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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数件传世“笋江山人”款瓷器和地方志、墓志铭等相关文献的记载为依据，分析了瓷器的风格特点，对其时代和作者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并对德化瓷器中署“山人”款的现象进行了探讨分析。综合以上材料，确定了“笋江山人”款瓷器的制作时代和工匠的身份。
【关键字】德化窑 笋江山人 醇宇 观音
德化窑瓷塑作品在明清时期称冠一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作品上，都钤印有制工匠的姓名，这是德化瓷塑不同于其他窑口瓷器产品的特征之一。然而受时代、认知等局限，这些工匠的生平事迹大都不载于史，无从稽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德化瓷器中，有两件印有“笋江山人”款的瓷塑即属此类情况。两件瓷塑作品分别为东方朔立像和达摩坐像。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款瓷塑的年代和制作者即认识不清，以至于同一款识的两件藏品，一个被定为明代，另一个则被定为清代。近年来，国内外博物馆和拍卖市场中陆续发现了多件“笋江山人”款的瓷塑作品。依据这些作品的风格特点，可以基本判断出这一款识瓷器的制作时代，再结合相关背景资料，则可进一步勾勒出“笋江山人”的大致生平行状。
一、“笋江山人"款瓷器的存世及风格特征
依据现有资料，本文搜录了中外博物馆中收藏的“笋江山人”款瓷器共计十余件，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分别为东方朔立像和达摩坐像。德化窑白釉东方朔像，通高42.6厘米，背面有“笋江山人”四字篆书款。该器物时代定为明代。
故宫博物院所藏分别为东方朔立像，背面有“笋江山人”四字篆书款。
德化窑白釉达摩坐像，底径13×9.5厘米，高28厘米。背后有“笋江山人”四字篆书款。时代定为清代。
福建厦门华侨博物馆藏达摩立像，为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藏品。名称定为“清代达摩像”，其像背后有“笋江山人”四字篆书款。
福建德化县德化陶瓷博物館藏白釉立云观音，通高41.8厘米。时代定为清代。
除了公立博物馆之外，一些私人藏家也可见到数件“笋江山人”款瓷器。如英国学者唐。纳利（P.J.Donnelly）所著的《中国白——福建德化瓷》（Blanc De Chine：Porcelain ofTehua in Fukien）一书中，记录有三件“笋江山人”款瓷器。其中一件为坐岩观音，原为伦敦著名收藏家w.w.winkworth先生旧藏。据书中介绍，此件观音背部有两个款识，分别为“珍宝”和“茴江山人”。因作者为英国人，对于汉字并不熟悉。且“笋江山人”之“笋”字在款识中写为异体的“笱”，与“茴”字形极相似，故而造成了作者的误释。
另外两件为“一件高的直立观音和一件精美的罗汉坐像”。可惜对于这两件作品，书中只展示了其款识并未附带作品图像，亦未能说明其馆藏地点。同样的，作者将此款识误释为“茴江山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苏清河先生有两件藏品，皆为“笋江山人”款观音。其中一件为祥云观音塑像，观音背部有款识二方，分别为圆形“醇宇”篆书印和“笋江山人”款方形篆书印。此件作品曾于2009年，被中国邮政泉州邮政函件局用作己丑年明信片发行。
拍卖会也出现过数件同类藏品。如1981年苏富比香港拍卖图录中收录的一件仇炎之旧藏的罗汉造像，2013年法国Leclere拍卖公司于12月19日拍卖一件祥云观音等等，均为“笋江山人”款。
2014年，马钱特古董公司出版的藏品图录《exhibition ofBlanc de Chine》中，亦收录有3件“笋江山人”款瓷器。分别是，一件披座观音，背部刻有“笋江山人”四字方形篆书款和“醇宇”二字圆形篆书款;一件佛祖立像，背部刻有“笋江山人”四字方形篆书款;一件达摩坐像，背部刻“笋江山人”四字方形篆书款。
其余尚有一些“笋江山人”款瓷器，散见于拍卖公司或私人手中，风格大体相似，限于篇幅，本文不予一一统计。
通过罗列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对于该类器物的认识并不明确。如基本的年代问题，在博物馆藏品中尚有明清之别。而将目前所知的这十余件器物的进行比对研究，至少可以分析出如下问题。
