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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锡宏的故事，源于他女儿不经意问的流露。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电视机9寸显像管发明人之一。他被毛主席接见过，与周总理共餐过……
十年浩劫时期，大批人才失去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吴锡宏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年代，赢得了人生的夺目光彩。
就在改革开放50周年之际，我踯躅在上海江苏路和长宁路一带，寻找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终于发现了一栋非常低调、几乎被人忽略的商住两用楼，轻轻地叩响了大门。
如此一个传奇人物，却藏在闹市深处。这让我有点大惑不解。然而，随着他对往事的回忆，我渐渐明白了。
从风情万种的南非说起
2008年10月13日，上海展览馆内的南非国家展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VILS液晶拼屏展示的南非色彩斑斓的风土人情，吸引了许多人驻足。液晶拼屏的提供商——昊锡宏，此刻心潮澎湃。
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南非还是在1991年。当时，我在电视一厂工作，南非一家电器公司希望引进中国生产的黑白电视机。我的一个朋友正好在南非工作。1991年，南非和中国还没有建交，这个朋友从香港绕道来上海找我，希望从中国出口电视机到南非。一我向厂领导汇报后，同意了。但他们觉得南非是个小国，出口量不会很多。南非法律规定，整台电视机进口，要加150％关税。如果以零部件形式进口，只需增收30％进口关税。我们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即拆除电视机电源喇叭部分，这样就可以以SKD形式出口。上海叫得响的电视机牌子有金星、飞跃和凯歌，金星就是我们厂生产的。想不到，金星电视机一到南非，市场就被打开了。销量甚至超过了飞利浦。南非成了我们电视一厂的出口大户。这家南非公司老板赚得盆溢钵满，非常感谢我，他和我成了好朋友。
1998年，中国和南非建交，我受朋友之邀，第一次去南非。南非就像一个万花筒，囊括了西方社会与非洲大陆的万种风情。凡是你在想像中要得到的，这里几乎都有，你没有想像到的，这里也有。原始时代的辽阔荒野，蓝得透明的天空，保持了完全自然风貌的荒凉海滩，夹在山脉和海洋之间延绵数百公里的花园大道……一到南非，我就被绚丽的美景迷住了。
南非的治安情况不太好，我更是一眼看准了这个安防设备的潜在市场。10年下来，南非市场的蛋糕越来越大，公司更是越盘越活。
57个日日夜夜
吴锡宏没有想到，十几年前，南非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相隔万里重洋，而今天自己竟能在南非将生意做得如此红火。
回想几十年前，吴锡宏在工业中学读机修课程，因为个子不高，在机修车间学习车、钳、铇时，要摆一个小凳子才能爬上操作台。自己家也没有什么经商的传统、但今天自己却纵横于商海。
关锡宏以前家里有个暗室，他喜欢将每个故事记录成像。翻开发黄的照片，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慢慢在我面前呈现。
我于1947年10月出生在上海，祖籍是江苏无锡。1964年中学毕业后，我进入上海电珠五厂(后改名为电子管八厂)，从事机械设计制造。常言道，书到用时方恨少。参加工作后，我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太浅，因此去夜校继续攻读机械专业。1967年正处于“文革”时期。夜校停课，我的学习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
我热衷于技术研究，特别是对于半极管，更加潜心。我在技术方面的成绩得到了全厂职工和上级领导的肯定，很快被提拔为主管生产、技术的厂级领导。
1968年9月25日，我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一名代表，去北京参加建国19周年国庆观礼，10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还被邀请到中南海周总理家里做客。因为我和毛主席握过手，回到上海，大家都要来握一握我的手，这些难忘的情景—直激励着我的一生。60年代末，我国开始研制显像管。上海电珠五厂隶属上海轻工业局，是局系统比较先进的生产单位，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基本没有停产过。我们原来研制的照相闪光灯、汽车灯等产品，属电真空范畴。根据计划，市里要求试制9时显像管。上海轻工业局将任务布置到我们厂，因为我是负责生产、技术的厂级领导，所以厂领导将任务交给了我。
