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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贪官喊杀，在中国很有市场。似乎只有痛下杀手，就没有贪污腐败了。前些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草案拟取消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中，包括贪污受贿那种罪行。
中国史载第一个被杀的贪官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羊舌鲋。羊舌鲋做过晋国代理司马、代理司寇等职，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然晋国这个春秋时期曾经最强盛的诸候国却更快地走向衰落。杀羊舌鲋是公元前531年的事，仅过了25年，晋范鞅会盟17路诸侯就大出其丑，令晋国永久失去霸业。其后，晋国乱象丛生。重臣赵稷、中行氏、范鞅等均成叛乱分子。跟着是韩、赵、魏三家与智氏的内战，等内战结束，韩、赵、魏干脆裂土分国，这便是“三家分晋”，结束了晋国的历史。羊舌鲋的出现，其实是晋国政风不堪的信号。杀了羊舌鲋却没有在治国根本上做文章，杀了也是白杀。
后来，中国历朝历代都杀了很多贪官。但杀来杀去，贪官却越杀越多。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草莽，平生最恨贪官。他一生组织过6次大规模杀贪行动。明律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被朱元璋诛杀的贪官，总数在10～15万之间。为了阻吓贪官，对贪官的死刑也非常残酷，有千刀万剐、剥皮实草等，并且杀贪官还要组织官员和群众观看，以教育人。被朱元璋杀死的贪官，有省部级高官，也有皇族成员。被杀的贪官，常常全家遭殃，妻儿、父母、兄弟等也要被杀或被其他方式严厉惩处。为了防患于未然，他还命人写了反贪防贪教材《大诰》，把贪官的后果说得清清楚楚。朱元璋同志是挺重视思想教育的。可明朝的贪腐正如朱元璋晚年感叹的一样，“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
杀贪官虽然看起来省事痛快，但这一思路一直不是从根本上寻找反贪防腐的办法，所以对反贪永远是无效的。国外贪污腐败也曾和中国一样严重。后来，由西方文艺复兴哺育的人类新文明体系的建立，即民主法治的治国术的出现，才有了较好的反贪防腐之法。民主法治术虽然不能做到百分百禁绝贪污腐败，但其形成的社会机制，使贪污腐败的犯罪成本極高，使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反贪防腐道德文化。
如今，凡是民主法治治国术运用得较好的国家，各级官员大都能自觉戒贪。不但贪腐恶行大大减少，而且还总有奉献精神闪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早已变成他们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新泽西州温莎市市长薛信夫是位华裔。温莎市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镇，做这市长官没有薪水，每月公有1万美元车马费。薛信夫当官的目的，是为了政治理想。他这个市长，手上可以掌控的“财政预算”仅3000万美元，那主要是给政府雇员发工资的。就是这点钱，每年的费用支出也必须通过议会的审核批准。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一州长下基层主持经济刺激工作会议。基层单位没有人去主动迎接，到了中午也没人安排州长吃饭，走的时候也没人欢送。州长出行没有随同秘书，乘具是辆在美国不值几个钱的普通吉普车。国外也会有送礼风俗，但官员收礼额度被规定在很小一个数目之内。中国外交人员有一年刚去芬兰，不知人家国情，给芬兰官员一瓶茅台酒、一筒茶叶和一瓶红酒，这远超过芬兰官员收礼不超过20欧元的规定，结果人家又只好向政府花钱“购买”了这些礼品。