其一，器物造型。这些瓷器的造型以观音和罗汉造像为主，除故宫博物院所藏东方朔塑像为历史人物题材雕塑外，目前尚未见到其他造型的器物。这些神佛塑像的形制，大都坐卧于岩石或站立于海水、祥云之上，这体现了雕塑者的擅长和偏好。一些细节之处可以看到雕塑者的惯用装饰手法，如抹胸处的处理，坐岩的形制等等，在不同的塑像中体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其中抹胸处的雕琢方式颇见功夫，准确塑造了明清时期服饰中常见的着装方式，看似随意，实则精准掌握了这一服饰的特征。而基座的岩石、祥云部分，雕镂尤见功力。寥寥数刀，便将岩石的通透之态，祥云、海浪等翻滚飘忽之势刻画得栩栩如生，刀法精湛。从整体工艺来看，这些作品的雕刻技法和艺术造诣堪称一流，有些精品甚至不逊于名冠海内外的德化瓷塑大师何朝宗。
其二，雕塑方法。这些瓷塑的塑造方式皆为整塑。所谓整塑，即以一木桩为基准，在木桩四周堆贴坯料，修胎成型后，拔去木桩，故塑像底部多呈圆孔状。此种塑造方式多见于明代中后期，在清初时期亦有使用。在清代中晚期之后，德化瓷塑则普遍采用翻模塑造。由此也可判断，这些作品的时代当为明末清初时期，但具体时代则很难确定。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件作品一则定为明代，一则定为清代康熙时期，正是认为这两件作品符合明清易代之际的风格特征。
其三，款识。对于这些器物的款识，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首先披露这类器物的是英国人唐·钠内利所著的《中国白》一书。如前文所述，由于此款识将“笋”字写为异体字“笱”，故而是书将“笋江山人”误释为“茴江山人”。又因唐纳利此书著作年代较早，是西方早期学者研究德化瓷的专著，有一定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即将此款识释读为“茴江山人”，直至2013年法国Leclere拍卖公司所拍的祥云观音，仍在拍卖图录说明中将其款识写为“茴江山人”。随着近年来此类瓷塑的面世，逐步对“笋江山人”的款识进行了确认，在研究领域基本校正了唐纳利的误读。进而查考相关资料，或可推知出这位“笋江山人”的确切身份。 二、关于“笋江山人”
笋江山人，顾名思义是指隐逸于笋江地区的一位“山人”隐士。
笋江，在今福建省泉州市境内。《福建通志》记载，“笋江，在临漳门石塔山下，绍兴问，僧文绘作石桥八十余丈，名石笋桥。”清人杜臻所撰《粤閩巡视纪略》云：“有石卓立如笋，日笋江”，则是明确记载了笋江得名的由来。明代以来，笋江一直作为八闽名胜而广为人知，明代嘉靖时期福建籍著名学者王慎中即作有《游笋江记》一文，曹学俭所编《石仓历代诗选》中亦有《题笋江清泛图》七言绝句诗一首，可见笋江在明代闽中地区文人阶层中颇负盛名。
今日的笋江，仍流经泉州市浮桥镇，是晋江的重要支流。泉州市内有笋江公园、笋江大桥等地名，皆因此江而名。
鉴于笋江在泉州历史上的盛名和重要地位，“笋江”常被用作泉州地区有名望的乡賢之代称。如福建泉州籍进士、在嘉靖“大礼仪”之争中表现果敢的官员史于光，便自号笋江，人称“笋江公”，其文集即名为《笋江集》。
明确了笋江的地理位置和其指代的象征意义，可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查考“笋江山人”的来历。
前文罗列的“笋江山人”作品中，以德化工艺美术大师苏清河、马钱特古董公司、《中国白——福建德化瓷》书中所记w.w.winkworth先生旧藏的三件观音款识最为特殊，都是两个款识署在同一器物之上。
其中，苏清河所藏祥云观音与马钱特公司所藏披座观音，背部款识分别为“醇宇”与“笋江山人”，清楚无疑。而《中国白——福建德化瓷》书中所记原为w.w.winkworth先生旧藏的坐岩观音，其款识被描述为“珍宝”和“茴江山人”。如前所述，“茴江山人”当为“笋江山人”之误自不待言。而“珍宝”款，如书中所言，是与窑工姓名一同出现在器物之上的“赞颂款”，对于确认作者身份并无多少参考价值。这样来看，另外两件器物上出现的“醇宇”款识，则值得重视研究。
1977年，德化县浔中镇浔中村尾糍墘（现德化陶瓷学院附近）出土了一方碑碣，上有千余字的碑文。碑名日“皇清诰封武德将军醇宇孙公暨配诰赠宜人勤顺周氏合葬墓志”，是关于武德将军孙醇宇的墓志铭。这1000多字的铭文，记录了一位名叫孙醇宇的“武德将军”一生行状及家族世系概要。其中，涉及“醇宇”生平的内容主要有：
“（孙）夏瑚，字天咸，别号醇宇，为螺阳鼎族，迨公尊人我瑞公，始乔居桃源。公幼而俶傥，有奇相，甫齿从弟苍雨公下帷，有精许负术者，即以福泽期之。越数载，失怙。……而次君口口口王路恭受覃恩，封公‘武德将军’，如其官;赠母周氏宜人，昭旧德也。……公生天启丁卯年四月廿六日酉时，卒今康熙丁亥年二月初十寅时。……生大夫子八，长士波，太学口口口口口口士澜，戊辰进士，任温州左营游记。……兹以康熙丙申年八月初九未时，合葬公与宜人德邑在坊里黄垅山穴，负坤揖艮兼未丑。”