但其实，我从事的工作和研制显像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心里没有底。但我还是接下了“军令状”。下班后，我跑遍了上海的电器旧货市场，买回了一台14时黑白电视机，取出里面的显像管，那是前苏联研制的产品，我对着它琢磨了多天。随后，我又去做市场调查，去图书馆翻阅资料，然后整理了一份报告，就显像管研制的具体问题向上级作了详细的报告和说明。
我国研制显像管的工厂只有一家，叫红光电子管厂，是部属军工企业(773厂)。彼时适逢新中国建立20年，我国的工业技术实力并不强大，如果凭我们的技术力量闭门造车，那是很难研制技术先进的显像管的，因此，厂里决定派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去红光电子管厂考察。
“政审”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有点陌生，像我们这些改革开放以前的成年人都知道“政审”是怎么回事。红光电子厂管是一家军工企业，我们去那里考察，“政审”更加严格，每个人都要经过“三堂会审”，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到个人表现，都要用政治的眼光过滤一遍，档案中哪怕有—点所谓的“政治问题”，即便技术能力再强，业务水平再高，也是不能放行的。我们的“政审”材料从工厂到市里，再从上海发到北京四机部，四机部审完后又发给红光电子管厂审查，全部通过后我们总算可以去红光电子管厂了。
1969年底，我们从上海乘火车赶往成都，在火车上度过了1970年元旦。到了红光厂，我们惊讶的程度无异于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是我生平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一家工厂，它是前苏联援助的143个项目之一的军工企业，火车在厂里面也可以开来开去。想起肩负的使命，我非常兴奋，自豪感油然而生。
根据技术特长，我们三人被分到化工部、玻璃加工和机械设备部。我自然去了机械设备部。来红光厂考察前，上海的有关领导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完全依靠模仿，要创新。
经过20多天调研，我们基本形成了9时显像管的研制思路。回到上海，开始着手设计，制造、试制，3天3夜没有休息是家常便饭。57天夜以继日的奋战，使我们终于试制出了全国第一只家用电视显像管。
从辉煌到低谷
显像管试制成功，震动了上海市领导，震动了大江南北。1970年3月2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发表《草窝里飞出金凤凰》一文。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造出争气管，气死帝修反”。带有“文革”时期浓厚语言特色的这篇报道，尽管现在我们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在那时却给吴锡宏带来了荣光。任何人面对类似的荣誉，都会难抑心中的激动。吴锡宏娓娓道来，说出了那一代人的质朴、真诚和无私。
其实，这样的荣誉并不完全属于我们3个人，我们的背后有无数智囊团的辛勤付出。我们始终认为这是集体的荣誉。 虽然此时是“文革”，但我们之间仍然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我们在红光电子管厂考察时，红光人给我们提供了技术指导，甚至连14时显像管的核心技术保密文档对我们也毫无保留。
上海汇集了各方人才，帮我们出谋划策共同研发，包括上海复旦大学、上海科大、上海工业大学、上海机电学校共10多位全国顶级的专家，还有刚刚逝世的复旦大学原校长、无锡籍电真空物理学家华中一。
没有奖金，没有耀眼的勋章，我们别无所图。晚上，加班太晚，能够吃点菜泡饭，已经是相当满足了。我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听毛主席话，跟党走。
9时黑白显像管试制成功后，全国成立了彩色电视会战组。这时，市里下达了第二套显像管研发任务，研制彩色显像管。后来，我们又成功地试制出了全国第一只单枪单束19时彩色显像管。1971年，我调到上海市轻工业局技术处工作，负责显像管玻壳S-2料试制配方工作，并负责12时黑白显像管的电子枪设计。1972年我到复旦大学进修显像管制造专业，师从华中一。一年后回到轻工业局技术处，继续负责显像管制造技术工作。我因为是技术出身，不很习惯在机关工作，于是就打报告，要求回厂里工作。我的申请得到了同意，我回到了电子管八厂，担任一把手。
