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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从2004年开始给我讲她的故事的……
尝试生存
“阳光卫视一个月要花1000万，但是下一个1000万又在哪里？”面临倒闭，杨澜不得不卖掉了阳光卫视的股份，“从一个300人的团队，要裁员到只剩100人，就像我的孩子，为什么没有人帮我？”
“当时，我和吴征持有新浪lO%的股票。”吴征要卖掉阳光，增持新浪，而杨澜却要卖掉新浪，拯救阳光。虽然最终还是杨澜胜利了，但于事无补。她说：“我在寒冬里，面前是没有路的大山。政策局限，财务问题，单一频道不能落地。以我个人的力量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舆论也普遍认为这是她“女默多克式传媒帝国”梦想的覆灭。“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人文理想没有失败，相反那是最可贵的东西。”
阳光卫视，这个主打人文纪录片的民营电视台源起于杨澜的一个梦。2000年，吕毅接受杨澜的邀请到上海加入了“阳光卫视”。“那是杨澜和吴征从美国回来买的第一套房，我一个人住。”吕毅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从央视二套做到十套，已跟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汉元做了很多年的纪录片。而拥有《话说长江》等重量级纪录片导演身份的陈汉元，正是杨澜在中国最早的合作者。
“杨澜访谈录”是阳光卫视的核心原创内容。首期嘉宾是王光美。节目组先是找到了珍藏在北京百灵寺友谊博物馆里的一条红宝石项链，又找了知情者回忆王光美出狱时的情景，再到王光美家进行了4个小时对话。“您觉得江青对您有没有这个嫉妒的成分？”杨澜用一个个问题形成了独特的个人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对痛苦的处理方式。当时，王光美的情绪非常淡然，而来访的王光英则说：“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王光英流下泪来，王光美拥抱着哥哥，说：“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王光美把被归还的所有财物，都捐了，只留下母亲过世前，每天放在床头的一个老闹钟。
现任制片人的马敬军告诉我说，那时他正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杨澜访谈录”的开创使当时的中国电视新闻界为之一震。“我太太当时在跑娱乐新闻，‘访谈录’每做一期节目，连她都会去报道，可见社会影响面之广。”
当初，从凤凰台出来的杨澜先因为行业规定，一年不得从事相关工作，她在这段时间里生了个孩子，大着肚子就开办了“阳光卫视”，特首董建华出席了剪彩仪式。
千禧年，“凤凰卫视”崛起，给中国电视台立了一个不一样的草莽电视台的样本。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朱冰在为“杨澜访谈录”撰写10周年文本时，总结道：90年代末期“一个人几条枪”低成本高产出，拉张桌子就干活，谈话节目兴起，凤凰台北京的办事处就在人大附中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杨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回国后，与凤凰卫视合作，两年的“杨澜工作室”为后来的“杨澜访谈录”做了非常好的铺垫。对于这个“不求人，不贷款，乌托邦式的起初时光”，吕毅概括说：“节目再好，国内只有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能播。有一段时间销售到各个小区去卖‘锅’，打擦边球，能收到凤凰就能收到阳光。”
吕毅还说：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让他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个人品牌维护”，“先来一个黑大汉四处乱窜问每一处安全保卫工作；再来一个老头，很细地问我这个光打在哪儿，哪个光要用来强调克林顿的鼻子，以勾勒其男性气概；再来一个娘娘腔举着怀冰可乐说，这是克林顿的专用饮料；最后又来个女强人，给个单子，这些都不能问。”杨澜没有理会，依然照她计划好的用克林顿的个人图书馆选择了莱温斯基自传作为切入点，开始提问。“当时，那个女强人对克林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但克林顿依然潇洒地完成了回答。杨澜说：“我很走幸有这个单纯的角落，做我的心灵港湾。”马敬军说她，“不管什么时候，一提采访就嗨”。