除却这篇墓志铭，在乾隆年问编修的《福建通志》，同治时期编订的《玉塘孙氏族谱》等地方志材料中，也可发现有关孙醇宇其人的记载，所言与墓志大致相同。如《玉塘孙氏族谱》中记载，孙醇宇祖父名“金州，配徐氏，生二子：一申、三英（殇）。公髻年应试，赘泉郡徐家，因居泉。及殁归葬埕边。子一申卜宅永春，孙夏彝、夏瑚始迁居永春。”又说，孙醇宇名“贵娘，初名兆熙，讳天咸，号醇宇。以子士}阑贵，诰封武德将军。天性孝友，倡建玉塘祖祠，以成兄志。州举乡饮大宾。配周氏，诰赠三品太淑人，生三子：联、周、满;篷氏吴氏生五子：祜、习、陆、甲、捌。封茔合葬德化在坊里黄龙山，穴坐坤向艮兼未丑。”
《福建通志》中记录孙醇宇之子孙士}阑为康熙甲戌科（武）进士，与墓志所记“戊辰”科进士相差六年。而地方志对于人物生卒、经历等涉及年份的记载常有舛误，无关宏旨，可知墓志与地方志所记载的“孙醇宇”当为同一人。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大略推知这位“醇宇”先生的身世：其名孙夏瑚，字天咸，别号醇宇，生于天启丁卯年四月廿六日，即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康熙丁亥年二月初十寅时，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享年81岁。他原籍螺阳（今属福建惠安市），后迁居桃源（今属福建永春县），葬于德化县。
虽然知晓了“醇宇”其人的生平行状，但鉴于德化瓷塑款识的多样性、复杂性，尚不能确定此墓志铭中所记的“孙醇宇”即是这件“醇宇”款观音的制作人。
两款同署一件器物，在德化瓷塑作品中并不鲜见。唐纳利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为：“很显然，当一个款与陶工款共用时，这个款肯定是年号款、窑款或祝福语，它不可能是别的名称。”然而，目前发现的资料却推翻了唐。纳利的说法。如大英博物馆藏的一件德化观音，其背后有葫芦形篆书款“来观”和方形篆款“何朝宗印”两枚印戳。据德化瓷专家徐本章先生对于德化浔中镇后所村何氏家谱的搜寻考证，何朝宗乳名来，字来观。这说明，瓷塑大师何朝宗在印刻作品款识时有将字号、姓名同署一件器物的做法。同样，在德化的私人收藏中，亦有“法源”“唐尧焕印”两款同署一器的现象。其中的“法源”近似人名字、号的称谓，很有可能是唐尧焕的名号。
大英博物馆藏“来观”“何朝宗印”款观音及其款识“法源”“唐尧焕印”，如此落款，与“醇宇”“笋江山人”的署款方式极为类似。虽不能断定两个名款所指为同一人，但至少说明两名款属于同一时期。而明清之际的德化瓷塑，这种署款方式亦颇为常见。通过上述对于“笋江山人”款瓷器的分析可以断定，这些瓷塑的雕塑方式和风格特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这和孙醇宇的生卒时间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孙醇宇原籍螺阳（今属福建惠安市），后迁居桃源（今属福建永春县），葬于德化县。无论螺阳、桃源，还是墓志的出土地德化，在清代行政规划上均属于泉州地区。因此，“醇宇”以泉州人（笋江）自居，以“笋江山人”自称，亦属情理之中。
综上，“醇宇”与“笋江山人”两款同属一件器物之上，即便并非同一人，亦表明两者时代相同，关系密切。鉴于孙醇宇的生卒年是1627-1707年，即天启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因此，“笋江山人”款的器物制作年份应在清代初期，即顺治或康熙时期。 三、晚明山人现象探析
英文著作和图录中对于“笋（茴）江山人”中“山人”一词的翻译，皆译为hermit或recluse，即“隐士”之意。这也是人们对于“山人”的普遍理解。而在孙醇宇生活的晚明清初时期，山人的称谓较之前代有了较大变化，有必要对这一名词的含义作进一步梳理和阐释。
山人一词，出现甚早。《左传。昭公四年》有“山人取之，县人传之”之语，是指掌管山林的官员。南朝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中“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之句，是指隐居在山中之人。这和后来意义上的“山人”意思较为接近。到了唐宋之际，山人则专指有一技之长的人物。如陆游《新裁道帽示帽工》诗中说：“故帽提携二十霜，别裁要作退居装。山人手段虽难及，老子头围未易量”，是将一个制帽的匠人称为山人。此外，从事卜卦、天象、风水、数理甚至盗墓为业的方士，都称为山人。元代之后，山人的含义逐渐扩大，一般是指“山中的隐士”，有与世无争、遁世高人的含义。