1972年夏，国务院召开第四届电影电视工作会议，四机部建议从发达国家引进一条彩管生产线，缩短我国普及彩电的时间。197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四机部组织了“中国彩色电视工业考察团”。受美国无线电公司邀请，由周恩来总理批准，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四机部派遣赴美考察团。在美参观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十多个工厂和研究所，以及西屋公司、康宁公司的几家工厂，回国之前，正值美国圣诞节，美国康宁公司向代表团赠送圣诞礼品“玻璃蜗牛”。
不料，事后国内竟有人指责这是美国人在污辱我们的行动迟缓。开始，我也不能理解康宁公司为什么要送我们“玻璃蜗牛”，因为以我们的传统思维看，蜗牛确实意味着行动迟缓。因此，在讨论的时候，我也发表了对康宁公司的不满。后来，周总理跟我们解释，在美国蜗牛象征“幸福”、“吉祥”，我才恍然大悟，风波暂时平息了。
但是，我国中止了对外合同的签署，造成了至少五千万美元的损失，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彩色显像管项目的引进工作就此中断了。“蜗牛事件”后，技术没有新的突破。
言谈及此，吴锡宏扼腕叹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了解到，舆论的结束，并不意味“蜗牛事件”的平息，反而给他带来了麻烦。
1978年，我在“文革”中获得的荣誉，却成为一种包袱。
一天，支部例会正在召开，突然有人要我说清楚。我一下懵住了，那人说，你在“蜗牛事件”中专门针对过周恩来总理。我跟他解释，因为开始不了解美国的习俗，无心反对谁。但他对我的解释不满意。会后，因为我的“问题”进行调查，但是很多新老干部都为我作证。据说，对我的内调材料堆起来有—人高。
“文革”结束后，我调离电子管八厂，到了电子管七厂彩色显像管车间，担任车间主任。我是一个求上进、追求完美的人，从辉煌到低谷，并不希望自己就此消沉下去。我第一天上任，发誓要全力以赴，将车间管理好。1979年电子管七厂和上海电视一厂合并，我调入上海电视一厂从事电视机制造，在1980～1984年这段时间，我埋头钻研技术，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
1984年，我考取了上海教育学院电子工程系，3年全部脱产学习。1987年毕业后，从事电视机制造理论工作，先后参加编写《彩色电视机》、《电视机修理》、《电视机原理和维修》等书，并被派去上海警备区“军民共育两用人才学校”任教二年，被部队评为优秀教师。
1991年，我重回电视一厂教育科。又是一次党组织生活会议，知识的熏陶、再加上我获得的荣誉，我以为我的人生可以就此走向坦途。正在我发言的时候，有人打断我，将话题转向另外一个方面。我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了。我生气地说了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愤然离开了会议室。
穿越人生的荆棘之路
传说中有这么一只乌，一生只嚼一次。它一直在寻找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歇息下来，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在那荒蛮的枝条间放开歌喉，云雀和夜莺为之黯然失色。
很多人看中了我过硬的技术，劝我离开电视一厂帮助他们工作。我对电视一厂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我谢绝了这些人的好意。但工作之余，我应邀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星期天，我组织退休同事，帮助组建工厂，包括当时的上海青浦显像管厂、上海松江南光灯泡厂以及江阴电视机厂。改革开放后，人的思想在开放的潮流中经受撞击。别人给的报酬，我能欣然接受了因为这毕竟是牺牲了休息时间，靠自己技术换来的劳动报酬。
不过，当初我是不敢让厂里知道的，这样的工作属于“地下工作”，开句玩笑话，也就是偷偷摸摸地去“打野鸭子”。改革开放了，社会包容了，人们创造出了一个词：“星期天工程师”，像我们这样的工作也就由“地下”转为“地上”，变得“阳光”了，合法了。
这时，我有个朋友从日本回来，在南汇周浦镇成立了中日合资金高化工有限公司。他考虑到我在上海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方方面面比较熟悉，对我百般游说，希望我能够走出电视一厂=我经受了几年冷遇，最终决心离开。到金高化工公司后，我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经理。我一直从事电视机和电子管技术，我对化工和冶炼是个门外汉。一段时间后，我和朋友坦言，我无法放弃自己的爱好和追求，请求离开。朋友尊重我，但他劝我自立门户，如果资金不足，他可以帮助我，希望我也不要给别人打工。我接纳了他的建议。
去金高化工公司的选择，背离了我的爱好和专业，我因此在一直思索，我应该从事哪个行业的工作?