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官员，都是这样的情形。并且只能干好，不能出错。2009年7月，美国爆出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被发现受贿25000美元案。仅仅案值2.5万美元，竟是美国史上历史最大的腐败案件。2010年3月25日新西兰住房兼渔业部长菲尔·希特利，因2009年违规使用公务信用卡，支付了他和家人前往新西兰南岛旅游及购买两瓶葡萄酒的开销，约合840美元，事后给予归还。仅仅就这点“小事”，菲尔·希特利也被弄得声名狼藉，又是公开道歉，又是辞职。意大利西西里岛曾有位市长，仅因用公车和夫人私人旅行，却被人告上法庭，结果这位市长公车私用后果很严重，不仅丢了官职，而且还被判入狱6个月。2007年，瑞士卢塞恩市五谷广场发现野鸭产子，市长好奇探望。7天后小野鸭死亡，一个民间鸟类保护组织认为市长惊吓了小野鸭，市长只好为此公开道歉。随后环保组织从野鸭进入五谷广场做窝断定卢塞恩湖受到污染，因为如果正常情况下，野鸭应当生活在湖区。卢塞恩湖是卢塞恩市的最重要水源。有关方面一查，果然卢塞恩湖受到染污。卢塞恩湖受到污染，就是市长渎职。卢塞恩市市长就因为这个野鸭事件，在安排好治污工作后，黯然辞职。
由于民主法治治国术使得官员们廉洁奉公，勤政爱民，所以这一治国让不少国家不仅较好解决好了反贪难题，而且还促使这些国家的发展健康文明，纷纷变成民富国强的发达社会。或许，—些官员并没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隋操，但在民主法治体系下，他们不得不做好官，不得不做好人。
杀贪官的思维，说到底只是落后的专制思维的一个副产品。在这种落后的思想体系中，人们只会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可是，没有良好制度的保障，清官和好皇帝只是稀罕之物，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有些人今天好，明天也就坏了。没有好的制度，自然会产生腐败的温床。就杀来说，也容易留下后患。有人故意整人，造成陷害，那是错杀，反将真凶放过了。还有贪腐常是连环套。一个贪官一般总牵连着别一些贪官。杀了这一个，等于灭了口，把另外的贪官放跑了。有人说不杀贪官，就没有震慑贪官的最好手段了。现在的死缓很快变无期，无期很快变20年徒刑，20年徒刑没几年，贪官就出狱了。这种担忧还是在不肯接受好制度上兜圈子。没有民主法治，说来说去都走不上正道。如果有了民主法治，贪官进了监狱，怎么能轻易就能减刑再减刑?
杀贪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得找真正解决问题的法子。可是，在当今的中国，这似乎太难了。
中国史载第一个被杀的贪官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羊舌鲋。羊舌鲋做过晋国代理司马、代理司寇等职，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然晋国这个春秋时期曾经最强盛的诸候国却更快地走向衰落。杀羊舌鲋是公元前531年的事，仅过了25年，晋范鞅会盟17路诸侯就大出其丑，令晋国永久失去霸业。其后，晋国乱象丛生。重臣赵稷、中行氏、范鞅等均成叛乱分子。跟着是韩、赵、魏三家与智氏的内战，等内战结束，韩、赵、魏干脆裂土分国，这便是“三家分晋”，结束了晋国的历史。羊舌鲋的出现，其实是晋国政风不堪的信号。杀了羊舌鲋却没有在治国根本上做文章，杀了也是白杀。
后来，中国历朝历代都杀了很多贪官。但杀来杀去，贪官却越杀越多。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草莽，平生最恨贪官。他一生组织过6次大规模杀贪行动。明律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被朱元璋诛杀的贪官，总数在10～15万之间。为了阻吓贪官，对贪官的死刑也非常残酷，有千刀万剐、剥皮实草等，并且杀贪官还要组织官员和群众观看，以教育人。被朱元璋杀死的贪官，有省部级高官，也有皇族成员。被杀的贪官，常常全家遭殃，妻儿、父母、兄弟等也要被杀或被其他方式严厉惩处。为了防患于未然，他还命人写了反贪防贪教材《大诰》，把贪官的后果说得清清楚楚。朱元璋同志是挺重视思想教育的。可明朝的贪腐正如朱元璋晚年感叹的一样，“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
杀贪官虽然看起来省事痛快，但这一思路一直不是从根本上寻找反贪防腐的办法，所以对反贪永远是无效的。国外贪污腐败也曾和中国一样严重。后来，由西方文艺复兴哺育的人类新文明体系的建立，即民主法治的治国术的出现，才有了较好的反贪防腐之法。民主法治术虽然不能做到百分百禁绝贪污腐败，但其形成的社会机制，使贪污腐败的犯罪成本極高，使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反贪防腐道德文化。
