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的办公室位于香港新政府大楼西翼，这座n字型大厦外观颇似北京的“大裤衩”，但寓意据说代表着政府对市民“门常开”。楼下没有警卫把守，只有几位职员。随着秘书走到刘的办公室，房门外没有贴“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铭牌。
　　中央政策组成立于1989年，一直为港府研究政策、编撰特首施政报告，被誉为港府的“智囊”，现任首席顾问、社会学教授刘兆佳从1993年起担任中央政府“港事顾问”，参与特区的筹备与建立。他多次呼吁香港应该参与到内地发展中去，包括协助人民币国际化、协助国家改善民生。
　　人物周刊：自回归后，中央对特区的支持是否足够？
　　刘兆佳：一直都有。香港回归后，面临了两大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力挺香港，比如CEPA、自由行、人民币业务、粤港合作等一大堆政策。香港人都认识到两地经济密不可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不断上升，对一国两制越来越有信心。你也见到了，那些以“质疑大陆”做卖点的人都失去了支持。
　　人物周刊：但是最近两地之间矛盾频发。
　　刘兆佳：两地矛盾很多都被媒体夸大了。我们的研究显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愈发密切，这个变化是得到大多数香港人支持的，很多人甚至觉得融合得还不够。香港在国家的发展中受益，并且在帮助国家发展。总体来说，香港主流民意绝不会要求减少两地融合，甚至开倒车。
　　人物周刊：部分人还是有看法？
　　刘兆佳：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支持陆港融合的。但客观来说，两地同胞交往越来越频繁，经济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强度下，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在这个交往过程中获益，两地经济融合，总有一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人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两地之间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卫生习惯、法制观念等存在差异，所以造成了一些摩擦、矛盾。可能这几年发展太快，香港的软硬件配合不了。
　　人物周刊：香港政府应负主要责任？
　　刘兆佳：那又不是。内地经济崛起得太快了，部分人“先富起来”富得太快，港府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涌到香港，无论产房还是楼市，都没有准备好。软件不足是指香港人心理上没有准备好面对如此频繁的经济、社会接触。总体来说，两地交流不是无缝的接触。比如一些香港导游和内地游客之间的摩擦、内地学生与本地学生的争议。
　　看这个问题，不要只看到香港不好的一面。不能不承认，港人看内地、内地人看香港都存在一些成见。内地同胞对香港人也有很多误解，觉得香港人有特权，香港人有优越感、傲慢；觉得香港回归后需要靠内地接济。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香港也有人将自己吸收的西方价值观，作为评核内地同胞的准则，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摩擦。但是，从正面角度来说，两地民众之间现在的摩擦，恰恰说明两地之间原本互相隔绝的情况有所改变。
　　人物周刊：港府意识到这种误解了吗？
　　刘兆佳：减少两地之间的误解，我承认香港政府做得少，但内地政府做得也不够。因为以前没人意识到存在这个问题。但现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摆上议事日程了，两地政府对此都有责任。香港政府需要加强市民对内地的了解；同样的，内地政府可能也需要跟内地同胞说清楚，陆港之间不是谁依赖谁的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香港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物周刊：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否成功？
　　刘兆佳：一国两制的新变化是两地之间出现越来越密切的交往，如果两地之间成见太多，显然不利于一国两制的进一步发展。大体上来说是成功的，但问题也不少。所谓成功，是指香港在保有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发展，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同时又不会造成太多麻烦。
　　一国两制要成功，现在不仅仅是香港人支持就可以了，越来越需要国内同胞的支持。几十年前，最开始搞一国两制的时候，内地同胞根本就没有参与，是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一国两制了。现在很多东西的发展都是邓小平当年没预见到的，没想到中国崛起这么快，而香港的角色也不断调整，要发掘新的角色来配合内地的发展。
　　当初制定一国两制的出发点很简单：当时讲两地融合重点在于政治层面，即中央尊重香港高度自治，也预计到了经济上会越来越密切；但就没有想过社会交往会如此紧密，没考虑过自由行、内地学生、人民币离岸中心……“内地对香港开放”是一直有研究的，但是“香港对内地开放”是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过去根本没假设会有这么多，而是希望“在可控情况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