人生之路，峰回路转。我遇到了长宁区公安局原三产总经理。他建议我和他们联合做“安防”。“安防”在南方已经比较成熟，有政府支持，这工作和我自己的专业对口，我一下看到了人生的方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94年我们筹备成立安防公司，1995年公司挂牌，主业为楼宇对讲电控防盗门。我有技术功底，做起来得心应手。我从深圳兜了一圈，明白了其中奥秘，多年来研发了钢质电控防盗门、玻璃电控防盗门、UPS电源、数字硬盘和录像机等设备。虽然，这样的技术在现在已经无任何新意，但当时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人生路上有鲜花，但也布满刹棘也许，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最深痫的巨创去换取关锡宏终于走向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而且走得更远……
现在，技术、资金、人力、管理能力……奔司扩张的所有条件可谓一并俱全，勾何还要偏安一隅?我问吴锡宏。
吴锡宏回答我，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行为处事开始低调。在这样的心态下，公司的运作比较保守，基本上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大事情。“‘文革’是一段历史。我的很多生活习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形成的，包括办公室的卫生工作我也是亲历亲为。’文革’使我有了很多感悟，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我们从吴锡宏的故事里，重温和重新感受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也读懂了他的复杂情感采访即将结束，吴锡宏的女儿告诉我，他们即将搬出这栋楼，新的办公室临近虹桥机场的西郊商务区，更直接面对海内外市场。
十年浩劫时期，大批人才失去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吴锡宏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年代，赢得了人生的夺目光彩。
就在改革开放50周年之际，我踯躅在上海江苏路和长宁路一带，寻找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终于发现了一栋非常低调、几乎被人忽略的商住两用楼，轻轻地叩响了大门。
如此一个传奇人物，却藏在闹市深处。这让我有点大惑不解。然而，随着他对往事的回忆，我渐渐明白了。
从风情万种的南非说起
2008年10月13日，上海展览馆内的南非国家展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VILS液晶拼屏展示的南非色彩斑斓的风土人情，吸引了许多人驻足。液晶拼屏的提供商——昊锡宏，此刻心潮澎湃。
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南非还是在1991年。当时，我在电视一厂工作，南非一家电器公司希望引进中国生产的黑白电视机。我的一个朋友正好在南非工作。1991年，南非和中国还没有建交，这个朋友从香港绕道来上海找我，希望从中国出口电视机到南非。一我向厂领导汇报后，同意了。但他们觉得南非是个小国，出口量不会很多。南非法律规定，整台电视机进口，要加150％关税。如果以零部件形式进口，只需增收30％进口关税。我们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即拆除电视机电源喇叭部分，这样就可以以SKD形式出口。上海叫得响的电视机牌子有金星、飞跃和凯歌，金星就是我们厂生产的。想不到，金星电视机一到南非，市场就被打开了。销量甚至超过了飞利浦。南非成了我们电视一厂的出口大户。这家南非公司老板赚得盆溢钵满，非常感谢我，他和我成了好朋友。
1998年，中国和南非建交，我受朋友之邀，第一次去南非。南非就像一个万花筒，囊括了西方社会与非洲大陆的万种风情。凡是你在想像中要得到的，这里几乎都有，你没有想像到的，这里也有。原始时代的辽阔荒野，蓝得透明的天空，保持了完全自然风貌的荒凉海滩，夹在山脉和海洋之间延绵数百公里的花园大道……一到南非，我就被绚丽的美景迷住了。
南非的治安情况不太好，我更是一眼看准了这个安防设备的潜在市场。10年下来，南非市场的蛋糕越来越大，公司更是越盘越活。
57个日日夜夜