如今，凡是民主法治治国术运用得较好的国家，各级官员大都能自觉戒贪。不但贪腐恶行大大减少，而且还总有奉献精神闪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早已变成他们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新泽西州温莎市市长薛信夫是位华裔。温莎市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镇，做这市长官没有薪水，每月公有1万美元车马费。薛信夫当官的目的，是为了政治理想。他这个市长，手上可以掌控的“财政预算”仅3000万美元，那主要是给政府雇员发工资的。就是这点钱，每年的费用支出也必须通过议会的审核批准。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一州长下基层主持经济刺激工作会议。基层单位没有人去主动迎接，到了中午也没人安排州长吃饭，走的时候也没人欢送。州长出行没有随同秘书，乘具是辆在美国不值几个钱的普通吉普车。国外也会有送礼风俗，但官员收礼额度被规定在很小一个数目之内。中国外交人员有一年刚去芬兰，不知人家国情，给芬兰官员一瓶茅台酒、一筒茶叶和一瓶红酒，这远超过芬兰官员收礼不超过20欧元的规定，结果人家又只好向政府花钱“购买”了这些礼品。
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官员，都是这样的情形。并且只能干好，不能出错。2009年7月，美国爆出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被发现受贿25000美元案。仅仅案值2.5万美元，竟是美国史上历史最大的腐败案件。2010年3月25日新西兰住房兼渔业部长菲尔·希特利，因2009年违规使用公务信用卡，支付了他和家人前往新西兰南岛旅游及购买两瓶葡萄酒的开销，约合840美元，事后给予归还。仅仅就这点“小事”，菲尔·希特利也被弄得声名狼藉，又是公开道歉，又是辞职。意大利西西里岛曾有位市长，仅因用公车和夫人私人旅行，却被人告上法庭，结果这位市长公车私用后果很严重，不仅丢了官职，而且还被判入狱6个月。2007年，瑞士卢塞恩市五谷广场发现野鸭产子，市长好奇探望。7天后小野鸭死亡，一个民间鸟类保护组织认为市长惊吓了小野鸭，市长只好为此公开道歉。随后环保组织从野鸭进入五谷广场做窝断定卢塞恩湖受到污染，因为如果正常情况下，野鸭应当生活在湖区。卢塞恩湖是卢塞恩市的最重要水源。有关方面一查，果然卢塞恩湖受到染污。卢塞恩湖受到污染，就是市长渎职。卢塞恩市市长就因为这个野鸭事件，在安排好治污工作后，黯然辞职。
由于民主法治治国术使得官员们廉洁奉公，勤政爱民，所以这一治国让不少国家不仅较好解决好了反贪难题，而且还促使这些国家的发展健康文明，纷纷变成民富国强的发达社会。或许，—些官员并没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隋操，但在民主法治体系下，他们不得不做好官，不得不做好人。
杀贪官的思维，说到底只是落后的专制思维的一个副产品。在这种落后的思想体系中，人们只会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可是，没有良好制度的保障，清官和好皇帝只是稀罕之物，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有些人今天好，明天也就坏了。没有好的制度，自然会产生腐败的温床。就杀来说，也容易留下后患。有人故意整人，造成陷害，那是错杀，反将真凶放过了。还有贪腐常是连环套。一个贪官一般总牵连着别一些贪官。杀了这一个，等于灭了口，把另外的贪官放跑了。有人说不杀贪官，就没有震慑贪官的最好手段了。现在的死缓很快变无期，无期很快变20年徒刑，20年徒刑没几年，贪官就出狱了。这种担忧还是在不肯接受好制度上兜圈子。没有民主法治，说来说去都走不上正道。如果有了民主法治，贪官进了监狱，怎么能轻易就能减刑再减刑?
杀贪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得找真正解决问题的法子。可是，在当今的中国，这似乎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