奥运会与三明治
在聊到何振梁的时候，杨澜最先想的是梁丽娟的去世。那副“阿梁莫走远，待我结发来”的挽联犹在眼前，“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之所以和奥运产生关联，就是因为何振梁先生。”
1993年杨澜已在中央电视台任职，“第一次国际奥委会来北京，让我主持天坛欢迎晚会，晚会一结束，何振梁便找到我说：我看你‘正大综艺’主持得很好，要不来参加申奥吧！我说您要是觉得我能帮上忙，那您就尽管吩咐吧。就这样，到申奥代表团去蒙特卡洛的时候，他说让我一起去，还说要是成功了，就要办一个很大的庆功晚会。”
那时的兴奋带着时代的印记，“盲目自信”。连气功大师都给申奥代表团算了，说肯定能成功。结果到了蒙特卡洛才发现，国际舆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西方在表述方式上存在巨大的鸿沟。国外报道中国申办奥运是不惜成本劳民伤财，动不动就要发动群众运动。”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提问尖锐，当时代表团发言人觉得不好回答，居然会说“下来我们单独聊”这种话来应对，一时所有的西方记者哄堂大笑。“张百发的讲话被断章取义，被报道成如果申奥失败中国将抵制奥运。我们中国人就这么不讲理？”
“我们带了很多小礼物。我带了央视的背包，和BBC记者坐隔壁，我就把背包送给他，并对他说句‘多报我们好啊！’第二天人家来给我看。‘澜，幸亏没把我最贵的镜头放在里面。看包都脱线了。”“Made in China”当时是廉价劣质的代名词，这给了杨澜很大的刺激。
正是这个刺激，让杨澜决心辞职，赴美留学。“那时候自费赴美留学还很难，我要先干几件事，把户口注销了，到教育部把罚款交了，因为我入职还没满五年。然而拿不拿得到签证还不知道。”
杨澜曾采访过许多政治人物，她曾感慨道：“你就像是一个三明治，不容易，永远在两个话语体系里挣扎。”无论是哪个国家解决外交争端的人，一听到她的这个“三明治”的比喻，马上就会两眼放光，说：“你懂！”
商业社会与网络时代
成功的商业人物是新的社会偶像，杨澜尝说：“今天做商业人物在这个时代很有价值，因为他们的创造力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新的呼吸空间。” “这15年是中国进入商业社会发展最快的15年。家电行业最早起步，随后是住房制度改革，大家换了家电又要换房子。王石、任志强、王健林都有一点官方背景，又都当过兵，所以他们无论是与政府的关系，还是政策解读，都相当得心应手。到了新世纪互联网时代，技术壁垒被打破，中国市场太大，张朝阳、马云、马化腾都纷纷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
2013年，张朝阳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他那时都已经快抑郁了，回国之初，他受到的尊重和爱戴比摇滚明星还多。他在上面演讲，马化腾在下面听。他说自己表面谦和，内心特别做慢。他本来是不排斥婚姻的，但回国后发现，不走入婚姻也不影响他的生活。“坐私人飞机去巴黎喝咖啡，约俊男美女去三亚打排球。”后来发展到“跟男的，不谈事不说话，跟女的，不漂亮不说话”。他后来去美国看心理医生，又开始修行。在被李彦宏超越后，他本来特别不忿，后来就想开了：“互联网是一代一代推动的，我就是最原始的那一拨。”互联网的超越近乎一夕之间。“外国投资人不信中国人能做互联网。吃着饭呢，都能被拿下，上市特别难，只好什么挣钱做什么，不专注于技术创新，特别悲催。”
中国人的财富观、价值观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王石一开始以登山狂人的姿态出现，“想把一些东西磨下去”。后来王石到国外念书，语言不通，和比他女儿还小的同学上课做游戏，“假装不在乎”，挨个讲座去听。杨澜问他：“你听懂了多少？”王石说确实听不懂，还得找博士做陪读。他去美国之前，看到秘书在学英语，就说：“干吗？我不带你去。”他要的是中世纪苦行僧式的修炼。
按照30年一代人的算法，15年的访谈录涵盖的还只是中国第一批商业精英，他们还会有十几年发展空间。在杨澜的采访中，这些人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真诚。
希望与现实