在明末之际，山人的称谓则逐渐世俗化乃至泛滥。晚明的编辑家冯梦龙，辑有一首《挂枝儿》小曲，是当时山人的真实写照：
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
这里的山人，只有一顶“方巾”来标榜自己的儒者身份，做的确是厚脸皮打秋风的行径。之后，冯梦龙还引用了一则笑话，表明了“山人”在明末的流行与泛滥：
余又闻一笑话云：有谒选得独民县知县者。一日县公出，独民负之而行。至中途微雨，县公吟曰：“命苦官卑没奈何，纷纷细雨一人驮。”后二句未就。独民请续之云：“口中喝道肩轿抬，手拖板子脚奔波。”县公曰：“到也亏你。”独民遽放县公于地，对之打一恭而言曰：“不敢欺，其实本县的山人也就是小的。”
独民县，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个小民的县城。这位“独民”不仅身为轿夫、衙役和县民，同时还是本县的山人。一个人的小县，也要有个山人。可见山人在明末之泛滥。冯氏最后感叹此类吟歪诗恭维县令的山人是“山不山，人不人”，可谓尖刻之极。
钱希言《戏瑕》卷三《山人高士》云：“词客称山人，文士称山人，征君通儒称山人，喜游子弟称山人，说客辩卿、谋臣策士亦称山人，地形、日者、医、相、讼师亦称山人。”由此可知，到了明末时期，山人并不限于诗人墨客，医卜星术也称山人。换言之，凡以身有特殊技能或知识作为谋生手段者，均可成为山人。
更有甚者，一些坑蒙拐骗之徒，也以山人自居。如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四回，开头即有讽刺诗一首：“一字无闻却戴巾，市朝出入号山人;搬挑口舌媒婆嘴，鞠耸腰臀妾妇身。谬称显略为相识，浪说明公是至亲。药线数茎通执蛰，轻轻骗去许多银。”小说生动刻画了“胁肩馅笑”的童山人的丑态。
对于这些来路不明、行事诡异的山人，朝廷甚为反感。万历时期，皇帝曾有圣谕，严禁山人妖言惑众。谕旨曰：“今后敢有恣肆怠玩及借称山人墨客、医卜星术、变诈之徒，妄言乱政，摇惑人心的，着厂、卫、城捕、辑事衙门不时访拿，具奏，必罪不宥”。可见神宗对山人一类活动耿怀颇深，成为心中隐忧。
然而，万历皇帝的圣谕并未影响人们对于“山人”的追逐和热衷。天启、崇祯年问的实录中仍有多处关于山人的记载，可视为万历年问的延续。
到了清代，“山人”的称谓仍然受人追捧。冯班《钝吟杂录·卷十》：“自鼎革以来，余游北方，士君子好为诗，山人词客，纵横于道路，读书者亦不至饥馁也”。则记录的是清初时期的山人“纵横于道路”的情形。
当然，山人中也并非尽是这些不学无术、鸡鸣狗盗之徒。如人们熟知的明代中后期杰出文学家、史学家、艺坛大家，几乎都自称“山人”。这显然与上文所说的“山人词客”不可同日而语。而这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山人”现象，确是晚明清初时期的真实写照。
身处于明末清初这个“山人”横行的时代，德化瓷塑亦不免带有这种时代特征。现存明末清初时代的德化瓷器中，即有不少带有“山人”字样。如福建博物院藏明代德化窑三足杯，敞口，椭圆，斜壁，底略弧承三乳足。外壁一面刻琴鹤，一面刻草书“但得酒中趣，莫为醒者传”，为李白诗句。”末署“山人”及篆书“石介”方章款。杯通体施乳白釉，釉莹润光亮，足底露白胎，胎体洁白细腻。口径10×14厘米，底径4厘米，高9.8厘米。再如大英博物馆所藏一件观音坐像，背部亦刻有“山人陈伟”款。可见，晚明的德化瓷塑工匠中不乏以“山人”自诩之士。
明确了明末清初之际“山人”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客观看待德化瓷塑中屡屡出现“山人”款识的含义。对于此类署“山人”款识的德化瓷，既要注意到其与一般工匠身份的区别，也不必刻意拔高其文化修养而将其视为文人之作。
四、小结
本文以傳世“醇宇”“笋江山人”款瓷器和地方志、墓志铭等相关文献记载为依据，对“笋江山人”款瓷器的时代和作者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最终确定该款器物的制作年代应为清初顺治至康熙时期。其制作者身份，应介乎工匠与文人之间，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匠人，故而其作品普遍技法精湛、质量上乘，高于一般匠人的瓷塑，其中精品甚至可以媲美德化制瓷名家何朝宗。
在德化瓷塑生产历史上，许多技艺超的雕瓷工匠大都不载于史，籍籍无名。而地方志、族谱等地方文献中，对这些工匠或有零星记载，虽为吉光片羽，但作为德化制瓷历史研究而言，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将这些记载与传世的德化窑器物进行比对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德化瓷塑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涵。
