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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出自山东大学王学典、陈峰两位教授，此书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基本线索，从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历史是什么”出发，讲述20世纪新史学与新汉学的三次交替，构成本书主要内容。本书线索分明，框架清晰，对于吾辈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极大帮助。但因笔者学识有限，在阅读过程中对于作者提出的几个“可能”还存在些许疑惑。
第一个“可能”位于该书的185页，谓“20世纪60年代历史主义思潮的勃兴，虽是史观派的内部事务，却可能与史料派有间接关系”。此一问题，王学典先生在其另一本著作《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中已有详尽的分析。作者提出：一部当代中国史学史，可归结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夹史，两者的碰撞与较量，是贯穿新中国史学界的一条基本线索，并进而疏理、描述了史学界的行程。“历史主义”一词本身的涵义里，就有注重史学客观性、重视史料的成分，与史料派的关系不言而喻。作者对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论述，与本书“新史学”与“新汉学”论述非常相似，我们不难理解其间的丝缕关联。
关于第二个“可能”，即“学源上，社会经济史中的吴派学者可能与当年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的经济史研究取向有某种传承关系。这里所指的传承关系，应该主要是指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相似性，主要突显两者对于史观和史料的结合。
提及北平的“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不得不提及其核心人物汤象龙与陶孟和两位教授。陶孟和教授自英国学习社会、经济史归国后，任教于北大。1926年，在美国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的委托和资助下，陶主持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有计划开展中国的社会调查事业。汤象龙教授于1930年从清华大学至北平社会调查所，继续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两年后担任该所经济史组组长。在此期间，汤、陶两位先生基于共同的治学愿望，组织调查所经济史组的治学人员，对清政府的财政经济档案进行了大规模摘录，并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做了系统的整理，主编了第一份中国经济史专业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领导发起了史学研究会，因而被誉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与创始人”。
“吴派学者”则主要指以社会经济史学家吴承明为核心的学术圈子。吴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后转入经济系。“一二·九”运动后转考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可以说，吴之治学思想多少会受到当时北平经济社会史学氛围影响。而后，其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深受克拉克经济学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熏陶。自哥大学成归国后，吴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吴先生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计量史学的杰出代表，且他十分强调社会理论与历史资料的结合。其治学特点与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的治学方法具有一定关联。然是否存在必然的承传关系，作者并未无法根据学者的求学经历和治学思想贸然断定。
另外，作者认为“史学将有可能从此走向没有意识形态重负的自由之路上”。此可谓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高贵梦想”。我们称其为梦想，因为它是每一个治史者都不能放弃的原则，但也是我们很难克服自身局限而一直追寻的目标。因历史的主体“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时代、区域、家族和自身经历致其选择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再现、诠释过去的史学工作者们也会因上述原因无可避免地使其成果带上自身的印记。
我们当然无限追求客观地历史，但若一味强调历史本身的客观性，要求舍弃历史记叙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人”为主体创造和再现的历史便失去了它最重要的价值。纵使未来的社会发展不再需要国家形式，但宗教、文化、习俗等思想和行为的区别难以磨灭。人类思想意识的差异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根源，我们最求相对客观、真是的历史，亦无法抹去史学差异性的存在。
注释：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参考：《中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王志华：《历史叙述——从客观性到合理性》，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17-30页；
参考文献：
[1]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2）.
[2]李伯重.一步探讨百年史学变迁的开新之作——读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1（2）.
[3]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5][英]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王志华.历史叙述——从客观性到合理性.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第一个“可能”位于该书的185页，谓“20世纪60年代历史主义思潮的勃兴，虽是史观派的内部事务，却可能与史料派有间接关系”。此一问题，王学典先生在其另一本著作《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中已有详尽的分析。作者提出：一部当代中国史学史，可归结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夹史，两者的碰撞与较量，是贯穿新中国史学界的一条基本线索，并进而疏理、描述了史学界的行程。“历史主义”一词本身的涵义里，就有注重史学客观性、重视史料的成分，与史料派的关系不言而喻。作者对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论述，与本书“新史学”与“新汉学”论述非常相似，我们不难理解其间的丝缕关联。
关于第二个“可能”，即“学源上，社会经济史中的吴派学者可能与当年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的经济史研究取向有某种传承关系。这里所指的传承关系，应该主要是指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相似性，主要突显两者对于史观和史料的结合。
提及北平的“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不得不提及其核心人物汤象龙与陶孟和两位教授。陶孟和教授自英国学习社会、经济史归国后，任教于北大。1926年，在美国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的委托和资助下，陶主持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有计划开展中国的社会调查事业。汤象龙教授于1930年从清华大学至北平社会调查所，继续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两年后担任该所经济史组组长。在此期间，汤、陶两位先生基于共同的治学愿望，组织调查所经济史组的治学人员，对清政府的财政经济档案进行了大规模摘录，并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做了系统的整理，主编了第一份中国经济史专业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领导发起了史学研究会，因而被誉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与创始人”。
“吴派学者”则主要指以社会经济史学家吴承明为核心的学术圈子。吴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后转入经济系。“一二·九”运动后转考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可以说，吴之治学思想多少会受到当时北平经济社会史学氛围影响。而后，其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深受克拉克经济学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熏陶。自哥大学成归国后，吴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吴先生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计量史学的杰出代表，且他十分强调社会理论与历史资料的结合。其治学特点与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的治学方法具有一定关联。然是否存在必然的承传关系，作者并未无法根据学者的求学经历和治学思想贸然断定。
另外，作者认为“史学将有可能从此走向没有意识形态重负的自由之路上”。此可谓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高贵梦想”。我们称其为梦想，因为它是每一个治史者都不能放弃的原则，但也是我们很难克服自身局限而一直追寻的目标。因历史的主体“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时代、区域、家族和自身经历致其选择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再现、诠释过去的史学工作者们也会因上述原因无可避免地使其成果带上自身的印记。
我们当然无限追求客观地历史，但若一味强调历史本身的客观性，要求舍弃历史记叙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人”为主体创造和再现的历史便失去了它最重要的价值。纵使未来的社会发展不再需要国家形式，但宗教、文化、习俗等思想和行为的区别难以磨灭。人类思想意识的差异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根源，我们最求相对客观、真是的历史，亦无法抹去史学差异性的存在。
注释：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参考：《中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王志华：《历史叙述——从客观性到合理性》，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17-30页；
参考文献：
[1]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2）.
[2]李伯重.一步探讨百年史学变迁的开新之作——读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1（2）.
[3]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5][英]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王志华.历史叙述——从客观性到合理性.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