阳光卫视股份出卖后，“杨澜访谈录”的播出一开始在东方卫视，2013年转到了北京卫视。时段也从一开始的晚上21点变成了现在的每周六中午13点和周二23点40分。“电视访谈已经过了黄金期。”马敬军说。“最近两年做娱乐明星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当然是为了迎合受众，而我们希望的却是引领。但做外语类嘉宾的收视率还不到平均收视率的一半。”对于外国政要，电视台的意见总是保留的，“可以做，但不是特别想要”。
一方面杨澜希望做有国际影响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收视率又是每一家卫视的硬指标。2009年，马敬军开始为节目拉广告。“商业压力越来越大，客户对节目本身有要求。大企业有第三方评估公司。追求品相和高端，我们没有广告公司，就是自己的商务团队来做。”节目这几年只好用折中的办法，做几期高收视的娱乐人物，塞一期低收视的外语、经济类人物。尽管杨澜的个人品牌与资源作用，仍然能使访谈录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以市场标准来看，这个节目也仅仅就是维持。“现在很多人愿意接受节目，是因为杨澜的光环效应。”
王菲和李亚鹏唯一一次在节目中共同亮相就是在杨澜的节目中，王菲不仅很会聊天，还很可爱。得知李嫣可能先天不足，医生询问父母意见时，李亚鹏问王菲：“要吗？”王菲反问：“你还想不要啊？”这个小对话里的火花，至今仍是王菲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话本身过时了吗？这是最原始的交流形态，杨澜说问问题是“短兵相接”，自有魅力。
作为公众人物排行榜前列的杨澜总是被推到意见领袖的地位上，也招黑。“现在每个人都有话语权，我入行25年了，还能得到这样的关注也不容易。”《好孩子》是杨澜曾经发表的诗歌，她用“古书里的一片羽毛”、“抽屉里的甲虫”来形容再乖的孩子也渴望自己的世界。“出体制，换自由。也交学费，付出代价。”她采访的国内政治人物不多，原因是：“我不是官方媒体，没有义务配合。”
她最近一次采访杨振宁，旁边坐着杨太太翁帆。“百年后，你希望翁帆再婚吗？”杨澜问。杨振宁说：“我会对她说你要追求你自己的幸福。但我心里永远只有+声音：不！不要！”杨澜心里忍不住：“他是一个男人啊！有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真实感情。”杨澜在网络世界里常常是心灵鸡汤的口述者，她自己看着都笑。“我最大的满足就是一年带着父母和全家出国度假两次，一般人还达不到吧。”
张宁据《三联生活周刊》
葛维樱/文 整理
尝试生存
“阳光卫视一个月要花1000万，但是下一个1000万又在哪里？”面临倒闭，杨澜不得不卖掉了阳光卫视的股份，“从一个300人的团队，要裁员到只剩100人，就像我的孩子，为什么没有人帮我？”
“当时，我和吴征持有新浪lO%的股票。”吴征要卖掉阳光，增持新浪，而杨澜却要卖掉新浪，拯救阳光。虽然最终还是杨澜胜利了，但于事无补。她说：“我在寒冬里，面前是没有路的大山。政策局限，财务问题，单一频道不能落地。以我个人的力量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舆论也普遍认为这是她“女默多克式传媒帝国”梦想的覆灭。“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人文理想没有失败，相反那是最可贵的东西。”
阳光卫视，这个主打人文纪录片的民营电视台源起于杨澜的一个梦。2000年，吕毅接受杨澜的邀请到上海加入了“阳光卫视”。“那是杨澜和吴征从美国回来买的第一套房，我一个人住。”吕毅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从央视二套做到十套，已跟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汉元做了很多年的纪录片。而拥有《话说长江》等重量级纪录片导演身份的陈汉元，正是杨澜在中国最早的合作者。
“杨澜访谈录”是阳光卫视的核心原创内容。首期嘉宾是王光美。节目组先是找到了珍藏在北京百灵寺友谊博物馆里的一条红宝石项链，又找了知情者回忆王光美出狱时的情景，再到王光美家进行了4个小时对话。“您觉得江青对您有没有这个嫉妒的成分？”杨澜用一个个问题形成了独特的个人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对痛苦的处理方式。当时，王光美的情绪非常淡然，而来访的王光英则说：“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王光英流下泪来，王光美拥抱着哥哥，说：“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王光美把被归还的所有财物，都捐了，只留下母亲过世前，每天放在床头的一个老闹钟。