吴锡宏没有想到，十几年前，南非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相隔万里重洋，而今天自己竟能在南非将生意做得如此红火。
回想几十年前，吴锡宏在工业中学读机修课程，因为个子不高，在机修车间学习车、钳、铇时，要摆一个小凳子才能爬上操作台。自己家也没有什么经商的传统、但今天自己却纵横于商海。
关锡宏以前家里有个暗室，他喜欢将每个故事记录成像。翻开发黄的照片，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慢慢在我面前呈现。
我于1947年10月出生在上海，祖籍是江苏无锡。1964年中学毕业后，我进入上海电珠五厂(后改名为电子管八厂)，从事机械设计制造。常言道，书到用时方恨少。参加工作后，我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太浅，因此去夜校继续攻读机械专业。1967年正处于“文革”时期。夜校停课，我的学习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
我热衷于技术研究，特别是对于半极管，更加潜心。我在技术方面的成绩得到了全厂职工和上级领导的肯定，很快被提拔为主管生产、技术的厂级领导。
1968年9月25日，我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一名代表，去北京参加建国19周年国庆观礼，10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还被邀请到中南海周总理家里做客。因为我和毛主席握过手，回到上海，大家都要来握一握我的手，这些难忘的情景—直激励着我的一生。60年代末，我国开始研制显像管。上海电珠五厂隶属上海轻工业局，是局系统比较先进的生产单位，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基本没有停产过。我们原来研制的照相闪光灯、汽车灯等产品，属电真空范畴。根据计划，市里要求试制9时显像管。上海轻工业局将任务布置到我们厂，因为我是负责生产、技术的厂级领导，所以厂领导将任务交给了我。
但其实，我从事的工作和研制显像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心里没有底。但我还是接下了“军令状”。下班后，我跑遍了上海的电器旧货市场，买回了一台14时黑白电视机，取出里面的显像管，那是前苏联研制的产品，我对着它琢磨了多天。随后，我又去做市场调查，去图书馆翻阅资料，然后整理了一份报告，就显像管研制的具体问题向上级作了详细的报告和说明。
我国研制显像管的工厂只有一家，叫红光电子管厂，是部属军工企业(773厂)。彼时适逢新中国建立20年，我国的工业技术实力并不强大，如果凭我们的技术力量闭门造车，那是很难研制技术先进的显像管的，因此，厂里决定派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去红光电子管厂考察。
“政审”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有点陌生，像我们这些改革开放以前的成年人都知道“政审”是怎么回事。红光电子厂管是一家军工企业，我们去那里考察，“政审”更加严格，每个人都要经过“三堂会审”，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到个人表现，都要用政治的眼光过滤一遍，档案中哪怕有—点所谓的“政治问题”，即便技术能力再强，业务水平再高，也是不能放行的。我们的“政审”材料从工厂到市里，再从上海发到北京四机部，四机部审完后又发给红光电子管厂审查，全部通过后我们总算可以去红光电子管厂了。
1969年底，我们从上海乘火车赶往成都，在火车上度过了1970年元旦。到了红光厂，我们惊讶的程度无异于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是我生平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一家工厂，它是前苏联援助的143个项目之一的军工企业，火车在厂里面也可以开来开去。想起肩负的使命，我非常兴奋，自豪感油然而生。
根据技术特长，我们三人被分到化工部、玻璃加工和机械设备部。我自然去了机械设备部。来红光厂考察前，上海的有关领导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完全依靠模仿，要创新。
经过20多天调研，我们基本形成了9时显像管的研制思路。回到上海，开始着手设计，制造、试制，3天3夜没有休息是家常便饭。57天夜以继日的奋战，使我们终于试制出了全国第一只家用电视显像管。
从辉煌到低谷
