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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蒲公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都弥漫着童年的味道。闭眼轻触，时光在指尖倒流。
小时候，因父亲工作需要，全家离开了老家，过起了在外租房的日子。记忆中的房屋像一个小城堡，由黑色砖瓦堆砌而成，屋顶由边缘向中心隆起，呈三角形，屋外紧挨着三五间相似的小屋，半圆的落地窗，颇有几分西洋风范。母亲说，这里是外国人建的，曾住过一些日本高级官员。
关于日本官兵的事情，还有“电灯房”。它不同之处在于由两排18根立柱构成，分为上下两层，酷似帕特农神庙。儿时的我最爱去此地，看着柱子上的坑坑洼洼、勾勾画画，有种窥探永恒的感觉。母亲是不赞同我去这种地方的，她说这里是日本军官枪毙中国人的地方，晦气。
记忆中的“电灯房”和“南蛮人”生活在一起。混杂着川音的外省人时常出来游荡。不论是哪里的人，迫于生计，总能让人甘愿背井离乡。远方的山一层叠着一层，犹如层层屏障，裹住了一方水土，也裹住了父亲和母亲。
父亲每天都起早扒黑，用低廉的价钱出卖自己劳力，黝黑的脸如同黄土地那么深厚。手掌如砂布般粗糙，轻轻一搓，后背就不痒了。母亲则挑着担，荷着锄，穿着浆洗次数太多而极硬的蓝布衣裳，在日光下从不停息地忙碌。小我一岁的妹妹天性活泼，给沉闷的小屋增添了几分生机。
我六岁那年，母亲生了怪病。医生说是“胎病”——胎儿生下后病就会好。母亲常不受控制地离开家，而后忘记回来的路。父亲说是“神经病”。
我忘不了在小朋友面前争得面红耳赤的自己，更忘不了像一张白纸的病房。
病床上的母亲，嘴扭七裂八地合着，旁边对称着两条深陷的弧线。母亲是爱笑的。父亲说，母亲是从石头缝子中被找到的，吃了不少苦。
后来进来一个男人，白大褂，长长的脸儿，一脸疙瘩，像风干了的橘皮，骇人的丑。他命令身旁的小护士从脚底给母亲打吊针。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落下，顺着管道，经过针尖，我想象那些液体在母亲的体内畅游，如同打虫药使肚子不再疼一样，母亲也会不再难受吗？
病总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生。
母亲病的那段时间，恰又赶上收割季节。晚上，等我和妹妹睡熟后，父亲登上那辆二手自行车，花三个小时骑到五十里外的老家收割庄稼。漫长的山路我是熟悉的。父亲扛着担子，越过层层山岭。当蛐蛐最后一次叫声也停息时，鼻鼾声笼罩了整个村子。星月交加，日复一日。破晓时分，父亲骑着那辆吱唔作响的自行车，回到五十里之外的家，做早餐，照顾母亲，上班。
世人皆称人的潜力无穷，奈何体力有限。
睡眠时间每天维持在两个小时左右，一个月后，父亲成了半个盲人。
我开始洗衣、做饭、照看妹妹。傍晚，父亲从医院回来了，妹妹大叫着飞奔过去。父亲弯着腰，眯着眼，用力地伸手摸着：“哎……哎……爸在这。”扯着父亲衣角的我，瞥见他眼中满满的血丝。我们哀求父亲今天别回老家了，明天再回。父亲答应了，但终究还是回了。
第二天中午，天阴沉着，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学校门口聚集了层层家长。穿过层层人群，同班的小朋友武装得严严实实，换上了雨靴，一个个大手拉着小手，四散开来。妹妹翻动着眼，说：“爸，也会来的。”
我知道父亲不会来的。看着妹妹浸泡得发白的脚趾头，我拿出两个塑料袋，分别套在妹妹的脚上，四只小脚淌着雨水，踏着湿软的泥，朝家前行。
父亲给我们每人一元钱买方便面吃。妹妹只管啪嗒啪嗒踩稀泥，不小心扔掉了那一元钱。妹妹说，那个戳着十几层下颌的胖女人捡起来了。她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我对她说，那一元钱是我们的，胖女人眉峰一竖，竖着兰花指，从那腥红阔大的嘴里吐出：“谁捡你钱了，谁家的小孩，张口就胡说！”
急中生智的我扯着她的裤角，说：“就是你。”她挣脱掉，我却栽在满是雨水的软泥上。临走时，她骂骂咧咧地把一元钱扔到地上。妹妹跪在地上，从泥堆里抠出一元钱，乐呵呵地说找到了。