现任制片人的马敬军告诉我说，那时他正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杨澜访谈录”的开创使当时的中国电视新闻界为之一震。“我太太当时在跑娱乐新闻，‘访谈录’每做一期节目，连她都会去报道，可见社会影响面之广。”
当初，从凤凰台出来的杨澜先因为行业规定，一年不得从事相关工作，她在这段时间里生了个孩子，大着肚子就开办了“阳光卫视”，特首董建华出席了剪彩仪式。
千禧年，“凤凰卫视”崛起，给中国电视台立了一个不一样的草莽电视台的样本。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朱冰在为“杨澜访谈录”撰写10周年文本时，总结道：90年代末期“一个人几条枪”低成本高产出，拉张桌子就干活，谈话节目兴起，凤凰台北京的办事处就在人大附中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杨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回国后，与凤凰卫视合作，两年的“杨澜工作室”为后来的“杨澜访谈录”做了非常好的铺垫。对于这个“不求人，不贷款，乌托邦式的起初时光”，吕毅概括说：“节目再好，国内只有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能播。有一段时间销售到各个小区去卖‘锅’，打擦边球，能收到凤凰就能收到阳光。”
吕毅还说：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让他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个人品牌维护”，“先来一个黑大汉四处乱窜问每一处安全保卫工作；再来一个老头，很细地问我这个光打在哪儿，哪个光要用来强调克林顿的鼻子，以勾勒其男性气概；再来一个娘娘腔举着怀冰可乐说，这是克林顿的专用饮料；最后又来个女强人，给个单子，这些都不能问。”杨澜没有理会，依然照她计划好的用克林顿的个人图书馆选择了莱温斯基自传作为切入点，开始提问。“当时，那个女强人对克林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但克林顿依然潇洒地完成了回答。杨澜说：“我很走幸有这个单纯的角落，做我的心灵港湾。”马敬军说她，“不管什么时候，一提采访就嗨”。
奥运会与三明治
在聊到何振梁的时候，杨澜最先想的是梁丽娟的去世。那副“阿梁莫走远，待我结发来”的挽联犹在眼前，“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之所以和奥运产生关联，就是因为何振梁先生。”
1993年杨澜已在中央电视台任职，“第一次国际奥委会来北京，让我主持天坛欢迎晚会，晚会一结束，何振梁便找到我说：我看你‘正大综艺’主持得很好，要不来参加申奥吧！我说您要是觉得我能帮上忙，那您就尽管吩咐吧。就这样，到申奥代表团去蒙特卡洛的时候，他说让我一起去，还说要是成功了，就要办一个很大的庆功晚会。”
那时的兴奋带着时代的印记，“盲目自信”。连气功大师都给申奥代表团算了，说肯定能成功。结果到了蒙特卡洛才发现，国际舆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西方在表述方式上存在巨大的鸿沟。国外报道中国申办奥运是不惜成本劳民伤财，动不动就要发动群众运动。”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提问尖锐，当时代表团发言人觉得不好回答，居然会说“下来我们单独聊”这种话来应对，一时所有的西方记者哄堂大笑。“张百发的讲话被断章取义，被报道成如果申奥失败中国将抵制奥运。我们中国人就这么不讲理？”
“我们带了很多小礼物。我带了央视的背包，和BBC记者坐隔壁，我就把背包送给他，并对他说句‘多报我们好啊！’第二天人家来给我看。‘澜，幸亏没把我最贵的镜头放在里面。看包都脱线了。”“Made in China”当时是廉价劣质的代名词，这给了杨澜很大的刺激。
正是这个刺激，让杨澜决心辞职，赴美留学。“那时候自费赴美留学还很难，我要先干几件事，把户口注销了，到教育部把罚款交了，因为我入职还没满五年。然而拿不拿得到签证还不知道。”
杨澜曾采访过许多政治人物，她曾感慨道：“你就像是一个三明治，不容易，永远在两个话语体系里挣扎。”无论是哪个国家解决外交争端的人，一听到她的这个“三明治”的比喻，马上就会两眼放光，说：“你懂！”
商业社会与网络时代