显像管试制成功，震动了上海市领导，震动了大江南北。1970年3月2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发表《草窝里飞出金凤凰》一文。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造出争气管，气死帝修反”。带有“文革”时期浓厚语言特色的这篇报道，尽管现在我们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在那时却给吴锡宏带来了荣光。任何人面对类似的荣誉，都会难抑心中的激动。吴锡宏娓娓道来，说出了那一代人的质朴、真诚和无私。
其实，这样的荣誉并不完全属于我们3个人，我们的背后有无数智囊团的辛勤付出。我们始终认为这是集体的荣誉。 虽然此时是“文革”，但我们之间仍然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我们在红光电子管厂考察时，红光人给我们提供了技术指导，甚至连14时显像管的核心技术保密文档对我们也毫无保留。
上海汇集了各方人才，帮我们出谋划策共同研发，包括上海复旦大学、上海科大、上海工业大学、上海机电学校共10多位全国顶级的专家，还有刚刚逝世的复旦大学原校长、无锡籍电真空物理学家华中一。
没有奖金，没有耀眼的勋章，我们别无所图。晚上，加班太晚，能够吃点菜泡饭，已经是相当满足了。我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听毛主席话，跟党走。
9时黑白显像管试制成功后，全国成立了彩色电视会战组。这时，市里下达了第二套显像管研发任务，研制彩色显像管。后来，我们又成功地试制出了全国第一只单枪单束19时彩色显像管。1971年，我调到上海市轻工业局技术处工作，负责显像管玻壳S-2料试制配方工作，并负责12时黑白显像管的电子枪设计。1972年我到复旦大学进修显像管制造专业，师从华中一。一年后回到轻工业局技术处，继续负责显像管制造技术工作。我因为是技术出身，不很习惯在机关工作，于是就打报告，要求回厂里工作。我的申请得到了同意，我回到了电子管八厂，担任一把手。
1972年夏，国务院召开第四届电影电视工作会议，四机部建议从发达国家引进一条彩管生产线，缩短我国普及彩电的时间。197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四机部组织了“中国彩色电视工业考察团”。受美国无线电公司邀请，由周恩来总理批准，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四机部派遣赴美考察团。在美参观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十多个工厂和研究所，以及西屋公司、康宁公司的几家工厂，回国之前，正值美国圣诞节，美国康宁公司向代表团赠送圣诞礼品“玻璃蜗牛”。
不料，事后国内竟有人指责这是美国人在污辱我们的行动迟缓。开始，我也不能理解康宁公司为什么要送我们“玻璃蜗牛”，因为以我们的传统思维看，蜗牛确实意味着行动迟缓。因此，在讨论的时候，我也发表了对康宁公司的不满。后来，周总理跟我们解释，在美国蜗牛象征“幸福”、“吉祥”，我才恍然大悟，风波暂时平息了。
但是，我国中止了对外合同的签署，造成了至少五千万美元的损失，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彩色显像管项目的引进工作就此中断了。“蜗牛事件”后，技术没有新的突破。
言谈及此，吴锡宏扼腕叹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了解到，舆论的结束，并不意味“蜗牛事件”的平息，反而给他带来了麻烦。
1978年，我在“文革”中获得的荣誉，却成为一种包袱。
一天，支部例会正在召开，突然有人要我说清楚。我一下懵住了，那人说，你在“蜗牛事件”中专门针对过周恩来总理。我跟他解释，因为开始不了解美国的习俗，无心反对谁。但他对我的解释不满意。会后，因为我的“问题”进行调查，但是很多新老干部都为我作证。据说，对我的内调材料堆起来有—人高。
“文革”结束后，我调离电子管八厂，到了电子管七厂彩色显像管车间，担任车间主任。我是一个求上进、追求完美的人，从辉煌到低谷，并不希望自己就此消沉下去。我第一天上任，发誓要全力以赴，将车间管理好。1979年电子管七厂和上海电视一厂合并，我调入上海电视一厂从事电视机制造，在1980～1984年这段时间，我埋头钻研技术，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
1984年，我考取了上海教育学院电子工程系，3年全部脱产学习。1987年毕业后，从事电视机制造理论工作，先后参加编写《彩色电视机》、《电视机修理》、《电视机原理和维修》等书，并被派去上海警备区“军民共育两用人才学校”任教二年，被部队评为优秀教师。
