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英）约翰·勒卡雷著
　　董乐山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20世纪以降，尤其是冷战期间，英国可谓是令人瞩目的间谍大国。一方面，英国军情六处大名鼎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并称“世界四大情报机构”;另一方面，不断问世的英国间谍小说叫好又叫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阅读并获得全球读者喜爱。

间谍出身的作家们

　　英国间谍小说能够在占领市场的同时，以艺术的高度赢得文学评论家、文化批评家的青睐和赞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英国间谍小说作家原本就是间谍出身：弗莱明曾担任过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的私人秘书，格林曾供职于英国军情六处，毛姆曾被英国政府遣往瑞士从事间谍工作，勒卡雷年仅18岁便接受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招募，后来又在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任职多年。他们充分了解间谍工作，加之人生阅历丰富、叙事能力高超，既能不可比拟地还原真正的间谍生活，又能深度解读和剖析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争，所以不足为奇的是，他们的作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被莫名地吸引。
　　除上述形而下的原因之外，一个形而上的原因是读者能够从英国间谍小说中窥见英国，尤其是日不落帝国从在全球开枝蔓叶到瓦解期间，英国间谍形象的蜕变、英国情报机构自我定位的变迁。如果说巴肯及其之前时代的“英国间谍”是在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事业效力、心怀帝国主义雄心壮志的冒险家、博物学家，而勒卡雷时代的英国间谍则越来越像一群等着领退休金的奇怪官僚，或者借用勒卡雷的话来讲，更像是上班族，难以让人有心潮澎湃之感，即使有惊涛骇浪，也都隐匿于不动声色的日常工作之中。
　　众所周知，英国间谍小说的全盛时代是在冷战期间，正因如此，纵观英国间谍小说迄今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包括“吉姆”和“乔治·史迈利”在内的众多英国间谍形象中，最早、最频繁被人津津乐道的英国间谍形象是代号007的英国特工詹姆士·邦德——一个温文尔雅、风流倜傥、忠于女王和国家的嬉闹者。然而，鉴于作为邦德创造者的弗莱明年幼时曾见证过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加之其创作明显受到了吉卜林、巴肯等人的影响，弗萊明笔下的作为冷战产物的007，与其说是冷战时代的特工，毋宁说是穿越到冷战年代的19世纪冒险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卡雷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不无戏谑地说道：“弗莱明创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孤单英雄，同时也创造了不喜欢这类角色的‘读者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弗莱明小说的受益者。”

不折不扣的间谍小说作家

　　勒卡雷不愿意人们把自己的作品与邦德系列小说相提并论，或许是他意欲强调自己与弗莱明成长环境的不同——勒卡雷1931年生于英国多塞特郡沿海小镇普尔，成长期间所目睹的是大英帝国的衰败，表征在帝国分崩瓦解这一不可逆进程中，英国情报机构已然从帝国版图扩张的助推器，蜕变为帝国瓦解的缓冲器，疲于应付来自莫斯科的攻势和压力。所以，有批评家指出，受格林式现实主义的影响，勒卡雷小说的一种显在特质就是宿命论般的悲剧感、无力感，或者借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理查德·海尔默斯的话来讲，勒卡雷作品充斥着“玩世不恭，失败主义”，甚至暗示“在这场间谍游戏中，西方其实与东方在道德上别无二致，甚至更阴险狡诈”。正因如此，勒卡雷不但遭到了英国情报机构的抱怨，甚至成为了美国情报机构的“舆情监测”对象。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一如他两次获得英国推理协会颁发的金匕首奖、他塑造的不朽间谍形象乔治·史迈利已然深入人心所证明的，勒卡雷堪称不折不扣的间谍小说作家。早在1963年，勒卡雷已然凭借《柏林谍影》这部格林所谓的“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间谍小说家”，姑且不论之前他在军情五处同事，以约翰·宾厄姆为笔名的小说家克兰莫里斯男爵七世的鼓励和启发下，发表了《召唤死者》和《优质杀手》，前者塑造了一个以宾厄姆为原型的间谍，“惊人的平凡……又矮又胖，性情安静”，机智地战胜了一名东德特工，后者讲述的是一起发生在公立学校的谋杀案，因为聚焦整个阶级制度和校内环境而成为了“一部非常复杂的高级侦探小说”。
　　在其长达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勒卡雷先后发表了以间谍小说为主的25部小说，比如除前文已经提及的之外，还有《荣誉学生》《史迈利的人马》《头号罪犯》《间谍的遗产》《鸽子隧道》等等。它们基于细腻入微的描写、错综复杂的情节安排，成功地勾勒出了当年冷战的现实，通过将西方和苏联间谍描绘成一个充满背叛和个人悲剧的腐朽体系中道德妥协的齿轮，把原本属于通俗或者大众文化范畴的间谍小说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有效地形塑了大众对冷战谍影的认知乃至历史记忆。
　　基于人性都是有缺陷的这一认知，勒卡雷坚持在间谍活动中，道德界限的模糊至关重要，所以，他往往拒绝在自己的小说语境中区分冷战铁幕两侧人物的正反立场，始终近乎平等地观照作为对手出现的“卡拉”和“史迈利”，并不区隔他们谁是正面角色、谁是反面角色。即是说，在勒卡雷眼里，在令人窒息的冷战环境下，情报行动无异于一片模棱两可的污水池，对错近在咫尺，难以判断，而且即使目标明确，要看出手段是否合理也是很难的;间谍们彼此厮杀，彼此对决，彼此加害，但本质上他们却是同一类人。于是，叛逃苏联的双面间谍金·菲尔比并没有被勒卡雷简单化地贴上“叛国者”的标签，《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出现了英国特工在圣诞晚会上齐唱苏联国歌的奇妙场面，见诸《柏林谍影》的英国情报机关的冷酷程度甚至远胜他们的苏东对手。 　　另外，勒卡雷通常让笔下的主角被各方势力环绕，既有莫斯科方面的挑战，也有办公室政治的纠缠，以期完成对当时当地英国社会情态的另类记录，映射面对帝国瓦解时英国人的所思所想。

