免钱粮，达9000余万两，相当于几个年度财政的总和。”[2]百姓的安定，避免了社会的动荡，有利于清朝社会的稳定与政权的巩固。与农业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政权巩固，共同构成了康雍乾时代的盛荣。
然而，一味的發展农业经济，也给清朝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持有这方面论断的学者经常强调其生产技术停滞、人口压力严重、环境破坏等局限性。无限制的开垦荒地，生产条件不佳的山区也成为开垦的去向，土地的大量开垦使植被遭到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农业经济发展，有效的保障了民生民食，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引发人口危机。盛极必衰，到乾隆后期，“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3]不可否认，到康雍乾时代的末期，一味发展农业经济所产生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农业经济开始走向衰退。
四、小结
在康雍乾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出色，各项农业经济政策大都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盛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顶峰同时到来。像清代这样垦荒由内地深入到边疆、水利营建费用国家承担、蠲免钱粮数量之大、次数之多，是历代所未有的。与历代相比，清朝把农业经济发展到了顶峰。也有学者提出“饥饿的乾隆盛世”之说[4]，到乾隆后期，随着人地矛盾的尖锐，百姓的生活水平的确有所下降。但是无论如何，康雍乾三代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也确实为盛世的到来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总的来看，在康雍乾时代，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衰转盛，又由盛转衰的过程。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也间接反映了康雍乾时代从盛世走向衰退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倪玉平. 清代水旱灾害原因初探[J]. 学海，2002（5）：126-129。
[2]李治亭. 《清康乾盛世》[M]. 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30页。
[3]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 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4]郭松义. 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投入[J]. 中国史研究，2009（4）：139-155。
作者简介：姚田宇（1997.4-），女，山东日照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明清史.
关键词：农业经济政策;垦荒;盛世;发展
康雍乾时代较清初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巩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然而，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评价却并未统一，学术界大致对康雍乾时代大致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和“肯定和否定中和说”。观点的不同，在于评判的标准不同。从农业经济发展这一方面而言，康雍乾时代是发展的、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农工商三者，并称实业，而三者之中，农业尤要。必有农，然后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在清代，统治者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将农业列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康雍乾三帝更是紧紧抓住农业这一基石，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发展农业经济的动力
首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家大计在于农事，农事荒则民心乱，民心乱则天下败。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大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顺治元年，天津总督洛养性上奏论述了当时百姓的惨状“当此民穷财尽之秋，田野荒芜之日，使小民经年力作，无以赡生。”同年八月，北京大兴县知县阮德基和宛平县知县杨煇联名上疏“两县自遭流寇残破以后，库藏如洗，搜无可搜，借无可借，如此之苦，如此之穷也。”可见，农业经济的破坏，使得百姓无以为家，生活惨不忍睹。没有出路的农民进而为寇，扰乱社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其次，农民和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经过几十年的农民战争和清朝的统一战争，农业经济崩溃，农民没有收成，无法向国家按时缴纳赋税，导致国家财政匮乏、入不敷出。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户口只有一千九百多万口，还不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万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国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万多顷。由于土地、人丁的锐减，清朝开国之初困难重重。
顺治时虽然也力图恢复农业，但当时与南明的战争尚未结束，清廷分身乏力，无法大力发展农业。康熙即位后，农业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农业发展的困难与其产生的危机，让统治者惶恐不安。康熙时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得以集中力量整顿农业生产。之后，便颁布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后的雍正、乾隆两朝也都继承了康熙发展农业经济的这一基本政策，在继承的同时又所创新和发展，共同把农业经济推向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二、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策
康雍乾时期，农业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这三朝在农业经济政策上保持了连续性。但是，在不同的時期，其政策的具体实施状况又有所不同。
1.垦荒。康熙时，南明灭亡，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康熙帝开始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在继续推行顺治时期垦荒政策的同时，又针对垦田的弊端调整政策。在顺治及康熙前期，由于国家对垦荒的田赋索取赋税太急、对官员垦田的考核过于宽大以及农民没有资金进行垦荒等原因，使得垦田政策收效甚微。康熙针对这些弊端，重新制定了垦荒政策，采取鼓励垦荒的措施。首先，自康熙十年起，一再放宽对各地新垦荒地的起科年限，康熙十二年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起科年限的延长，大大减轻了百姓垦田的负担，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其次，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垦田成绩优异者都给予奖励，如“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者，试其文义通顺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这与以前只对官员进行奖惩相比，其措施更具有进步性，不仅激励了官员，还提高了百姓垦荒的积极性。最后，对贫困地区人民资助种子、耕具等等。这一系列措施施行后，垦荒事业收效显著。到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土地约有608万顷，比康熙初年增加了约60万顷，基本恢复了自明末以来凋敝的农业。到雍正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矛盾，雍正在继承康熙垦荒政策的同时又实行了新的垦荒政策，例如进一步延长开垦荒地的起科年限;为防止地方官员对百姓的勒索，规定禁止地方官员干预垦荒。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到乾隆时期，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为缓和人地矛盾带来的危机，其垦荒政策与前代相比更为宽松、更具有鼓励性，不仅在边疆地区进行垦荒，还把重点转移到提高单位亩产量上，更具有科学性。