（责任编辑：赵倩）
【关键字】德化窑 笋江山人 醇宇 观音
德化窑瓷塑作品在明清时期称冠一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作品上，都钤印有制工匠的姓名，这是德化瓷塑不同于其他窑口瓷器产品的特征之一。然而受时代、认知等局限，这些工匠的生平事迹大都不载于史，无从稽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德化瓷器中，有两件印有“笋江山人”款的瓷塑即属此类情况。两件瓷塑作品分别为东方朔立像和达摩坐像。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款瓷塑的年代和制作者即认识不清，以至于同一款识的两件藏品，一个被定为明代，另一个则被定为清代。近年来，国内外博物馆和拍卖市场中陆续发现了多件“笋江山人”款的瓷塑作品。依据这些作品的风格特点，可以基本判断出这一款识瓷器的制作时代，再结合相关背景资料，则可进一步勾勒出“笋江山人”的大致生平行状。
一、“笋江山人"款瓷器的存世及风格特征
依据现有资料，本文搜录了中外博物馆中收藏的“笋江山人”款瓷器共计十余件，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分别为东方朔立像和达摩坐像。德化窑白釉东方朔像，通高42.6厘米，背面有“笋江山人”四字篆书款。该器物时代定为明代。
故宫博物院所藏分别为东方朔立像，背面有“笋江山人”四字篆书款。
德化窑白釉达摩坐像，底径13×9.5厘米，高28厘米。背后有“笋江山人”四字篆书款。时代定为清代。
福建厦门华侨博物馆藏达摩立像，为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藏品。名称定为“清代达摩像”，其像背后有“笋江山人”四字篆书款。
福建德化县德化陶瓷博物館藏白釉立云观音，通高41.8厘米。时代定为清代。
除了公立博物馆之外，一些私人藏家也可见到数件“笋江山人”款瓷器。如英国学者唐。纳利（P.J.Donnelly）所著的《中国白——福建德化瓷》（Blanc De Chine：Porcelain ofTehua in Fukien）一书中，记录有三件“笋江山人”款瓷器。其中一件为坐岩观音，原为伦敦著名收藏家w.w.winkworth先生旧藏。据书中介绍，此件观音背部有两个款识，分别为“珍宝”和“茴江山人”。因作者为英国人，对于汉字并不熟悉。且“笋江山人”之“笋”字在款识中写为异体的“笱”，与“茴”字形极相似，故而造成了作者的误释。
另外两件为“一件高的直立观音和一件精美的罗汉坐像”。可惜对于这两件作品，书中只展示了其款识并未附带作品图像，亦未能说明其馆藏地点。同样的，作者将此款识误释为“茴江山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苏清河先生有两件藏品，皆为“笋江山人”款观音。其中一件为祥云观音塑像，观音背部有款识二方，分别为圆形“醇宇”篆书印和“笋江山人”款方形篆书印。此件作品曾于2009年，被中国邮政泉州邮政函件局用作己丑年明信片发行。
拍卖会也出现过数件同类藏品。如1981年苏富比香港拍卖图录中收录的一件仇炎之旧藏的罗汉造像，2013年法国Leclere拍卖公司于12月19日拍卖一件祥云观音等等，均为“笋江山人”款。
2014年，马钱特古董公司出版的藏品图录《exhibition ofBlanc de Chine》中，亦收录有3件“笋江山人”款瓷器。分别是，一件披座观音，背部刻有“笋江山人”四字方形篆书款和“醇宇”二字圆形篆书款;一件佛祖立像，背部刻有“笋江山人”四字方形篆书款;一件达摩坐像，背部刻“笋江山人”四字方形篆书款。
其余尚有一些“笋江山人”款瓷器，散见于拍卖公司或私人手中，风格大体相似，限于篇幅，本文不予一一统计。
通过罗列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对于该类器物的认识并不明确。如基本的年代问题，在博物馆藏品中尚有明清之别。而将目前所知的这十余件器物的进行比对研究，至少可以分析出如下问题。