1991年，我重回电视一厂教育科。又是一次党组织生活会议，知识的熏陶、再加上我获得的荣誉，我以为我的人生可以就此走向坦途。正在我发言的时候，有人打断我，将话题转向另外一个方面。我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了。我生气地说了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愤然离开了会议室。
穿越人生的荆棘之路
传说中有这么一只乌，一生只嚼一次。它一直在寻找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歇息下来，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在那荒蛮的枝条间放开歌喉，云雀和夜莺为之黯然失色。
很多人看中了我过硬的技术，劝我离开电视一厂帮助他们工作。我对电视一厂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我谢绝了这些人的好意。但工作之余，我应邀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星期天，我组织退休同事，帮助组建工厂，包括当时的上海青浦显像管厂、上海松江南光灯泡厂以及江阴电视机厂。改革开放后，人的思想在开放的潮流中经受撞击。别人给的报酬，我能欣然接受了因为这毕竟是牺牲了休息时间，靠自己技术换来的劳动报酬。
不过，当初我是不敢让厂里知道的，这样的工作属于“地下工作”，开句玩笑话，也就是偷偷摸摸地去“打野鸭子”。改革开放了，社会包容了，人们创造出了一个词：“星期天工程师”，像我们这样的工作也就由“地下”转为“地上”，变得“阳光”了，合法了。
这时，我有个朋友从日本回来，在南汇周浦镇成立了中日合资金高化工有限公司。他考虑到我在上海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方方面面比较熟悉，对我百般游说，希望我能够走出电视一厂=我经受了几年冷遇，最终决心离开。到金高化工公司后，我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经理。我一直从事电视机和电子管技术，我对化工和冶炼是个门外汉。一段时间后，我和朋友坦言，我无法放弃自己的爱好和追求，请求离开。朋友尊重我，但他劝我自立门户，如果资金不足，他可以帮助我，希望我也不要给别人打工。我接纳了他的建议。
去金高化工公司的选择，背离了我的爱好和专业，我因此在一直思索，我应该从事哪个行业的工作?
人生之路，峰回路转。我遇到了长宁区公安局原三产总经理。他建议我和他们联合做“安防”。“安防”在南方已经比较成熟，有政府支持，这工作和我自己的专业对口，我一下看到了人生的方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94年我们筹备成立安防公司，1995年公司挂牌，主业为楼宇对讲电控防盗门。我有技术功底，做起来得心应手。我从深圳兜了一圈，明白了其中奥秘，多年来研发了钢质电控防盗门、玻璃电控防盗门、UPS电源、数字硬盘和录像机等设备。虽然，这样的技术在现在已经无任何新意，但当时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人生路上有鲜花，但也布满刹棘也许，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最深痫的巨创去换取关锡宏终于走向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而且走得更远……
现在，技术、资金、人力、管理能力……奔司扩张的所有条件可谓一并俱全，勾何还要偏安一隅?我问吴锡宏。
吴锡宏回答我，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行为处事开始低调。在这样的心态下，公司的运作比较保守，基本上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大事情。“‘文革’是一段历史。我的很多生活习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形成的，包括办公室的卫生工作我也是亲历亲为。’文革’使我有了很多感悟，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我们从吴锡宏的故事里，重温和重新感受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也读懂了他的复杂情感采访即将结束，吴锡宏的女儿告诉我，他们即将搬出这栋楼，新的办公室临近虹桥机场的西郊商务区，更直接面对海内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