成功的商业人物是新的社会偶像，杨澜尝说：“今天做商业人物在这个时代很有价值，因为他们的创造力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新的呼吸空间。” “这15年是中国进入商业社会发展最快的15年。家电行业最早起步，随后是住房制度改革，大家换了家电又要换房子。王石、任志强、王健林都有一点官方背景，又都当过兵，所以他们无论是与政府的关系，还是政策解读，都相当得心应手。到了新世纪互联网时代，技术壁垒被打破，中国市场太大，张朝阳、马云、马化腾都纷纷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
2013年，张朝阳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他那时都已经快抑郁了，回国之初，他受到的尊重和爱戴比摇滚明星还多。他在上面演讲，马化腾在下面听。他说自己表面谦和，内心特别做慢。他本来是不排斥婚姻的，但回国后发现，不走入婚姻也不影响他的生活。“坐私人飞机去巴黎喝咖啡，约俊男美女去三亚打排球。”后来发展到“跟男的，不谈事不说话，跟女的，不漂亮不说话”。他后来去美国看心理医生，又开始修行。在被李彦宏超越后，他本来特别不忿，后来就想开了：“互联网是一代一代推动的，我就是最原始的那一拨。”互联网的超越近乎一夕之间。“外国投资人不信中国人能做互联网。吃着饭呢，都能被拿下，上市特别难，只好什么挣钱做什么，不专注于技术创新，特别悲催。”
中国人的财富观、价值观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王石一开始以登山狂人的姿态出现，“想把一些东西磨下去”。后来王石到国外念书，语言不通，和比他女儿还小的同学上课做游戏，“假装不在乎”，挨个讲座去听。杨澜问他：“你听懂了多少？”王石说确实听不懂，还得找博士做陪读。他去美国之前，看到秘书在学英语，就说：“干吗？我不带你去。”他要的是中世纪苦行僧式的修炼。
按照30年一代人的算法，15年的访谈录涵盖的还只是中国第一批商业精英，他们还会有十几年发展空间。在杨澜的采访中，这些人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真诚。
希望与现实
阳光卫视股份出卖后，“杨澜访谈录”的播出一开始在东方卫视，2013年转到了北京卫视。时段也从一开始的晚上21点变成了现在的每周六中午13点和周二23点40分。“电视访谈已经过了黄金期。”马敬军说。“最近两年做娱乐明星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当然是为了迎合受众，而我们希望的却是引领。但做外语类嘉宾的收视率还不到平均收视率的一半。”对于外国政要，电视台的意见总是保留的，“可以做，但不是特别想要”。
一方面杨澜希望做有国际影响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收视率又是每一家卫视的硬指标。2009年，马敬军开始为节目拉广告。“商业压力越来越大，客户对节目本身有要求。大企业有第三方评估公司。追求品相和高端，我们没有广告公司，就是自己的商务团队来做。”节目这几年只好用折中的办法，做几期高收视的娱乐人物，塞一期低收视的外语、经济类人物。尽管杨澜的个人品牌与资源作用，仍然能使访谈录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以市场标准来看，这个节目也仅仅就是维持。“现在很多人愿意接受节目，是因为杨澜的光环效应。”
王菲和李亚鹏唯一一次在节目中共同亮相就是在杨澜的节目中，王菲不仅很会聊天，还很可爱。得知李嫣可能先天不足，医生询问父母意见时，李亚鹏问王菲：“要吗？”王菲反问：“你还想不要啊？”这个小对话里的火花，至今仍是王菲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话本身过时了吗？这是最原始的交流形态，杨澜说问问题是“短兵相接”，自有魅力。
作为公众人物排行榜前列的杨澜总是被推到意见领袖的地位上，也招黑。“现在每个人都有话语权，我入行25年了，还能得到这样的关注也不容易。”《好孩子》是杨澜曾经发表的诗歌，她用“古书里的一片羽毛”、“抽屉里的甲虫”来形容再乖的孩子也渴望自己的世界。“出体制，换自由。也交学费，付出代价。”她采访的国内政治人物不多，原因是：“我不是官方媒体，没有义务配合。”
她最近一次采访杨振宁，旁边坐着杨太太翁帆。“百年后，你希望翁帆再婚吗？”杨澜问。杨振宁说：“我会对她说你要追求你自己的幸福。但我心里永远只有+声音：不！不要！”杨澜心里忍不住：“他是一个男人啊！有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真实感情。”杨澜在网络世界里常常是心灵鸡汤的口述者，她自己看着都笑。“我最大的满足就是一年带着父母和全家出国度假两次，一般人还达不到吧。”
张宁据《三联生活周刊》
葛维樱/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