其一，器物造型。这些瓷器的造型以观音和罗汉造像为主，除故宫博物院所藏东方朔塑像为历史人物题材雕塑外，目前尚未见到其他造型的器物。这些神佛塑像的形制，大都坐卧于岩石或站立于海水、祥云之上，这体现了雕塑者的擅长和偏好。一些细节之处可以看到雕塑者的惯用装饰手法，如抹胸处的处理，坐岩的形制等等，在不同的塑像中体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其中抹胸处的雕琢方式颇见功夫，准确塑造了明清时期服饰中常见的着装方式，看似随意，实则精准掌握了这一服饰的特征。而基座的岩石、祥云部分，雕镂尤见功力。寥寥数刀，便将岩石的通透之态，祥云、海浪等翻滚飘忽之势刻画得栩栩如生，刀法精湛。从整体工艺来看，这些作品的雕刻技法和艺术造诣堪称一流，有些精品甚至不逊于名冠海内外的德化瓷塑大师何朝宗。
其二，雕塑方法。这些瓷塑的塑造方式皆为整塑。所谓整塑，即以一木桩为基准，在木桩四周堆贴坯料，修胎成型后，拔去木桩，故塑像底部多呈圆孔状。此种塑造方式多见于明代中后期，在清初时期亦有使用。在清代中晚期之后，德化瓷塑则普遍采用翻模塑造。由此也可判断，这些作品的时代当为明末清初时期，但具体时代则很难确定。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件作品一则定为明代，一则定为清代康熙时期，正是认为这两件作品符合明清易代之际的风格特征。
其三，款识。对于这些器物的款识，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首先披露这类器物的是英国人唐·钠内利所著的《中国白》一书。如前文所述，由于此款识将“笋”字写为异体字“笱”，故而是书将“笋江山人”误释为“茴江山人”。又因唐纳利此书著作年代较早，是西方早期学者研究德化瓷的专著，有一定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即将此款识释读为“茴江山人”，直至2013年法国Leclere拍卖公司所拍的祥云观音，仍在拍卖图录说明中将其款识写为“茴江山人”。随着近年来此类瓷塑的面世，逐步对“笋江山人”的款识进行了确认，在研究领域基本校正了唐纳利的误读。进而查考相关资料，或可推知出这位“笋江山人”的确切身份。 二、关于“笋江山人”
笋江山人，顾名思义是指隐逸于笋江地区的一位“山人”隐士。
笋江，在今福建省泉州市境内。《福建通志》记载，“笋江，在临漳门石塔山下，绍兴问，僧文绘作石桥八十余丈，名石笋桥。”清人杜臻所撰《粤閩巡视纪略》云：“有石卓立如笋，日笋江”，则是明确记载了笋江得名的由来。明代以来，笋江一直作为八闽名胜而广为人知，明代嘉靖时期福建籍著名学者王慎中即作有《游笋江记》一文，曹学俭所编《石仓历代诗选》中亦有《题笋江清泛图》七言绝句诗一首，可见笋江在明代闽中地区文人阶层中颇负盛名。
今日的笋江，仍流经泉州市浮桥镇，是晋江的重要支流。泉州市内有笋江公园、笋江大桥等地名，皆因此江而名。
鉴于笋江在泉州历史上的盛名和重要地位，“笋江”常被用作泉州地区有名望的乡賢之代称。如福建泉州籍进士、在嘉靖“大礼仪”之争中表现果敢的官员史于光，便自号笋江，人称“笋江公”，其文集即名为《笋江集》。
明确了笋江的地理位置和其指代的象征意义，可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查考“笋江山人”的来历。
前文罗列的“笋江山人”作品中，以德化工艺美术大师苏清河、马钱特古董公司、《中国白——福建德化瓷》书中所记w.w.winkworth先生旧藏的三件观音款识最为特殊，都是两个款识署在同一器物之上。
其中，苏清河所藏祥云观音与马钱特公司所藏披座观音，背部款识分别为“醇宇”与“笋江山人”，清楚无疑。而《中国白——福建德化瓷》书中所记原为w.w.winkworth先生旧藏的坐岩观音，其款识被描述为“珍宝”和“茴江山人”。如前所述，“茴江山人”当为“笋江山人”之误自不待言。而“珍宝”款，如书中所言，是与窑工姓名一同出现在器物之上的“赞颂款”，对于确认作者身份并无多少参考价值。这样来看，另外两件器物上出现的“醇宇”款识，则值得重视研究。
1977年，德化县浔中镇浔中村尾糍墘（现德化陶瓷学院附近）出土了一方碑碣，上有千余字的碑文。碑名日“皇清诰封武德将军醇宇孙公暨配诰赠宜人勤顺周氏合葬墓志”，是关于武德将军孙醇宇的墓志铭。这1000多字的铭文，记录了一位名叫孙醇宇的“武德将军”一生行状及家族世系概要。其中，涉及“醇宇”生平的内容主要有：
“（孙）夏瑚，字天咸，别号醇宇，为螺阳鼎族，迨公尊人我瑞公，始乔居桃源。公幼而俶傥，有奇相，甫齿从弟苍雨公下帷，有精许负术者，即以福泽期之。越数载，失怙。……而次君口口口王路恭受覃恩，封公‘武德将军’，如其官;赠母周氏宜人，昭旧德也。……公生天启丁卯年四月廿六日酉时，卒今康熙丁亥年二月初十寅时。……生大夫子八，长士波，太学口口口口口口士澜，戊辰进士，任温州左营游记。……兹以康熙丙申年八月初九未时，合葬公与宜人德邑在坊里黄垅山穴，负坤揖艮兼未丑。”