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定有些微妙的情绪，只是它不属于那个年纪。
晚上，屋里有了初秋的寒意，我和妹挤在一个被窝里，长时间的淋雨，妹妹发起高烧，哭着喊着要母亲。我抱着她，抹掉滚烫的泪水，依偎着睡去。两米长宽的床，两个小脑袋挤在同一个枕头上，昏暗的灯光以不变的颜色撑到天亮。
梦中的圆木桌，有母亲烧的菜。四人灿烂地笑着，父亲的笑在灯光中皱成一团。我夹着菜，送到嘴边，刚要吃，却醒了。
醒来，圆桌上仅存的是那红色波纹纸面扩散开的纹路，凳子整齐地放在桌边，一成不变的是那灯光，我把身边的妹妹搂得更紧了，眼角滑下两行温热的泪，但没有一丁点儿的低泣声。
母亲生下小弟弟后，不到半年病就好了。夜里，父亲常蹲在院子的石阶上，样子望不清楚，只是嘴角的香烟显出一明一暗地红焰。之后的时间里，也会坐在圆木桌上吃饭，仅有的是碗筷碰撞，汤进喉咙，嘴抽面条的声音，再没多余的人声了。我时时瞅瞅父亲，看看母亲。他们只管敲自个儿的碗，吃自个儿的饭。父亲再沒抱着我，一个一个地数我的手指头、脚指头，也没让我坐在他腿上，给他找白头发。
也许，想要的温存，很浅。
十岁那年秋天，举家搬迁了。小屋前方的那棵百年梧桐，落了一地的枯叶。若在以前，枯叶是看不到的，母亲总会扫得干干净净。年幼的我沉浸在搬家的欢愉之中，未曾多看一眼小屋。
搬家后的一段时间，母亲东奔西跑，信仰了教义，彻夜不归或凌晨二三点回来都是常有的事。长久处于情感边缘的人总是那样脆弱，好似没有根基的亭台楼阁，一触就塌。父亲的脾气一天不如一天。无数个母亲出去的夜晚，父亲不再去找，也不再过问，只是坐在院中，像一座雕塑，任大雨铺天盖地，留下一深一浅的叹息。屋内墙上的菩萨目睹着外面的电闪雷鸣，回荡着母亲以头叩地的声音。
有时候会想，菩萨有灵吗？倒真的希望它能有灵。
回忆经常带着滤镜，让现实温上一度。我试着去想父亲当时的感受，在各种可能性里，将恐惧一点点推向内心，蚕食灵魂。我想制止这种折磨，但当时的我也只是想而已。多年以后，有了感情经历的我恍然知晓，不离不弃，何尝不是种感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辗转于学业和生活中的我，一直没有时间再次踏足小屋。如今，小屋已坍塌，在断壁残垣的裂纹中，恍然发觉，它从未淡出我的记忆。
小时候，因父亲工作需要，全家离开了老家，过起了在外租房的日子。记忆中的房屋像一个小城堡，由黑色砖瓦堆砌而成，屋顶由边缘向中心隆起，呈三角形，屋外紧挨着三五间相似的小屋，半圆的落地窗，颇有几分西洋风范。母亲说，这里是外国人建的，曾住过一些日本高级官员。
关于日本官兵的事情，还有“电灯房”。它不同之处在于由两排18根立柱构成，分为上下两层，酷似帕特农神庙。儿时的我最爱去此地，看着柱子上的坑坑洼洼、勾勾画画，有种窥探永恒的感觉。母亲是不赞同我去这种地方的，她说这里是日本军官枪毙中国人的地方，晦气。
记忆中的“电灯房”和“南蛮人”生活在一起。混杂着川音的外省人时常出来游荡。不论是哪里的人，迫于生计，总能让人甘愿背井离乡。远方的山一层叠着一层，犹如层层屏障，裹住了一方水土，也裹住了父亲和母亲。
父亲每天都起早扒黑，用低廉的价钱出卖自己劳力，黝黑的脸如同黄土地那么深厚。手掌如砂布般粗糙，轻轻一搓，后背就不痒了。母亲则挑着担，荷着锄，穿着浆洗次数太多而极硬的蓝布衣裳，在日光下从不停息地忙碌。小我一岁的妹妹天性活泼，给沉闷的小屋增添了几分生机。
我六岁那年，母亲生了怪病。医生说是“胎病”——胎儿生下后病就会好。母亲常不受控制地离开家，而后忘记回来的路。父亲说是“神经病”。
我忘不了在小朋友面前争得面红耳赤的自己，更忘不了像一张白纸的病房。
病床上的母亲，嘴扭七裂八地合着，旁边对称着两条深陷的弧线。母亲是爱笑的。父亲说，母亲是从石头缝子中被找到的，吃了不少苦。
后来进来一个男人，白大褂，长长的脸儿，一脸疙瘩，像风干了的橘皮，骇人的丑。他命令身旁的小护士从脚底给母亲打吊针。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落下，顺着管道，经过针尖，我想象那些液体在母亲的体内畅游，如同打虫药使肚子不再疼一样，母亲也会不再难受吗？
病总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生。