土地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康雍乾三帝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土地，使无业的百姓有地可耕、有土可守，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蠲免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破产会危害到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因此，康雍乾三代将蠲免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经济政策，用国家财政扶助小农发展。蠲免有多种类型，分为普免、灾蠲、恩免等等。普免，是对全国或某些地区免征全年钱粮。康熙曾实行过一次普免，雍正时未实行，乾隆朝实行过五次。灾蠲，是一项救灾措施，指免除受灾当年的田赋，尽可能的减轻农民负担，让他们休养生息。据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统计，“康熙朝灾蠲6161次、雍正朝845次、乾隆朝10634次”。恩蠲，“恩蠲者，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辄免其田赋。”乾隆南巡经过山东时，就曾免征地丁钱粮，“上谕内阁曰：朕此次南巡所有经过直×山东地方，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俱着加恩蠲免十分之三。此内山东上年偶被偏灾处，所着免十分之五”。蠲免政策的实行，尤其是在灾荒年间，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其能够有余力和资金再次进行农业生产。蠲免政策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反映出康雍乾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强盛，国家税收的不断增加。国家财政强大了，才有经济实力进行一次次的蠲免。
3.水利工程。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微弱，稍遇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就会受到巨大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之严重，堪称历代之最。“据《清史稿·灾异志》的统计可知，清代的特大型洪水及淫雨所造成的受灾州县为2681个，年均为13.75个;特大型旱灾的受灾州县为1188个，年均为6.09个;两者合计为3871个，年均为19.85个。”[1]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因此，康雍乾三代注重营建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的营建不仅能够保护农业生产，而且有利于漕运的发展。水旱灾害的发生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淮河等农业生产区域。康熙重点治理黄淮、治河导运，成功疏通淮阳运河、黄河入海口和中运河。改变了顺治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的问题，变水害为水利，黄河两岸连年丰收。乾隆将治河放在首位，创新之处在于治河费用由国家承担，他曾说过“朕轸念群黎，如河南、江南等省一切河务，关系民生者，不惜千百万帑金，兴工修筑，以期永资捍卫。”疏通了危害甚大的永定河、江苏海塘等等，对于各地方的水利工程更是常抓不懈。总之，康雍乾时期以治河为中心，兴修水利，投入巨额资金，有效保证了漕粮的运输与沿岸农业的生产。 4.土地、劳动力。土地与劳动力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清人入关时，实行圈地政策，“凡圈民，请旨。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吠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垧六亩，垧者折一绳之方广）”。清初的圈地政策严重破环了农业生产，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加入流民队伍，使得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另一方面，被圈占的土地无人耕种，以致
荒废。康熙八年“谕停止圈地，本年所圈房地俱退还”，部分农民重获土地，成为自耕农，为农业生产增添了活力。康熙五十年规定“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人丁税，还实行除贱为良政策，将大部分低贱的人解放为自由民，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了，客观上解放了生产力。
三、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顶峰。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盛世的到来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首先，农业经济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增加，“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仅800余万两;雍正时，积累渐增，财政好转，已达6000余万两;至乾隆四十六年，又上升到7800万两。”[2]财政收入增加，国家得以有财力、物力进行其它方面的建设。例如，在军事方面，康熙西北用兵消耗3000余万两，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消耗7000余万两，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无法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那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可能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康熙五十二年，还举行了“千叟宴”，宴请每位来京为皇帝祝寿的老人，并赠送礼物。这生动形象的展示了经济的强盛与盛世的欢容;其次，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封建社会向来重农抑商，大量的土地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康雍乾时期随着各种种植技术的推广、双季稻的普及，粮食作物单位产量增加，百姓家给人足。因粮食产量的增加与充裕，无需在全部土地上种植粮食作物，转而开始在部分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剩余粮食的售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最后，百姓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农业是百姓的根本，农业经济的强盛与否关系到国家政权是否稳定。康雍乾时期，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百姓家给人足、安居乐业。遇到收成不好的时期，国家也有财力予以扶植，以康熙朝为例“截止到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自元年开始，全国所免钱粮，达9000余万两，相当于几个年度财政的总和。”[2]百姓的安定，避免了社会的动荡，有利于清朝社会的稳定与政权的巩固。与农业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政权巩固，共同构成了康雍乾时代的盛荣。
然而，一味的發展农业经济，也给清朝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持有这方面论断的学者经常强调其生产技术停滞、人口压力严重、环境破坏等局限性。无限制的开垦荒地，生产条件不佳的山区也成为开垦的去向，土地的大量开垦使植被遭到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农业经济发展，有效的保障了民生民食，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引发人口危机。盛极必衰，到乾隆后期，“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3]不可否认，到康雍乾时代的末期，一味发展农业经济所产生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农业经济开始走向衰退。
四、小结
在康雍乾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出色，各项农业经济政策大都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盛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顶峰同时到来。像清代这样垦荒由内地深入到边疆、水利营建费用国家承担、蠲免钱粮数量之大、次数之多，是历代所未有的。与历代相比，清朝把农业经济发展到了顶峰。也有学者提出“饥饿的乾隆盛世”之说[4]，到乾隆后期，随着人地矛盾的尖锐，百姓的生活水平的确有所下降。但是无论如何，康雍乾三代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也确实为盛世的到来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总的来看，在康雍乾时代，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衰转盛，又由盛转衰的过程。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也间接反映了康雍乾时代从盛世走向衰退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倪玉平. 清代水旱灾害原因初探[J]. 学海，2002（5）：126-129。
[2]李治亭. 《清康乾盛世》[M]. 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30页。
[3]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 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4]郭松义. 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投入[J]. 中国史研究，2009（4）：139-155。
作者简介：姚田宇（1997.4-），女，山东日照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