除却这篇墓志铭，在乾隆年问编修的《福建通志》，同治时期编订的《玉塘孙氏族谱》等地方志材料中，也可发现有关孙醇宇其人的记载，所言与墓志大致相同。如《玉塘孙氏族谱》中记载，孙醇宇祖父名“金州，配徐氏，生二子：一申、三英（殇）。公髻年应试，赘泉郡徐家，因居泉。及殁归葬埕边。子一申卜宅永春，孙夏彝、夏瑚始迁居永春。”又说，孙醇宇名“贵娘，初名兆熙，讳天咸，号醇宇。以子士}阑贵，诰封武德将军。天性孝友，倡建玉塘祖祠，以成兄志。州举乡饮大宾。配周氏，诰赠三品太淑人，生三子：联、周、满;篷氏吴氏生五子：祜、习、陆、甲、捌。封茔合葬德化在坊里黄龙山，穴坐坤向艮兼未丑。”
《福建通志》中记录孙醇宇之子孙士}阑为康熙甲戌科（武）进士，与墓志所记“戊辰”科进士相差六年。而地方志对于人物生卒、经历等涉及年份的记载常有舛误，无关宏旨，可知墓志与地方志所记载的“孙醇宇”当为同一人。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大略推知这位“醇宇”先生的身世：其名孙夏瑚，字天咸，别号醇宇，生于天启丁卯年四月廿六日，即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康熙丁亥年二月初十寅时，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享年81岁。他原籍螺阳（今属福建惠安市），后迁居桃源（今属福建永春县），葬于德化县。
虽然知晓了“醇宇”其人的生平行状，但鉴于德化瓷塑款识的多样性、复杂性，尚不能确定此墓志铭中所记的“孙醇宇”即是这件“醇宇”款观音的制作人。
两款同署一件器物，在德化瓷塑作品中并不鲜见。唐纳利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为：“很显然，当一个款与陶工款共用时，这个款肯定是年号款、窑款或祝福语，它不可能是别的名称。”然而，目前发现的资料却推翻了唐。纳利的说法。如大英博物馆藏的一件德化观音，其背后有葫芦形篆书款“来观”和方形篆款“何朝宗印”两枚印戳。据德化瓷专家徐本章先生对于德化浔中镇后所村何氏家谱的搜寻考证，何朝宗乳名来，字来观。这说明，瓷塑大师何朝宗在印刻作品款识时有将字号、姓名同署一件器物的做法。同样，在德化的私人收藏中，亦有“法源”“唐尧焕印”两款同署一器的现象。其中的“法源”近似人名字、号的称谓，很有可能是唐尧焕的名号。
大英博物馆藏“来观”“何朝宗印”款观音及其款识“法源”“唐尧焕印”，如此落款，与“醇宇”“笋江山人”的署款方式极为类似。虽不能断定两个名款所指为同一人，但至少说明两名款属于同一时期。而明清之际的德化瓷塑，这种署款方式亦颇为常见。通过上述对于“笋江山人”款瓷器的分析可以断定，这些瓷塑的雕塑方式和风格特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这和孙醇宇的生卒时间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孙醇宇原籍螺阳（今属福建惠安市），后迁居桃源（今属福建永春县），葬于德化县。无论螺阳、桃源，还是墓志的出土地德化，在清代行政规划上均属于泉州地区。因此，“醇宇”以泉州人（笋江）自居，以“笋江山人”自称，亦属情理之中。
综上，“醇宇”与“笋江山人”两款同属一件器物之上，即便并非同一人，亦表明两者时代相同，关系密切。鉴于孙醇宇的生卒年是1627-1707年，即天启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因此，“笋江山人”款的器物制作年份应在清代初期，即顺治或康熙时期。 三、晚明山人现象探析
英文著作和图录中对于“笋（茴）江山人”中“山人”一词的翻译，皆译为hermit或recluse，即“隐士”之意。这也是人们对于“山人”的普遍理解。而在孙醇宇生活的晚明清初时期，山人的称谓较之前代有了较大变化，有必要对这一名词的含义作进一步梳理和阐释。
山人一词，出现甚早。《左传。昭公四年》有“山人取之，县人传之”之语，是指掌管山林的官员。南朝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中“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之句，是指隐居在山中之人。这和后来意义上的“山人”意思较为接近。到了唐宋之际，山人则专指有一技之长的人物。如陆游《新裁道帽示帽工》诗中说：“故帽提携二十霜，别裁要作退居装。山人手段虽难及，老子头围未易量”，是将一个制帽的匠人称为山人。此外，从事卜卦、天象、风水、数理甚至盗墓为业的方士，都称为山人。元代之后，山人的含义逐渐扩大，一般是指“山中的隐士”，有与世无争、遁世高人的含义。
在明末之际，山人的称谓则逐渐世俗化乃至泛滥。晚明的编辑家冯梦龙，辑有一首《挂枝儿》小曲，是当时山人的真实写照：
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