母亲病的那段时间，恰又赶上收割季节。晚上，等我和妹妹睡熟后，父亲登上那辆二手自行车，花三个小时骑到五十里外的老家收割庄稼。漫长的山路我是熟悉的。父亲扛着担子，越过层层山岭。当蛐蛐最后一次叫声也停息时，鼻鼾声笼罩了整个村子。星月交加，日复一日。破晓时分，父亲骑着那辆吱唔作响的自行车，回到五十里之外的家，做早餐，照顾母亲，上班。
世人皆称人的潜力无穷，奈何体力有限。
睡眠时间每天维持在两个小时左右，一个月后，父亲成了半个盲人。
我开始洗衣、做饭、照看妹妹。傍晚，父亲从医院回来了，妹妹大叫着飞奔过去。父亲弯着腰，眯着眼，用力地伸手摸着：“哎……哎……爸在这。”扯着父亲衣角的我，瞥见他眼中满满的血丝。我们哀求父亲今天别回老家了，明天再回。父亲答应了，但终究还是回了。
第二天中午，天阴沉着，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学校门口聚集了层层家长。穿过层层人群，同班的小朋友武装得严严实实，换上了雨靴，一个个大手拉着小手，四散开来。妹妹翻动着眼，说：“爸，也会来的。”
我知道父亲不会来的。看着妹妹浸泡得发白的脚趾头，我拿出两个塑料袋，分别套在妹妹的脚上，四只小脚淌着雨水，踏着湿软的泥，朝家前行。
父亲给我们每人一元钱买方便面吃。妹妹只管啪嗒啪嗒踩稀泥，不小心扔掉了那一元钱。妹妹说，那个戳着十几层下颌的胖女人捡起来了。她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我对她说，那一元钱是我们的，胖女人眉峰一竖，竖着兰花指，从那腥红阔大的嘴里吐出：“谁捡你钱了，谁家的小孩，张口就胡说！”
急中生智的我扯着她的裤角，说：“就是你。”她挣脱掉，我却栽在满是雨水的软泥上。临走时，她骂骂咧咧地把一元钱扔到地上。妹妹跪在地上，从泥堆里抠出一元钱，乐呵呵地说找到了。
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定有些微妙的情绪，只是它不属于那个年纪。
晚上，屋里有了初秋的寒意，我和妹挤在一个被窝里，长时间的淋雨，妹妹发起高烧，哭着喊着要母亲。我抱着她，抹掉滚烫的泪水，依偎着睡去。两米长宽的床，两个小脑袋挤在同一个枕头上，昏暗的灯光以不变的颜色撑到天亮。
梦中的圆木桌，有母亲烧的菜。四人灿烂地笑着，父亲的笑在灯光中皱成一团。我夹着菜，送到嘴边，刚要吃，却醒了。
醒来，圆桌上仅存的是那红色波纹纸面扩散开的纹路，凳子整齐地放在桌边，一成不变的是那灯光，我把身边的妹妹搂得更紧了，眼角滑下两行温热的泪，但没有一丁点儿的低泣声。
母亲生下小弟弟后，不到半年病就好了。夜里，父亲常蹲在院子的石阶上，样子望不清楚，只是嘴角的香烟显出一明一暗地红焰。之后的时间里，也会坐在圆木桌上吃饭，仅有的是碗筷碰撞，汤进喉咙，嘴抽面条的声音，再没多余的人声了。我时时瞅瞅父亲，看看母亲。他们只管敲自个儿的碗，吃自个儿的饭。父亲再沒抱着我，一个一个地数我的手指头、脚指头，也没让我坐在他腿上，给他找白头发。
也许，想要的温存，很浅。
十岁那年秋天，举家搬迁了。小屋前方的那棵百年梧桐，落了一地的枯叶。若在以前，枯叶是看不到的，母亲总会扫得干干净净。年幼的我沉浸在搬家的欢愉之中，未曾多看一眼小屋。
搬家后的一段时间，母亲东奔西跑，信仰了教义，彻夜不归或凌晨二三点回来都是常有的事。长久处于情感边缘的人总是那样脆弱，好似没有根基的亭台楼阁，一触就塌。父亲的脾气一天不如一天。无数个母亲出去的夜晚，父亲不再去找，也不再过问，只是坐在院中，像一座雕塑，任大雨铺天盖地，留下一深一浅的叹息。屋内墙上的菩萨目睹着外面的电闪雷鸣，回荡着母亲以头叩地的声音。
有时候会想，菩萨有灵吗？倒真的希望它能有灵。
回忆经常带着滤镜，让现实温上一度。我试着去想父亲当时的感受，在各种可能性里，将恐惧一点点推向内心，蚕食灵魂。我想制止这种折磨，但当时的我也只是想而已。多年以后，有了感情经历的我恍然知晓，不离不弃，何尝不是种感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辗转于学业和生活中的我，一直没有时间再次踏足小屋。如今，小屋已坍塌，在断壁残垣的裂纹中，恍然发觉，它从未淡出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