真实的虚构

　　不难发现，勒卡雷采取的是一種真实的虚构的策略，旨在呈现一个时代的复杂性，而不是某位英雄的传奇冒险。比如，勒卡雷基于克兰莫里斯男爵七世和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院长维维安·格林，设计了乔治·史迈利的形象，而他创作最具自传性的《完美的间谍》的灵感，部分地来自他年少时不完美的父子关系。在《柏林谍影》50周年纪念版的后记中，勒卡雷特意对自己的这种“真实的虚构”进行了说明：“30岁时，我在极度隐秘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于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没有人可以分担我的苦痛。自我的小说出版之日起，我就意识到，现在和将来我都将被打上由间谍变为作家的烙印，而不是像其他同类作家一样，在秘密世界里干过一段日子，再把它写出来。那么，这部小说的优点——或者说它的缺点，怎么评价它取决于你的立场——并不在于它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而在于这一真实事件是完全可信的。”
　　同样不难发现的是，一如勒卡雷坚称史迈利是“我的秘密分享者、我的伙伴”所证明的，支撑这样一种真实的虚构的，是勒卡雷的这样一种信念，即间谍小说必须承担揭示“秘密世界”内幕的责任，抑或说间谍小说家必须“不畏强权，敢于说出真相”。因此，鉴于当下的后冷战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处处是国家机密的时代，成名于冷战期间的勒卡雷对后冷战时代间谍职业行将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
　　他在《史迈利的告别》中说，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冰雪中诞生，每当一个新的联盟形成，每当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当一种原有的状况被悄然瓦解，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理，后冷战时代的勒卡雷关心和担忧的对象，已然从东西方对抗掘进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永恒的园丁》聚焦的是大制药公司的小人物，《夜班经理》讲述的是毒品和军火交易，《挚友》处理的是反恐战争，《田野中奔跑的特工》反映的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后，新一代年轻男女的迷惘。
　　真实的虚构促成了勒卡雷化通俗为艺术，帮助其作品多次占据畅销书榜首，并因此屡屡获奖;此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2020年被授予了奥洛夫·帕尔梅奖（Olof Palme Prize），以表彰其“用文学形式就个体自由和人类基本问题提出了振奋人心的人道主义意见”。另外，2018年，勒卡雷的作品被作为“现代企鹅经典”的一部分发表，他也因此位列“1945年以来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成为了“英国国宝级文学大师”、“无可争议的英国文学巨人”。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借用当下的时髦术语来讲，勒卡雷也可谓是一位了不起的IP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已被搬上银幕和荧屏，比如《柏林谍影》《优质杀手》《夜班经理》《史迈利的人马》《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女鼓手》，甚至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改编自《柏林谍影》的同名电影永远改变了惊悚片的面貌，让《柏林谍影》成为了惊险小说的一块里程碑;而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他近年来还不时在其中的一些影像中客串出境。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