这里的山人，只有一顶“方巾”来标榜自己的儒者身份，做的确是厚脸皮打秋风的行径。之后，冯梦龙还引用了一则笑话，表明了“山人”在明末的流行与泛滥：
余又闻一笑话云：有谒选得独民县知县者。一日县公出，独民负之而行。至中途微雨，县公吟曰：“命苦官卑没奈何，纷纷细雨一人驮。”后二句未就。独民请续之云：“口中喝道肩轿抬，手拖板子脚奔波。”县公曰：“到也亏你。”独民遽放县公于地，对之打一恭而言曰：“不敢欺，其实本县的山人也就是小的。”
独民县，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个小民的县城。这位“独民”不仅身为轿夫、衙役和县民，同时还是本县的山人。一个人的小县，也要有个山人。可见山人在明末之泛滥。冯氏最后感叹此类吟歪诗恭维县令的山人是“山不山，人不人”，可谓尖刻之极。
钱希言《戏瑕》卷三《山人高士》云：“词客称山人，文士称山人，征君通儒称山人，喜游子弟称山人，说客辩卿、谋臣策士亦称山人，地形、日者、医、相、讼师亦称山人。”由此可知，到了明末时期，山人并不限于诗人墨客，医卜星术也称山人。换言之，凡以身有特殊技能或知识作为谋生手段者，均可成为山人。
更有甚者，一些坑蒙拐骗之徒，也以山人自居。如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四回，开头即有讽刺诗一首：“一字无闻却戴巾，市朝出入号山人;搬挑口舌媒婆嘴，鞠耸腰臀妾妇身。谬称显略为相识，浪说明公是至亲。药线数茎通执蛰，轻轻骗去许多银。”小说生动刻画了“胁肩馅笑”的童山人的丑态。
对于这些来路不明、行事诡异的山人，朝廷甚为反感。万历时期，皇帝曾有圣谕，严禁山人妖言惑众。谕旨曰：“今后敢有恣肆怠玩及借称山人墨客、医卜星术、变诈之徒，妄言乱政，摇惑人心的，着厂、卫、城捕、辑事衙门不时访拿，具奏，必罪不宥”。可见神宗对山人一类活动耿怀颇深，成为心中隐忧。
然而，万历皇帝的圣谕并未影响人们对于“山人”的追逐和热衷。天启、崇祯年问的实录中仍有多处关于山人的记载，可视为万历年问的延续。
到了清代，“山人”的称谓仍然受人追捧。冯班《钝吟杂录·卷十》：“自鼎革以来，余游北方，士君子好为诗，山人词客，纵横于道路，读书者亦不至饥馁也”。则记录的是清初时期的山人“纵横于道路”的情形。
当然，山人中也并非尽是这些不学无术、鸡鸣狗盗之徒。如人们熟知的明代中后期杰出文学家、史学家、艺坛大家，几乎都自称“山人”。这显然与上文所说的“山人词客”不可同日而语。而这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山人”现象，确是晚明清初时期的真实写照。
身处于明末清初这个“山人”横行的时代，德化瓷塑亦不免带有这种时代特征。现存明末清初时代的德化瓷器中，即有不少带有“山人”字样。如福建博物院藏明代德化窑三足杯，敞口，椭圆，斜壁，底略弧承三乳足。外壁一面刻琴鹤，一面刻草书“但得酒中趣，莫为醒者传”，为李白诗句。”末署“山人”及篆书“石介”方章款。杯通体施乳白釉，釉莹润光亮，足底露白胎，胎体洁白细腻。口径10×14厘米，底径4厘米，高9.8厘米。再如大英博物馆所藏一件观音坐像，背部亦刻有“山人陈伟”款。可见，晚明的德化瓷塑工匠中不乏以“山人”自诩之士。
明确了明末清初之际“山人”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客观看待德化瓷塑中屡屡出现“山人”款识的含义。对于此类署“山人”款识的德化瓷，既要注意到其与一般工匠身份的区别，也不必刻意拔高其文化修养而将其视为文人之作。
四、小结
本文以傳世“醇宇”“笋江山人”款瓷器和地方志、墓志铭等相关文献记载为依据，对“笋江山人”款瓷器的时代和作者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最终确定该款器物的制作年代应为清初顺治至康熙时期。其制作者身份，应介乎工匠与文人之间，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匠人，故而其作品普遍技法精湛、质量上乘，高于一般匠人的瓷塑，其中精品甚至可以媲美德化制瓷名家何朝宗。
在德化瓷塑生产历史上，许多技艺超的雕瓷工匠大都不载于史，籍籍无名。而地方志、族谱等地方文献中，对这些工匠或有零星记载，虽为吉光片羽，但作为德化制瓷历史研究而言，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将这些记载与传世的德化窑器物进行比对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德化瓷塑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涵。
（责任编辑：赵倩）